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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1)05-0035-04
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风暴在冲击中国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也制造出了为数不少的劳资纠纷，面对职工权益不断受到侵害而又维护不力的窘境，中国工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职能界定问题再次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本文尝试借用科斯对企业性质的研究方法，从组织的角度对工会的性质进行溯源式探讨，以期弄清楚工会内在的责任边界，并在考虑现实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工会的实际职能提出重新界定的参考思路。
一、工会存在的理由：关于职工维权方式的思考
1.劳资冲突必然导致工会的出现吗
产业革命不仅借助技术创新迅速提高了经济生产能力，而且带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改革，在封建的生产资料配置模式渐渐淡出历史之后，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的生产方式。《国富论》开篇即谈到：“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从那时起的几百年来，劳动分工的潜能不断被释放出来，协作一度成为效率的代名词。尤其20世纪后，社会财富的创造速度近乎疯狂，但数以万亿计的产值并未能成为完全平息社会矛盾的灵药，相反，与劳动合作同时产生的劳资利益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不需要自然科学式的过分严密的论证，两次世界大战和数轮经济危机的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劳资利益冲突加以解释。从社会内在逻辑考察，由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和高频率革新，劳动的潜能不断得到释放，劳动者在数量上长期处于相对过剩状态，从而造成劳资合作中的资强劳弱局面，劳动者的权益维护也就成为劳资冲突的核心问题。据此，理论界通常认为工会发端于劳资冲突，或者劳资矛盾直接导致了工会的产生。本文并无意否定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但起因绝不等于存在的理由，至少不是全部理由。因为劳动者维护权益的方式显然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自我维护、集体谈判、政府救助等都是可供选择方式，认为劳资冲突必然导致工会出现的观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2.职工权益自救的交易费用约束
当劳资冲突爆发或者职工权益受到侵害，作为劳动者一方采取某些措施替自己说话无疑是自然合理的，权益自救在社会逻辑内具有自发性和优先性。现实经济生活中，劳动者个体单独维权的具体办法多种多样，比如直接和资方谈判、退出合约威胁、诉诸法律、暴力解决等。如果假定资方不是单纯的恶意冲突制造者，作为职工权益的主要衡量指标，工资、生存保障水平、工作环境等都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得到改善。然而，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属性的存在，使得每个劳动者都单独行动时，因个体力量的弱小而限制谈判或威胁的效果。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本质，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维权模式显然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制定计划的费用、谈判的时间成本、签约的花销等，借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本文姑且也将其称为交易费用。[2]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职工权益自救无论在及时性还是获益大小方面都受到较大的约束，影响职工维权的整体效果。
3.工会作为一个组织的维权优势
如果每个职工都在利益受损时采取类似“价格机制”的单独行动，而以此为特征的权益自救方式显然需承担较多的交易费用，仅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就很难常态化。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让我们的思路有可能在强调“讨价还价机制”(即竞争机制)优越性的同时，并不放弃对“计划力量”的认识和局部吸纳。对于工人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工会的理解，可着重于考虑两重因素：其一，单独行动的模仿效应，即资方通过妥协换得单个工人回到工作岗位的行为很可能被更多工人所模仿，由此带给资方的妥协放大效应便不再是“短痛”决策，反之“强压与喝止”产生的模仿效应更有利于资方的利益，工人权益自救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其二，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集体行动除了谈判实力的增强以外，为保障权益所支付的成本显然也要小很多，如果能够进一步推进某种长期契约的签订，从整个社会来讲集体行动也是经济的。因此，正如科斯对企业性质的阐述那样，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同样是工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3]作为一个组织，在工会内部，主动的计划管理取代了被动的模仿支持，会员的个体优势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成本的提前支付(会费)而得到整合，遵循公平谈判的力量对等原则成为一种可能。
二、科斯的视野：寻求工会内在的责任边界
1.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的认识
科斯将企业内部计划管理界定为与市场价格机制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机制，认为计划力量的强制性能够避免或减少诸如信息搜集、谈判等活动引起的交易成本。一个与此相关问题是，既然通过组织能消除一定的成本，而且事实上减少了生产成本，那么为什么市场交易仍然存在呢？为什么所有生产不由一个大企业去进行呢？科斯指出：“当企业扩大时，对企业家的功能来说，收益可能会减少，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也就是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内部的管理成本又将上升，这对应于现代经济学家们关于“管理收益递减”的论点。按照这一逻辑，科斯的结论已经十分清晰：企业的边界存在于这两种成本的边际相等点上。对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研究成果现实吻合性的分析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企业是具有生产和交易诸多功能的组织，企业的出现不仅节约了交易费用，同时也通过合作、研发等方式节约了生产费用。因此，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界定仍具有合理性，真正的企业边界是其节约的总费用(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之和)的边际点与其内部管理成本的边际点相等的那一点。
2.工会的最优化规模
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分析思路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试图撇开政治因素和价值判断讨论一个组织的性质时，有理由相信关于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逐渐明朗的概率在增大。与企业具有生产功能相比较，工会活动本身不存在直接的物质资料消耗，因而也就不存在生产成本节约问题，所以尽管劳资冲突是工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是工会存在的真实而且唯一的理由。如果认定工会的出现同样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那么借用科斯对企业边界的界定方法，我们可尝试寻找到工会的最优化规模。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随着劳动者人数N的不断增多(意味着工会维权活动数量增多)，工会所能节约的交易费用也在不断增加。①但这是否意味着工会的规模可以无限扩大呢？如果考虑到组织会员的花费(管理成本OC)，这个问题将会变得明朗。通常随着会员数量的增加，其管理成本也将上升，而且会员数量越多，增加一个会员的边际成本将越大，数学上意味着OC曲线的斜率为正且不断增大。正如我们在右图中所看到的那样，两条曲线PC(节约的交易费用)与OC[，0]之间的距离将构成成立工会的收益，而其最大值存在于OC[，0]上切线斜率与PC斜率相等的某切点上，而与其对应的N*便可视为成本-收益意义上的工会最优化规模。
3.工会内在的责任边界
找到理论上的工会最优规模并不是我们的初衷，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有助于我们延伸至对工会内在责任的考察。前文的分析暗含了这样一个的假设：工会做了与会员单独行动时相同的事情，即维护会员权益。如果工会不能够很好地维护会员权益，尽管其由于活动的减少而降低了管理成本(OC[，1])，但此时PC曲线将会下降更大的距离，从而减少成立工会的收益。反之，如果人为地赋予工会过多的职责，其为维护会员权益所节约的交易费用也将保持不变，但其内部管理成本会上升，进而导致其实际收益为零(OC[，2])甚至为负(OC[，3])。由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工会的责任内在地存在着一个边界，这个边界由其存在的理由所决定，工会只有将其全部的精力用于维护职工权益的活动，才能使会员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问题的延伸：中国工会应该停留在责任边界吗
1.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条件
科斯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但确定从交易费用节约的角度探讨工会组织的性质仍然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和企业的情形相同，工会本身是一个自下而上自发组建的组织。这大致意味着以下几个结果：其一，在加入和退出工会的问题上，会员拥有充分的自由，而其作出决定的依据是其加入工会所得收益与所付成本的比较，这进一步意味着工会的成立和解散由会员自己决定；其二，工会作为一个组织不仅具有个体成员单独行动所不具备的优势，而且能够自主地发挥这种优势，如果工会的日常行为受制于其他的外在力量，工会作为组织的优势将会削弱；其三，工会组织具有维护会员权益的一元化目标，并为此目标在交易成本节约与管理成本生成之间寻求平衡。
回顾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演变历程，企业的产生是在竞争中进行利益权衡的结果，一部分人通过契约自发组织起来，以内部命令式交换替代市场谈判交易，从而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可见，自愿组织是服从命令进而也是效率提高的要求。强调这一条件不是为了反对或者支持什么，当然也不仅仅是从理论完备上来说它是必需的，因为组织成立之初似乎已经决定了它所应具备的功能。对于工会来讲，从工人自发组建到工人权益维护的逻辑显然是合理的。
2.中国工会功能泛化的现实
工会作为一个组织相对单个会员的比较优势是无需多议的，但当涉及工会组建以及工会行动目标时，现实中似乎还缺乏足够的依据满足我们所期望的条件。我国对工会的法理定义如下：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2001年修改法)。这个定义尽管赋予了职工加入和退出工会的自由权利，但“自愿结合”一词与“自主组建”并不完全等同。
尽管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非自发的组织就是没有效率的，但政府作为一个掌握有公共权力的机构，其理想的行动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当工会在政府主导下组建和运转时，很难避免一些附带责任的产生，中国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诸多的美好愿望面前，我们赋予了工会一项又一项的功能，并在不断泛化的工会功能面前忽略甚至遗忘了这个组织的本质，中国工会在实践中的维权效果自然无法随人所愿。不仅如此，政府也在不经意间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角色，如何行动甚至体现着政府的执政理念，要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还是要工人更体面的劳动，很显然在局部上是存在偏差的，确保公平与公正的难题其实也是一种隐形成本。面对劳资冲突数量不断增加的现实，中国工会究竟应该如何改革是摆在理论界和改革推动者面前一项重大的课题。
四、职能重塑：中国工会两种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
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了不同分配状态下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现实中处理矛盾的方式因而也并不唯一，中国工会的职能重塑至少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在前文已经获得的框架内，深入剖析现实问题，质疑并修正条件，回归工会本质；二是承认既有事实，创造新的条件，使工会多重职能同时实现。
1.路径之一：回归职工维权本质
工会的本质职能是维权，这是贯穿本文的核心观点。而像生产建设、民主管理和宣传教育等职能，则不仅其职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维护职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它们也都是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被附加上去。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给工会定位的问题，实际上长期存在着争议。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趋于一致，这直接造成了工会职能和国家职能的划分困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工会更多的是党和国家指示的传达者、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工人的教育者。其工人阶级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被弱化了，更重视工人阶级长远和整体的利益，而我国特殊的革命和建设历程更加强化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内对外经济关系出现明显变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经济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加强，西方工会组建和运作方式影响渐强。在这种背景下，旧体制的路径依赖导致劳资关系协调困难重重，工会角色冲突日益显现。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徐燕(2008)认为，“我国工会角色冲突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工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角色，为避免工会角色冲突，就必须对工会的角色进一步进行明确认定，强化其职工合法权益维护者这一基本角色，使其角色单一化”[4]。可见，要巩固工会的地位，强化工会的职能，根本之道在于强化和巩固工会的本职功能——维护职能，确立其作为基础性和中心职能的地位。这不仅要体现到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精神中去，也要体现到地方党政领导和各级工会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必须牢固树立“维权工作有作为，工会工作有地位”的观念，同时积极探索与市场经济和各地实际相适应的维权机制。
2.路径之二：赋予与工会职能对等的资源和手段
任何一个身兼多重功能的组织，都可以将其所承担的职能划分为两大类：本质职能和辅助职能。所谓本质职能就是这个组织用以界定自我性质的职能，它往往是随着社会发展自发形成的；而辅助职能则是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附加、衍生的职能，相比于本质职能，它更多体现出具有“人为设计”的特点。前已述及，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逐渐趋于统一，真正维护职工权益就难免附带出其他的利益诉求。梅克保发文强调：作为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在加强党的群众工作中的作用很难被替代。[5]
如果认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组织的多重功能定位，那就意味着未来我国工会工作中至少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会制度创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利益诉求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和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工会工作，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和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二是辅助职能的实现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要让工会承担更多的职能，就应该赋予其更多的、至少是与其辅助职能相对等的资源。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工会十五大期间强调指出：“要把维护职工群众具体利益同维护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支持工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更多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6]明确了“把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同组织职工、教育引导职工紧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考虑到组织的非完全替代，这种节约的成本总量通常是在逐步递减的。也就是说，工会所能节约的成本总量不会超过劳动者分别单独维权所花费的成本之和(PC)。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假定最极端的情形，即工会以零成本节约了所有交易费用(如图所示，它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当然，这种假定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强化我们将要得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