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不老松——基辛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辛格论文,政坛论文,不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与亨利·基辛格的工作日程秘书进行数周磋商后，我在他的时间表中发现了一小时空白。接着，他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他的97岁高龄的母亲去世了。他一向认为，他一生中所获得的任何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母亲。采访推迟了。现在，两周后，采访他的机会似乎将再次出现。
我的约会已从上午11点改为上午11点半。我所在之地，离开基辛格位于派克大街的办公室只有咫尺之遥。当我坐在纽约联盟俱乐部自己的房间内时，我不停地转换电视频道，并等候又一次推迟约会的电话。有线新闻电视网（CNN）正从巴格达现场直播节目， 伊拉克总理萨哈夫谴责基辛格，因为基辛格声称，英美空军应集中力量努力杀死萨达姆。背景中响起了尖利的空袭警报声。
“下周不可能出现一次危机，因为我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基辛格在1970年开玩笑说。那是叙利亚入侵约旦、苏联人在古巴海域部署核潜艇、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破坏智利的稳定、以及越共提出新的和平计划的一周。目前也存在一次国际危机，但基辛格不必处理它，只是对它发表评论。传媒希望知道他对一切事情的反应，从戴安娜王妃之死到皮诺切特被捕。
我的电话铃没有响，因此，我动身前去拜访他。他的办公套房座落于一幢由钢铁和玻璃建造的大楼的第26层。门上没有任何标记，只有一名年轻的女接待员坐在有机玻璃的窗户后面。在我见到这个争强好胜的老家伙之前，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那不会弄错的日耳曼人的低沉口音，就像砂石在水泥搅拌机中搅拌：“告诉他们，我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我必须在6点45分离开工作室。记住了吗？ ”当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向另一间办公室，数次穿过我面前的走道时，他的助手之一努力跟上他的脚步。
他的身材比你所预期的矮得多，但你一下子看不出来。他从我身旁走过，向我打了一声招呼，就消失在另一个房间里。他的头发仍是卷曲的，但现在已变白。他的脸像一个核桃：脸色灰黄，布满皱纹和褐黄斑。眼睑下垂，下嘴唇也下垂。他的眼镜很厚，说话因口齿不清而令人难懂。虽然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于1923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菲尔特，他自15岁以后就一直生活在纽约，改名亨利·基辛格（他与家人——母亲、父亲和一个弟弟——为躲避纳粹迫害而于1938年移民）。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L形屋角的架子上放着大约40 幅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签名照片：从萨达特和撒切尔夫人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戈尔巴乔夫的每一个人。一些照片因年代久远已褪色。架子上还有一幅画，画了一头美国秃鹰，还非常好战地画了一个地球。
基辛格不再担任高官已有23年，但他仍带有权力的光环。当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并于1973年任命他为国务卿时（在杰拉尔德·福特任总统时，他仍任国务卿，直至1977年），冷战正处于最高峰。作为显然主管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家，基辛格几乎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基辛格的权力与历史上其他任何人的权力不同。首先，基辛格的权力是围绕他的个性建立起来的：他的众所周知的动辄发怒；他的解人疑虑的妙语连珠；他的马基雅弗利式的外交技能；他的善于毫不留情地进行分析的头脑。基辛格的权力也与他的时间的珍贵有关。1982年，当他得知必须接受一次紧急的心脏搭桥手术时，他与医生进行协商，看看他能否找出时间接受手术，并得出今后3 个月他的日程已经排满的结论（医生否决了他的结论，并在那一周赶紧为他动了手术）。
虽然基辛格现在已是一个75岁的老人，他仍被视为其对国际关系的评价应被国君、总理和总统听取的政治家。当托尼·布莱尔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时，他把与基辛格共进早餐包括在他的旅程之中。诸如美国运通公司和雷夫隆公司等跨国公司的总裁同样听取他的意见。事实上，他们每年支付给基辛格合伙公司数百万美元，以换取有关世界事务的概况介绍。基辛格合伙公司，是基辛格于1982年建立的咨询公司。作为一个供雇佣的政治家，他仍是地球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在他的办公室，我浏览了一下拿到的一份有关亨利·基辛格的实际情况的文件。我注意到，这份基辛格与之有联系的公司名单包括霍林格集团——从《耶路撒冷邮报》到电讯报集团的一系列报纸的所有人。
而且，基辛格仍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他的工作日程仍排得不能更满；他仍在助手和保镖的陪同下乘着私人飞机到处飞；他和南希——他于1974年所娶的那个身材高挑、富有魅力的社交名流——的照片仍出现在社交版上，他们仍与好莱坞明星、石油巨头和欧洲王室成员一起聚会。
我能听见，在外面的派克大街上，响起了巴格达空袭警报的可怕回声：一辆纽约警察局巡逻车的警笛鸣叫声。我努力集中自己的思绪，但现在我又听到了马路对面一台风钻发出的刺耳噪声，而与基辛格有关的关键字眼像一首抽象派诗歌那样在我的脑海中翻腾：穿梭外交、越南、缓和、隐蔽行动、毛泽东、窃听、B52、勃列日涅夫、地缘政治、 战争罪行、偏执狂、柬埔寨、势力均衡、权力催欲剂。权力。权力。 过了5分多钟，基辛格博士匆匆走了进来，解开蓝色西装背心，坐了下来。“那件该死的东西是否开着？”他指着他的工作人员放在玻璃咖啡茶几上我的录音机旁边的一台录音机，用男性的单调声音问道。“我告诉你，我没有任何专门技能。”他几乎允许他自己在这么说时发出微笑。这使他在片刻之间看上去像老祖父般慈祥。
一如既往地强硬
我们从有关轰炸伊拉克的新闻开始。不，他不认为传媒会允许他不再对这种事件发表评论。“可是，为新闻界说句公道话，我不是被迫回答提问的——因此，必定存在某种相互需要。”他主张轰炸巴格达迄今已有一年，而他说，轰炸的时间选择与克林顿的弹劾审判的巧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是总统不是迟迟不就轰炸问题作出决定。“这是不幸的时刻，因为轰炸发生在美国进行国内争论的时候。目前的考验是，进行轰炸是否主要是出于象征性理由，而且，正如我们正在谈论的，对这个问题我无可奉告。总统在他的演讲中说，他正在努力摧毁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点。在我看来，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就非常容易制造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言。因此，我认为，攻击的目标应该是破坏萨达姆的控制系统，应该对准共和国卫队的部队以及支持他的统治的机构。为了实现这种目的，我们应该能自由地攻击任何正在移动的军事车辆。”
看来，他与以往一样倾向强硬政策，而且，对待他的盟国也一如既往地讲究策略——他不认为英国参与轰炸巴格达只是表面文章。“不，我极其赞赏英国，因为英国再次显示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因为在新一代美国人心目中，英国使其自己重新被确认为我们的最可靠的盟友。我认为，无论在欧洲各地发生什么事，这对英国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使英国在华盛顿具有特殊身份。在所有欧洲人口中，美国人觉得与英国人打交道是最容易的——你是讲究实际的，你不像法国人或者他们的过分理性主义那样好斗。”
虽然基辛格能够看出，布莱尔支持克林顿，他认为这与这位首相的风格有关——布莱尔与一位共和党总统同样能和睦相处。令人惊讶的是，基辛格觉得，最容易与之共事的英国政府是威尔逊和卡拉汉的政府。
威尔逊和卡拉汉的年代属于基辛格回忆录第3 卷《复兴岁月》（将于3月29日由西蒙－舒斯特公司在美国出版）所涉及的时期。 该书从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开始，集中叙述福特担任总统的那两年半时间。对基辛格来说，这是与苏联人缓和关系并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时期，是以色列与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签订撤军协定的时期，是南部非洲实行多数人统治的时期，是塞浦路斯发生平民暴乱的时期，也是出现石油危机的时期。
基辛格的回忆录是一项宏大的工程。1977年，就在他离职后不久，在他加入乔治敦大学时，他开始了第1卷的写作。涉及1969年至1972 年的《白宫岁月》在两年后出版，并成为头号畅销书。第2 卷《动荡岁月》涉及尼克松缩短了的任期的那一年半时间。第2卷于1982年出版， 与第1卷一样畅销。那么，为什么第2卷与第3卷之间相隔了17年？
“多半是因为我希望对一些争论得出更合理的认识。在前两卷回忆录中，我更多地是根据70年代的争论进行分析。事实上，当我观察目前的争论时，我必须说，情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因此，希望得出更合理的认识的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基辛格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题目，不可能对它作出最终判断。“例如，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抗议越战的一代人仍然非常活跃。几个月前，我在耶鲁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我吃不准，在大学生的头脑中，他们是否知道，越南战争是发生在西班牙内战之前，还是发生在西班牙内战之后。这么说是言过其实的，但越南战争不是今天的大学生所关心的事情。”
基辛格自己的人生经历，实际上不是他的回忆录的特色。他不喜欢谈论他自己。例如，他将自己的痛苦而难忘的童年的重要性、将自己的犹太人传统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限度——他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并把他自己的教养说成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德国人的教养。虽然他小时候被禁止与非犹太人儿童一起踢足球（一种他当时喜欢并且今天仍然热衷的游戏），他曾说过，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而且，在他童年时，他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德国正在发生什么事。然而，当他于1938年到达美国后，他白天在一家剃须刷子工厂工作，晚上在一所夜校继续学习，这时他才发现，他不必跑到街对面，以躲避非犹太人男孩的殴打，这使他渴望成为美国公民。
可是，直到他于1943年作为列兵加入美国陆军，他才开始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在巴尔杰战役中证明是一名英勇的军人，志愿加入一个小分队。当德国人在盟军开始登陆后发起反攻时，这支小分队进行阻滞战斗（后来，他作为反间谍部门的一名中士获得一枚铜星奖章）。
当他访问德国时，波恩政府宣布，基辛格可以拜访他的一些亲戚，这时他脸色阴沉地说，“我的亲戚都用肥皂擦洗过了。”他的亲戚中至少有13 人被送进毒气室。 他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认为， 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大屠杀。
然而，基辛格的性格的其他方面与这一切不相一致。比如说，他的冷面幽默感。他曾开玩笑说：“违法的事情我们立刻能做，违宪的事情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当他的心脏病发作时，他嘲弄地说：“唉，至少这证明，我确实有一颗心脏。”
根据基辛格的学生的说法，在他进入政界后，他养成了一种自贬的幽默感。这是为了平息妒忌，并消弭自己天生的严肃和傲慢的态度留给他人的不良印象。“我从未见过一个具有更大的诱惑力量的人。他不仅富于机智并富有魅力，而且使我觉得，我正是他所寻找的能独一无二地提供忠告和帮助的那个人，”埃尔莫·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回忆说。当基辛格初次担任公职时，朱姆沃尔特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
权力是极好的催欲剂
基辛格讨人喜欢的魅力和才智，不仅施展在政治同僚身上。他曾在1972年说：“权力是极好的催欲剂。”此后不久，一次对《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女郎的民意测验公认，他是“我最乐于外出约会的男人”。在他与安·弗莱谢尔（Ann Fleischer）（纽约一名簿记员， 他与她有两个孩子——戴维和伊丽莎白）离婚之后，并且在24年前与南希·马吉尼斯（Nancy Maginnes）（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研究人员的社交名流）结婚之前，有关好莱坞小明星陪伴基辛格的传闻层出不穷。
可是，公众对亨利·基辛格的持久认识之一是，他是疑神疑鬼和遮遮掩掩的。1975年，在讨论东帝汶的平民骚乱时，他对自己的助手说：“你们有责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种革命形势中，纸面上的一切东西都将被用于反对我。”他有敌人：自由主义者讨厌他对待越南的强硬态度；右翼分子怀疑他与俄国人缓和关系、与中国人重归于好的鸽派政策；前白宫同僚愤恨他不受水门丑闻牵连。他们中的一个人、从1969年至1972年担任司法部长的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称基辛格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疯子”。基辛格的回答不可能更冷若冰霜：“在哈佛大学，我用了10年时间才获得一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在这儿，我用20个月就做到了这一点。”
1974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曾考虑辞职：他厌恶有关他与窃听、与颠覆民主选举的智利政府、与安排秘密轰炸中立的柬埔寨有牵连的种种说法。他说，他已被认定是一个更关心势力均衡而不是道德问题的人。“我宁愿认为，人们在书写有关我的记录时可能记得，或许一些生命得到了拯救，也或许一些母亲能够更泰然地入睡。但我把这种评判留给历史。”
当尼克松辞职时，基辛格安慰他说，历史将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宽容地评判他。尼克松反驳说，这取决于谁写历史。基辛格对我说：“我不知道，人们在怀疑尼克松的品格以及他的某些行为时，是否也怀疑他的领导能力。但我认为，对他的积极评价更多得多。”
从历史的角度看，基辛格是容易相处的。他于195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年27岁，两年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再过两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那时起直到他进入政府，他一直是一名政治学教授。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至今仍在哈佛大学被人谈论，因为他的论文厚达383页， 这促使校方制订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写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的论文长度的1／3（从他的回忆录的规模来看，撰文过长已是一个死灰复燃的问题）。他的论文的题目是《历史的含义》，甚至他的教授们也觉得，他的论文是相当费解的。这篇论文提到了从康德和斯宾诺莎到荷马和弥尔顿的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而论文主题既包括道德和自由，也包括革命和官僚。他在一处宣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并非必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认为，追求和平是一种不断权衡的行为，缺乏更大的哲学意义。哦，人生就是受苦，出生包含死亡！
作为一名学者，基辛格思考历史的含义。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参与缔造历史。现在，在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记录一种对事件的描述时，他是否已得出结论：真正有价值的是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前两卷回忆录中，我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我在这一卷回忆录中的不同做法是，更集中描述我们在内部讨论的东西——我们如何看待形势——这样，读者就能记住，以我们的特殊方式捍卫国家利益的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认识问题的。我做了一些决不会再做的事情。我让记录员出席几乎每一次会议，因为除非有一名具有历史头脑的与会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解释，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也将不可能从一大堆文档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通读这些记录对基辛格来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练习。“我告诉你，一些记录使我觉得惊讶。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我没有遗忘我曾努力做的事情，那就是了解问题的实质。当我重温我的文件时，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文件是多么概念化。”
尽管基辛格与夜闯水门大楼或者掩盖水门丑闻无关，沃尔特·伊萨克森在《基辛格》（1992年）一书中认为，他默认了导致水门丑闻的那种态度。伊萨克森声称，作为尼克松时代的特征的多疑气氛始于1969年，当时基辛格要求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授权窃听（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比彻（William Beecher）的电话。 比彻写了一篇关于那一年秘密轰炸越共在柬埔寨的补给地点的报道。狂怒的基辛格希望查明，是谁泄露了这件事。
我问基辛格，他是否曾经觉得，人们正在密谋反对他。“不。我不觉得存在反对我的密谋。我觉得存在与我的观点非常敌对的观点。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密谋。更多的是持续的骚扰。”
1973年，基辛格因有幸为越南双方谈判和平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批评他的人们声称，他作为中间人促成的和平条款与1969年提出的条款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后看来，他是否会对越南采取不同的行动？“你必须拆分这些和平条款。我所服务的是一个继承了战争的政府——因此，当我们接手时，我们发现已有55万部队卷入。我们的前任只是同意停止轰炸，这正是美国对待谈判的方式：消除一些压力，从而为谈判改善气氛。这么做应该使另一方更愿意谈判。我想，事后看来，我们的前任的所作所为超出了这个国家准备支持的范围。而且，他们不了解，通过武力在印度支那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政府，这将是多么艰难的尝试。
仍是一本正经的教员
你曾认为，这么做将易如反掌？“哦，当时我没有参与介入越南的决定。但我可能支持这种决定。其次，既然我们介入了，我们必须以一种能获胜的战略介入。可是，以一种消耗战略介入是一个重大错误。而消耗战略是美国人打一场战争的风格，也是完全不适合一场游击战的。接着出现了我分担主要的决策责任的时期，而问题变成：我们如何从越南脱身？我想，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将使我们能把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我们在这种解决办法中表明，我们已听到了我们的国内批评者的呼声，但我们不会牺牲与我们合作的人民。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停火，政治演变自会发生。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不认为，对北越方面来说，妥协相当于失败。他们不可能承认，战争与谁控制政权无关。因此，谈判变得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得多。其次，那些积极参与美国人的抗议运动的人实际上不希望妥协，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失败。”
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面无表情、一本正经的教员。事实上，与基辛格面谈看来有点像是为晚年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译者注）记录口述：密集而严谨的思路，充满言外之意和修辞性疑问。你能作出的最大努力是弄清他的说话的真实含义：他所指的是反战抗议者希望看到美国丢脸？“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有充分理由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越战实际上是美国的自我扩张和过分扩张的一种练习，而且，除非我们得到一次可怕的教训，我们将一再地重蹈覆辙。”
基辛格说，实际上他对抗议者并不觉得愤怒。“当时，实际上我更觉得失望，尼克松把抗议者看作敌人，而我与他不同，我把抗议者看作以前的同事。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愚蠢地认为，存在某种误解，而我们能够找到某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想法使我遭受挫折。”
我问他，如果他再有机会，他是否仍将批准秘密轰炸柬埔寨，这时他把坐着的身子往前移了移，双手紧握，停顿了一下。“你知道，总有一天，有人将准确地记述所谓的秘密轰炸柬埔寨。”
什么是准确的记述？“越南人在与越南接壤的地区驱逐了柬埔寨人，部署了4个师。他们能进入越南，杀死美国人， 接着返回那些避难所。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出一周，北越人发起了一次攻击——因此，他们不可能受到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挑衅。北越人的进攻，造成一周内死亡400名美国军人。在遭受伤亡1500人的损失后，尼克松总统决定， 他将轰炸那些避难所，而这就是所谓的秘密轰炸。我们考虑的是，我们将轰炸他们，接着收到（柬埔寨人）对轰炸的抗议，随后要求联合国进行一次调查，而调查将发现这些补给营地。柬埔寨人从来没有提出抗议。轰炸也不完全是一个秘密。5月，在轰炸开始3个月后，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说：‘我读了所有这些有关B52 轰炸机轰炸我的国家的新闻报道，我对轰炸一无所知，因为我只了解发生在柬埔寨人所生活的地区的事情。没有柬埔寨人生活在受到轰炸的地区。’他邀请尼克松前往金边访问他。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我们向主要的国会领导人通报了情况。现在，我是否仍会采取这种行动？是的，但我或许不会将这种行动保密。不过，保密主要地是我的决定。”
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 ）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基辛格在美国军队中的良师益友，有一次，他在提及基辛格时说，基辛格有一只倾听历史的乐曲的内耳。这能解释他的按地缘政治条件观察宏大场景的天才：预料在世界一个部分发生的一次较小冲突，如何可能在世界另一部分造成较大后果。我问基辛格，他是否认为，可以把波尔波特于1975年上台执政与美国于1969年和1973年轰炸柬埔寨联系起来——就像作家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所做的那样？
“完全是胡说八道。这就像说德国人灭绝犹太人是由英国轰炸德国引起的。弄清楚这种说法的荒唐几乎同样是有意义的。在被轰炸地区没有柬埔寨人，而唯一可取代波尔波特做他所做的事情的选择是，首先让北越人接管柬埔寨这个国家。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因为这将导致南越的垮台。而且，波尔波特的种族灭绝超出我们的想象。”
美国《民族》杂志的一名作者最近告诉基辛格，在轰炸伊拉克之后，他认为“战犯”一词可适用于现任总统。基辛格答道：“克林顿先生不具有作为战犯的性格力量。”我问他，现在他对因为轰炸柬埔寨而说他本人是战犯的指责有什么看法？
“为什么轰炸杀戮你的军队的人是战犯？什么样的人是战犯，即使在理论上？许多对越南战争的解释是我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我已不屑于发怒。但20年前我的感觉……”，他的声音再次逐渐减弱。“但我同意，得出一种有关什么样的人是战犯的公认定义是极其必要的。在法律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之前。”
今年元旦一期的《纽约人》杂志用一页版面预测1999年的头版头条新闻。其中一条新闻是：“应柬埔寨检察官的要求，亨利·基辛格在魁北克遭扣留。”就在这次采访开始之前，他的助手之一告诉我，基辛格博士不希望对皮诺切特事件发表评论。然而，我们谈到了这个事件。他认为，英国扣留前智利独裁者是犯了重大错误。那么，他认为公认的战争罪行的定义应该是什么？
“无疑就是波尔波特、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其拘留营中所做的事情：迫害无辜平民。这么做就可能是一种战争罪行。在你处决囚犯的地方。我认为，主要类型的界限是可确定的，你遇到麻烦是在边缘部位。”
继续扮演恶鬼的角色
两个月前，英国《独立报》上的一篇报道声称，基辛格即将受到攻击，因为克林顿政府打算帮助西班牙起诉皮诺切特将军，公布了有关文件。这篇报道推测，因为这些文件可能暗示基辛格参与帮助皮诺切特上台的政变，它们最终可能导致针对基辛格的国际诉讼。基辛格以前已说过，这种说法不真实。当皮诺切特上台执政时，他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智利独裁者。可是，这篇报道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基辛格如何仍在制造新闻。仅仅两周前，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报道声称，的新的证据证明，在冷战期间，基辛格曾与中国人交换秘密情报。在未来几年内，基辛格看来注定将继续扮演恶鬼的角色。
杰拉尔德·福特的举止平易近人，落落大方，被普遍认为是对尼克松的诡秘风格的一种值得欢迎的矫正。流行的神话式说法认为，福特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与尼克松不同，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因此不觉得受到基辛格的智力优势的威胁。福特的工作是控制基辛格，而基辛格长于管理世界。我问他，从与尼克松共事到与福特共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这时他低声笑了起来。“他们的个性截然不同。尼克松守口如瓶，性格复杂。福特坦率，朴实，直截了当。因此，整个心理气氛是不同的。”
通过他在70年代的穿梭外交，基辛格看来已接近解决阿以冲突。然而，他说，事后看来，他其实不相信已找到问题的永久解决办法。“确实不信。我认为，我们已在使对话开始方面实现突破。我们从3 个协议着手，这些协议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将需要很长时间。但我同样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到这个过程结束时，对和平共处将有更好的理解。而且，在伊扎克·拉宾被暗杀之前（这位以色列总理于1995年遭杀害），我确实认为，以土地换和平的过程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拉宾是一个亲密的同事，也是我的一个宝贵的私人朋友。我想，我十分了解他。我知道，他的想法是很好的。我不认为，我曾在电视上流露出感情——但那一次我流露了感情。”
那么，基辛格通常不是一个屈服于自己的感情的人？“是的，我非常克制。”这或许是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一种特征。他的父亲路易斯是一名教师，1982年去世，享年95岁。这个儿子记得父亲是不快乐的，但父亲十分克制，从来不使自己的情绪影响他人。“从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你的父母的去世改变你的人生。一旦当你还是一个婴儿时就了解你的人离开人世后，你知道，你得自食其力，而且，下一个将轮到你了。”父母的去世是否使他考虑他自己的不可避免的死亡？“是的，当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正在接受心脏手术。这两件事一起埋藏在我心里。”
当他回想自己的人生时，他是否得出他是一个好人的结论？“我告诉你，现在看来，我生活在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时代，但我的内心并没有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同化。我在各种形势下，都尽力而为地做我认为我能做的事情。而且，我努力做到非常善于分析。但我以后不会到处自我鞭挞，说什么看在上帝面上，只要我能重度人生，我将以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这可能是一种弱点。而且，可能有一些我应该以不同方式去做的事情——但在我的人生的关键时刻，我没有做过使我反悔的事情。”
基辛格的许多外交成就，应归于他的作为阿谀奉承者的技能。现在，当我问他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时，他连连说“不”。“瞧，他们说我阿谀奉承，对每一个人说他们希望听的话——但我与萨达特、毛泽东、勃列日涅夫、所有欧洲领导人、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难道一个人仅仅通过阿谀奉承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做到这一点这么简单，每个人都会这么做。我倒是认为，这是因为我确实力求尽可能深刻地了解，各方是如何认识其问题的。而且，我通常在谈判开始时就告诉各方，我所追求的确切目标是什么，因此，他们就能理解我将要做的事情。”
与他在政府中任职时相比，目前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不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从核危险的观点来看，世界无疑变得更安全了；从结构的观点来看，世界变得更混乱了。那时候你有冷战，你有一些基本标准，能据以判断什么东西将有利于一方或者另一方。如今你身处一种非常变化不定的形势。什么事情正是北约应该做的？从长远来说，在波斯尼亚，或者亚洲，或者中东，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此外，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彼此不一致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是全球性的，政治组织是地区性的。因此，所有这些力量都在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政治领导人的品质却每况愈下——因为他们过分专注于获得连任。”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如果我们希望拍照，我们必须到此为止了。拍完照片，基辛格祝摄影师工作一帆风顺，接着转向我，说道：“你提的问题好极了。”我敢打赌，他对所有采访者都这么说。
摘自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杂志》199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