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以研究清末民初的广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为例论文,广东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报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来源，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笔者想强调的是，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来说，报刊更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在此，以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经济为例，谈谈有关利用报刊（主要是报纸）的一些问题。
（一）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报刊是随着西学东渐而产生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既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又是这个过程的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纪录。
报刊包括报纸、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早期报、刊没有明确界限），既有外国人所办，也有中国所办；既有外文报刊，也有中文报刊；既有官府及政党所办的报刊，也又比较纯粹“民办”的报刊。（注：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日后多次再版、整理重版）、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谷城《香港报业百年沧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等著作对近代中国报刊的定义、产生和发展背景等问题作了论述。）近来张灏在一篇文章中归纳各种统计数字指出，在1895年，我国共有报刊15家，1895-1898年64家，1913年487家；五四时代更有大幅增长，有840家（据《中国年鉴》）、1174家（据《申报》）、2000家（据美国人S.L.Woodbridge之《中国百科全书》）等不同估计，据胡适称：仅1919年创办的报刊就有400余种。（注：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4月号。）广东是最早出现近代报刊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时期(1899-1911)广东内地以及港澳的报刊共156种。（注：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69页。）在1912年8月，广州至少有日报22种。（注：据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8月15日以后连载之《广州报界全体广告》。）可见，在清末民初，岭南地区报刊业相当发达。当时广州城的人口不过百万，其中不识字者不在少数，却有这么多家日报同时发行，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就不难想见了。
从报刊史的角度来看，清末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期。由于清朝实行新政，由于立宪、革命两派的宣传，由于辛亥革命的高潮，由于城市新式知识阶层的形成和城市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和政治上的“觉醒”，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不仅新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而且报刊在言论上的自由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民国建立之后，仍继续了一段时间，广州的情况就颇具典型性。
在清末民初几年，广州商人对办报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大多数报纸都是商办的，至少有《广州总商会报》和《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两种报纸是以商人团体来命名的。后一种报纸由广州绅商黄景棠于1906年创办，到1937年停刊，前后共发行了31年，是近代广东报龄最长的报纸。这份日报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清末民初。（注：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反映了当时广东商界对自身经济实力的自信，以及商界团体以争取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的要求；发刊词宣称“报馆言论，既有监督商人之责任，亦有监督行政之义务”；并对广东商界发出号召：“斯宾塞尔有言：古代生产机关为武备机关之供给物，今世以武备机关为生产机关之保障物。故国力愈张，商务愈盛；商务愈盛，国力愈强。美以托拉斯之力，权力及于全球；英以东印度公司之力，殖民遍于东亚；藉商团势力向外扩张，列强所以称雄海上也。我七十二行团体，虽不敢遽冀于斯，然朝研夕磨，力求进化，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将商业兴而国势振”。（注：《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06年9月15日创刊号之照片，见《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品》，1931年该报印行。）这些话，无疑是广东商人热衷于办报原因的最好说明。
《香港华字日报》一篇“论说”谈到20世纪初年广州风气的变化：“平权之声吹彻人耳，人心世道大非前十年甘受专制之可比。况粤城学校日增，商会早设，军人之尚武精神，商民之平等思想，偶一触犯，即成风潮。”（注：《论旗官地方官不宜划分审理权》，《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12月18日。）报刊成为商人为主体的城市居民联络发动的重要手段，以及与官府抗衡的工具。所以，清朝官吏不得不重视商民的诉求，不得不重视报刊上反映的舆论。1903-1906年任粤督的岑春煊“于报纸尤为注重”。（注：《岑帅注重报纸之一斑》，《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3月21日。）1906年初，岑春煊因粤路集资事同广东绅商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拘捕了广东绅商代表黎国廉，结果引起广东商界的公愤，广州七十二行以各种方式提出抗议，并公开要求撤换岑春煊。广州、上海、香港各报纷纷刊登广州官商冲突的新闻，对岑春煊造成极大压力，最后，岑春煊向商界妥协，释放了黎国廉，由反对商办转而支持商办。继岑春煊任粤督的周馥在香港对商界说：“官吏不能保护商民，要此官吏何用？”（注：《论粤官对于商办铁路公司之权责》，《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11月20日。）岑、周两人贵为总督，这样说话行事，如果在前此几年是很难想象的。清末民初报纸关于广东的新闻，批评各级官吏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即使是民国初年统治广东的军阀，也禁不住这类文字，至于外地报纸对广东官吏的批评，就更无顾忌了。
在清末民初，大众传媒的种类不如日后多，报刊是各界居民直接间接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商业活动更离不开报纸。当时广州的一些报纸，其发行地既包括两广的商业城镇，也包括港、澳、上海以及一些外国城市。香港的报纸在广东内地也有很多读者。1907年以后广东官府为了制止铁路风潮（粤、港铁路公司股东的纷争）和防范革命党的宣传，曾限制香港华文报纸入口，后来甚至一概禁止。此举遭到广东商界激烈的反对。1910年，广东谘议局向粤督要求开禁，理由是“省城商务与香港华文报纸息息相关，且经港商全体电陈”。（注：《宣统二年广东谘议局报告书》，广州，1910年。）粤商自治会集会讨论此事时，商界领袖认为：“香港华文报纸凡十余家，商务机关，瞬息万变，实以华文报为耳目。今概禁入口，自闭塞国民耳目，于粤省七十二行商业，尤多阻碍”。（注：《自治会十四日大会详情》，《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4月26日。）虽然官府没有应允商界的要求而开禁，但以当时粤港往来的密切，清朝官府的搜检能力有限，自不可能禁绝香港报纸的入口，更无法排除其影响。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全国多数报刊——包括立宪派的报刊，对起义者都给予同情和赞扬。起义失败后48天，同盟会员黄世仲就在广州《南越报》连载“近事小说”《五日风声》。这是一篇记述黄花岗起义的报告文学，毫不掩饰地赞扬起义者，对清朝官吏、营勇则予以谴责。（注：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据广州博物馆藏的剪报本于1988年出版了《五日风声》。）在黄花岗起义硝烟刚散的时候，《南越报》就敢于连载这种题材的“近事小说”，而清朝官吏居然也没有封禁抓人。粤海关1911年的报告说：“本城各家报纸，向皆极力鼓吹革命。”（注：《近代广州口岸社会经济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甚至并非革命党人所办的报纸也是如此，如《人权报》，“本非同盟会机关，唯排满论则最为激烈”，因而发行量大增。（注：《广东之报界》，《申报》1915年2月5日。）报刊与人心的互动，于此可见一斑。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广东商界都以各种方式说服粤督张鸣岐、统制龙济光同意广东“和平独立”，在往返密商的关键时刻，革命党人在香港制造了“京陷帝奔”的假新闻，报纸刊登，喧传粤港，这条新闻是使张、龙心理天平倾斜的最后一砝码，他们终于决定接受革命党人和商界的要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254页。《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1月17、18日均刊登了“京陷帝奔”的消息。）这件事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对广东社会、政治特别重大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新闻史上都值得一提。
（二）
研究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学者大概都会重视报刊，报刊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价值。任何一种出版时间较长而又保存较完好的报刊（如《申报》、《时报》、《香港华字日报》、《东方杂志》），那一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的资料宝库。即使是一些报刊的残线，在今天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资料。笔者想强调的是，近代报刊对于研究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更有特别重要、有时甚至难以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第一，报刊（尤其是报纸）有较大的信息量。一般的报纸，都会有论说、本地新闻、外地新闻、国外新闻、官府公告、文艺、广告等栏目，包含有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对重大的事件，报刊通常都会追踪。以发生在广东的事件为例，1910年初的庚戌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11月的广东光复、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等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事件，很多报纸都有详细的连续报道。事后很快有人把报纸的报道整理汇编成《粤东军变记》、《辛亥粤乱汇编》、《兴汉纪念广东独立全案》、《广东扣械潮》等书，（注：李介孺编：《粤东军变记》，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第251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出版）；岭南半翁：《辛亥粤乱汇编》，上海1911年印行；佚名：《兴汉纪念广东独立全案》，收入《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广东扣械潮》，1924年冬印行。）这些书都是今日学者研究以上事件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一些广东地方性的重大事件，广州甚至各地报纸也会详为报道。如1899年协办大学士刚毅为筹饷事南下广东，责令把广东的行厘、坐厘、半厘、台炮经费改为官督商办，由丝行商人岑敬舆等4人出面以广州七十二行的名义承办。这次官督商办承饷后来没有成功，但此后广州商业行业加强了联络，“七十二行”成为广州商界的代称，从此声名大著，有学者认为七十二行是一种“集成行会”；清末民初，广州商界以“七十二行”名义参与地方事务。对广州七十二行承包税饷一事，《申报》从1899年一直跟踪报道到1901年。又如对前文提到的1906年初岑春煊因铁路筹款与广东绅商冲突一事，《香港华字日报》、《申报》、《时报》都有跟踪报道。至于一些市井小事，报纸往往也不吝篇幅予以报道。梁启超曾批评戊戌时期以前的报刊“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南春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他希望利用报刊启蒙，为政治改革大业服务。这样说可以理解，但对今天研究晚清社会经济的学者来说，被梁启超鄙视的这类报道，难道不是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非常有用的资料？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多数报刊增加了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但仍有大量关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报道。例如，我们从关于火灾的报道可以了解当时城镇居民的组织以及引进外国救火机械的情况；关于街区居民处理盗窃、奸情案件的报道，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的“市民社会”等问题。这方面的资料，即使在政府档案、官员文集、地方志往往也不易找到。还有报刊上的广告，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获得不少物价、新式企业创办、交通运输、招股集股、商业、商人团体、文化教育、宗教、慈善事业、伦理、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这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珍贵的史料。至于报刊的论说，通常也会反映出社会经济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反映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同的报刊往往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我们研究清末民初某个问题时，综合多种报刊的有关论说、报道，在重建史实时就有可能更全面和更接近真实。又因为报刊是连续发行的，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多种报刊，那么，对较长时间段的研究将更有价值。
第二，报刊资料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有较大的可信程度。首先，报刊本身是可信的，而日记、书信、电报、文物等，有时还得先考究一下这些东西本身有无伪造。其次，报刊内容都是在当时形成的，不少报刊已有专职或兼职的记者（访员），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去采访，所以报刊资料就较少口述史料（在中国内地被称为“文史资料”）那种日久记忆失误的情况。第三，在清末民初，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出版言论的控制远不如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那样严密，报刊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论文和报道，有较大发表的空间。在清末，广东没有发生过记者因在报刊发表文字而被杀的事件；因宣传革命被封禁的报纸，涉案人受到的处罚也很轻。民国初年，革命党人陈炯明在广东首开枪毙记者之风，但此后十余年，即使是统治广东的军阀，捕杀记者的事例也不多。在香港、上海等城市，言论更为自由。这一二十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报刊批评官吏、言论时政最为公开和自由的时期。尤其是一些有名气而又没有明显政府、党派背景的报刊，例如《申报》、《香港华字日报》、《东方杂志》等，其报道、论文更具参考价值。特别是报刊关于社会、经济报道的言论，受官府影响、干预的情况更少一些，所以有较大的可信度。
第三，由于有关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其他史料相对匮乏，报刊资料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史学研究中，我们通常会特别注意史料产生的时间，对“当时”（或稍后）产生的资料，一般都会十分重视。但是，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学者往往会感到，所能找到的“当时”产生的资料，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这个时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的资料的种类和数量，是前代所难于比拟的。但是，由于档案文献保存制度不完备以及战乱等原因，大量当时形成的公私文献并没有保存下来，有关社会经济的史料散失更为严重。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各省市县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以20世纪20-30年代以后形成的居多，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的档案一般很少，广东省、广州市档案馆就是如此。有时研究清朝前期、中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到中国第一第历史档案馆找资料，比研究清末还容易些。例如，前人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刑部档案，研究清朝前期、中期的社会，取得可喜的成果。但自太平天国之后，各地实行“就地正法”，多数重大案件的审讯判决记录，根本没有上报北京；到了民国初年，广东多数年份对中央政府是独立或半独立的，即使是认可北京政府中央政府的时期，死刑案件也并不上报（如1912-1913年），所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难以找到清末民初广东审讯判决罪犯的文书。广东地方档案馆则几乎没有保存有关清末民初民、刑审理和判决的档案（笔者尚未见过）。可是，在当时的报刊却有很多关于广东发生的民、刑案件的报道，而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其他资料就更多。又如，地方志通常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常用的资料库，但研究清末民初这一段，可用的地方志并不太多（多数地方志的资料收录到清末或在此之前，而且往往忽略我们感兴趣的社会经济史料，即使有记录也很简略），私人著述（如日记、笔记）情况也类似。报刊成为研究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来源。
20多年来，学者们研究清末民初的广东时，利用了当时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不同程度地解决了资料缺乏的困难。归纳起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军政府与广东社会的关系。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辛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研究广东辛亥革命，资料本应很充分。但真正着手去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发现能够利用的多数是日后形成的追述性史料，要全面细致地重建有关史实相当困难；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就碰到这种情况。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3年8月4日，广东军政府由革命党人胡汉民、陈炯明等执掌政权，立宪派、旧官僚在政府、军队、警察、议会中都没有地位。但关于这个时期广东军政府的档案、文献，留存下来的极少，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对这个时期革命党人的施政，特别是其社会、经济政策，以及他们同广东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知之甚少。幸而1912-1913年广州发行的《民生日报》大部分尚保存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注：参看拙文《民生日报及其对民生主义的宣传》，《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第8集，1991年编印。）一些学者充分利用该报，以及《民立报》、《时报》等报纸，再结合其他史料，对广东军政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广东社会的关系作出了贡献。（注：王晓吟：《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周兴樑：《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以往一些学者主要利用回忆录史料，把军政府解散民军问题纳入“资产阶级－农民关系”的框架来研究，强调解散民军是陈炯明个人野心所致。但如果阅读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广东民军“不听号令、骚扰商民及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破坏社会秩序的报道。（注：例如《申报》1911年12月27日、1912年3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8日、21日，《时报》1912年12月30日等都有报道或评论。）直到1920年代，仍有人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军：“民军者，土匪之别名耳。我粤自辛亥反正，各属土匪蜂起，咸树革命军帜，时人亦以革命军目之，结队横行于城市，无或阻之者。盖人人有排满之思想，假革命军名义之土匪，乃得脱离匪名，字曰民军，受人民之欢迎。何图民军不自爱惜，取得民军之名，不脱土匪之实，不一年，粤人闻民军之名，遂深恶而痛绝之。”（注：《民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8日。）我们虽然无法一一查证当时报纸关于民军负面报道的真实性，但从这些报道我们不难想见革命党人承受的舆论压力。此外，广东军政府在财政上也无法负担数额如此巨大的民军的军饷，所以，把大部分民军遣散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已有学者利用了《民生日报》、《民立报》等报纸，对革命党人处置民军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对广东军政府裁遣民军之举，应给予肯定的评价而不可笼统地加以否定与指责。（注：周兴樑：《广东军政府裁编民军新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第8集，1991年出版。）
二、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的商业、商人和商人团体。清末民初，广东是国内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商人对早期现代化作出很大贡献，对地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有关广东商业、商人与商人团体的研究成果不多，与上海、天津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史料缺乏。上海、天津、苏州等城市保存了较多的商会档案，其他公私文献也有不少。但在清末民初，广东历经战乱，商业、商人团体的档案极少能保存下来。广州总商会的档案如今已荡然无存；关于广州七十二行，在方志上有简单的记录，但清末民初各行业的原始资料现在也极为罕见；其他商人团体只留下《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等少数资料；关于著名的粤省商团（广州商团）的档案，笔者只在图书馆见过一本帐册，还有一期《粤省商团月报》。然而，当时的报刊上却有大量关于广东商人政治、经济活动的报道。例如广州总商会的章程就刊登在《东方杂志》、《时报》；《粤省商团议草》刊登在1911年5月6日的《民立报》。广州七十二行、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粤商维持公安会、粤省商团等商人团体的活动，经常在《广州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申报》、《时报》、《香港华字日报》等报纸上报道。笔者曾较多利用清末民初的报刊，对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商人的政治动向作过一些研究。（注：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1924年发生的商团事变是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在相当长时间内，有关论著多根据国民党、共产党的文献，从革命政府的视角来论述，对事变的来龙去脉的解释难免有片面之处。事变当年冬天香港华字日报社辑录报纸报道编成《广东扣械潮》一书，但这本书以往并未在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近年，我们大量利用《民生日报》、《香港华字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等报纸，从“商人”的角度对事变进行再研究。（注：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敖光旭：《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1911-1924中国“市民社会”案例分析》（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尽管研究者的结论有很大差异，但都引用了不少前人没有利用过（或没有充分利用）的新资料，各自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三、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盗匪。清末民初广东有“盗甲天下”之称，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来说，“广东盗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而目前有关近代中国盗匪的学术著作，谈到广东盗匪的内容并不多。其原因很大程度也与资料不足有关。研究盗匪问题，通常需要找到当时官府民间的调查、剿匪官员的报告、审讯盗匪的记录、受害事主的叙述、盗匪本身的文献（如会党的票布、盗匪的打单信）等，但研究近代广东盗匪时却很难在档案馆找到这些资料，图书馆也很少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不过，当时的报纸则几乎每天都刊登关于广东盗匪抢劫、焚杀、绑票、勒索，官府的防盗章程、告示、会议、清乡，以及民间对付盗匪的办团、购械、联防等消息。民国初年，政府机构、民间甚至外国人都对广东的盗匪做过调查，但目前广东省、广州市档案馆都很难找到这些调查报告，然而，在报刊却有不少。（注：如［日］涉谷刚《南支那海盗与土匪调查》，《东亚经济研究》第12卷第1号（1928年1月）；《广东匪祸之概况》，《国闻周报》1926年5月16日；《各属堂口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月2日。）要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盗匪”这个课题，就必须大量利用报刊，再加上利用有限的档案、官报（清末的《两广官报》、民初的《广东公报》）和其他资料，才能对近代广东盗匪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注：何文平：《盗匪问题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社会(1875-1927)》（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10月）。）
四、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的基层社会。近年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国家、地方、民众的关系颇为重视，不过，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地区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异，但以往有关广东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例如，我们都知道士绅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清末，广东是绅权特别强大的地区，但士绅在城乡基层社会是怎样活动的呢？官方文献、方志、官绅文集、族谱等有不少记录，但靠这些资料要全面细致地重建关于清末广东士绅在城乡基层社会活动和作用的史实，还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报刊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从各种报纸的新闻、“论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末广东（至少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士绅，在乡村地区普遍建立了被称为“公局”的机构，“公局”有立法、征收局费、调解民事纠纷、逮捕、行刑（拘禁、罚款、鞭笞，有时甚至处决）之权，由当地士绅通过一定程序推举产生，受官府认可或任命，有行使权力的凭证（“局戳”），虽无基层政权之名，而有其实。民国初年，“公局”虽改变名称（如称为保卫团），但实际运作变化不大，不少地方仍按清末的习惯把这类机构继续称之为“公局”。（注：邱捷：《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广泛利用报刊的资料，我们才可以对“清末民初广东士绅”这个课题作深入研究。又如我们对清末人数有限的官员如何治理广州城数以十万计居民，以及居民如何解决各种社会纠纷很感兴趣，从官方文献、方志、官绅的文集等却不易找到足够的资料。但从报刊的大量报道，我们可以知道，在清末，实际上参与城市管治的官方、半官方机构（包括在体制上属于临时机构的各种“局”）和人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且居民普遍建立了街区组织，居民经常以“集庙议事”的方式讨论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要求或申诉，官府也往往把一些事件交给居民集庙议处。（注：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邱捷：《清末广州居民地集庙议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在利用报刊资料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的时候，经常要考虑报刊资料是否可靠的问题。对史料产生的来源、背景作分析，判断其可信程度，是史学的一项基本功。其实，所有类型的史料都必须辨伪和考证。首先要判断史料本身是否可靠，然后，对虽非伪造的史料，还要判断其记载是否可信，是否会部分失实。任何一类史料，包括档案资料、当事人的口述史料，都不可以“拿来就用”，报刊资料当然也不例外，不能排除报刊报道不准确甚至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情况，报刊有关政治、外交、军事等内容，不实甚至造假的情况不少；但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通常造假的“作案动机”没有那么明显（有时为了哗众取宠，也有可能造假），“真实”的概率应该比较高。对某项具体的报刊史料，我们应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判断其真伪，如果我们没有证据质疑其可靠性，在研究中还是可以引用的。有时，在其它资料短缺的情况下，甚至还必须大量利用报刊资料。当然，对所有报刊资料，我们都必须分析、考订，引用时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以研究广东盗匪问题为例，我们很难找到有关的档案，即使找到一些当时的审讯记录，我们也无法判断里面是否有冤假错案。广泛利用报刊资料，是研究这个课题合理的选择。报刊有关广东盗匪的报道和言论，就具体案例而言有可能不尽真实，但那么多的报道和议论不可能全部或多数是伪造的，报刊的报道和言论，反映了盗匪问题对当时广东社会的影响。把报刊资料与其他史料（如官员的奏章、报告以及政府的公文和其他公私文献）互相参证使用，就可以大体上重建当日广东盗匪问题的史实，并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
（三）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界非常重视近代经济史研究，90年代则是近代社会史研究兴盛，然而，在各种论著中有关广东的内容，同广东在近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称。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中，广东学者对广东研究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尚难令人满意。形成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资料不足始终是个“瓶颈”。清末民初广东档案等资料的匮乏，已如前述；即使是报刊，留到今天的也不多，我们在研究有关近代广东社会经济的问题时，为了重建史实，通常都要做艰难的“拼图游戏”，必须在多种报纸（在很多情况下是残张）中收集资料。近代广东的报刊，多数存在的时间都很短。1929年的一项调查称，广州当时的日报报馆共有17家，只有《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岭海报》两家在清末创立，而其中13家创立时间不过两三年。（注：广州市政府统计股编：《广州市政府统计年鉴（第一回）》，1929年印行，表292“广州市报馆调查表”。但1912年8月广州已经有日报22家，1929年的统计却少了几家，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个不完全的统计。）即使是发行时间较长的报纸，今天也存留极少。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中山大学图书馆大概还保存了较完整的《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区季鸾写《广东纸币史》时就大量引用了这份报纸。（注：区季鸾：《广东纸币史》（3册），广州，中山大学经济调查所1934-1936年印行。）然而，目前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我们只能看到该报断断续续的一些残张（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保存的更少）。中山大学图书馆现保存了原版近代中文报纸171种，其中在广东内地和香港出版的97种，但这些报纸比较完整的只是极少数，多数报纸都只留下一些残张。（注：中山大学图书馆编：《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建国前）》。）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东、香港的其他图书馆近代报刊保存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台湾都把中国近代一些重要的报刊影印出版。最初，被影印的多是同共产党、国民党历史有密切关系的报刊，后来则有所扩大。《申报》的影印出版，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从此，该报影印版成为近代史研究者便于查阅的的资料宝库。20世纪60-70年代，一些报刊开始被制作成缩微胶卷，例如，美国的研究图书馆协会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商得版权，于1971年把该馆收藏的1895-1940年的《香港华字日报》制作成缩微胶卷。由于香港各个大学的图书馆都有附带影印设备的缩微胶卷阅读机，查阅起来十分方便，所以，广东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有关近代广东的课题时）访问香港时，通常都会把查阅《香港华字日报》当作一项重要的“功课”。（注：邱捷：《〈香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广东史志》2002年第2期。）近些年，我国内地也陆续制作了不少近代中国报刊的缩微胶卷，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库。然而，从整体来看，近代报刊的出版、录制，尚不能说已经尽如人意。
在21世纪，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进展，因此，加强史料建设是当务之急。笔者对近代报刊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有如下一些想法：
第一，应该进一步重视对近代报刊的资料建设工作。首先应对国内收藏于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学校、研究机构的近代报刊作全面的调查研究，对以往出版的介绍近代报刊的工具书，予以补充，使其内容更为完整。除了要重视大城市出版的报刊外，对中小城市的报刊也应注意；不仅要注意在内地出版的近代报刊，也要注意在这个时期在香港、澳门、台湾出版的报刊；对近代中国境内出版的外文报刊，以及在海外出版的华文报刊，都应该重视。一些民间人士收藏有近代报刊，图书馆等收藏机构最好能设法收购征集。
第二、应该把更多的近代报刊制作成电子出版物。在目前尚存的近代报刊中，被影印出版或制作成胶卷的只是少部分，不少图书馆收藏的近代报刊，纸张已变脆破碎难以翻阅，图书馆不得不严格限制借阅。但即使完全停止使用，这些报刊也不可能长期保存不损坏。最好能像20世纪50年代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那样，由较有权威的机构（如中国历史学会）出面牵头，争取政府、机构、私人的资源、财力、人力的支持，制定总的规划，然后分门别类、分工合作、分期分批地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近代中国报刊收集、整理、编目、影印、扫描、制作的工程，把近代中国的报刊制作成可以电子阅览、检索的胶卷、光盘，先在大学、研究机构或图书馆建立若干个中国近代报刊收藏中心，供研究者利用。在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近代中国报刊数据库，供研究者网上查阅。
第三、争取同港澳台及国外的大学、学术机构、图书馆、档案机构的合作，以便把收藏于全世界的近代中国报刊都纳入中国近代报刊资料中心或数据库的建设计划。
如果研究中国近代是的学者能够更方便地查阅更多近代报刊，那么，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方面就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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