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科学展望_恩格斯论文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科学展望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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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经济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许多著作中,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运动规律,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观点,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仅就此作一初步探索。

一、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必然性和管理权威性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是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马克思认为,经济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共同从事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无论什么社会,只要存在分工协作和共同劳动,存在许多人共同结合的生产过程,就必然产生经济管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协作分工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意义时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①以后,马克思为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他在《资本论》第3卷强调:“凡是直接生产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②在这两段话中,马克思不仅直接说明了存在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需要经济管理;而且进一步说明了凡是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生产过程,也需要经济管理。同时还说明了这种组织、指挥、协调个人活动,监督、指挥生产过程各个领域或环节,使之协调发展的职能,都是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至于不同社会在管理职能上的区别,不过是在管理的性质上有所不同而已。由于这种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和社会结合的生产过程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经济管理也就必然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当然也包括必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权威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重要条件。恩格斯在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在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不要权威管理时,第一次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经济管理的权威性和权威管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不仅需要管理,而且管理一经产生,就必须具有权威,就需要众多劳动者对管理的一体遵守和服从。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假定对棉花纺织工序的劳动时间进行管理时指出:“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③接着又从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联合活动中举例说明:机器的开动,火车的行驶和轮船的航行,都要求工厂的工人和火车轮船上的全体乘客统一服从管理者的意志和权威。“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④由此可见,在一切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要使众多劳动者的共同劳动协调一致,就必须服从管理者的意志,使经济管理具有权威性。

第三,国家消亡后,社会依然存在管理和权威。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认为,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国家虽不存在,但它绝不等于社会组织的消失,它仍然存在行政的管理机关和职能,存在人民对事务管理组织形式的选举,只不过这种职能和选举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因为,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④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谈到:“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⑥恩格斯还强调,不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组织怎样,如果“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⑦

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性质、目的和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对经济的管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管理的过程中,阐明了一切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的经济管理都具有二重性,从而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性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反复论述了经济管理的二重性原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⑧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管理的实质,一方面是为生产劳动产品而获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为资本增殖而剥削剩余价值。尔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3章考察企业主收入时进而强调:“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都具有管理的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管理的自然属性,它反映一切社会协作劳动过程在指挥职能上的共同要求,表明在社会生产中,只有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进行。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⑨可见管理的自然属性是要合理组织生产力,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系列科学方法的总结。作为管理的社会属性,它反映一定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在监督职能上的特殊要求,因而总是受到一定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而打上一定生产关系的印记。

根据马克思经济管理二重性原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也具有二重性,即合理组织生产力的自然属性和调节、完善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作为前者,它同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作为后者则存在本质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进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性质。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⑩这就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在这个管理过程中,社会的每个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管理者。它同资本家管理过程中的劳动者不管和管理者不劳的二者分离与对立,是具有本质不同的。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

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从未来社会生产和管理相一致的角度论述了二者的目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彻底废除私有制后,在规划、领导和管理社会经济时,必须“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来进行,“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11)马克思则从经济管理的起点和归宿上提出了经济管理的目的。他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1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曾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表述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3)因而其管理的目的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条件时,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管理组织,需要一种全新的人来代替资本家组织和管理。

恩格斯在1845年就开始了对未来社会管理组织形式的探索,他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谈到,未来社会的“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15)以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论述自由竞争从由大工业自己创造到变成大工业枷锁时,则明确提出:现实使得“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来领导。”(16)那末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恩格斯看来,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17)是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了旧的分工和实现了城乡融合,共享福利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过联合体概念,以此说明无产阶级用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也多次谈到,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不仅能够得到全面的创造、发展和发挥,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所以恩格斯提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即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19)来组织和管理整个社会的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必须建立合理的管理组织和体制,以及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主要原则

第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两权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资本家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管理权是统一的。但随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资本家已无力直接管理,只得雇佣有专长能力的经理和管理人员代替自己去管理,于是就产生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多次进行了论证。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20)又说:“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人资本的所有权分离”。(21)随后又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22)此外,马克思还以合作工厂为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23)而在股份公司中,“留下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24)

恩格斯也在其有关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两权分离”的思想。他在1886年1月致倍倍尔的信中明确地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25)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思想。但恩格斯在这里强调,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必须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便调节各个企业的特殊利益不致压过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发展股份经济,保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二,实行计划管理。早在1844年初,恩格斯在他的第一部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提出未来社会应实行计划管理的思想。他说:“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26)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又反复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或“按照总的计划”(27)来管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28)

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论证了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868年,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29)时写道:“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30)1872年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认为,当生产资料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后,“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31)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则更进一步指出:当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变生产资料公有制后,就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32)

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管理的思想,是在考察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无政府状态情况下得出的理论结论;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是排除了商品经济,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整个社会完全是由计划管理调控的经济模式。但尽管如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也越来越讲计划的现实条件下,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要保证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也就必然要把计划管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管理的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实行民主管理。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33)“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34)“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35)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基本含义,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的可能性,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36)1871年3月,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在世界史上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这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37)里,公社设立了10个专门委员会来分别主持和管理国家事务,从而为无产阶级管理国家提供了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管理经验时,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的历史功绩。认为在公社范围内,“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38)而是第一次实现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39)这就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依据。

第四,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它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个劳动者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40)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五,高度重视簿记核算和节约。簿记核算即会计核算,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马克思认为,社会要管理经济就离不开簿记核算,经济越发展,管理现代化程度越高,簿记核算就越重要。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说:生产“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更为必要。”(41)在《资本论》第3卷中又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42)

马克思还十分重视经济管理中的节约。首先他把时间的节约及其在各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首要的经济规律。他说过:“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正象单个的人必须正确地分配他的时间,才能按着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他的活动上的种种要求;同样,社会也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它的时间,才能达到一种符合其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43)其次马克思把时间的节约看作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他说:“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最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又说“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为充分发展个人所需要的时间;而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四章和第五章也反复谈到节约,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交通”看作是缩短生产和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把“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看作是“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45)因此,马克思关于时间节约的理论及有关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厉行节约和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没有专门写出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的专著,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管理经济作出具体的描述,但他们在自己的许多经济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则在宏观总体上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模式。今天在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管理思想和理论时,还需要在实践中对其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发展需要和特点,去建立一套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的体系。

注释:

①、⑧《马恩全集》第23卷,第367页,368页。

②、(20)、(21)、(22)、(23)、(24)、(42)、(45)《马恩全集》第25卷,第431页、第435页、436页、494页、435页、436页、963页、97页。

③、④、⑤、⑦、(31)、(37)、(38)、(39)《马恩选集》第2卷,第552页、553页、637页、552页、454页、335页、375页、376页。

(29)、(30)《马恩选集》第4卷,第369页、368页。

⑥、⑩、(32)、(36)、(40)《马恩选集》第3卷,第438页、42页、443页、42页、10-11页。

⑨、(41)《马恩全集》第24卷,第44页、152页。

(11)、(13)、(14)、(16)、(17)、(18)、(19)、(27)、(28)、(33)、(34)、(35)《马恩选集》第1卷,第222-223页、266页、272页、217页、223页、273页、222-223页、217页、223页、217页、222页、217页。

(12)《马恩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281页。

(15)《马恩全集》第24卷,第605页。

(25)《马恩全集》第36卷,第416页。

(26)《马恩全集》第1卷,第615页。

(4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分册,第112页。

(4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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