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变局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海湾论文,委员会论文,大变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0年底开始不断演进的中东大变局，至今已经把整个地区推上了转型和重塑的轨道。各种力量在变局应对中调整定位，依循民族、教派、国家、地区组织和政治制度等不同分野互动重组。其中，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巴林、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政局演变和伊朗问题博弈中表现日趋活跃，影响越来越大。中东地区形势发展的大局在冷战时期主要由美苏相互钳制所决定，到后冷战时期则由美国主导和阿拉伯盟友追随共同推动。如今，区域外主要力量主导意愿和能力相对减弱，海合会及其成员国顺势谋求更大权势，中东的变局遂呈现地区主要力量跃跃欲试、试图主导地区局势的新趋向。本文将着重分析海合会在应对中东大变局过程中的权势扩展及其对地区格局变动的战略影响，以便更好地把握中东变局的发展大势。
一、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变局应对中扩展权势
海湾合作委员会其全名实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通常简称“海合会”。自1981年5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以来，海合会就一直致力于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各个方面的联系、交流与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该组织成员国在增进经济合作和社会联系交流的同时，加强了外交协调和安全合作，努力提升在海湾地区的影响。2010年底以来，随着大变局迅速席卷整个地区，海合会在沙特和卡塔尔等国的积极牵引和推动下，在地区事务中日趋活跃，影响力不断扩大，令世人“刮目相看”。
首先，积极介入成员国内部事务和地区事务，影响地区局势走向。当2011年初大变局从突尼斯和埃及蔓延到海湾地区时，海合会的成员国抱团应对，不仅相互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还于3月派出该组织名为“半岛之盾”的联合部队2000人(主要由沙特的武装部队和阿联酋的警察组成)，帮助巴林哈马德国王平定了乱局。对于部分参与海合会的也门，该组织三次提出并修改调解方案，最终推动也门萨利赫政府与反对派在2011年底签署协议，初步实现政权和平过渡，为也门政局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也门问题在海合会框架内得到初步解决。与此同时，对成员国之外的变局走向施加影响。在利比亚问题上，就率先明确表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基本立场，此举成为推动阿盟整体乃至其他国家对该决议采取支持立场的重要因素。对于美、法、英等北约国家的军事干预，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合会成员国也亦步亦趋，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支持，特别是卡塔尔还直接派出军机参与作战，帮助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卡塔尔设立办事处和电视台，为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发挥了比较重要的帮手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作为在海合会中享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美欧明确表示巴沙尔总统已经失去执政合法性而要求其下台后，就发出了相同的呼吁。同时，海合会还支持阿盟通过派遣观察团、提出调解方案等方式积极发挥作用，并派出代表参加观察团。2012年1月，以叙政府未能制止流血冲突为由，率先撤出参加阿盟观察团的海合会国家代表，对巴沙尔政府表达不满和施加压力。2月初，阿盟提出巴沙尔在两个月之内把总统权力移交副总统、开启权力过渡进程等要求在内的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倡议，随后摩洛哥、卡塔尔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英、法等国联署提出议案寻求支持。在伊朗问题上，随着伊方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事态的不断激化，海合会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制定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的预案，包括成员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海军进行合作等措施。2012年1月，伊朗再次表示要继续推进核技术开发，海合会国家也再度明确表示了谋求开发核技术的意愿；当伊朗与美欧围绕禁止伊朗石油进出口问题展开博弈时，沙特等海合会成员表示可能增加产能以保持国际油价稳定。这些立场和政策宣示，无疑均已成为影响伊朗核问题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其次，顺势扩员，增强集体应对变局的能力。海合会在成立之初，有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共六个成员国，地域局限于海湾地区。2001年12月，也门被批准加入海合会的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等机构，参与该组织的部分工作，其规模有所扩展。面对此轮大变局的震荡和冲击，海合会2011年5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做出了扩大的决定，宣布将吸纳摩洛哥和约旦。正如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在声明中所说：“约旦和摩洛哥与海合会成员国同祖同根、命运相连、制度相似、关系紧密，海合会对于两国申请加入的请求表示欢迎。”①之前就曾提出过申请的摩洛哥将与海合会建立伙伴关系，而非正式成员；约旦则由于与该组织成员直接接壤并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将成为正式成员。由此，海合会的地域范围从海湾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地区，从次区域性机制向区域性机制转变，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地区变局的一个重要平台。新老成员和伙伴之间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互助，共渡难关。此前，海合会已向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阿曼和巴林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改善民生和应对危机；约旦的军队训练有素，曾派出800名士兵参与海合会派往巴林的“半岛之盾”联合部队。
再次，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建设。海合会的运转由最高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和总秘书处组成的领导机构负责，总部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除每年年底轮流在六个成员国首都举行首脑会议之外，还定期或根据需要召开六国外交、国防、内政、石油和财政等大臣(部长)参加的会议，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建设。经过30多年的努力，海合会的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经贸领域，2003年1月建立并启动关税同盟，2008年1月正式启动了海湾共同市场，2009年12月货币联盟协议在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四个成员国批准生效。在军事安全领域，早在1984年，六国就计划组建了1万人的“半岛之盾”快速反应部队。1993年12月，这支部队增加为10万人。之后，六国在2000年底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强调共同抵御任何威胁；2009年底确定了共同的防御战略，防卫一体化建设得到强化。在此过程中，六国还与美欧等西方大国签订了各种防务合作协定，不断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正是这种不断增强的安全合作和集体防卫能力，为海合会及其成员国比较有效地应对中东大变局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基于此，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2011年12月的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呼吁成员国建立更紧密的统一联盟关系，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外在威胁。
二、海合会崛起的主要因素
海合会之所以能在应对中东大变局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向外扩展权势，是多方面因素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共同支撑和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海合会成员国应对变局提供了有利的基本条件。海合会在最新一轮扩大之前，六个成员的国土总面积为267.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760万，尽管以油气和化工为主的经济结构单一，但经济实力在海湾和整个中东地区堪称雄厚。六国占有42%的世界探明石油储量和24%的世界天然气储量；拥有伊斯兰金融资产3532亿美元，占世界伊斯兰金融资产的42.9%；②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1.4万亿美元。六个成员国与突尼斯和埃及等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同样面临高出生率和高失业率等问题，分别都超过了2.8%和30%的平均水平，但远较埃及等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却为这六国通过发放补贴、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措施来尽快恢复政局稳定提供了可调用的资源和手段。沙特投入1300亿美元，在全国内务部系统增加6万个就业机会，建造50万套住房，把公共部门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月3000里亚尔(折合800美元)，实施新的失业救助计划。巴林也建造大批住房，在全国内务部系统增加2万个就业机会。阿曼提高政府对商品的补贴和养老金水平，增加5万个就业机会。阿联酋则投入16亿美元修建基础设施，将军人的养老金提高70%，并对面包和大米等食品提供补贴。③这样大规模的投入和大力改善民生的努力，加上其他的政治和安全措施，使海合会六国的动荡局势在2011年上半年较短的时间内就初步实现了稳定，进而为该组织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走向和扩展权势奠定了基础。
第二，协力应对危机和防止失去政权，是海合会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和一体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也是促使该组织强势应对变局最重要的因素。回溯历史，海合会成员1981年决心建立该组织的“真正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动因是，六个同为君主制的“威权国家”见证了海湾地区“最强大的”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家族统治在1979年被“民众的力量”所推翻，他们吸取其中教训，决定通过加强合作来应对各自国内面临的政治和安全挑战。成立后，该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成员国内部安全措施协调，包括交换和分享情报，相互协助控制和弹压威胁成员国安全的人员，以便为成员国共同奉行的君主制度提供共同的安全保障。在大变局快速摧垮突尼斯和埃及两国政府之后，海合会国家同样面临抗议示威风潮的挑战，维护政权稳定的任务十分紧迫。在此轮变局中，各国反对派充分发挥社交网络等“大规模动员武器”的作用，使抗议运动呈现规模大、聚散快、时间长、掌控难等新特点，对各国执政者都构成很大挑战。海合会各国民众的游行抗议示威活动尽管规模不等，同样迫使各国政府严阵以待。为了相互扶持稳固各自执政地位，它们迅速搁置过去围绕主导地位等问题引发的分歧和争议，在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的引领和积极努力下，帮助平定巴林局势、成功斡旋化解也门持续近一年的政治僵局，同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特别是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力图对整个地区变局施加影响，并由此使得海合会在地区格局中呈现凸起态势。
第三，阻遏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乘势扩展影响力，是海合会加紧扩展权势的重要对外目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和斗争始于公元7世纪后期，之后贯穿于世界和中东地区范围内两大派别的影响力角逐，以及伊斯兰国家内部执政与被执政地位、重大经济利益的占有与被占有的争夺。目前在中东，伊朗、伊拉克、巴林是什叶派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所占比例分别约为91%、54.5%和75%，但巴林却是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25%)居于执政地位；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摩洛哥、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则是逊尼派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所占比例分别约为87%、96%、70%、84%、99%、74%、94%、99%、91%，而叙利亚则是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约16%)居于执政地位；在逊尼派执政的海合会国家都存在一定比例的什叶派人口，且多分布于石油资源的集中地区。这就使得逊尼派与什叶派的角力，不仅具有宗教教派之争，更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争以及地区主导权之争的含义。这种角逐和争夺尽管表面上出于政治正确等方面的考量而被有意回避或刻意淡化，却始终是在深层次上牵引中东国家间关系和力量组合变动的重要根源。再回溯历史，海合会1981年成立之时，正值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开始向外输出革命并在1980年与伊拉克爆发战争期间，沙特等国担心伊朗支持它们国内的什叶派推翻逊尼派的执政地位，所以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伊朗的渗透和坐大。后来，在海合会成员国内部的多次骚乱事件中，沙特等国都认为有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第五纵队”参与其中。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什叶派上台执政，伊朗凭借与伊拉克什叶派千丝万缕的深厚联系，不断扩展在伊拉克的利益，明显增大对伊拉克局势走向的影响力。随后，伊朗还进一步加强了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沙特、约旦等逊尼派执政的国家，也因此感受到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组成的“什叶派新月带”势力扩张的压力。2010年底中东大变局开始之后，伊朗认为这是“反对世俗的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特别是沙特、巴林和也门等国的什叶派走上街头抗议或拿起武器与逊尼派执政者展开斗争，客观上更推升了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的影响力，使沙特等逊尼派执政国家对伊朗影响力扩大的担忧达到了“狂热的高度”④，进而通过在海合会框架下加强协作来进行抵御。
第四，美国支持沙特等地区盟友在中东变局应对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海合会顺势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撑。长期以来，美国都是海合会成员国的重要盟友，双方尽管在宗教文化、对以色列的政策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基于能源、安全和经贸等方面的长期联系不断发展，特别是经过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催化之后更是大幅强化。双方通过能源供应和安全保障、分担战争费用和军火买卖、大笔“石油美元”存放和敛息、反恐合作等纽带，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⑤这种联系即使遭受“9·11”事件的冲击也依然坚韧如故，海合会国家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被美国的相关政策影响和左右。面对此轮中东大变局，美国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也不得不谨慎加以应对。总体上，美国高举支持自由民主的旗帜，站在反对现政府的政治力量和民众一边，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中东国家向民主过渡。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为了避免再度深陷中东，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利益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又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美国则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灵活采取多种对策。其中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支持海合会为代表的地区伙伴在变局应对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利比亚问题上，争取以海合会成员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的支持，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0号和1973号决议，使北约框架下的军事干预得到“授权”，最终只花费20亿美元和6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在巴林问题上，支持由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军警组成的海合会联合部队“半岛之盾”进驻帮助哈马德国王弹压抗议示威民众，迅速平定乱局，确保亲美和亲沙特的逊尼派政府继续执政；在也门问题上，鼓励和支持海合会居中斡旋，三次提出调解方案，并与沙特等国共同为萨利赫提供放弃总统职位之后的安全保障，促使也门政府与反政府力量的斗争僵局得以打破，开始政权和平过渡进程；在叙利亚问题上，支持以海合会为代表的阿盟为在其框架内解决该问题所做的多方面努力，如中止叙利亚阿盟成员资格、实施经济制裁、派驻观察团、提出调解倡议等措施，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供讨论和表决；在伊朗问题上，促使海合会国家在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等方面提供配合，同时向沙特等国输出大量先进武器，对伊朗形成威慑和遏制态势。2011年1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由美国和海合会六个成员国共同构建海湾新安全架构的设想，包括加强双边军事合作、多边军事演习、在海湾进行海上和空中联合侦察活动、在科威特驻军、在海湾部署反导系统等。如果这个构想得到落实，将使海合会在地区架构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
三、海合会崛起的战略影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合会对内加强一体化建设，对外扩大在地区事务中的存在，其权势整体上明显得以扩展和提升。这种扩展和提升浓缩和折射了区域内外重要国家之间、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多重较量，在给地区局势走向造成重要影响的同时，推动地区格局发生新的变动，四个方面的战略趋向变得越来越突出。
第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呈现“东升西降”态势。在中东，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的次区域，一是东部以海湾为中心的区域，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海合会国家，次区域政治的主要矛盾围绕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沙特与伊朗的利益角力，以及油气资源供应安全等问题展开；二是西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区域，包括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次区域政治的主要矛盾围绕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与和平(核心是巴以冲突与和平)展开，北非的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其他国家可以视为这个次区域的延伸，土耳其则横跨于东西两个次区域之间。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由于以巴以冲突与和平为核心的阿以冲突与和平问题长期占据中东政治议程的核心地位，该地区最重要的地区组织阿盟也由埃及所主导(总部设在开罗)，所以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黎凡特区域一直享有较高的政治重要性。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随着美国在西促和平的同时，在海湾地区对伊拉克和伊朗实施“双重遏制”战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东西两个次区域开始逐步趋向平衡。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和重建开始，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日渐突出之后，这种平衡再度被打破，从之前的“西高东低”向“东高西低”转变，海湾地区在整个中东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逐步上升。2010年中东大变局开始以来，由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发生政权更替，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力量的武装对抗局势不断恶化，巴以和谈僵局难有进展、突破的紧迫性下降，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在混乱和动荡中进一步下沉。相比之下，海合会新老成员和伙伴国则基本保持了稳定，并在地区事务中不断扩展和提升权势，影响力走强。加上伊朗核问题及其相关的国际石油市场走向风险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海湾在整个中东地区政治乃至国际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由此，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将变得更加突出。
第二，地区合作机制的地位和作用可能进一步提升。中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二战结束以来地区合作机制发育最早、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该地区除海合会和阿盟之外，还有辐射全世界、跨政府、跨党派、跨宗派的“世界伊斯兰联盟”(1962年成立，总部设在沙特麦加)，政府间的“伊斯兰会议组织”(1970年5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沙特吉达，下设发展银行、团结基金、国际通讯社、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等机构，2011年6月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地处北非的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苏丹、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等国既是阿盟的成员，也是非洲联盟的成员，部分还是比较松散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员。在相互重叠交织的多边机制中，阿盟成立于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成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最初成员只有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等7国，如今已扩大为22个，宗旨是加强阿拉伯国家相互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海合会成员同时均为阿盟的成员。从阿盟的发展过程看，尽管有过埃及、沙特和伊拉克等国围绕主导权的争夺，但总体而言一直是埃及占据主导地位。阿盟总部设在开罗，秘书长除了1979年至1990年间由突尼斯人担任外，其余时间均由埃及人担任。2011年的新任秘书长阿拉比及前任秘书长穆萨均为埃及外长转换而来。由于埃及在此轮变局中率先发生政府更替，过渡政府目前忙于重建本国政治框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堆积，自顾不暇，难以对阿盟的工作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这为沙特等海湾国家顺势引领阿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整个地区处于大动荡、大调整的背景之下，单个地区大国各自面临不同挑战，难以独自主导整个地区局势走向，区域外大国主导和塑造地区局势的意愿和能力有所减弱，这就使得通过或借助地区机制发挥作用，日益成为大国和小国共同掌控自身命运的首要选择。由此，沙特和卡塔尔等国主导的海合会的权势得以扩展，并以此为基础借助和推动阿盟在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2012年2月初，摩洛哥和卡塔尔等海合会伙伴和成员与英、法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联署提出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支持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解决倡议，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等其他国家也支持阿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海合会和阿盟等地区机制的重要性明显提升。随着中东大变局进一步深入演进，这些机制在地区转型和重塑中的作用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视。
第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和较量将变得更加突出。由于教派矛盾在中东各国复杂交织，历史上的争斗充满血腥，伤痕一旦撕裂将再度引发暴烈冲突且难以愈合，所以各国政府一般都刻意淡化或竭力避免。但是，深刻的裂痕常常容易激起隐痛甚至再度发作。在这轮中东大变局中，多个国家政府与反政府之间的对抗其实主要就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围绕执政权的争夺：在沙特、约旦和科威特等国，什叶派为主的民众走上街头对逊尼派掌权的政府表示抗议示威；在巴林，什叶派寻求把属于逊尼派的哈马德家族赶下政坛；在叙利亚，逊尼派则要从属于什叶派的阿萨德家族手中夺取政权；就连伊拉克在美军撤离之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所凸显。而如前所述，海合会加强团结和扩展权势，也具有明显的沙特家族领导的逊尼派联合抵制伊朗引领的什叶派扩张的特点。这些以教派为阵营的争斗，使逊尼派与什叶派潜在的分歧快速表面化和扩大化，在多个问题上摩擦和冲突增多。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逊尼派执政的海合会新老成员国联合起来，积极参与阿盟对叙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一致要求巴沙尔政府下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2012年2月，卡塔尔出面斡旋推动“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多哈签署和解和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据此“哈马斯”支持“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出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联合政府总理，力图削弱伊朗所代表的什叶派对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马斯”大本营加沙地带的影响。综合来看，经过在大变局应对过程中的角力，逊尼派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呈上升态势，什叶派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扩张态势则受到阻遏，甚至开始出现相对减弱的趋势。这已成为认识和观察未来中东格局变动的重要指针之一。
第四，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国互动，呈现出牵引地区格局变动的态势。海合会国家扩展权势，无论是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联合巩固政权，还是逊尼派协作遏制“什叶派新月带”壮大，抑或是该组织乘势提升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都充分体现了主导国沙特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取向。换言之，海合会在多个方面的权势跃升，就等同于沙特在地区范围内多个方面权势的提高。而作为中东主要大国，沙特权势的扩展首先必将导致与伊朗在海湾乃至整个地区的长期角逐，这场角逐在新的地区形势发展中明显加剧。正如一位沙特官员所言，沙特对伊朗的战略是“在海湾接触、在黎凡特击退、在伊拉克遏制”，⑥一方面，两国以伊斯兰国家和海湾国家这个共同属性为基础，保持一定的接触和交流，包括沙特支持伊朗开发民用的核技术，伊朗情报部长在2011年访问沙特寻求缓和紧张关系；但另一方面，双方则基于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君主制与共和制、“亲美”与“反美”等明显差异，在叙利亚、巴林、也门等国政府的去留问题上，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政策走向等方面展开激烈角逐。例如，沙特向埃及过渡政府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通过慈善网络向埃及“萨拉菲派”穆斯林提供支持，以抑制伊朗的渗透，防止埃及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倒向伊朗。由此，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多方位竞争，成为牵动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的一条主线。在沙伊角逐的同时，土耳其作为“‘阿拉伯之春’最大的赢家”，“在阿拉伯事件中扮演了‘最具有建设性的角色’”，⑦顺势进一步实施其“东进”和“南下”战略，加强与中东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促进其与沙特、伊朗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反对美欧实施石油禁运甚至愿意发挥协调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和沙特采取要求巴沙尔下台的一致立场。特别是土耳其顺应阿拉伯国家民众不断释放张扬的反以情绪，以及反以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政治地位上升的趋势，在有关以色列的一系列问题上态度则日趋强硬，明确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对以色列拒绝就2010年5月发生的袭击加沙人道主义救援船只事件进行道歉进行惩罚，将土以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至二秘级，同时暂停与以色列之间已经签订的所有军事协议，由此导致土以关系持续恶化。而地区安全环境明显恶化的以色列，一方面通过加紧军事打击准备和外交努力推动美欧对伊朗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全方位制裁，另一方面则利用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与沙特在遏制伊朗核武野心等方面保持默契与暗中合作。于是，中东开始呈现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国交互联动、纵横捭阖、多重折冲，主导地区格局走向的态势。由于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不同程度上均为美国的盟友，它们在应对地区大变局的过程中都寻求与美欧相互借重和展开合作，美欧则充分利用这些地区伙伴来应对伊朗构成的严重挑战，这就使得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国的博弈随着美欧因素的加入而朝着不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
补记：2012年2月17日，海合会主导提出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联大获得137票赞成通过，对叙反对派提供更多支持的主张在2月24日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上进一步得到支持。由此，海合会国家和美欧将扩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为叙利亚局势的重大变化注入更大推力。海合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随之进一步提升，而整个地区格局的演变将更趋错综复杂和充满风险。
①《新闻分析：海合会缘何踏上扩员之路》，新华网，2011年5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14/c-121415871.htm，2012年1月30日登录。
②"Top 500 Islam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 Banker，November 2009。转引自姜英梅：《海合会国家金融业对外合作及中国的机遇》，《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
③Steffen Hertog,"The Cost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GCC",May 31,2011,http://mideast.foreignpolicy.com/psots/2011/05/31/the_costs_of_counter_revolution_in_the_gec，2012年1月30日登录。
④Frederic Wehrey,"Uprisings Jolt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Current History,December 2011,p.353.
⑤陈万里、李顺：《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5期，第19—26页。
⑥Frederic Wehrey,"Uprisings Jolt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p.353.
⑦"2011:Annual Arab Public Opinion Survey",Survey conducted October 2011 in Egypt,Jordan,Lebanon,Morocco and UAE,Anwar Sadat Chai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Maryland,November 21,2011,http://www.brookings.edu/reports/2011/1121_arab_public_opinion_telhami.aspx,2012年2月1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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