产业结构调控的时间机制———种理想的螺旋式时间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产业结构论文,路径论文,机制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2）02—0065—08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控的时间路径考察
1978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难题，这一趋势的演化使我们看到一个较深入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经济的重复性建设上而非技术升级上。这也自然引发了结构性膨胀和萎缩的不良现象。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控的视角出发，保持结构升级和优化时的较小波动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它一方面取得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经验；另一方面它也在着手进行对软着陆前期调控行为的批判，因为第二次软着陆的再次出现毕竞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从软调控的经验看，“软着陆”的出现表明宏观经济调控者的技能在逐渐成熟，同时也表明结构性调控者越来越重视由科学技术升级带来的较高调控质量，但它们仍面临着两方面的经验：一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盲目膨胀与萎缩性投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之间的矛盾，它的具体体现是寻求国民收入分配、三次产业的投资和供给、消费、财政、信贷、资源、外汇的平衡；二是除了总结以上调控手段的如何配套运用外，我们还应从调控的整个过程中出现的反复现象中汲取调控时间上的经验，即：由于意见不统一，导致了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控延缓了两年；1984年冬为实现软着陆提出的“双紧”方针，也因调控战略的几经反复导致了1988 年的膨胀反弹； 1994年的“软着陆”时间延迟了1—1.5年；1999年，GDP 的增长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从8.3％、7.6％、7％到5.8％，全年增长7.1％， 大喜大悲的局面尚记忆犹新。2000年，各季度的GDP增速在8.1％、8.3 ％和8.1％和7.8％之间窄幅波动，全年增长8％。
以上分析还说明了以下两点：其一，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宏观调控决策时出现的问题，有些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二，在制定调控决策时应尽可能地规避简单化矛盾。其中第二点是由不确定性因素引发的，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不确定性和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主观论证和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了时间成本和丧失了调控时机。从我国三次产业对GDP贡献的角度来看，第二、 三产业的技术升级速度较慢，在这方面，我国的确走在了印度、韩国、新加坡、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后面。在我们强调我国基础条件相对较弱的同时，邻国印度软件业的迅猛发展则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反证。随着结构性调控的时间成本的增加，国际市场的准入壁垒也在加厚，它呼唤着每一个努力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同时，还应积极地创新结构性发展模式和结构性调控机制。如果将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或紧缩比喻为蛇首和蛇尾，那么攻其首则尾至，攻其尾则首至，攻其中间则首尾俱至。对此，我们可采取一个组合战术，即：夹其头钳其尾，然后再攻其中间——经济结构的核心——产业结构，这就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贡献，而结构性调控机制的建立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今后的调控过程中，时间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产业结构乃至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通过对结构性调控的重要参量——时间机制的研究，我们将获得两方面的利益：（1 ）将剔除“不愿为整体的调控战略付出‘利益损失的痛苦’”的观点；（2 ）将为剔除“调控时机不成熟、坐失调控良机、调控时间不充分、调控时间过度等现象的发生做出贡献；（3）也将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通货膨胀和紧缩做出贡献。下面，我们将给出产业结构调控的一个重要对策——时间机制对策。
二、时间计量和三个时间机制的细分
时间机制是结构性调控战略能否及时、顺利实现的关键机制之一，是调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参量。确定结构性调控时间的计量，是这一参量的先决条件。随着调控机制的逐渐完善和调控技巧的逐渐成熟以及包括市场机制等关联机制的逐渐规范，同时伴着加入世贸的国家的不断涌入，调控的时间路径也将呈现相对的复杂性和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使时间路径处于动态调整态。而随着全球结构性膨胀的趋势，调控的时间路径也将有被拉长的可能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调控时间路径将不是一个理想的计量时钟。
然而，上述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建立结构性调控的时间机制。这一时间机制可分为‘战略性抉择’、‘战略性监控’和‘战略性修整’3 个时间路径，它们是调控者在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波动中，在充分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实施控制与调节行为的时间反映。从调控过程来看，它们贯彻了整个时间路径的始终；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它们构成了连续性调控行为的一个环节，因此它们具有闭合和发散两种特性。闭合性是指3个时间机制构成了一个调控时间段， 发散性是指这一时间段对下一阶段的调控战略的制定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战略性修整”是本着“绷紧易碎，松弦易调，适中是一切极端调控的中间”的中观思想，是调控过程的间歇期，也是总结和规划下一次调控的、中观层和微观层消化调控思想的以及自身积蓄发展力量的一种时间路径的表象。同时，它们又分割为3个时间路径，即：观察时间、论证时间和决策时间， 分述如下。
（一）第一分路径——结构性观察的时间路径。是制定调控战略过程的思维起点和首要环节，是国家最高调控机构为获取有关产业结构安全和调控全局所需信息而付出的时间成本。这一过程，是调控当局实现正确调控战略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安危、升级和优化的成败以及全局性战略的主动与被动，是结构性波动紊乱的发生到调控者对此取得比较全面的认识的间隔时间，是调控者实施调控战略必经的时间路径。
从调控对象看，一切可能对本国产业结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内和国际动因都是结构性观察的对象。只有通过深入的观察，才能区分结构性利害关系，判明威胁，防患于未然。从时间看，结构性观察是一项不间断的活动，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内部和国别间的结构性矛盾存在，结构性观察就不会终止。换言之，“产业结构可以百年不调整，但不可一日不观察”。从范围看，它涉及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和军事等一切领域，它要求调控者不仅要了解宏观经济、产业结构、社会等各种现象，而且要密切注视各产业结构链下的各产业公司集团的战略企图。结构性观察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任务及其对各种信息的需求程度而确定的。就制定战略的一般需求而言，结构性观察的主要任务是：查明国内和各关联国家的结构性竞争实力与结构性侵略的潜力、对外政策与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战略部署和技术储备、调控思想与调控方法、结构性资源与调控者素质，以及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一切与国家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以及与结构性竞争全局的关联参量。随着中国的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朗，对竞争国的结构性战略部署将被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结构性观察的手段日益发展和丰富，运用也更加灵活和广泛。对内，可以建立各产业结构链（农业、制造业、信息产业等）的信息平台，以及各区域信息平台（包括各省、市、区等）。对外，可通过国家对外联络环节（个人、商业团体、驻外办事处等），当然也可以通过无线电技术、收集研究公开文献资料等手段获取相关信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功能的日益提高，一方面加快了信息的获取速度和提高了完整性，另一方面在信息网络上展开信息的截获与反截获的斗争将日趋激烈，成为对外观察性战略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构性观察虽然是制定战略的首要环节，但它与其它环节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在整个调控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结构性观察始终与其他各环节相辅相成、交错并行。调控战略的决策者应在不间断观察、研判和信息的再挖掘过程中最终完成调控战略的制定。之后，结构性观察仍然不能终止，它仍将为最高调控当局贯彻实施既定战略、指导结构性调控全局收集所需信息，还将为最高调控层调整既定战略和制定新战略不断提供新的信息。结构性观察的时间路径的长短，对于产业结构的内部或外部而言，通常情况下主要考察以下几个关联因素：（1 ）产业结构紊乱的广泛性。比如，第一、二产业未与第三产业及时合理的结合，基础产业的超前或滞后的发展等等。紊乱程度越大，观察的时间将越短，反之越长；（2）结构性紊乱的复杂性。它是指观察的对象越复杂， 层次越深，观察的时间将越长，反之越短；（3）观察模式。 观察模式的科学性、先进性，将决定观察时间的长短。如借助静态、动态分析与计算机的专业程序相结合的模式，对大量分散而复杂的经济数据进行处理，可以比较迅速地了解产业结构紊乱的动因。
（二）第二分路径——结构性论证的时间路径。是国家最高调控当局对设计产业结构安全和结构性调控全局的情况进行分析、判别、预测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结构性论证是调控战略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实质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结构性现象，揭示其本质和内在的关联因素，以获得对调控全局情况的正确认识。从实践上看，结构性论证的基本目的在于判明威胁，区分各种利害关系，揭示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预测即将来临的结构性紊乱，估算正反力量的比率，权衡利弊得失，从而为战略决策与调整提供可信度较高的参量。结构性论证以本国产业结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外和国内的产业结构为主要论证客体，以某阶段的调控全局为论证范畴。其主要任务是从全局出发来分析影响结构安全与优化升级的国际、国内环境，着重判明在一定时期内的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安危因素和结构性竞争的基本趋势。
对于制定调控战略的过程来说，观察是论证的基础，是对客观情况的感性认识阶段，而论证作为决策的依据起到承前启后的和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功用。一切高明的调控者，都应把结构性论证特别是对各国的产业结构的利弊论证置于战略思考的中心位置。因此，对于结构性论证，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分析和论证客观情况。为此，我们应贯彻如下的要求；一是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结构性局势；二是系统地、发展地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分析形势；三是深入地、本质地而不是表面地、肤浅地分析形势。
结构性论证的内容，一般包括国际产业结构形式、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形势和本国产业结构安全形势三个层次。对于论证序列，通常采取由远及近，由宏观到微观的顺序逐层进行分析和论证。首先，论证国际产业结构调控战略的形势。重点是分析涉及全球产业结构的国际利益关系、结构性竞争优势的对比、调控战略的格局，主要国家或同盟国的政策意向、战略趋向和部署、包括教育等基础产业的建设等情况，论证当代全球结构性侵略和结构性相互渗透的基本趋势及其对本国产业结构安全的影响；其次，论证周边国家产业结构的安全形势。重点是分析周边国家或战略盟国的对外政策、结构性调控战略、结构性实力、结构性侵略的潜在威胁、调控战略的部署与动向、与本国产业结构竞争的热点，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国产业结构安全的利害关系、利弊条件和潜在趋势；再次，论证国内产业结构安全形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国内影响产业结构协同调控和宏观经济稳定的不安全因素，具体地论证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结构统一性的分裂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导致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二是分析国内维护产业结构安全、稳定的利弊条件，以及应付各种结构性威胁特别是应付结构性侵略的能力。
结构性论证的中心问题，是论证本国产业结构安全可能面临的威胁特别是侵略性威胁。因此，最高调控者应站在维护本国产业结构利益的高度，从考察利益矛盾和相互之间结构性竞争力的对比入手，紧紧抓住有无威胁这个中心问题，对国际、周边国家和本国产业结构内部的不和谐因素逐个进行分析和评估。一是分析利益矛盾，考察其是否与本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或重大战略分歧；二是分析结构性政策、意图，论证其是否采取漠视、敌视或遏制本国的结构性政策和调控战略，特别是通过某种经贸途径的要挟来解决相互结构性利益的意图；三是论证彼此结构性竞争力的强弱，考察其是否拥有危及本国产业结构安全的竞争力及其竞争潜力；四是分析结构性战略部署，考察其有无针对性的结构性战略部署以及针对本国的调控行动。
如果某一国家或同盟国既与本国存在根本性利害冲突，又奉行敌视本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具备危害本国结构性安全的竞争力、竞争优势和以结构性侵略为目的的战略部署，即构成对本国产业结构安全的现实威胁；如果存在利益冲突，大体上不具备危害本国结构性安全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也没有采取针对性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或者虽有利益矛盾和较强的竞争力，但目前未采取敌视本国的结构性政策和结构性侵略的行动与部署，则可视为潜在威胁。按照威胁的能力和程度区分，对本国产业结构的整体安全具有侵害能力的威胁态势，可视为全局威胁；而只对本国产业结构的局部安全具有侵害能力的威胁态势，可视为局部威胁。
在结构性调控过程中，结构性威胁可能因一方或双方妥协而减缓或消弭，也可能因矛盾激化而最终导致较激烈的结构对抗，还可能形成长期对峙的僵持局面。因此，结构性威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转化和消除将随着双方的结构性竞争力的对比、结构性政策与调控战略的运用以及竞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对相关国家或同盟国进行逐个论证的基础上，最后还应进行综合判断，分清各种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的程度，论断对本国产业结构的全局利益危害最大和最主要的威胁，特别是论断有无导致结构性对抗的可能性，进而论断结构性对抗的主次对象及其战略意图，调控者的业务素质与技术水平，这些都将作为本国结构性调控战略的直接依据。
（三）第三分路径——结构性决策的时间路径。是最高调控层对有关国家产业结构安全和结构性调控全局做出重大决策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它是调控者从总体上筹划调控战略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制定调控战略的中心环节。
1.结构性决策的特点。一是巨大的风险性。最高调控层必须要有风险意识和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要善于在极大的风险中发现和创造机遇，做出最佳抉择；二是激烈的对抗性。结构性决策的过程，实际上是竞争双方或多方依靠与运用结构性竞争力而展开的智谋上的较量，是各方调控者互相争夺结构性优势和调控主动权的主观调控技能的竞赛和对抗。因此，最高调控层要力争做到出其不意并高其一筹，首先就要在战略决策上压倒对方，进而在竞争实力的对抗中战胜对方；三是超常的创造性。结构性决策是行动的先导、调控的依据，是调控战略中最集中的表现。它在时间路径上先于具体的调控活动，在认识上来源于实践而超越于实践，在内容上要正确反映结构性调控的客观规律而又要能动地指导现实和未来的结构性调控，这就使结构性决策具有预见性思维和创造性谋划的特点；四是高度的时效性。任何战略决策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针对一定对象和形势的产物，特别是当调控者准备实施调控活动时，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同一时空下发生着较为激烈的对抗和快速的转化，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可以说时间就是胜利，因此它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它要求高层调控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权衡利弊，抓住机遇，果断决策，力争主动。如果坐失良机，结构性决策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2.结构性决策的内容。结构性决策必须针对产业结构面临的威胁，从结构性基本利益需求和实际情况出发，对关系调控全局的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决定，细分如下：一是明确结构性调控战略目的。结构性调控的战略目的，实际上就是总环境对战略的总要求，它本质上从属于国家的总目标和总政策。结构性战略目的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不同阶段因调控战略的环境和结构性安全利益的侧重点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二是确定结构性调控战略任务。调控者应根据战略目的和论证的基本结论，针对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受威胁的程度、性质和方向，以及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战略任务。其基本要求是：目标明确、分寸合理和范围适中，既符合全局需要又切实可行；三是确定结构性调控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筹划战略全局的总纲，是结构性决策的核心内容。结构性决策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战略方针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能够争取战略主动，它们对于加速或延缓调控战略实施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3.进行结构性决策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从调控全局出发，慎重而果断地决策。结构性决策作为制定调控战略的中心环节，关系到整体结构性安全和调控战略的成败。因此，调控者必须以结构性安全为根本出发点，注重结构性稳定、协调、有序、持续、健康地升级和优化，将局部的利益需求放在全局上进行权衡，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抓住其中对全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高瞻远瞩，审慎而果断地决策。同时，结构性决策要切实可行并留有余地，以便达到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战略目的所规定的任务；二是着眼需要，立足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决策时间是指调控主体从决定实施调控行为，到具体确定调控方案和调控手段组合之间的时间间隔。由于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决策时间的长短主要与调控目标、范围、关联程度和调控方法、方向等主、客观因素有关。有些调控手段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实施（如财政预算），如果决策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向，还需通过一定的试验或试点来积累经验。此外，还涉及产业结构的外部环境，包括市场机制、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等等。由于调控方案与调控手段组合的选择和运用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因此决策时间将经历一个较为曲折的时间路径。在产业结构调控的过程中，供需矛盾会经常发生。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结构性决策要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三次产业结构的建设，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集中财力、物力完成最急需的项目，避免贪多求全，力量均分。调控行动，要集中优势力量在决定性时机从主要方向实施突破，取得成功后，再及其余；次要方向要节省人、财、物力，必要时要暂时退却或转移，避免处处出击、全线平推。对于虽有需要但力所不及或风险太大的调控目标或建设项目，应暂时不为；对于可为可不为的目标或项目，应尽量不为；对于得不偿失的目标或项目，应坚决不为；三是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调控效应。在进行结构性决策时，必须有应对好和坏两种情况的准备，特别是要把结构性决策的重点放在应对最坏的可能性上。对困难的一面考虑的越多、准备的越充分，调控的把握就越大。在对待调控的方式和准备上，要权衡利弊、扬长避短，要坚持结构性威慑与实施调控战略并重，要针对主要结构性威胁，瞄准结构性侵略的最强者，立足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准备在最困难、最不利的情况下同最恶劣的形势进行较量。
结构性决策对于调控产业结构全局的升级和优化，协调统一各方行动，保持调控战略的主动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既要在总体上准确、完整地反映调控战略的基本意图和基本内容，对调控全局起到宏观定向的作用，又要明确职责、充实措施、完善手段、理顺关系和规定时限，使之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在空间范围上，结构性决策必须涵盖调控全局和各个阶段，根据总的决策，对调控战略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做出统筹安排，特别要处理好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重点产业和一般产业、各区域结构、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以发挥协同调控的最大效应。在具体措施上，要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着想，预见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发展趋势，做好多种准备。对同一时期、同一对象，要设想多种情况；对一种情况要有多种应对措施和方案。对于调控的时间路径的计量运用，要留有机动的空间。
三、讨论和结论
（一）一种理想的螺旋式时间路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或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时期，调控者在开发挖掘现有的调控技能的同时，依然可以建立某些新的技能，这是一个累进式的建设过程。而在调控技能的创新方向上导致调控紊乱时，这种建设性的累进过程将很快终止，中国的“大跃进”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阶段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在这一时期，相应的调控层不能同时进行现有调控技能的挖掘和新技能的建立，协同调控的关系也将受到严重的扭曲，他们必须在根本性变革和缓慢衰弱之间作出抉择。这时，调控层可以从机械性的稳定组织形态转向有机的组织形态，同时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在短期阶段的根本性变革中，往往会发生革命性变化，但是在短阶段调控技能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和之后都往往会有一段比较长的稳定性时期，而调控技能的变革时间将取决于调控者对产业结构运行趋势的认知速度和深度，它还取决于调控层的任期、知识结构、组织体系和调控流程。如果我们观察变革的时间较长，这种动态性所表现出来的螺旋状态就会消失，整个路径就会变得更加紊乱一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调控层都会遵循这些规律，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成功地实现这种周期性而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状态。其解决方法可以通过时间机制来解决，即：可以将开发挖掘阶段（稳定阶段）同探索创造阶段（革命阶段）进行有机地结合，它表现为相互交叉的同一时间路径。产业结构调控的时间机制，是由开发和挖掘现有的调控技能、创造新的调控技能和卓越之间存在着悖论现象引发的。我们可以将上述的情况进行如下的图形描述：
图1 稳定的螺旋式的时间路径
调控者必须避免极端的调控行为（俄罗斯的结构调控行为和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避免滞留于僵化和混乱的调控思路。如图1 所示，理想的调控运动路线并非是一条平滑线或者是二维曲线，而应是一条渐进式的三维或四维的螺旋线路。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符合天体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螺旋式的活动方式将导致运行力度的极大化。同理它也可能导致调控效应的极大化。在某一产业结构中，这种螺旋路径有可能是上扬式的，它表明调控技能和产业结构处于进化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下挫式的，它表明调控技能和产业结构处于退化状态。这里之所以没有设计成含有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相互平行的或不相交的两条路径，主要是因为各类突发性事件难以预先获知，从而导致实现的可能性很小。
（二）关于时间路径的严格解。根据数学界的经验，对于含有3 个动因的动态系统是个根本不能积分的系统，即数学分析无法给出一个精确解，对于描述超过3个动因的系统运动的意图则更加难以实现。 如果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过度简化、能被数学征服的模型，可能会导致对真实世界丰富内涵忽略的危险。特别是当我们透过模糊现象的层层外皮挖掘出内中的基本性质时，这种做法会使我们失去时间路径真正的精华，这也使得经济预报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魔术而不像科学。由于结构性的复杂性存在的场合对初始条件是极端敏感的，这种数学方程的贡献在于时间路径可以做出短期预言，而不能作长期预言，除非初始条件被精确地定量。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接受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更新，并着手建立一个广义的分析框架。
当代西方文明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是在分析中把问题分解成它们的最小组成单元。我们精于此道并为此而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把这些支离破碎的残片再拼凑回去，它导致了宏观和中观调控层对微观调控机制及其要素的不理解，也削弱了微观调控层的反向理解力。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它能够使我们对时间路径及其箭向或靶向作深入的理解。它应当最终地宣布时间旅程的自由性（单一性依赖来自宏观层或中观层或微观层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控）、新生科技公司的自谋杀（例如我国某些基因类的生物公司的经营机制和不良融资意图）以及单一依赖某一调控机制是非法的，宣布基于主观和幻想的论证是无效的。
这时，由于放弃了基于轨道般的决定性描述，我们其实就已经根据对甚至是最简单条件的了解，彻底地进行理论上、哲学上的再估价。因此，我们也不再拥有一个僵硬的决定性分析框架和固定的预言本领，我们被降级到统计层次，因为那里不存在决定性，我们要在各类微观现象的巨大聚合的变化中去发现，在那里我们可以在概率意义的基础上来预测结构性趋势。换言之，只有采用概率的混沌计量途径，而不是某种数学方程，我们才可以合法地找到一个类似于熵的量，据此我们可以获得结构性调控的时间路径。
对于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来说，将来有着无穷尽的可能性，而过去不可重复地留在我们后面。时间路径及其箭向对于保持科学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创造力的手段，通过此项研究，结构性历程才能够被理解，我们也才能在理性上开始沟通人文与科学两方面的经验。
（三）我国现阶段结构性调控的战略与战术。目前我国的资金、技术、高级人力等结构性资源较薄弱，因此在结构性调控上必须采取集中有限和有效资源的战略，以实现在选定的若干战略性产业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都知道，集中优势资源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实施起来却因复杂的结构性环境以及缺乏战略经验和技巧而举步维艰。我国进入WTO的全面开放阶段还需5年时间，而我国的结构性竞争力却属于亚洲的中下游水平，这一事实说明，如果我们采取常规的立足于本国结构内线至外线（国外）的发展战略，则很有可能在5 年之后丧失结构性调控的主动地位。那么，如何转被动为主动呢？
要完全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采取在战略上集中优势资源，在战术上采取速决和兼并的对策。我们主张的集中优势资源，是建立在实际调控中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这一集中战略，大家都很清楚，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外国公司之所以将丧失市场份额，就在于时间路径的隐秘性，这也直接导致了战术上的奇袭性。这自然加强了我国各产业公司在战略上的流动性，它的目的在于收购和兼并地处国外的优质的中小型公司，取得技术、设备、管理、产权和配套服务等方面的资源后（这方面是我们严重的国际性弱势），再于适当时机反投资于国内。我们主张集中优势资源实施单项突破，并不包括一些大中小型的国有或民营公司在市场份额上对外国公司的扩张行为进行牵制。从结构性调控全局来看，这些公司的牵制战术与单项突破战术是互为左右手的，无论哪一方的衰弱都会步入一条腿走路的怪圈。对此，我国政府除了在融资上给与倾斜政策外，还应在国有公司的战略重组方面给予指导和其它帮助，这是一项由内线到外线再返回内线的高级战术，需有较高的操作水平才能实现。当然，获取上述资源的方式不止一种，但上述方式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率的方式，它一方面要求我们投入较大的资金，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资源的直接性共享技巧方面有着国际水准，否则它在结构性安全上将具有危险性。
介入我国产业结构的国外公司，它们的注意力始终围绕着中国的结构性生力军——大中型具有活力和潜力的中国公司采取蚕食产品市场、完全和不完全控股等结构性侵略战术，抛开这些战术而进行单纯的市场占有的情况目前已很少了。无论战略或是战术都含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两方面的倾向。集中优势资源与产业结构的一个方向，其它方向则剩下了钳制力量，这自然不免使这些产业遭受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性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这一成果可以使钳制方向的损失获得相当的修复。
结构性调控的持久战略与结构性调控的速决战术，是调控本身的两个方面和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适用于产业结构的对外扩张意图。国内产业结构竞争力没有聚集到足以优于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国外产业公司以前，我们的结构性调控将始终坚持持久性战略。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国长期的调控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而调控战术的原则则与此相反，即不是持久而是速决。无论是自主研发式的或是通过兼并而迅速获得资源的直接共享，都要求有一定的时限，我国的5 年缓冲期就是这样一个时限。如果要在这样的期限里在国内实现技术等资源的自主升级，那么这种在单一的时间路径上的下赌注将具有较大的风险。而由国内转到国外去寻求战略上的主动，然后再通过正常或变通的途径将技术、资金、管理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国内（国外的大多数公司是这样做的），无疑是一个好的意图。这样一来，集中优势资源和采取曲线迂回战术、速决战术就被高度地统一起来了。
国内公司在市场上与国外公司进行消耗战，对于与国外公司有着较大资金、技术、管理差距的中国公司是不利的。“比刀”不是关公和关公比，而是华雄和关公比，未免过于滑稽。对于尤其是在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产业公司的对外策略上，我们的对策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基本的战术就是兼并。在市场份额上对国外公司的反占领，是作为兼并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意义不大。如果我们采取单一的对策，实际上是变相地帮助国外公司达到了它们的战略目的。我国产业结构的建设，必须消除掉对于国内结构性资源的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依赖国外的优秀资源，美、德、日等国的优秀公司是我们的资源运输队，我们有权利拿来并归为己用，这是我国未来结构性调控的有效战略和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