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初期的经济绩效差异性及分解：一项基于模糊理论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解论文,绩效论文,初期论文,性及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9）10—0014—07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转型改革，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了戏剧性大转变。从最近的转型改革经验来看，这一转型实验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改革成就，“中国奇迹”、“越南奇迹”成为当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与之相反的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到泥沼之中，直到最近才有些复苏迹象。为什么在同一转型改革起点上的国家会产生如此悬殊的经济绩效差异呢？这一问题已成为当今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但在此之前还存在着另一悬而未决的争议性命题：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些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呢？
就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仍然停留在本末倒置的状态：绝大多数研究放弃了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评价的前提性研究，而是先验性地集中于对转型方式孰优孰劣的意识形态争论上。近些年，随着中国、越南等国家改革渐入佳境，这一争议又出现了向另一边倒的明显倾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向对渐进式转型模式的认同。[1][2]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对渐进式转型方式的总结性陈词更是将这一认识推向极致。[3]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确取得了骄人的经济绩效，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转型方式所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远超过目前所带来的短期好处。[4]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转型顺序及各个阶段之间的平稳过渡问题，而且在转型国家循序渐进的历史轨迹中更容易找到平稳性转型策略，以便最终成功转向“彼岸”之路。[5]正如斯蒂格利茨批评的那样，不同转型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能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了。”[6]
因此，对转型国家初期的经济绩效评价标准和差异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研究进展将有利于总结过去二三十年的转型经验，及时调整未来的转型道路。当然，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探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评价问题，但大多数文献倾向于以GDP增长率或者人均GDP指标作为衡量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替代指标。不过，问题恰恰在于GDP增长率是否可以作为转型国家的合宜评价指标，尤其是对有限样本下的转型国家初期绩效评价上，这便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二、GDP增长率是合宜的评价指标吗？
（一）GDP增长率与经济竞争力
虽然GDP增长率能大致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但笔者认为仅用它来衡量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并不是一个合宜的指标。首先，GDP增长率是一个虚伪指标和概念，其背后可能掩盖着在不同领域、地区、企业的不平衡增长（甚至衰退）。此外，这一指标没有反映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性质，特别是不能使社会形成真实经济状况的意识。[7]其次，GDP的估算是否可信在经济学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罗斯基就认为，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明显与事实不符，GDP的估算存在严重的偏误差。[8]虽然罗斯基有夸大GDP估算偏差之嫌，但由于统计方法的原因，统计误差是不可避免的。[9]很显然，传统的GDP增长率过于粗糙，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测算误差。因此，为了更好地评价转型经济绩效，我们必须找到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
考虑到当今的国际大环境和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笔者将“经济竞争力”这一替代指标作为切入点。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转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不断变化的过程。虽然转型各国有着不同的经济背景和转型路径，但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都在于摆脱低迷的经济现状，走向稳态的市场体制，最终提高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因此，经济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直接向导。而另一方面，根据新自由主义者“市场竞争可以推动经济系统朝着均衡点状态发展，能够使劳动分工和财富的分配向着更加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的观点，市场扭曲必然会使一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破坏其潜在的竞争力。那么，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程度也更能在微观层面反映转型国家的经济现状。因此，对于转型国家来说，这一指标比GDP增长率更合理、更全面，而且还能反映转型国家的微观经济基础和社会动态演进逻辑。
（二）“经济竞争力”的重新定义
在传统意义上，“竞争力”是一个相当泛化的管理学概念，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经济竞争力的争论超越了社会经济范围，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经济竞争力聚焦于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转型国家是一组特殊的国家群体，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非常薄弱，正处于过渡性阶段。如果考虑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文化等因素，往往会过于严格，从而将转型经济的本质内核忽视。
第二，这些国家之所以要转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低迷的经济状况。经济是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基础，而自由化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方式而已，而不是其结果。
为此，本文将创新性地尝试从经济竞争力这一角度来评价转型国家初期的经济绩效，并为此专门设计一套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糊综合评价体系，考察分析不同转型国家之间经济竞争力差异，进一步解析转型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的微观基础。最后，对这些转型国家给出各种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
（一）指标选取
一个国家要提高其经济竞争力，必须具备一定的特性，比如知识、资本、自然禀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测度（见图1），这些指标可以较好地涵盖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的各个方面。
图1 经济竞争力的指标结构
另外，笔者选取不同转型道路的国家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包括5个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两个亚洲国家（中国和越南），以及俄罗斯。中国和越南采取渐进转型模式，其余几个国家基本上采取激进式转型模式。这些样本国家在转型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可对不同转型国家不同转型路径所带来的经济绩效进行跨国性比较研究。
（二）基于模糊评价的竞争力评价模型
设
（i＝1，2，…，n；j＝1，2，…，p）为原始数据列，其中n表示国家的个数，p表示指标的个数，表示第i个国家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本文模型的构建主要有以下6个步骤：
步骤1：数据的预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线性变换和百分制的方法来消除横截面数据中的异向性问题，但熵值法要求选取的数据不能为0。因此，本文中0并不包括在区间内。通过标准化变换，就可以将任意区间内的数值转换成百分制，而且也不会使原序列数据的信息丢失。因此，这样的处理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为了计算方便，选取区间为［0.1，0.9］。然后，运用结构化的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具体方法为：
线性变换：
结构化
定义评语论域。一般而言，在进行排序评价时，对称等级是最理想的。笔者采用的等级量表则为（100，80，60，40，10）。
步骤4：等级划分表的确定。
要建立等级划分表，就需要用对称等距法来确定不同等级的临界值。具体方法为：笔者以2000年为基准，取每个指标的上下限，然后进行划分。① 一方面，这样划分可以在不影响排序的前提下简化计算；另一方面，这样的划界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还能反映各国经济竞争力各年的变化趋势。
步骤5：隶属函数的构建。
为方便计算且使结果唯一，本文采用“三角模糊数”来构造相应的隶属函数μ（x）。
四、对转型国家初期绩效的实证分析与因素分解
（一）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模型所采用的样本区间均为1994—2003年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世界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转型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值与排名分类
综合上述模糊评价模型，就可得转型国家1994—2003年经济竞争力的得分值及排名情况（见表1）、转型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趋势图（见图2）。
根据表1和图2所示，我们可将8个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分为四类：
第一类转型国家为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同属东南亚地区的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平稳，且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绩效明显优于其他6个转型国家。
第二类转型国家为俄罗斯。俄罗斯的经济竞争力曲线波动幅度很大，稳定性较差。1994—1997年，经济竞争力缓慢上升，但1997年又出现大幅下滑，1998年更是跌至谷底。直到1999年，开始回升，2000年到达顶点，排名仅次于中国，且随后几年的竞争力趋于稳定。
第三类转型国家为捷克和波兰。捷克和波兰在转型最初阶段是中东欧地区比较成功的国家，但随后就不断下降。1994—1996年，波兰是中东欧地区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在1995年后出人意料地下滑，到2002年经济竞争力排名落至最后，2003年才有所回升。捷克的经济竞争力在1994—1998年比较平稳，且排名靠前。但在1998年后出现急剧下降，到2001年下降速度才有所缓和，并在2002年出现回升，但一直名落孙山。
第四类转型国家为乌克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乌克兰的经济竞争力一直都落后，但乌克兰的经济竞争力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到1999年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保加利亚的经济竞争力在1996年出现了大逆转，跌至低谷。其原因就在于保加利亚在1996年经历了转型改革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到1997年，其经济竞争力才有所回升，但仍低于1995年的水平。1998年，在“有条不紊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政策”指引下及时实施货币联汇制，保加利亚经济才大有起色，竞争力水平上升至最高点。罗马尼亚的经济竞争力在1994年和1995年处于上升阶段，并到达最高点，但在1996年开始持续下滑。到2000年，竞争力水平才渐趋平稳。但总体来说，这一类转型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仍然很低，始终处于转型经济体的尾部水平。
（三）经济竞争力差异的因素分解
为了能更好地探求转型初期的绩效分叉成因，笔者接着从经济竞争力指标中分解出转型初期绩效的微观结构基础，其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生产能力的权重是0.9656，这表明，在转型初期，经济绩效中占主导作用的因素还是生产能力。由图2和图3很容易发现，生产能力变化和经济竞争力变化基本保持一致。那些生产能力强的国家，对应的经济竞争力也较强，反之亦然。而生产能力因素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投资水平，特别是银行国内信贷额指标。这就是说，那些高投资水平的转型国家更具有经济竞争力优势。其次，三大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这一指标在整个生产能力指标构架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因而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间接地产生影响。而在往下一层的因素分解中，农业的贡献是最大的，而工业的贡献则相对较低。
从指标分解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各指标得分仍然比较均衡，而且得分值较高，因而经济竞争力始终保持第一。波兰和捷克的竞争力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波兰和捷克的投资水平不断下降；二是波兰和捷克在传统的重工业时代具有优势的产业，在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冲击下成为“夕阳产业”，直接削弱了它们的潜在的经济竞争力。[1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经济竞争力过低主要是与其投资水平过低有关。由于缺乏必要资金的投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从而使得它们的经济竞争力始终排名落后。而俄罗斯经历了十年动荡之后，到1999年才开始苏醒，并且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复苏中的俄罗斯投资水平和三大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指标得分较高，从而经济竞争力排名也进入前三。
体现经济竞争力的另一个因素是贸易能力（如图4所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贸易能力对转型国家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增强贸易能力，融入国际市场是当今不可回避的一种趋势。虽然贸易能力在评价体系中权重很小。但在各国生产能力及实力相当时，贸易能力强的国家就展现出其竞争优势。越南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越南的生产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但其经济竞争力却能名列前茅，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贸易能力。
图4 贸易能力曲线图
五、结论和展望
本文在模糊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转型国家经济绩效评价模型，并利用最近几年的有限样本数据来考察8个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在初期的实际经济绩效差异性及其造成差异性的主要原因。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一模型很好地吻合了转型国家初期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这一绩效评价模型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推广性。也就是说，这一模型不仅能解释转型国家初期的绩效分叉现象，而且对其他国家经济绩效也可以作出正确的评价和解释。本文结论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考虑到转型国家的历史遗产与实际发展情况，GDP增长率并不能准确评价转型国家初期的经济绩效。对于有效样本下的转型国家来说，“经济竞争力”这一指标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解释力。同时，在本文中将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分解为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
（2）实证结果表明，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国家采用“激进式”改革的效果。而进一步的指标分解结果显示，转型国家初期绩效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生产能力上。而在生产能力体系中，投资水平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投资水平是推动转型国家初期经济绩效的重要动力。当然，贸易能力也不容小觑。在生产能力比较相近的国家中，经济竞争力则主要取决于贸易能力的好坏。这是因为，这些转型国家在初期基本上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适度的开放可以改善国内僵化的生产能力。
诚如克鲁格曼在1994年所预料的那样，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一增长方式将在高速增长期之后出现严重经济危机。[11]这一假设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危机和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巨大冲击中得到验证。但不可否认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在转型初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随着转型的深入，这一增长方式越来越满足不了内部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且也会不断积聚外部的各种压力，可拓展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这些外部压力再加上内部摩擦便可以快速形成强劲的反对力量，从而酝酿一场蓄势已久的经济危机。因此，如何控制和化解转型初期要素密集型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重要。从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大部分转型国家都已相继走入这一阈值区。套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语，即转型国家正处于河中央的关键时期。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中长期的转型发展，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经验准备，也无现成的转型理论可资借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讲，如何克服或化解转型初期决策短视所造成的各种经济现实难题已迫在眉睫。
感谢李泽广、黄巍、陈业玮及匿名评审人的有益评论和修改意见，笔者已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09-07-29
注释：
① 限于篇幅，这里略去“各指标评价等级划分表”，读者若需要可向笔者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