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4)8-0025-08 所谓模式，就是事物或活动中由若干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具有典型特征的简化模型或范式。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贯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态与实践的纽带与中介。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和分离，“其根源在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立足于理论，要么立足于实践，而不是关系式的思维方式……”[1]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解决现实中所碰到的问题，也因此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实效性不佳。有学者指出：“教育模式研究，正是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关联性，使自己具有一种独立的教育知识形态，实现由教育理论至教育实践的过渡，产生强大的实践解释力和改造力。”[2]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尽管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进展和成果还不十分显著，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梳理和相关研究的初步发展，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个专业的推进与研究的深化起到了促进作用。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历史探究；二是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引介与研究；三是对本土式(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四是对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对比研究。 一、探究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从学科的现代化发展来讲，一个国家要发展符合本国特色、推动本国学科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仅仅走“外源”路径、汲取他国的现代化教育资源和经验是不够的，应该回顾开发自身文化既有的传统资源。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可以在方法与途径上提供有益借鉴，也可以在原则上对其进行合理继承和内容上的理性汲取，以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当代发展提供内源性支持。 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包括古代社会以儒家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化模式，也包括我党在革命时期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有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两个方面。“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是建立在古代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以这样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体系为指导，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特点的教育模式。”“具有革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具有广泛群众性和明显权威性的模式。这一模式，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权威，党组织和领导具有崇高威信的状况，在过去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3] (一)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建立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的基础上，在以“君子”、“圣人”等为理想人格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下，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教化模式。2007至2008年，唐国军在《广西社会科学》发表了关于“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的系列文章，对儒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做了较为系统地研究。他指出，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直接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化”模式，灌输其政治理念，形成其所期待的民众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樊浩强调中国道德教育就面临三大课题：世界化；现代化；现实化。民族化是德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德育现代化必须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寻找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并对此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此才能确立起中国道德教育的价值结构与运行原理，这才有可能创立中国式的德育模式。[4] 黄书光通过对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研究，提出儒家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教化思想，探讨儒家教化以人性论为基础，其中道德本性乃是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的共同特征，剖析儒家教化独特的伦理政治诉求及其严密的组织运行系统，对于当代道德教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启发。[5]黄书光和王雷都分别对中国传统教化模式在近代中国的解构与转型做了深入原因解析和社会背景分析。[6][7] (二)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目前对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较少有专门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也大都包含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沿革的介绍中，其中的代表作有许启贤和刘建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8]、王树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介绍和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并结合实际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重要原理，为探讨和解决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和历史借鉴。 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引介与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尽管在古代和国外都不曾使用，但实际上，其所包含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却都以不同的概念术语运用于古今中外的相关实践之中。“我国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融为一体形成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这是我国教育与学科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在西方国家，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但在事实上都毫无例外地进行着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并有相应的学科与之对应。”[10]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就必然也有与之相适应的模式。学界对于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引介主要有两种。 (一)以国别为区分，引介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作为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美国的教育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德育模式成为引介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不少研究者就对美国的德育模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有学者介绍了美国当代影响较大的理性构筑模式、价值澄清模式、价值分析模式、道德认知发展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五种德育模式。[11]美国的德育模式可谓种类繁多，方法各异，但归结起来道德教育的目标基本上是指向培养年轻一代能够在当代社会中设身立足，适应纷繁环境的能力。[12]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在教育中避免了强迫的灌注而注重推理、引导的作用，同时也注重发挥学科的载道和渗透功能。认为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合理成分，可以为改革和创新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13] 此外，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是30年来我国学者重点引介的对象。英国的道德教育模式是以道德情感教育为其主要特征的，其中体谅模式的形成主要是由彼得·麦克菲尔为代表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在多年大量深入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确立的道德教育方案。这个方案紧密联系学生、家庭和社会生活实际，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德育的主要内容。[12]德国高校一直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凭借着完善的教育机制和丰富的教育内容，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德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一直有着较为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因此，积极借鉴德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进经验，对推动当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有着重要意义。[14]日本的道德教育模式呈现出通过生动充实的内容、具体扎实的途径、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青少年的重要特征。[12] (二)以类型划分为标准，对于不同类型的西方德育模式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研究 明确冠以“德育模式”并作为专门理论术语的译作，是1989年由傅维利翻译的美国哈什所著《道德教育模式》一书。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学者开始翻译、介绍西方德育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其中就包含了对西方国家主要德育模式的介绍。比如，冯增俊、袁桂林、戚万学等就分别梳理了西方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概括介绍了道德认知发展模式、社会学习模式、体谅模式、价值呈请模式、品德教育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模式。[15] 有人撰文指出，20世纪西方国家德育理论流派纷呈，德育模式和方法也丰富多彩。其中，人本主义德育理论对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理论、德育内容、德育方法等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由于受人本主义德育理论的影响，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模式、德育方法呈现出明显的人本化趋势。[16]许瑞芳等则进一步分析了20世纪在西方德育中盛行的“以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为根本目标的主知型模式”，指出，由于该模式以自由主义理论为背景，强调个人在道德上理性自主的哲学理念，造成了在实际道德教育中学生缺乏道德实践力量和个体与美好生活相疏离等问题。[17] 总之，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启发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必须放眼世界，有效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并运用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来。也应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保持政治功能不能弱化的基础上，要发挥其他功能的积极效用，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该扩充，要实现从原来的社会本位观到人本观的转变以及从单主体到双主体的转变，在考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重视个体的发展和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应该更灵活多样。 三、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与研究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积极地引介和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建构的学理探索。在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称之为德育)理论先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有着相应的理论作为基础和依据。但是，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最后形成，其理论和实践的模式是在交织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丰富，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理资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立，又进一步修正了理论发展的不足和生成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1996年第2期《理论探索》刊发《关于德育模式的理论探讨》一文，表明国内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德育模式问题。在这一阶段，国内理论界对德育模式的认识基本沿用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用纯粹理论构建的视野看待德育模式研究。[18]如李伯黍、岑国祯两人在主编的《道德发展与德育模式》一书中提出了提高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形成道德行为习惯、促进德育社会化、引导价值取向等五个德育模式[19]。但该研究主要是以西方对德育模式的观点在进行解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偏理论阐述而轻实践策略的操作。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统一在同一个框架中，即所谓“关系式”的框架中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才能突显自身研究所具有的特有价值。这种“关系式”的研究走向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与丰富，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比如，班华在其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建构了四种德育模式：价值导向模式、情感体验模式、行为践履模式、心理辅导模式，等等，就逐步克服了原先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倾向[20]。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学理提炼，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以下几种主要的基本模式。 (一)主体性模式与主体间性模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是采取灌输法的客体性模式。灌输法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模式，但由于该种教育方法过分强调教育者的主体性，而忽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从而使德育容易与人的发展脱节，这致使我国高校灌输法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效与预定的目标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要弥补这个差距，就不能拘泥于“灌输教育法”的成规，而要特别注重思想教育模式的多元化和实施途径的多样化。[2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态，其模式的实践过程遵循教育的既有范式，并随着教育范式的转变发生着相应的变革。即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经历过以教育客体论和教育主体论为理论根基建构的模式。随着哲学中“主体间性”的提出及其在教育上的运用，其对主体性自身存在的缺陷——单维度分析起到了弥补和完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诉诸对话、交往实践等方式来建构主体间性模式。 主体性模式是以受教育者的品德发展需要为立足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处于平等的互动地位，尊重受教育者的自主发展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从而达到培育和造就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普遍要求。该模式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置于平等的地位，倡导在教育过程中，“传递—接受”的主客体可以相互转换，教与学能实现良性的互动。可以看到，主体性教育模式对于个人主体的确立、理性的释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传统客体性教育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主体性模式自身也潜藏着内在危机，“这就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人类对待自然的‘人类中心论’和个体对待他人的‘个人中心主义’的心态”[22]，导致了个人主体性的张狂和泛滥。要解决这一危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模式必然需要走向主体间性模式。 主体间性模式是指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作为主体的教育者与同作为主体的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在张耀灿和郑永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活动和交往不仅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基础，也是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得以表现和检验的场所。……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把组织活动和交往看作是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23]。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了交往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等模式。有观点认为：“交往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交往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下，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交流与沟通、对话与理解，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教学相长，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一个国家或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并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24]“所谓交往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是以大学生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为尺度，将主体间性教育作为主要价值取向，坚持‘人本化’育人理念，创建和谐、民主、宽松、融洽的教育环境，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成为教育者与大学生共生共享知识、能力、精神、智慧的过程，是把引导大学生的发展、促进受教育者的成长、激励大学生的内在潜能作为教育旨趣的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25]有研究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理论、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理论和思想观念形成理论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克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和人的思想意识发展变化的需要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依据。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有四种：对话模式、活动模式、生活模式和网络模式。[26] 以主体间性理论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诉求的本质应该在于教育主体间的思想和精神的交流，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各种主体的精神交往，最终实现教育者的价值引导和受教育者的主体建构的双向互动过程。 (二)认知导向模式、情感导向模式和行为导向模式 许瑞芳研究了认知导向模式、情感导向模式和行为导向模式三种类型，注重梳理各个类型的教育倾向、哲学基础、义理脉络、方法途径[27]。 认知导向模式是以培养受教育者品德认知能力(包括品德判断、推理、选择和反省等理性能力)为根本目标和唯一任务的品德教育模式，以强调道德知识和道德认知能力的价值与运用为基本特征。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素来非常重视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和道德方面等认知能力的培养，强调道德知识和道德认知能力的价值与运用，反对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的灌输，主张通过“道德两难讨论法”、“价值澄清法”、“反省法”等，引导受教育者对道德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主张道德教育要着眼于道德理性的培养和个人作为道德主体之自我建构。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把理性自主摆在道德的中心位置，造成了在实践中对道德认知能力培养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其他能力的塑造，进而导致缺乏道德实践力量、疏离美好生活等问题，培养的是在理智思考上有高素养，但在道德上言行脱节的“道德理论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证明正确的逻辑推理和高水平的思维能力与合理的行为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情感导向模式主张将培养受教育者的品德情感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首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受教育者道德情操，形成受教育者的移情能力，通过体验法和角色扮演法，注重情感体验、发展道德情感，培养道德情操，引导受教育者以追寻富有德性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立足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不断审视和调整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逐渐塑造一个真实独特的自我。学界提出的情感体验模式、关心/关怀模式、体谅模式等都可以归为情感导向模式。有研究者提出，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具有体现人本性、强调主体性、重视实践性、要求主体间性等特征。该模式的实施要求坚持外在实践活动和内在道德需求相结合、教育者组织引导和受教育者自主学习相结合、间接体验和直接体验相结合。[28] 行为导向模式主张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政治、道德行为和习惯，促进受教育者品德的形成。该模式倡导受教育者的行为体验、社会参与和社会行动，认为受教育者要完成道德、政治知识的真正内化，需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行为导向模式强调道德行为在受教育者品德发展中的作用，把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主张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政治、道德行为和习惯促进受教育者品德的形成。社会学习模式、生活德育模式以及欣赏型模式都可以归为行为导向模式。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罗家英提出了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模式构建的理论设想：构建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模式以达成高校德育的目的和目标，应从“人化—审美”的视角来思考并构建这一高校德育模式。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要以“学生为本”，紧紧围绕“道德审美”而展开活动。其模式的构建，一是要以人化教育思想和人学理论为理论基础，确立“以学生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二是以“道德审美”的内在规定性来组织高校德育活动及过程。“人化—审美”模式构建的合理性从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观的合理性、模式构建方法论的合理性、内容选择及过程组织的合理性这三个方面得以确认。[29] Web 3.0的智能信息检索与分析为全面综合权衡、比较、判断与评价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状态提供了有利工具。有学者从环境变化着手分析网络对高校德育引发的影响以及构建高校德育新格局的对策，提出主动占领网络制高点，搭建师生平等交流的互动平台；加强校园网管理，整合多方资源，共同构建高校网络文化主阵地，以期使当前高校德育工作能适应网络时代的需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30] 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是多元快变的生存方式，带来了相应的思想观念变革，也导致认知模式的改变：社会实践的新方式——虚拟实践，既具有现实社会实践的基本特性和社会功能，也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功能，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方式，是一种信息活动方式，是实体活动方式的投影，具有虚拟性特征。在社会本质上，虚拟实践活动是人的智能活动的直接物化和延伸，是人类在信息社会中进行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科学实验活动。这种实践造成了以下的认知模式和认知过程，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造就了道德、政治、规范观念变化中的非权威倾向。[31]因此，在Web 3.0时代悄然而至之际，应积极构建新型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充分发挥其价值导向、思想凝聚与关系融合的作用，通过显隐结合的教育信息共享与使用模式，“迫使学生积极思考那些未曾想过的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到互动、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大力改善学生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心理发展。[32] 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 不少学者也对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作了对比研究，比如，张耀灿、郑永廷等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比较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素质型管理和民主制度型管理两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有学者指出，东西方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它们主要表现为注重整体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超世取向与世俗取向；强调德治与强调法治(重教育、内在伦理与重管理、外在行为)；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方面的区别。[33] 有人撰文系统地分析了三种经典模式：德目主义模式、全面主义模式和混合德育模式。比较分析了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不足。其中，所谓德目主义模式，是指将思想道德教育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和所要培养的道德品质作为德育的系列内容，并以条目的形式排列出来，编成教材，开设独立的德育课程，通过专职德育教师的讲授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其熟记、理解和掌握这些德目，从而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所谓全面主义模式，是指学校或不开设独立的德育课程，或无专职的德育教师，或无固定的德目，而是借助于以“社会科”(social studies)为中心的全学科和全部教育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思想道德能力的综合发展。所谓混合德育模式，是指学校德育既开设相对独立的德育课程向学生传授既定的德目内容，又充分利用全学科和全部教育活动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教育。这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德育模式具有借鉴价值。[34] 王玄武教授等著的《比较德育学》也比较了德目主义模式、全面主义模式、混合德育模式这三种经典模式。指出，德目主义模式的根本特征是开设独立的道德课程，把生活经验积淀和验证的道德品质和规范，以德目的形式固定下来，编成教材，系统传授，让学生熟记、理解、掌握这些德目，如正直、真诚、勇气、善良等带有道德价值的词项。德目主义认为，道德教育是一个自成系统、相对独立的系列内容(德目序列)，强调德育教师的主导性，强调教育方法自上而下的一贯性。全面主义模式强调道德教育不能脱离开教育的全过程，是以“社会科”为中心的全部课程，通过教育整体，包括全部学科、课外活动、道德实践、职业训练、生活指导等而实现的，它不开设单独的德育课程，无固定的德目，主张德育途径和方式的间接性。认为德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去适应社会，学会生存，因而德育的内容不是既定德目的传授，而是促使学生内化道德观念或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道德能力，因而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发展出更清晰的价值观，强调德育的实践性。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在做中学”就是典型的代表。混合德育模式则是上述两种模式的综合，既开设相对独立的德育课程，又充分利用全学科和全部教育活动的途径和方式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德育目标和内容方面，它既承袭了德目主义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又开放地接纳了全面主义模式有成效的德育操作方案。[35] 五、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特点和走向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种阐释范式，也是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种方法论、一种维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既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又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论化转变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促进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揭示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视角各异，但相关研究都试图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类型进行归类、解析，提炼其逻辑与结构，方法与途径，并探究各个模式背后所阐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问题和规律。 这些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有其各自的始源性，依据不同的理论，也运用各自不同的方法有所侧重地推进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并呈现出各自独特价值所在。其中，传统的教化模式，强调外部灌输与内省方式相结合，重视道德内化，深刻体现了“化民成俗，其必有学”的规律。认知导向模式侧重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看到了理性自主在品德形成中的中心作用；情感导向模式看到了情感、情操的重要性，侧重移情能力培养，使得品德的塑造与快乐的情感体验相一致；行为导向模式强调参与、践行在品德发展中的作用，使得品德培养不再是“书斋式”的传授。客体性模式注重思想政治道德知识的体系、逻辑传授，在帮助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知识、意识和规范的习得上有一定优势；主体性模式以受教育者的品德发展需要为起点，使得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的自主发展权受到尊重，主体间性模式诉求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主体间的思想和精神的交流，在品德教育过程能实现教育者的价值引导和受教育者的主体建构的双向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正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独特的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明显增强，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凝聚力。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自身的特殊性，其理论的发展程度以及理论指导的自主性还远远不够，需要从多学科的视角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思路，并使其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理性工具，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们多元的价值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承担着理论建设与实践改革探索的双重任务。正如有的专家指出：“我国当代德育研究是在进行德育模式建构的同时进行理论建设的，它不同于西方以理论建设为前提进行模式建构的特点。这一取向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建设对学校道德教育的迫切需要有关。处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双重贫困之中的学校德育没有时间等待理论的成熟发展，只能在实践的建构中去发展成熟的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校德育以模式研究促进德育变革的重要理由。”[36]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思想政治模式研究的主要现状特征，即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都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进行的。 (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带来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新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生成与发展，与社会基础、文化发展、技术条件等多种因素有关。社会基础不同，会导致教育的模式不同，文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必将带来教育模式的变化。在传统的威权时代，更倾向于服从、独白、宣讲、一言堂，强调自上而下的接受。在现代，平等的主体，对话的时代，更强调平等的讨论，推心置腹地探讨式教育模式。使我们在原有的“灌输”模式上再注入更加积极的“参与”模式。 交往方式、交往手段与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新方式、新途径、新方法。新技术带来新的交往方式，交往工具、交往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新技术的发展本身必将推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断更新变化。新的传播技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变化。比如，新媒体是基于信息传播技术所形成的媒介形态及其社会关系，它对意识形态传播与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基于Web 2.0的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社会性网络服务，如人人网、校内网、Facebook)、微博客(Micro-Blogging)等新媒体，就极大地改变了信息发布与传播、甚至是团体组织和社会动员的方式，它带来的信息传播的数字化、无屏障性、互动性、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话语权的阅众分享、全民出版(自媒体模式)等全新的传播方式，也使得信息的筛选和评论有了全新的模式。在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交往方式中，每个信息获取者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地分析、判断，是一个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不关注和利用这些新的传媒手段，不能无视这一信息时代新的技术所提供的阵地。新媒体技术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交往方式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传播正确价值观念、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