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城市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_差异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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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15-07-24

       DOI：10.11821/dlxb201602002

       1 引言

       中国城镇化率于2011年突破了50％。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将由快速的城镇化率提升逐步转向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质量内涵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思路已从追求经济和城镇人口的数量增长转向关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转变对中国城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城镇化发展进行科学评价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合理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

       西方国家对城镇化评价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城乡二元划分的基础上，通过计算人口城镇化率来测度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城市化水平[1-3]。这种城镇化水平衡量方法的科学基础是城镇与乡村在经济组织与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被视为实现了城镇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现象蓬勃发展，大量居住在郊区但同时在城市中心就业的人口，实质上是城镇化的人口[4-5]，基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划分的衡量方法不再能够反映城镇化的现实。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逐步采用大都市区和标准大都市统计区等，将居住在与核心大城市间有紧密经济社会联系的郊区和乡村地区的人口也视为城镇人口，即把大都市区范围内的所有人口均统计为城镇人口。上述变化反映了郊区化以来对传统城市空间范围的拓展，但城市、大都市区和其他乡村地区的二元统计和衡量标准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日益增长的居住在乡村，但就业和生活方式已实现城市化转变的人口依然被划分在城市化统计之外。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发达国家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城镇化率已不再是研究热点，哈维指出当前的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城市和城市化进程，进入到对城市社区研究为主的时期[6]。有学者更提出了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完结论[7]。说明在西方国家城镇化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城镇化研究已经由人口在不断变化定义的乡村和城市间的空间移动，转向对城市内部人口城市生活质量方面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城镇化的新概念，一些国家则提出了测度城镇化的新方法。最典型的是加拿大学者麦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desakota空间模型[8]，用以定义在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的城市—乡村景观和农业—非农业活动高度混合的新型区域。他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区域基础上的新型城市化区域，在desakota区域内(而不仅仅是其中的城镇)的人口均实现了城镇化。之后这一区域与其临近的城市被统称为扩展的大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area)[9]。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新的城镇化连续测度方法，通过人口密度、非农就业比重、城市设施建设3个指标的“0～10分”评价法，将23分以上划分为城市，17分以下划分为乡村，18～22分则通过实地调查以确定城乡划分[10]。事实上，desakota是新国际劳动分工之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与西方大都市区相类似的城市化空间载体，连续测度方法则是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化空间扩展现实，把更大范围的已经城市化了的区域纳入到城市的范围。

       中国国内城镇化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两类。城镇化率是一个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率的提高反映了人口向城镇逐步集中的过程。对城镇人口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基层组织的属性，居民委员会被视为城镇地域，村民委员会被视为乡村地域，城镇化率是居民委员会所辖范围的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近年来，“村改居”成为许多城市扩大城市增长空间的重要途径。在一些地方“村改居”的过程中，只是更改了当地人口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居民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真正的改变。很明显，采用城镇化率很难准确地判定一个区域真正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国内有关城镇化的质量评价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多采用建立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这些指标主要包括生活质量[11-12]与城市发展[13-14]两个方面，包括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土地、环境等多个要素[15-19]。现有的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以城镇或区域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土地、经济、景观等方面的变化，是对城镇的城镇化程度进行评价，而不是针对“人”的城镇化质量的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亦工亦农[20]、离土不离乡[21]、乡村城市化[22-23]、异地城市化[24]、半城市化[25，26]、就地城市化[27]、农民工市民化[28]等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现象。这些现象是在国家对由乡村户籍向城镇户籍转化严格限制的政策背景下，一些乡村地区部分人口已经实现了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进入城市的一部分农业户籍人口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城市化过程。与此同时，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信息网络的发展，部分乡村居民虽未改变居住地、户籍甚至就业方式，但其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日益巨大的城镇化转变。在此背景下，以传统的城镇化率或通过界定新的城镇化区域，均难以科学地测度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

       社会结构变迁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扩散的过程[29]。现有的城镇化衡量标准和评价方法未能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建立以人为研究主体，以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扩散为核心，来评价城镇化质量及其发展，将是对已有衡量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有效补充，对全面、科学地认识当前和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特征，制定新型城镇化的有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概念、方法与数据

       2.1 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与测度评价的理论基础

       相对于现有的“城镇或区域的城镇化质量”，通过对城镇化基本概念的解读，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是指(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人接受和获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程度，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包括人口的就业情况、日常生活、居住条件、人际交往、消费行为、文化观念等方面(图1)。作为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城镇为人类提供了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居住、学习、购物、通勤、休闲娱乐等活动的现代生活[30]。人们与城市各类场所和设施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各项生活开支与经验积累，是他们城市生活方式的核心体现(图2)。国外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已采用生活开支来判别人口的城市性，发现高日常生活开支对应高市民认知感[31-32]，生活开支对人的城市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2.2 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的选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指标选取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7个城市现代生活指数构建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表1)。从全国和省级行政区两个空间尺度对人口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和对比分析。

      

       图1 人的城镇化过程示意图

       Fig.1 Sketch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human being

       来源：作者对人口城镇化内涵的分析

      

       图2 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理论基础

       Fig.2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valuating population's urbanization quality

       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30]相关内容梳理绘制

      

       2.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1996、2001、2006、2011、2013年5个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选取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人口城镇化质量分析的数据，选择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作为人口城镇化率的数据。

       2.4 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及其等级划分

       假定各个指标对人口城镇化质量总的贡献率是100％，采用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各个指标之和为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先分别计算全国和各省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然后加总计算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具体计算步骤包括：①以5个间隔年份全国和各省份的数据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②采用离差(0～1)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③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

)、熵冗余度(

)和权重(

)(表1)；④计算个案单指标得分，公式为

是i个案j项指标得分，

是i个案的j项指标标准化得分；⑤计算个案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得分：

；计算个案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得分：

；⑥计算个案总(综合)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

，p是人口城镇化率的值。

       为了能够参照国际经验对计算结果进行合理分等定级，把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比较，以0.2作为级差将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表2)。

      

       3 结果分析

       3.1 全国人口城镇化质量逐步提高，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差异不断扩大

       自1995年以来，中国(总)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提高了2个质量等级(图3)，年均增长率为0.236，1995和2000年(总)人口城镇化质量处在低等级，2005和2010年提高至中低等级，2012年进一步提高至中等等级。

       对比城乡人口可以发现，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了3个等级，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仅提高了1个等级。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速度快于乡村人口，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6和0.184。表明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城乡差异正在不断拉大，城镇人口享受到城镇化发展的成果远大于乡村人口。

       3.2 人口城镇化质量的省际差异分析

       20世纪末，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均处在低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在空间上处于低位均等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城镇化质量的省际差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处在低质量等级，开始出现中低质量省市(图4a)。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城镇化质量最先提高至中低质量，指数值分别为0.248和0.227，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09，其余29个省市仍处在低质量等级。当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省际差异变异系数是0.553(表3)，省际间相对差异较大，由于总体指数值较低，在质量等级方面未形成明显的空间差异格局。

       2005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依然较低，但低质量省市减少，中低质量省市增加，出现了中等质量省市(图4b)。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175，依然有25个省市处在低质量等级。上海和北京同时提高至中等质量，上海依旧居全国第一；浙江、广东、天津和江苏由低等级提高至中低等级。随着总体指数值的提高，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相对突出的空间格局。

       2010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进入中低质量，低质量省市显著减少，中低质量省市持续增加，出现了中高质量省市(图4c)。各省市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320，中低质量省市的数量增加至23个，还有西藏、贵州、甘肃3个省份处在低质量等级。上海和北京提高至中高质量，浙江、广东、天津提高至中等质量，上海依旧居全国第一。随着总体指数值的持续提高，这一时期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第一梯队，西部少数省市第三梯队，其余省市第二梯队的空间差异格局。

      

       图3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趋势

       Fig.3 The growing trend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quality

      

       图4 中国省际人口城镇化质量时空差异发展趋势

       Fig.4 Spatio-temporal discrepancy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population in China

      

       2012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总体水平进入中等质量，低质量等级省市继续减少，中等质量省市有所增加，出现了高质量省市(图4d)。各省市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414，低质量省市只剩下西藏，中低质量的省市有19个，仍然占据最大的比重。上海和北京提高至高等级，北京超越上海居全国第一；浙江和天津提高至中高等级；福建、江苏、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6省提高至中等等级。当年变异系数持续降低至0.394(表3)，但“东部沿海省市—中部省市—个别西部省份”的三梯度的空间差序格局更加明显，与2000年的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格局非常类似。

       总的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的省际空间差异变异系数日益缩小，但随着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等级的空间差异逐渐扩大，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是全国和各省市、尤其是内陆省市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

       3.3 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及其变化的省际差异分析

       与总人口城镇化质量相同，2000年以前，中国各省市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均处在低质量，21世纪之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3，图5)。

       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均处于低等级，仅个别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在中低等级(图5a、5e)。各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156，乡村人口为0.046，绝大多数省市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在低质量等级。仅上海、北京、广东、浙江4个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在中低等级。上海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264。当年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分别是0.256和0.540，但两类人口在质量等级方面均未形成明显的差异化的空间格局。

       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提高至中低等级，中低质量省市大量增加，出现中等质量省市(图5b)；乡村人口依然处在低等级，开始出现中低等级省市(图5f)。各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277，处于中低等级；乡村人口为0.083，仍处于低等级。原本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于中低等级的4个省市全部提高至中等等级，北京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501，除海南省仍旧处于低等级外，其余省市均提高至中低等级。仅上海和北京两个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至中低等级，其余省市仍处于低等级，上海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25。当年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略有上升，乡村人口方面略有下降。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等级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高于其他区域的空间格局，乡村人口尚未出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格局。

       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提高至中等等级，中等等级省市显著增加，出现了中高质量省市(图5c)；大部分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仍旧处于低等级，中低质量省市数量略有增加(图5g)。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提高至0.461，处于中等等级；乡村人口为0.158，仍处于低等级。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显著提高，低等级省市消失，中等等级省市增加至17个。5个省市提高至中高等级，上海超过北京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8。新增加的中等质量省市主要是东部和中部的17个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变化相对较小，上海仍居全国第一位，指数值为0.367。浙江和江苏2个省份提高至中低等级。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均有所下降，城镇人口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东部—西部二元化的空间差异格局，乡村人口仍然未形成显著的空间差异。

       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处于中等等级，中低等级省市显著减少，中等等级和中高等级省市显著增加，出现了高等级省市(图5d)；乡村人口仍处于中低等级，出现了中等等级省市(图5h)。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提高至0.574，绝大多数省市提高至中等等级，仅西藏仍处于中低等级。北京、上海和浙江3省市提高至高等级，北京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内蒙古、辽宁、山东、福建4省区提高至中高等级，处于中等等级的省市增加至20个。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217，但绝大多数省市仍处于低等级；北京和上海2个直辖市提高至中等质量，北京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457；14个东部的省市处于中低等级；15个中西部省市仍处于低等级。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继续减小，城镇人口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东部沿海—中西部—个别西部省份三梯度的空间格局，但空间差异有所缩小；乡村人口形成了明显的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省市双梯度的空间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空间格局从2000年的低位均衡—2005年的局部突出+总体均衡—2010年的东西部二元化—2012年东中西三梯度发展。相比之下，乡村人口则初步形成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的双梯度空间格局。

      

       图5 中国城乡人口城镇化质量省际时空差异及其变化

       Fig.5 Spatio-temporal discrepancy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3.4 不同省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差异分析

       对比不同年份同一省份和不同省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发现(表4)：①同一省份相同年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均高于乡村人口，说明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②同一省份较晚年份的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超越了较早年份的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至2005年，已经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0个省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超越了城镇人口；2010和2012年，除西藏以外的29个省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超越了城镇人口。说明中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也在快速提高。③同一年份部分省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大于一些内陆省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例如，2012年全国最高的北京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高于江西、贵州、青海和西藏4个省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2010、2005、2000和1995年上海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别高于全国其他6、16、8和21个省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类似的情况也已经发生在浙江省这种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较高的省份。说明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深入，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的乡村作为城镇化空间载体的作用也在日益提高。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高级城市化的社会里，城市化不仅仅发生在城市，而是无处不在[34-35]。近年来，中国已经初步显现类似的现象。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将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城乡二元划分的体制和框架将遭遇城镇化现实强有力的挑战，而仅仅以人口城镇化率来评价中国的城镇化将越来越难以反映城镇化的实质。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城镇化新现象，从城镇化的本质出发，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以城市社会地理学中人类日常行为与城市环境相互作用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了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个尺度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和总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发展及空间格局的变化。研究发现：①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人口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自1995年以来，全国和各省市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均有所提高。②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经历了由低位均衡—局部突出—东西部二元化—东中西三梯度—趋于高位均衡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正在形成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的双梯度空间格局；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空间演变格局总体上与城镇人口相似。③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表明一些经济社会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乡村正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在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应该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衡量评价标准，兼顾城镇化率和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以满足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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