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的东南亚海盗问题研究
祝秋利
摘 要： 东南亚海盗问题由来已久，近几年来东南亚海盗袭击事件的频发已严重危及这一地区海上战略要道的安全。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形势，分析东南亚地区海盗活动的近况、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成的威胁，剖析导致东南亚地区海盗活动猖獗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研究制定东南亚地区海盗治理的相关措施，以期确保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通道安全，助力“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关键词： 东南亚；海盗；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
一、“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况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维系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贸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为鼎盛时期，后因政府实施海禁政策而日渐式微。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东盟，他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① 专家：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合作障碍与对策-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ghsl/gnzjgd/29761.htm，2019年3月20日。 习总书记的这一倡议和他之前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议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习总书记非常重视“一带一路”，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宣布专门设立丝路基金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在国内外重大场合多次强调这一合作发展的理念，如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报告中曾五次提及“一带一路”。
“海丝路”建设在迎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条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① 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 在这条一万三千多千米的漫长的航线上分布着众多重要海域、岛屿、海峡和水道，其中不乏一些地势险峻、险象环生的海上交通要道，像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都是“海丝路”上的咽喉要道。
二、东南亚海盗活动对“海丝路”建设构成的威胁
随着我国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海上交通运输业尤其是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有专家预测，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到二〇二〇年将达到至少4.5亿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预计有可能会接近60%。业内人士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便成为重中之重。② 张洁：《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马六甲因素》，《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 对能源的高度依赖决定了“海丝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我国原油进口的90.37%是通过海运实现的，其中经“海丝路”进口的原油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66%。③ 梁芳：《今日“海上丝绸之路”通道风险有多大？》http：//www.globalview.cn/html/strategy/info_1707.html，2019年3月28日。 东南亚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维护其海上通道安全关乎各方的共同利益，对“海丝路”发展的意义极其重大，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一区域海上通道的安全问题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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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的海上通道安全问题，突出表现为该地区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犯罪案件的频发。自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经济腾飞，东南亚的海盗势力也随之卷土重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的海盗犯罪案件数量明显增加，被公认为是全球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
大量事实证明如今的东南亚海盗已逐渐摒弃传统的盗窃模式，而采用武装抢劫和劫持船舶的手段，因此较传统海盗而言更具杀伤力。他们不仅普遍用上了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化武器和先进的航海装备，而且组织结构更加严密。除了那种以三-五人为一伙的小股海盗，还有不少受过专业训练的海盗集团和国际海盗辛迪加活跃在东南亚各海域，他们在世界各地设分支机构，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现代通讯方式，随时掌握有用信息，因此袭击目标船的成功率更高，危害性也更大。一些海盗集团和国际海盗辛迪加甚至和当地政府或政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仅在印尼就有四个国际海盗辛迪加，其中一个的幕后枭首还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亲密商业伙伴。⑤ 许可：《东南亚的海盗问题与亚太地区安全》，《当代亚太》2002年第3期。
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持船舶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ReCAAP ISC）的统计表明，二〇一八年亚洲共报告了七十六起海盗及武装劫持船舶事件。虽然总体而言去年亚洲海盗和武装抢劫事件的发生率有所降低，但东南亚的海盗形势仍不容乐观。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泊位/停泊处船只报告的事件数量居高不下，发生在苏禄海和东沙巴海域船只的船员绑架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国际海事局将苏禄海临时调整为高危风险区，对航行在东马来西亚东部、菲律宾西部的整块苏禄海海域船只发布高危风险航行的预警。④ 《2018 年全球海盗活动总结与分析_事件》http：//www.sohu.com/a/291375116_100080233，2019年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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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海盗问题与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甚至恐怖主义问题互相交织的趋势更是令东南亚海盗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严峻性日益凸显。海上交通运输业的固有特性使得它本就容易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再者在当前国际反恐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恐怖分子极有可能联合海盗的力量，将恐怖袭击的目标从陆地转向更为隐蔽的海上。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东南亚各国的大众媒体和政府声明中就常常将“海盗”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并开始广泛地使用“海上恐怖主义”一词。① Adam J. Young and Mark J. Valencia，“Conflation of Piracy and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Rectitude and Util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3（02）：270-274.最典型的莫过于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菲律宾南部反政府武装之一的阿布沙耶夫组织，该集团既是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又是名副其实的海盗，近年来频频通过制造海盗绑架事件来索取高额赎金，进而购买武器和支付军饷。
三、东南亚海盗活动猖獗的原因
即便是在崇尚多元文化的今天，海盗式的西方海洋文化仍占据着世界文化的重要地位。海盗元素依然是许多设计师的大爱，英国的时尚教父亚历山大·麦昆设计的带有明显的大航海时代海盗烙印的各款骷髅丝巾、骷髅衫以及各种骷髅头配饰作为好莱坞明星的时尚经典风靡全世界。同样，海盗故事一直是世界电影史上经久不衰的题材，《加勒比海盗》系列、《金银岛》、《诺曼人：维京传奇》等海盗片凭借其神秘、未知的领域与事物成功地俘获了一代又一代影迷的心。全球闻名的苹果公司倡导的也是“海盗文化”，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创办公司时曾在楼顶悬挂一面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③ 毕淑娟：《苹果与众不同的“海盗文化”》，《中国联合商报》2012-04-30（C03）。 在这些极具影响力的海盗元素的带动下，西方海盗文化不断地被美化和升华，并在全球迅速泛滥。
（一）海盗历史悠久
正如保罗·莱文森所提出的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6］理论，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媒介会越来越人性化，AI 技术会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不断完善。同时，彭兰教授也提到媒介的“自我进化”［5］，人机合一的模式会使机器具有洞察人心的能力，而人对机器的驾驭能力也互为推进。那么人如何把握机器？人的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时刻思考。技术的发展要求媒体工作者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具备组织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能力。
（二）缺乏合作机制与合作意愿
东南亚海盗问题的日益严峻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针对该地区近年来的海盗活动形势，从海盗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出发去寻求打击海盗问题的途径，可以为我国采取相应对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提高船员的防海盗意识、通过现代科技加强预警、加强国际合作、弘扬和平式的海洋文化，都不失为防范东南亚海盗活动的有效措施。
东南亚海盗的历史相当悠久，海盗出现的时间与当地的航海业几乎同步，海盗势力的兴起则基本伴随当地海上贸易的产生与崛起。早在公元四一四年，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地区就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海盗袭击。③ 周文彪：《马六甲海盗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武汉航海（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当地不断有人以做海盗为生，劫掠过往船只，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经济萧条的年代，海盗已成为东南亚一种非常重要的传统职业和生活方式。此外，还有不少外来人口为谋求生计或躲避战乱而加入东南亚海盗行列。在十八世纪末期，就有从南苏拉维西被压迫而离弃故乡来到马六甲海峡一带寻求生计的武吉斯人集团（Bugis），他们备有快速小艇，并且武装起来，既进行海上贸易，也袭击过往商船。④ 王任书：《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第 3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自十九世纪初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世界经济的生命线”之称的马六甲海峡就成了海盗们的乐土，是全球海盗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当近代欧洲殖民者中的先行者英国和荷兰殖民者入侵东南亚时就曾为海盗问题而伤透脑筋。海盗活动与海上反殖民力量相互交织，严重伤及侵略者的经济利益和殖民统治，作为抵制外来殖民势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殖民地时代的海盗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后来在英、荷两国联合发动大规模清剿行动之后，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的海盗活动到十九世纪末销声匿迹。但冷战结束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零一条关于“海盗行为的定义”，将海盗行为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UNCLOS-1982.shtml#7，2019年4月2日。 这样一来便给海盗们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通过各沿海国家的领海内自由出没来逃避缉捕。为了突破国际法对海盗行为的界定局限，国际海事局采用了一种较为宽泛的海盗定义，将“登上任何船只，企图进行盗窃或任何其他犯罪的行为，以及企图或可能进一步使用暴力的行为”都定义为海盗行为。① 李金明：《南海地区安全：打击海盗与反恐合作》，《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 从理论上讲，这种新的海盗定义必定有利于打击东南亚的海盗，事实上，国际海事组织（IMO）在统计海盗袭击统计数据时也是将海上武装抢劫犯罪案件一并包括进去。但前提是周边各国在海域治理和治安维护上能够保持协调一致，而东南亚海域岛屿纵横的独特地理条件不仅为海盗们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也是引发东南亚各国间在领海划分问题上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从而制约了在该地区建立长期有效的反海盗合作机制。鉴于东南亚各国对海权的高敏感度，只要海盗在犯罪后躲入另一国的领海之内，海上警察就只能被迫终止追捕，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对别国海权的侵犯。例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沙巴海域有领土争议，海盗们可以轻易地在沙巴和菲律宾之间的苏禄海上穿梭往返以逃脱两国警察的追捕。② 王健、戴轶尘：《东南亚海盗问题及其治理》，《当代亚太》2006年第7期。 再加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本身对海峡的依赖性很小，国内的经济形势也迫使他们无暇顾及海盗问题，导致他们对打击海盗的积极性不高。因此目前东南亚地区合作打击海盗的层次仍相当低，比较有效的是三三两两国家签订的双边合作协议，涉及更多国家的反海盗合作协议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实施。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6月102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传统护理组（n=51）及中医护理管理组（n=51）。其中中医护理管理组，男31例，女20例；年龄42～85岁，平均（61.2±4.5）岁。传统护理组，男32例，19例，年龄43～84岁，平均（62.0±4.3）岁。经统计学分析中医护理管理组与传统护理组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具有可比性。
（三）西方海盗式海洋文化的泛滥
西方海洋文化是指以西欧为主的欧洲的海洋文化。在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末期的一百多年间，在西方各国的坚船利炮和糖衣炮弹攻击下，西方海洋文化以其压倒一切的气势主导世界，作为“先进文化”的典范被世人所推崇。殊不知西方的海洋文化发端于西方海盗文化，形成于近代西方列强靠武力征服海洋、进而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其本质是一种海盗式的无休止的扩张和赤裸裸的掠夺，这一点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家史中暴露无遗——那些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争霸无不是海盗精神在国家层面上的表现。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海盗活动猖獗往往是由于经济衰退因素造成的。以索马里海盗为例，该国人均年收入才五百美元，而凡是参与海盗袭击者人均每年大约有两万美元的收入，这对于大部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索马里平民来说当然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② Yvonne M. Button，“Bringing pirates to justice：a case for including piracy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11）：201.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南亚海盗问题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之后，诸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经济普遍不景气，失业率大幅上升，导致社会底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加之政治动荡不安，政府无力对抗海盗犯罪，给海盗作案以可乘之机，因此大量失业的海员和渔民为了迅速摆脱经济困境不惜选择从事海盗劫掠的勾当。但这只是海盗频发的诱因而已，我们还应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去挖掘东南亚海盗屡禁不止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由图11可知，部分连接结合梁的跨中最大动挠度要高于完全连接结合梁，这说明随剪力连接度的降低，结合梁刚度下降，柔性增强，从而试验梁的动力响应变大。
四、应对措施
尽管近年来东盟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度较之前有所提高，但由于海盗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东南亚国家反海盗合作的意愿依然不甚强烈。
（一）提高船员的防海盗意识
船员的自身防范对反海盗工作的效果起着关键的作用。针对海盗活动猖獗给海运安全带来的严峻挑战，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增加了保安职责的新要求。④ 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解读组、李恩洪，《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解读》，《世界海运》2011年第1期。 当前情况下，提高船员的防海盗意识至关重要。首先，各大航海院校要增加船员防海盗的训练和演习，加强船员防海盗的手段和技能，让他们了解海盗存在的原因、海盗的历史演变过程、目前全球受海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熟悉现代海盗活动的特点、攻击手段和袭击目标。其次，应加强船舶的日夜值守，特别是靠近海盗活动的高发区域时不能有丝毫懈怠。第三，船长和船员还应从思想上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对船舶的装货信息要严格保密，对船上的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
（二）通过现代科技加强预警
从安全的角度讲，仅靠提高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大数据时代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海盗防范也应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借助现代化先进的科技手段可以加强海盗预警能力。首先，各地海事部门和其他防范海盗的主管部门应重视海盗情报工作，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国际海事局和国际海事组织定期发布的海盗信息进行及时的搜集和整理，建立动态数据库分析东南亚海盗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可具体到海盗喜欢袭击的船舶类型、海盗作案时间及作案时的船舶状态、海盗作案人员的配比及登船成功率等等。其次，根据之前归纳总结的东南亚海盗活动规律和观测所得的可能性前兆，制定完善的海盗威胁等级认定评估机制，并利用各地公共广播、海事部门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媒体向航运公司、船务公司、渔民等发布不同程度的危险情况，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海盗袭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三）加强国际合作
近年来，东南亚海盗与武装抢劫严重威胁海上通道安全的事件频发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个国家都负有打击海盗的义务，《海洋法》第一百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UNCLOS-1982.shtml#7，2019年4月2日。 由于政治历史原因，东南亚各方的反海盗合作工作起步较晚，在上世纪之前并未形成有效的海盗防治机制。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才开始就区域性的海上通道安全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今后各方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合作打击海盗是大势所趋，唯有进一步搁置领土争议，加大联合海岸巡逻力度，才能完善和强化东南亚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正如新加坡前总统陈庆炎（Tony TanKeng Yam）所言，“单个国家的行动是不足以应对这些威胁的。海洋是不可分割的，海上安全也是没有边界的。”② Tony Tan，“Maritime Security after September 11”，addres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conference，Singapore，June 1，2003.
（四）弘扬和平式的海洋文化，构建和谐海洋
纵观当今世界，海盗式的西方海洋文化已越来越受到质疑，强势的西方海洋文化已不符合人类向往和平的愿景，也无法满足人类追求多元文化的需求。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所提倡的和合、和谐、和平的发展模式包括其海洋发展上的理念、主张和实践，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世界认同。③ 曲金良：《西方海洋文明千年兴衰历史考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年历史长河的积淀，以其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屹立在世界文化的潮头。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应抓住“海丝路”建设这一时代契机，把海洋作为载体，把丝绸之路沿线众多国家和地区作为辐射圈，扩大文化交流的渠道，把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和平式的中华海洋文化传播出去，让其在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史上发扬光大，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共同构建一个民主、文明、和谐的海洋环境，为全人类造福。
五、结语
从古至今，海洋都是促进世界各国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当今“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新的实践舞台，然而东南亚频繁的海盗活动对这一通道的安全构成了最现实的威胁。确保东南亚的海上通道安全是发展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积极应对海盗威胁，维护船舶航行安全，以有效保卫“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畅通，已成为各国面对东南亚地区海盗问题时所达成的共识，也是推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有力保障。
表流人工湿地的水面位于人工湿地基质以上，其水深多为0.20～0.40m。基于此种人工湿地，污水以较为缓慢的流速进入人工湿地的表层，并存在部分蒸发，部分渗入湿地的可能，但大部分会经出水溢流堰流出。
【作者简介】 祝秋利，上海海事大学海事语言及应用专业在读博士生，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海事语言及应用、英美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二〇一四年合作完成专著《英吉利文明》，二〇一四-二〇一八年发表六篇海盗文化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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