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6)01-0131-05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及其为此而实施的总体规划和方针政策。根据1949～1978年期间，我国所出现的带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及其在实践中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四个战略：一五计划时期的均衡重工业优先战略——一五战略，大跃进时期的畸形重工业优先战略——大跃进战略，备战时期的特殊重工业优先战略——备战战略和文革以后的极端重工业优先战略——洋跃进战略。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国家的政策文件和战略实施的过程与效果中，我们可以抽象出这四个战略的基本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划分
战略构成与特征 一五战略
大跃进战略 备战战略
洋跃进战略
战略目标工业化工业化
加强国防战备
四个现代化
战略重点重工业整体
以钢为纲
国防军事工业
钢铁、能源、化工
战略动力三大改造
人民公社化
抓革命、促生产 抓纲治国
战略路径中央大中型企业扩张 中央与地方“两条腿并举”
中央与地方“两条腿备战” 中央与地方“两条腿跃进”
体制安排中央高度集权 体制下放 地方分权
体制下放 地方分权
体制下放 地方分权
资源特色苏联援助
劳动力替代
内部积累 引进技术 举借外债
配置手段直接计划、间接计划 行政指令性计划行政指令性计划 行政指令性计划
与部分市场调节
一、均衡的重工业优先战略——一五战略
作为一五计划期间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五战略形成具有客观的经济根源和历史背景。首先，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严重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宿愿。其次，近现代 100余年惨痛屈辱的历史教训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都使中国人民感受到建立强大国防力量的必要和紧迫。再次，在当时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我国经济建设尚无经验，而苏联模式备受世界瞩目以及对新中国友好的背景下，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遂成为全国上下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样的经济根源和历史背景，决定了一五战略必将打上深深的苏联模式烙印，并呈现出下述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七个内容：1.在战略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2.在战略重点上，模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比较注重重工业内部的均衡、协调。3.在战略动力上，强调“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就“无法达到”[1](P701-702)。4.在战略路径上，仿效苏联工业化的方式，确立了通过中央的大中型企业扩张来完成工业化。5.在体制安排上，为了便于“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逐步建立了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6.在资源特色上，这一战略得到了苏联给予的技术、资金援助，这种援助“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2](P306)7.在配置手段上，1957年以前既有国家的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又能使市场机制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对这一战略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由于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加之周恩来、陈云等人比较注意比例协调，所以这一战略能够在重工业优先原则下勉为其难地完成。如1952年斯大林就曾建议我国的一五计划速度应从20%降到15%或14%，并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2](P294-295)。陈云在1954年6月也指出一五计划的编制遵循了四大比例、三大平衡，并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五时期重工业内部的采掘工业年均增长 21.5%，原材料工业23.4%，制造工业28.6%[3](P66)，大体保持了重工业内部的平衡和协调。此外，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工业为18%，轻工业为12.9%，重工业25.4%[4](P19)，农、轻增长虽大大低于重工业，但国民经济尚未出现全局性的失衡。
第二，仿效苏联工业化的战略路径，引致出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特点。由于把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寄托在中央大中型企业扩张上，这便与中国当时经济水平下的资源禀赋特点和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为此，中央仿照苏联的做法，进行了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其发展成本，于是就形成了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中央集中配置与管理的制度模式。如薄一波所说：“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拟订的，156项骨干建设工程也是苏联援建的。当时，我们自己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缺乏经验，很自然要搬用苏联管理经济的一些办法，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到1956年前后，以部门管理为主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以“条条”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就形成了。
第三，资源配置手段的多样性，是使这一战略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计划管理是粗线条的，不仅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而且根据情况的不同，在直接和间接计划上也有不同的松紧要求。同时，市场机制的衰微不仅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其作用的缩小也是沿着从上到下的顺序先后退出各个领域的。这样，与苏联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相比，一五战略的资源配置不仅没有排除市场调节，而且使微观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成为这一战略执行较好、效益较高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一五战略实质上是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均衡重工业优先战略。由于比较注意各产业之间和部门内部的比例与平衡，加之资源配置方式的灵活多样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这一战略取得了相对较好的实施效果，创造了工业化重新起步的良好开端。
尽管如此，一五后期仍暴露出这一战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1.农轻重的比例不协调日趋严重。由于农业基础薄弱，从战略一开始就实行了统购统销。1954年6月陈云又指出：“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1955年若干省份“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不少地方出现了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现象”。在1956年八大会议发言中，各省的领导人纷纷再次反映农业负担过重。如杨尚奎反映江西因公粮负担过重，“以至引起了某些群众的不满，并影响到了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s](P668-741)此外，轻工业也常因农业歉收而开工不足，影响了正常生产和人民生活。2.由这种战略路径所决定的体制安排过于僵化，地方积极性被严重束缚。高度集中的体制造成中央集权过多，使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权限十分微弱，其积极性和能动性受到很大抑制。随着问题逐渐暴露，地方的不满之声日渐增多。1955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向他抱怨这一问题。1956年2月，计委和国务院五办在汇报时也着重谈到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各省、市委向毛泽东的口头和书面汇报，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也非常强烈[2](P497-498)。一五战略中种种问题的出现，是导致中央重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二、畸形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大跃进战略
鉴于一五战略执行中暴露出的问题和苏共二十大的“揭盖子”，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开始重新反思和探索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意，他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突破“国力”限制的新途径，以比苏联模式更快地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实现了由一五战略向畸形重工业优先战略——大跃进战略的转轨。
与一五战略相对应，这一战略也具有以下几点内容：1.在战略目标上，工业化仍是既定的奋斗目标。2.在战略重点上，强调通过“以钢为纲”的“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的全面跃进。3.在战略动力上，不仅在农村，还开始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体制，试图通过强化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战略的实施。4.在战略路径上，把地方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形成中央与地方大中小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模式。5.在体制安排上，试图通过体制下放和地方分权来释放出地方在工业化中的巨大潜力。6.在资源特色上，为弥补要素缺口，提出用劳动力替代资本、技术等短缺资源的新思路。7.在配置手段上，由于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剩余，政府的行政指令性计划成为惟一的资源配置方式。
作为对一五战略和苏联模式的替代，大跃进战略在以下几方面格外引人注目：第一，时代和历史局限形成的发展观，是导致战略转轨并走向畸形的深层原因。毛泽东重视重工业的生产，对钢的生产关注尤甚。1956年8月，他就认为，如果钢产量“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6](P89)随着大跃进战略的酝酿和发展，他把钢的作用进一步夸大，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变成了优先发展钢铁工业，形成了大跃进战略的发展观。1958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有了钢，就能做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做……”周恩来也讲到：“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历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而有了钢铁和机器，也就能够有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北戴河会议公报也写到：“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
第二，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资源特色，都是想冲破约束，以超越常规的方式发展和跃进。大跃进战略所主张的积极平衡理论，是要从“长边”产品和要素出发进行平衡，突破资源和要素的限制。而对于长边下的产品与要素缺口，则用资源禀赋丰富的劳动力替代稀缺的资本、技术等，人为地改变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进行资源的强制替代，最终实现超越国力的高速发展。这是对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常理即从“短边”产品或要素进行平衡，在人、财、物等方面不留缺口的根本否定。
第三，作为对一五战略某些弊端的修正，大跃进战略不仅让地方分担了工业化的重任，还为此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罕见的剧烈变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方针，强调地方工业对于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7个协作区，要求各区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具有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8月毛泽东又要求，各省也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显然，这是想走出一条通过发展地方工业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战略路径的改变，把地方对实现工业化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中央与地方进行了分权，并连续制定和采取了多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措施，使经济管理体制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剧烈波动。
由上可见，大跃进战略虽然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对一五战略和苏联模式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但由于把重工业优先原则扭曲到畸形，并严重忽视各种经济规律，最终使大跃进变成大灾难。
三、特殊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备战战略
与其它战略不同，备战战略是在非常时期形成和实施的特殊战略。1964年夏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国民经济调整以来摸索出的三五计划指导方针，从解决“吃穿用”转为“备战”，以后的四五计划更是一个“以临战姿态，准备打仗”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外转轨和备战战略的形成，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
特定的背景和使命，造就了这一战略的如下内容：1.在战略目标上，加强国防战备是整个战略的首当其冲的目标和任务。2.在战略重点上，把大小三线的国防军事工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曾两度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重心。3.在战略动力上，除了继续追求生产关系上的变革外，还不断强调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革命来推动战略的实施和经济的发展，“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其典型代表。4.在战略路径上，在中央负责大三线的同时，由地方肩负起小三线与后来的经济协作区以及农业学大寨与农业机械化的建设任务，即要“两条腿备战”。5.在体制安排上，“虚君共和”思想的再次实践和对地方的再次大规模分权，造成经济管理体制的第二次大幅动荡。6.在资源特色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这一时期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积累来为战略筹集资金。7.在配置手段上，由于简化了税收、信贷、劳动工资等制度，使国民经济调整以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更加微弱，甚至完全消失，行政指令性计划完全取代了经济手段。
作为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战略，不难理解这一战略的独特之处：第一，战略目标和重点的非常态性。在做出国际形势极度恶化和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判断下，这一战略不得不把国防战备和军工生产作为战略的目标和建设的重点。如修改后的三五计划方针任务就是：要“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7](P1246)，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更在“以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下，试图用军事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65～1975年的 11年间国家重工业投资累计为1455.7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49.9%，占工业基建投资的90.5%，其中仅国防工业就达250亿元左右，并且在重点建设的项目中，国防军工占了很大比重，突显了这一战略的非常态性[8](P194-195)。
第二，战略的高度动态性。与以往相比，突出的对外防御性目的，使这一战略与国内外形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由此而内生出它的高度动态性特点，这就造成在执行这个战略的十余年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稳定、全面的战略规划和安排。所以，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国际国内事件，特别是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文革和中苏边境冲突等突发事件，一再使其进度和原有规划受到直接的影响和冲击，该战略也由此而不断地进行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松紧搭配的调整。
可以看出，在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备战战略，由于特定的使命和任务，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的重工业优先战略。
四、极端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洋跃进战略
在1975年备战战略基本完成和1976年文革结束的形势下，中央积极酝酿、制定和推行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急切地试图以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方式，实现以往诸多的经济规划和目标。虽然洋跃进战略仅仅开了一个头便草草收场，但仍对这两年和其后的国民经济造成了诸多的重大影响。
由于主要领导人的特定思维习惯和所处的时代特点，这一战略呈现出以下内容：1.在战略目标上，将已故领导人提出而始终未能实施的四个现代化，作为这一战略各项工作的目标。2.在战略重点上，突出强调钢铁、能源、化工等少数重工业部门，如在国家重点建设的120个重大项目中，这些项目就占了绝大部分。3.在战略动力上，试图通过“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即用抓纲治国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4.在战略路径上，在中央专注于以120个重点项目为代表的大型基本建设的同时，由地方负责农业跃进和一部分电力、燃料、原材料的生产，即“两条腿跃进”。5.在体制安排上，为便于“两条腿跃进”，这一战略延续了备战以来地方分权的体制格局。6.在资源特色上，这一战略以大量引进技术和举借外债为其显著特征。7.在配置手段上，虽然开始注意利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但整体上依然沿用了过去的行政指令性计划。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实现战略的规划和目标，洋跃进战略把经济建设推向了极端：第一，客观上的调整、整顿要求和主观上的跃进取向，使这一战略在先天不足的基础上强行推行。经过长期的备战和文革，1976年的国民经济已是矛盾积累，诸多危机。严峻情况决定了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用一定时间进行调整、整顿，使整个经济达到大体平衡和基本稳定，结束国民经济风雨飘摇的状况。但是进行跃进的主观意愿和重工业优先的内在逻辑，却与将要深入的调整、整顿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这一战略的基础将是勉强和脆弱的，由此进行的跃进不仅将因为先天不足而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也会因造成更为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效益低下，而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虽然我们在重工业优先的原则和框架内做了各种努力和尝试，但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各种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始终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的特点和其在战略中的优先性，决定了它必然在战略的推行中使其它产业受到排挤，造成产业失衡和比例失调。
其次，不能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盲目变革，当作经济发展的动力。不管是三大改造在否定新民主主义经济优越性的基础上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高估发展速度和经济潜力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因超越了当时的经济水平而给发展战略带来了消极影响，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此外，后来又一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和“抓纲治国”，则把通过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作为推进战略实施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把脱离中国国情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意识决定论发展到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外经济史的事实，都既说明了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促进生产力发展，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地方分权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两条腿分工”路径和体制变革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地方只能围绕着既定战略和中央的行政指令发挥积极性，而不具备发展经济所需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自主性权力。最后，排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后三个战略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