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雷[1]2001年在《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经济总是在不断波动中成长。客观上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表现为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水平的不稳定性。因此，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维持适当充分就业的水平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从物价水平的不稳定性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多数国家经常面临的是通货膨胀，但在十九世纪，不少国家也有过持续的、严重的通货紧缩过程。就二者比较而言，历史表明通货紧缩的治理要比通货膨胀的治理更困难。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有时比通货膨胀严重的多，通货紧缩常常伴随着经济的衰退。据罗杰．布鲁特记载，通货膨胀在二十世纪频繁发生，但在十九世纪前，通货紧缩则要比通货膨胀更加普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自1997年起，一些国家如日本、中国、新加坡、瑞典、瑞士等相继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同时全球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已达三十年代以来之最大。《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陆续刊文指出，通货紧缩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致使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并预言：21世纪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如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预言：“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的相当年代，经济将无可避免地往全面性价格低落、通货紧缩的基本方向发展。”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对待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经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长期并存。1994年零售物价水平达到21.7％的历史高峰值。如何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但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1999年，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断言：中国已进入通货紧缩时期。 2 内容捉要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中未曾出现过的情况。尽管在陇通货膨胀方面中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上却经验甚少。 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后，中国政府首先启动货币政策工具，先后数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自1998年起更注重应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投资和消费。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已取得一定实效。但关于通货紧缩的理论研究却十分滞后。究竟什么是通货紧缩，西方经济理论对此尚无定论，国内学者也众说纷劫 至于通货紧缩的种类、成因、经济影响，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选择等问题，国际、国内的文献及著述也不多见。国内学者对通货紧缩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是从 1998年底开始。在此之前，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现，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大致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的断层、通货紧缩。1999年开始，国内学者对通货紧缩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通货紧缩的一般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文在通货紧缩的一般理论方面，主要对通货紧缩的概念、成因和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重点对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协调搭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从通货紧缩的概念入手展开分析，通过界定通货紧缩的定义，分析通货紧缩的特征，进一步阐述通货紧缩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通货紧缩的本质。介绍并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通货紧缩定义的各种学说，得出以下几点结论：l、通货紧缩是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宏观经济现象。表现为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本质是货币价值升值的过程。2、通货紧缩既是一种货币现象，又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3、通货紧缩通常发生在经济周期的经济收缩阶段。但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有伴随产出增加的通货紧缩；有伴随产。出减少的通货紧缩；也有不影响产出水平的通货紧缩。4、对于通货紧缩的度量，采用物价水平指标比较科学。5、考察了中国通货紧缩的形势并对未来通。货紧缩的趋势做出判断。 第二章着重分析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分别介绍不同学派的观点，从社会总供求AD－AS曲线、ISLMBP曲线、货币供求等不同的角度分析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着重剖析中国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 内容提要3 第三章着重分析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分别阐述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即 通货紧缩对产出的影响，通货紧缩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阐述通货 紧缩对就业水平、投资、收入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第四章着重分析治理通货紧缩的一般宏观政策选择。首先介绍了国内外 学者提出的治理通货紧?
肖炎舜[2]2017年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认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沈军彩[3]2007年在《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用》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逐渐趋于成熟,越来越多的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结构作出合理的评价,并提出各种整改的措施。在1998～2006年间,我国的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指导下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使我国顺利渡过东南亚危机,进一步解决贫困问题,缓解了失业压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GDP年平均增长率持续保持10%,社会稳定。但同时部分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如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高速增长,消费需求相对平缓等等。如何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发展,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就显得比较突出。本篇论文主要围绕过去九年中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情况及运用中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在全面介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主要问题,并分析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就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应新形势的一些见解。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般理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我国1998～2006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及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第三部分首先分析1998～2006年间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从长远考虑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构思。
张龙[4]2010年在《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期间伴随着相当明显的周期波动；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物价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1992年我国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成功“软着陆”过程中,在治理通货紧缩、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以及在应对国内流动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不可替代。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分析,既可以对宏观形势进行预测,又可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先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对有关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再对中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接着有针对性的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应的数据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比较客观的结论。最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财政政策效应方面,基于相机抉择的政府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基于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的贡献率。而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效果远大于税收的效果。在自动效果中,税收的效果大于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主动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适时适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应注意使用税收的内在稳定作用来调节经济。在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和物价的关系中,货币供应量M2对产出的增长的效力相对较大,而货币供应量M,对物价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货币供应量冲击对物价仅有短期效应,而对产出则是长期有效的。因此,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调控物价,则应关注M1的变动；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防止经济过热,则应关注M2的变化。通过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情景模拟发现,不管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其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的方向都是正向的,而且对GDP的冲击效果大于对价格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扩张要强于各自单独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GDP的影响,而同时扩张对CPI的影响要弱于单独的扩张影响；并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本文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国内数据的分析方法方面是一种创新；二是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这在研究思路上具有新意,研究方法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三是利用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全面综合系统分析,方法具有科学性,其结果更具现实意义,提出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也具有针对性,这是在提高政策科学性方面的创新。
陈立兴[5]2006年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观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国家内部或单边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物当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提高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全新领域。因此，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过程中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执行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变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消化和应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微观层面应对单一冲击或实现单一目标的对策研究，没有过多地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对客观存在多年并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做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二是忽视了在宏观层面通过合作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研究。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下，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和平崛起”这一指导原则提出之后，研究崛起的中国将对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国的重点。作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中国财政政策将在政府采购、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国债发行等几个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运行的影响，并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从财政政策调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一章从回顾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开始，阐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研究、国际财政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认为目前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研究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国家以外。因此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和谐世界”新理念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第二章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不断扩大的新背景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政府的权力存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政策不再由纯经济理论所决定，而是受到各个参与方的影响，是所有国家进行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在国际经济协作过程中尽管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实力不同的大国和小国都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方面转变和实践，阐述了不同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第三章首先回顾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总结了日本在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其发展的轨迹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次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的协调措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财政税收安排对中国当前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章的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税收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趋势。第四章首先比较了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异同点，中国经济崛起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无意于在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而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摆脱国内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困扰，并通过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其次，重点论述了“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指导作用，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实践使中国财政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各种财政调控措施成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首先阐述了WTO的主要原则和WTO框架下的博弈格局、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参与WTO的利益，然后在分析加入WTO对中国财政运行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WTO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整策略，主要是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化以及履行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承诺等等，还分析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和谈判过程中一些与中国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政策调整效果。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变与创新。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安排、中日韩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协作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协作的应对措施和财政安排。中国应该以亚洲为依托，积极参与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国家内部区域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探讨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协作补偿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跟踪监测，协调好国内外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向，减小区域合作的阻力等等。最后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及其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产生的影响。第七章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和财政理论的发展，一是改革开放后的赤字预算的实践和财政平衡理论的变化，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二是关于国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债功能的认识，由单纯弥补财政赤字，到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国债运作的认识，由临时性偶然操作到长期持续运用。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国内债务发行经历了重大变化以及重新启用国债、举借国内外债务的重要作用。三是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增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等。第八章从调节内外平衡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的协调应该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为最终目标，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积极调控。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组合，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要从加入WTO后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高度，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第九章探讨了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外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输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知识产权纠纷加剧；国际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国公司“攻城略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强势压力等等。经济全球化还对中国地方财政运行产生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和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因此应尝试地方政府举债，加强地方财政特别是加强财政融资能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应对挑战。当前中国应该利用WTO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二是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三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四是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五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财政安排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改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第二，把支持自主创新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政策目标；第三，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功能；第四，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灵活应用关税、非关税、出口退税等措施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滥用反倾销、限制进口、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条款：第五，注重零关税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李圣君[6]2002年在《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比较好的最佳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既无波动，又无通胀。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克服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不良影响，经济运行质量总体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2000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1年前三季度达到8,119亿美元。1953-1978年期间GDP增长率波动系数为154%，而改革开放以来，其波动系数明显下降为33%，“八五”和“九五”期间则分别为17%、12%。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率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率“八五”和“九五”期间分别为12%、8.3%。消费率由1995年的57.5%提高到2000年的60.8%，“九五”期间居民消费达到23.45万亿元，投资增长率为11.2%，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6.5%。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却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不良资产上升，不堪重负；金融呆坏帐比率较大，信贷渠道不畅，社会信用制度急需整顿；财政赤字较大，国债市场需要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面临持续扩张的压力；股市风险加剧，泡沫太大，市盈率较高，急需规范整顿；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这种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高增长。因而所创造的繁荣也是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矛盾的表面繁荣。其背后是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运转的不畅，自然资源巨大的浪费和宏观调控不力等等。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经济增长，而有效的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客观过程的。有鉴于此，为了真正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克服上述经济体制运行中所固有的弊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中的重大作用，本文选题为《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以期与热心于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共勉。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手段。正确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面对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经济<WP=3>全球化的影响，如何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中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实行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来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诸如，财政赤字、发行国债、通货紧缩等等，这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的实践，不仅对我国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财政货币理论。本篇论文围绕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探讨中的主要问题、基本观点及政策主张，展开讨论。在全面介绍财政货币政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节宏观经济的经验与教训，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美、德、英、日）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做法与经验。并就当前国内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应新形势的一些见解和主张。例如，“十五”期间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在“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目标约束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并明确提出在“十五”前期“反通货紧缩”，在中后期则实施有规则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例如，“十五”期间应适度缩小财政赤字的规模，逐步调整和完善国债市场，实行适度的国债调控政策，兼顾财政的周期性平衡；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加大财政贴息的运作空间，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并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等等。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些基本概念、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工具及基本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中介绍了不同学派有关财政货币政策理论的不同观点，本部分还简要介绍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方式和效力。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几个典型国家的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相互配合的实践，以其作为参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第三部分主要回顾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协调发展的历史，我国正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处于过渡时期，有其不成熟的特点。第四部分从财政政策角度论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及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WP=4>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财政政策发挥其有效性的机制传导过程。第五部分从货币政策角度论述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货币政策发挥其有效性的机制传导过程。第六部分在第三、四部分得基础上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货币政策货币
和晋予[7]2008年在《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文中认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国家之间协调各自宏观经济政策以消除政策对彼此的负面影响、实现本国经济目标的行为。对中国而言,加强和美国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有助于平衡国内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本文围绕中美宏观经济联动及政策协调这一主线,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计量模型和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是两国间相互依存理论,是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一部分。在借鉴以往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模型,在此理论框架上构建了中美宏观经济联动的计量模型,包括3个模块和19个方程,对中美宏观经济联动情况和两国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冲击进行分析。根据中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两国GDP和CPI冲击的模拟结果,进行了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静态博弈和动态扩展博弈分析。而后对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主要观点是:首先,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经济联动机制基础之上,中美两国间的进出口、资本流动、政策传导等构成了一个复杂体系。第二,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冲击具有鲜明特点:美国在政策传导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两国财政政策对GDP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CPI的影响较为显著;两国政策搭配和协调的效果要比一国或单一政策效果好。第三,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政策博弈过程,选取协调手段、把握协调时机非常重要。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创新性的探索。一是扩展了国际经济互动理论模型,使之变为两国和两国之外的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充分考虑了开放经济下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二是尝试运用计量手段,建立起两国间经济互动模型并对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进行定量分析;三是尝试将两国政策冲击模拟效果作为博弈的收益分布引进模型,对政策博弈尝试有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和描述。这三点探索使三个模型成为一个逻辑上有机联系的整体。
陈家茂[8]2000年在《通货紧缩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文中研究表明通货紧缩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则是宏观调控中的老问题。本文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置于通货紧缩的背景之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两者协调运用的新思路。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要回顾该课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并提出了问题。 第二部分探讨了通货紧缩的几个主要问题，围绕其定义、衡量标准和经济效应等问题进行阐述。 第三部分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该课题的几个相关问题。 第四部分从实证的角度介绍了美国、日本两个典型案例，并概括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第五部分提出了国债货币化的新思路。
王顺华[9]2003年在《从抑制通货膨胀到治理通货紧缩》文中研究指明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控或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自始至终存在着“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两种观点的持续争论和两种政策的交替使用,但进入20世纪后期,这两种相左的观点大有相互融合,在对立中走向折衷之势。各国政府在政策选择和操作中,都注意把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中国经济是初步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是处在体制转型中的经济,也是走向开放的经济,因而国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更具有特殊意义和作用。本文选择了一个重要时段(1988-2002年)作为背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这两大课题和调控过程作为内容,系统地考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90年代前后期,我国实行了两次政策取向完全不同的宏观调控。这两次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背景、政策实施内容、政策操作过程、政策执行效果和政策协调配合各有什么特点?两者如何衔接、如何转换?本文用两章(第2、3章)分别进行了详尽考察。以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主旨的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主,配合以相应的财政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和组织措施,终于成功地避免了以往调控后出现的经济大起大落现象,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目标。经济“软着陆”成功实现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趋势加剧,成为新阶段困扰经济运行的新的因素。为应对国内通货紧缩,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确立了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并果断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即由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1998-2002年的宏观调控中,扩大内需的政策内容不断充实,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政策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这两次成功的宏观调控,使我国既积累了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的经验,又创造了扩大国内需求,有效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弥足珍贵。与两次宏观调控的过程相伴随,对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些争论的深入展开,推动着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宏观调控实践的创新。本文结合考察进行了评述。<WP=4>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是选择和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这两大政策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各有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两者内部和两者之间如何达配组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受哪些因素影响,应当如何进行政策选择?怎样搞好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协调,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协调?这是有效地选择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专辟一章(第4章),围绕紧缩与扩张的政策选择和协调这一主线,对上述问题加以综合考察和分析,得出了一般结论。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保持短期政策目标与中长期体制改革方向的一致性,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的进程基本同步。1992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大步推进,加快了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进程,这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构微观基础;通过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构造调控平台;通过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调控手段;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拓展调控空间。所有这些,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体制环境,也成为本文第5章论述的主要内容。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积累的两方面的重要经验,对21世纪初期我国有效地选择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21新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中国面对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体制转轨的大背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大环境。面对这种发展的新态势,21世纪初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如何选择?本文第6章提出了建议。研究我国90年代来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有正确的方法。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结合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系统和归纳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采用这些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尽可能地贴近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现实,尽可能地刻画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轨迹,尽可能地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全貌,尽可能地体现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
王柳希[10]2011年在《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文中研究表明自凯恩斯理论问世以来,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已经成为各国共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二者的协调配合直接影响政府调控的效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都致力于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但又由于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不同,二者目标侧重点不尽相同；同时在作用方式、时滞、使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存在差异性。这些共性和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成为必然。因此,各国学者和政府都十分重视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各国对二者协调配合的认识研究随着经济形势、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发展,从而指导实践；而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又反过来促进了理论的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果显著,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理论界和政府当局都重视对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探讨。怎样才能制定最佳的货币财政政策、怎样去实施具体的措施,从而提高二者协调配合的效果,最终达到国家调控的目标,我国的经济学者对此发展了各自的研究。或从内外均衡的角度出发,或从调整内需的角度出发,探讨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效。经济高度发展,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表现的是各经济部门的不均衡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体制的问题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为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环境破坏；市场环境的建设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不能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过往的政策实践中,两大政策并未在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协调,甚至还加剧了这些矛盾和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推动的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同外部的联系日渐增加。经济开放性的日渐加大必然会使得国外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这就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和复杂性,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和货币当局提高对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能力。本文写作的思路是首先阐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般理论,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等方面分析二者的异同,并阐述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两个经典模型。之后回顾我国近年来的货币财政政策实践,从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出发,详细分析和论述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前面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制度上和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和论述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的路径,并结合之前阐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章“导论”,首先详细阐述文章写作的背景和原因。两大政策的协调值得重视,如何在理论上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提高两大政策协调的效果都是值得理论界和政府当局严肃对待的问题。然后对这一问题的中外研究进行综述。国外的研究从凯恩斯主义出发,分别阐述了几个主流学派对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看法和观点,并就政策搭配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利用IS-LM模型和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来进行分析二者的绩效和搭配模式。研究视角大多从内外均衡、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等角度出发,近年来出现了关注财政货币政策对消费、物价的影响和内需结构的调整的研究。第三,对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阐述文章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存在的不足。第二章“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分析”,第一节在理论上分别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一般性分析和论述,从内涵、类别、政策目标、作用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地分析；第二节比较分析货币财政政策在目标、政策工具和传导等方面的异同,认为正是两大政策既联系又不同的特性,使得二者在实施和配合中存在政策效果的放大与抵消,从而论证二者协调配合的必要性；第三节,引入IS-LM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详细分析和论述这两个模型的建立,并引入图形举例阐述在这两个模型之下货币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式以及协调配合的机理。第三章“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回顾”,将1998年至今这十多年的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分阶段回顾政策实践。从当时的经济形势出发,分析当时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这也就是当时出台的政策的背景和意图。再具体阐述当时采取的货币财政政策,就政策工具的使用和政策侧重进行阐述。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1998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搭配稳健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政策持续到2004年。由于1998-2004年间成功的宏观调控,政府于2004年改变政策取向,两大政策都趋于稳健,引导经济的合理增长。2008年底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度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搭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这些政策实践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和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第四章“我国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在的不协调性两个方面来总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用实践中的数据或事例来加强说明。制度方面首当其冲的是财政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央和地方财事权不平衡、财政投融资体系的不健全；市场环境方面,存在利率非市场化和信用制度滞后两大问题。两大政策的协调中,首先二者由于制定和实施者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在政策的效果抵消甚至冲突。在之前的实践中,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存在许多不适当之处,从而导致二者不能很好的协调。另外,从我国的实践中看,货币财政政策的搭配方式和作用层次方面也制约了二者的协调。第五章“我国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的路径和政策建议”,首先分析两大政策协调的路径,即国债、社保基金、财政存款等领域,分析这些领域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原理以及各自的问题。然后从外部环境建设出发提出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建议,从政策制定等方面提出促进二者协调的建议,基于之前的路径分析提出优化两大政策在二者结合领域协调的建议。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应该合理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改革财政投融资制度,促使财政资金使用和筹集的合理化；加快社会信用征信体系建设,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建议建设加强两大政策制定和实施者沟通和交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在协调方面,多样化搭配方式,并进行结构化调整。在二者的连接领域,分别就各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在理论上期望西方的经济、货币理论能指导我国的政策制定、实施,通过理论的系统梳理,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实践中归纳我国政策实施制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主要的创新在于系统地梳理了1998年以来我国的政策实践,并试图进行了评价。收集了1998年至今的了诸如GDP增速等宏观经济指标；诸如货币增速等金融指标的数据,并用一些指标组合来衡量相应的政策目标实现效果,例如用GDP增速来衡量经济增长目标,又比如用CPI来衡量价格稳定目标等。其次,通过实践经验的梳理,从内外两方面总结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的不足在于缺少对货币财政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并且给出的政策建议并不具体,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尚不可知。
参考文献：
[1]. 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D]. 王春雷. 东北财经大学. 2001
[2]. 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3]. 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用[D]. 沈军彩. 苏州大学. 2007
[4].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D]. 张龙. 西北大学. 2010
[5]. 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D]. 陈立兴.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6].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D]. 李圣君.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7]. 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D]. 和晋予. 北京师范大学. 2008
[8]. 通货紧缩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D]. 陈家茂. 暨南大学. 2000
[9]. 从抑制通货膨胀到治理通货紧缩[D]. 王顺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03
[10].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D]. 王柳希.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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