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兼与王南湜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性论文,复杂性论文,教授论文,命运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012-08
王南湜教授在《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①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中提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基于理论哲学立场”而“构造出来的虚假问题”。其主要根据在于：历史规律属于“理论世界”，而“理论世界”“有着根本上不同于实践世界的特征，那就是其严密的规律性，即理论世界是一个为因果规律体系所支配的世界”。此种根本特征，决定了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分属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讨论两者的关系问题即为毫无意义的问题“误置”。同样道理，历史趋势则属于“实践世界”，它与“人的能动作用”处于同一层面，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可以“合理地谈论”的真实问题。
然而笔者则认为，我们的确可以在“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之间划出种种“根本”的不同（正如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圈定种种“根本”的相同）；但是，这些不同即使在“根本”的意义上也并非一成不变：“严密的规律性”或“为因果规律体系所支配”作为理论世界的根本特征，仅仅是一种近代以来才显著定型的现象；进言之，这只是一种暂时性、历史性的现象。如果将此种根本特征当作理论世界无法逃避的永恒宿命，则似乎在事实与道理两个方面皆有可以商榷之处。不能否认的是，在（当然地属于“理论世界”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观领域，无中介地讨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巨大思想困难；而且，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之彼此隔阂、理论史学与经验史学之互不认可、以历史本身为对象的理论思维与现实生活当中的实践智慧之难以贯通，皆与此问题之不能较为妥善地解决存在重要关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是虚假问题。比如，如果我们将历史趋势看作两者之间的必要过渡，那么这个问题也应当是可以“合理地谈论”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路径或方案，笔者尚无意具体尝试之）。而要解决此一在现今历史认识的总体上具有一定“掯节儿”性的难题，恐怕不是像王文那样通过某种“实践哲学”的立场而将历史规律打入“理论世界”的冷宫就能够根本奏效的；其更为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必须彻底地超越规律性历史观的解释框架，在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当中提出某种不同于规律性假设的新的假设方式。具体而言，即用复杂性假设来置换规律性假设，用自觉的历史复杂性观念来超越规律性历史观。或许，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某种更为显著的意义。
一
按照一定的视角或标准对漫长、浩繁的西方思想史进行回溯，当然可以找到某种线索来确认王文所持之论：“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基于理论理性的首要性、自主性，一步步地建构了一个被视为唯一真实的世界。”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理性作为某种古老的（但不是唯一的）认识倾向，逐渐被实现并被确立为某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方法，主要仰赖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此一事件对于人类认识或思维方式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种近乎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以其实效性或可操作性而成为某种蓝本或样板，直接启发孔德等人建立社会学等新的学科，同时也使得历史学等古老学科纷纷效颦，长期陷入科林武德所说的那种“学徒状态”。另一方面，又以其普适性和逻辑一贯性而使哲学思维也受到极大的诱惑，力图以思辨的方式直接呈现世界和历史在终极意义或大全意义上的规律性。就后一方面而言，例如黑格尔就一再标榜自己的哲学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本身就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②，只有真理的必然性和必然性的真理才有资格成为哲学思考的唯一目标。曾有学者指出：“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思想，实际是基于牛顿力学体系对二体系统的研究，进而对二体系统的系统要素、存在条件、要素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自身转化等，做出了比较深刻的概括。”③这毋宁是揭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思考在传统自然科学那里也存在一重重要的秘密，至少可以认为其与后者在基本精神或理论动机上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科学”及其梦想。何兆武教授也认为，“康德事实上从未怀疑过牛顿的真理”④，并且一直“期待着历史学界出现一位开普勒或牛顿式的人来探索历史的定律”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尽管近代以来的思辨哲学之何以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勃兴，以及以之为客观基础的“近代科学意识”的普遍性觉醒，类似德国古典哲学那样的哲学思辨（不论其创造了怎样巨大的超越性），也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在近代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功地将必然性或规律性从世界当中抽象出来，并赋之以具有决定性的“本质”意义之后，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性认识才受到某种启发和激励，进而确定了各自在不同层面或领域的致思取向或思考方向，即必然性或规律性。在由近代自然科学直接建构出来，或由其他学问效法近代自然科学而建构出来的这个“理论世界”当中，因果必然性、规律确定性一直承担着核心性的、甚至唯一性的解释功能；此两者之长期享有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解释霸权，至少被赋予某种众望所归、无与伦比的理论期待，都具有虽然强烈却也不难理解的当然意味。由此可见，王文将由以“近代科学意识”的自觉为前提的“理论理性”所构建出来的这个“理论世界”完全视为一个“必然性、决定论的领域”，显然是存在重要根据的。
但是，我们似乎也有必要注意到，近代自然科学仅仅是科学的一种历史形态⑥，而不是科学的唯一形态、全部形态或永久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以复杂性研究为总称的当代科学所建构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由因果必然性、规律确定性所“一义性”地支配的理论世界，非线性、自组织性、混沌性、超循环性、分岔性、分形性等前沿理论所揭示出来的，恰恰是偶然性、不确定性等被传统自然科学和近代理论理性视为现象、假象和非本质的那些东西。如耗散结构理论就认为：“在热力学分支点以前（平衡态前），系统的演化是由必然性支配的，而在分支点（平衡态），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起作用，但必然性为主，起着决定作用。过了分支点（远平衡态），偶然性起决定作用。……越远离平衡态，情况越复杂，系统不时地产生混沌。”⑦显然，这里必然性的决定性或决定论作用已经被限制在系统状态的历史性之内进行讨论了，它和偶然性之间并无终极性的高下之分和本末之别。而混沌理论则认为，混沌本身就是由必然性所孕育出来的一种偶然性，或是由严格确定性自身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自组织理论和现代生命起源与进化理论又同时表明：偶然性甚至极大偶然性自身也可以转化为必然性。⑧如果我们承认复杂性科学也是科学，复杂性研究所建构出来的世界也是“理论世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理论世界确实已经今非昔比，因果必然性、规律确定性的一统天下已经不复存在了。
王文所谓的“近代科学意识”，在笔者看来，也可以名之为规律性意识，即以发现或寻找自然世界或社会历史的、具有决定作用的规律性作为根本目标的观念性自觉。但是，制造出“规律性”这个主观把握客观的概念性工具的自然科学或科学本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呢？那就是复杂性意识——世界本身就是复杂的，复杂性才是更具本质意义或解释能力的思维靶向。相形之下，规律性正是“把现实的复杂性约化为一种隐藏的简单性”⑨的结果，它远远没有复杂性更根本、更具解释深度与广度。而将规律性的有限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和泛化为某种普遍的决定论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科学本身正在抛弃的理论理想。正如法国思想家莫兰所说：“……自然科学能够提出简单的规律、简单的原理并让决定论的秩序在其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中出现了简单解释的危机；从而那些显得像是人类科学所有的非科学的渣滓的东西、不确定性、无序、矛盾、多元性、错综性等等今天形成了科学认识的普遍问题。”⑩可以肯定地说，规律性仅仅是20世纪中期以前长达三四百年的、自然科学的传统形态所倚重的关键词，“今天，自然科学家们宁愿用‘合理的假设’的概念代替‘规律性’这个概念……”(11)而“据有人统计，复杂性已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复杂性研究已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研究最热门的课题，它体现了人类认识史科学史上的重大转折”(12)。
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3)但这应该还只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之内所作出的深刻论断。在当今时代，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超循环性等复杂性，已经纷纷超越（不是简单否定）规律性假设而构成更加深邃的本体论景观，那么，一个可能的结论就是，不仅唯物主义，科学或以科学之名义及理想所建构出来的全部“理论世界”，也都要并且在事实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换，钱学森所概括的“老三论”、“新三论”、“又三论”（混沌理论、分形学和新系统工程学），在笔者看来，都在以某种越来越显著的形式颠覆着传统“理论世界”的必然性、规律性特征，这或许意味着近代“理论世界”自身的历史性已经是可以作为某种事实而引起理论理性的新一轮历史性自觉的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王文所提及的、历史观领域内“借助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弱化决定论”的思想抉择，应该不是仅仅由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尖锐对立、难以圆说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而是更有其世界观或世界图景上的深刻“根苗”（海德格尔语）。
如果“科学的理论世界”已经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并且此种变化已经可以作为某种理论本身已经发生的重大事实来看待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个世界是否只能是一个“因果决定论的世界”、“否则，科学的理论活动即失去其意义”呢？恐怕也不尽然。王文更深层的根据可能在于对于所谓“工具性劳动”的分析与类比：“其道理在于，‘一个有效的、能达于目的的工具或工具体系，是单义地指向特定目的的工具，或一义性的工具。这种一义性即是一种活动的确定性，即从手段引导出目的的确定性’，而‘理论活动作为工具性技术活动的象征性表达，是通过将物质性工具代之以语言符号而实现的’。”笔者则认为，就简单劳动或活动而言，在“工具或工具体系”与“目的”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活动的确定性，即从手段引导出目的的确定性”，以及伯特所谓——“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的经验有效性；但问题是，必须抽象到此种程度才能最后确定下来的“理论世界”的不变本质及其意义，是否已经被现今的理论思维本身所普遍性地质疑甚至倾向于否弃？如果在很大程度上，理论思维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怀着本质主义的唯一梦想、并且义无反顾地在打造决定论模式的决定性上进行竞争，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并且有必要坚持或认定，其劳作的结果——“理论世界”——仍然要永久地保持那种或许更多地属于昙花一现的本质与意义？可以说，抽象出来的，未必就是本质的或具有决定作用的；否则，理论思维就太容易了，所以马克思还强调要努力达成“思维的具体”。但是“思维的具体”如何才能内在地兼容或表达客观上往往具有重大作用、甚至决定作用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这恐怕是理论思维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充分地意识到并现实地迎接的重大挑战，或许同时也是一个已经可以实际地上手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注意到“极性弱化，中介凸显”已经可以作为现当代哲学思考的一个显著特征来看待的话，那么也不难看出，王文所赋予“理论世界”的本质规定性，仍然具有某种太大的“极性”，其由此而试图强调并确立的“实践世界”对于“理论世界”的显著并具根本性的“吸收”优势或地位，在那些已经轰轰然地涌入理论视野并且显然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或活动的复杂实践（如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思想理论活动）面前，伴随着中介环节的激增和嵌套、中介领域的扩大和跨层(14)以及“手段”与“目的”之间单一的、确定的对应条件或决定论关系的大面积丧失，已经因为某种过度的抽象而难以实现其预期的价值。换言之，理论活动确实是实践活动“在观念中的一种自然延伸”，但不可能仅仅是物质工具性劳动的“自然延伸”，也不可能仅仅是因果关系的观念性复制——否则，理论思维就太简单了。因为，“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一个规定”(15)、一种视角，而不是全部规定或全部视角，它“只是片面地、继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16)，如果理论思维只从此一个方面、凭借这一种规则来确立自身世界的话，那么它的理解或解释能力应当是十分有限的，与实践世界的关系也只能是极其单面的。机械论历史观面对历史之捉襟见肘、纳屦决踵，理论思维与实践智慧之间的深度断裂与极度歧视，恐怕即根源于此。但这样的“理论世界”只是曾经如此的世界，今天的理论世界已经可以通过提出新的假设及其方式，从而历史性地改变自身的被动地位。例如，王文当中也提到的可能性空间理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仅仅从因果必然性角度来诠释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关系的思维定式，将更加接近于历史复杂性的历史可能性而不是历史必然性作为历史观念的核心性解释原则，因而才取得了王文也相当认可（但仍不够满意）的理解或解释效果。
由以上分析或许可见，“理论世界”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因果必然性、规律确定性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仅仅属于“近代科学意识”在其主导期限之内的刻意为之和有意构造，它不可能具有超历史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讲，王文所强调的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立场转换，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到历史趋势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关系问题的问题转换，或许也有可以存疑之处。笔者认为，王文所谓“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性的思想自觉，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深刻之处；但是，将历史规律归结到王文所厘定的“理论世界”，并试图消解其与“实践世界”的意义相关性，或许也失之于简单，因为正是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我们大概才无法否认，正是在“实践世界”中，才存在着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性透视和贯通性理解的根本需要，才深植着对于长远的历史眼光和深沉的未来关切的真正渴求，而历史规律正是在近代以来一直担负着此种理论期待与使命的一种基本范式；相形之下，历史趋势作为一种概念性工具或思想工具，似乎还远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它只是在某一较小的范围内（如当下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历史实践）才比历史规律更具解释能力，只能在某一层面上满足认识和反思历史的需要，与数百年来始终关切人类总体命运的历史哲学主题相去更远。在某种意义上讲，固然是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因而社会哲学的视角(17)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特殊价值；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将来也无所谓现在；而克服现实历史实践活动的短视性，也是其本身的根本性的内在需要之一，也正是作为理论理性的历史理性的职志所在。在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或许李大钊的看法仍然值得深长思之：“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18)进言之，如果为确立某种“实践哲学”的根本立场而非得在“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乃至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之间作二元对立式的划界与分野，即使以足够的思想自觉而使后者保持一种对于前者的终极性的“吸收”态势，也只具有相当抽象的必要与可能。就近代以来人类之已经实际发生并仍将继续生成的历史而言，两个“世界”或两种哲学之间，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应当是一种彼此反复包容—支配并相互超越的嵌套关系，它使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立场转换、以及历史哲学到社会哲学的学科转换，也只能具有一种相对性、历史性的意义。换言之，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实践哲学”不仅要看到思维对于实践的有限性，也要看到实践本身对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实践的先验的决定论地位恰恰是一种属于王文所试图超越的“理论哲学”立场之内的抽象刻画，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世界当中，理论本身也是一种难以忽视的强大现实。
二
笔者特别认同王文的如下论断：“……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问题是哲学中最为根本而又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其所以根本，在于这一问题关乎历史这一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而所以困难，则又因为涉及到规律对历史的绝对支配作用和人的活动中的自由选择问题。”并且进一步认为，历史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的独特性，主要即在于人的能动作用或自由意志；如果不能说明人的能动作用或自由意志的历史作用，那么规律性历史观作为历史哲学领域的超级航母，即难免礁沉、瓦解之可能。换言之，不能内在地、根本地确立人的能动作用的一切可能（包括创造历史规律）的历史意义，正是规律性历史观难以自愈的“硬伤”所在。
而从维科开始，历代思想巨人们对于规律性历史观的理论锻造和升级换代，尽管差别巨大、形制各异，但其重心所在，都是规律性，即都认为只有通过或利用规律性才能解释和理解人类历史，否则历史就是难以理喻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显然，这不仅是唯物与唯心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哲学立场的问题，而是还有一个是否应当反思近代以来用于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核心性概念工具本身是否足够有效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规律性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似乎并未引起充分的自觉（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康德是个例外。容另文论述）。即便“批判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仅仅是在认识论层面上，对人类通晓某种能够决定其自身命运的历史规律的可能性提出了某种质疑，而按照何兆武教授的看法，“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性”问题，在现当代的历史哲学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搁置和放弃了。(19)进言之，历史哲学领域的认识论反思仅仅宣布了寻求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历史规律性基本上属于某种失败的理论意图，但并未对深化哲学层面上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提供建设性的思想贡献。
所谓规律性（包括自然规律性），即使在各种具体视角和特定层面之内也只是某种只能有限证实的东西。它终究只是某种假设、某种虚拟的范式，终究只是主观把握客观、思维把握对象的一种历史性工具；至少，它严重地依赖于近代自然科学这种特殊的认识背景。正是由于对此缺乏必要的自觉，才常常掀起关于到底有没有历史规律这样一种永无定论的本体论争论。规律性历史观在解答历史规律是什么、有哪些、如何决定历史等问题的同时，最难应对的就是来自人的能动作用的巨大挑战，以至于往往不能自圆其说。例如，“克里奥巴特拉的鼻子”的美丽，作为初始条件，经过层层放大之后也能够改变历史进程这样的客观事实，恰恰是其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所无法想象的，而仅仅只能如黑格尔那样将之归结为无足轻重的导因——黑格尔一向认为历史学家关于“大事件小原因”的历史解释是“非常肤浅的”，不是“内在精神”（这或许是对历史规律性的黑格尔式的说法。——笔者）所需要的。(20)换言之，规律性历史观（包括所谓辩证决定论历史观）一直试图在历史规律这一先验框架之内来超脱自身的思想困境，但并没有反思这一框架本身作为一种假设性工具或工具性假设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所可能具有的解释能力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即规律性假设是不是解释和理解历史的最好假设或最后假设？
如果上述提问方式的转换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进一步需要明确的问题之一就是：规律性假设都假设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依笔者浅见：第一，就是必然性的实在性或实体性。如果没有必然性充实其中，所谓历史规律就是一只空壳。第二，就是必然性的可重复性。如果必然性只是一次性的，当然也谈不上历史是有规律的。第三，就是必然性的可确定性。如果飘忽不定，同样难说其有。此三重假设有两大前提：即因果性和简单性。就前者来说，虽然有因必有果是一种普遍规定，但是世界或历史并非只有因果关系或只能用因果范畴来统摄。这意味着直觉的、非逻辑的理解方式同样能够提供关于人类历史的真知灼见；但是近代以来的理论理性长期对此不以为然、颇多歧视。就后者来说，如果规律性作为本质不是比现象更简单，更容易理解或（进行思维）“操作”，则规律性本身即失去意义。这意味着本质—现象的决定论假设还是有其急功近利、巧取捷径的深层目的的。将关于规律性的这一揽子假设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是规律性历史观。其最大的困难即在于无法说明人的能动作用，因为后者主要是以偶然性的方式存在并创造历史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且也必然被历史本身所生成和塑造（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超循环关系，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更加不能否认，历史条件绝对不是历史规律，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彻头彻尾都是人造的——只有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独特性”的人的能动作用，才有资格被视为历史的特殊动因，它以极为有力的方式反复印证着“自由创造历史”这一古老命题的深刻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性空间理论大体上是将历史规律降为历史条件来看待了。在此种解释当中，历史规律只是作为某种边界条件外在地约束着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其理论重心实际上仅在于说明违背某种既定历史规律的历史是如何不可能的，而没有内在地确立历史本身的无限可能性是如何可能的。
即使在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人类历史也具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只能是由历史复杂性造成的，而不可能是由历史规律性造成的，因为历史规律性恰恰是通过排斥历史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来确立自身的支配地位的。而历史之所以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是极其复杂的，主要即在于人的能动作用——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明智的或愚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善良的或邪恶的、创造历史的或毁灭历史的。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或自由选择的分岔作用，将人类历史设计为直线推进的、往复循环的或螺旋上升的过程，都不存在任何思想困难。
相比较而言，复杂性可能就是一种可以取代规律性来解释和理解历史、并总体性地深化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的新的核心假设。就笔者所知（当然极其有限）的复杂性研究成果而言，所谓复杂性的解释意图与范围，不仅在于必然性，而且在于偶然性；不仅在于规律性，而且在于非规律性；不仅在于因果关系，而且在于跨层次或超层次的、更为广泛深刻的相互作用；不仅在于整体如何大于部分之和，而且在于整体如何小于部分之和。其实际的或预期的解释效果都足以引人关注。
那么，复杂性是什么？（国内外都有很多定义，同时又都有很多学者否认复杂性是可以定义的）科学哲学方面对此有很多颇具启发性的思考，如将复杂性解释为系统论意义上的非线性特征或差异协同性等等，并且认为非线性和差异协同性都是只有系统才具有的根本特征。显然，这些看法基本上是以系统论为前提、在系统论的基础上来界定复杂性的，都没有超出系统论来思考复杂性。这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系统之外或系统论无法把握的复杂性，算不算或是不是复杂性？陈一壮教授提出一种可以打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复杂性“定义”，即“复杂性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21)。其中，有序性指的是规则性、规律性、必然性、确定性；无序性指的是不规则性、无规律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等；两者“相互凌驾，规律与事件、必然性与偶然性可以互相支配（这表现为宇宙中决定论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的并存）”(22)。正如陈文所论，这个定义在莫兰和盖尔曼（圣菲研究所的领军人物，而该所又是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复杂性研究学派）那里都有其可靠根据。在笔者看来，这个定义首先是有其显著的优点，即摆脱了系统论的束缚，具有更大的元哲学而不仅仅是科学哲学的意味；但是，它同时也具有某种缺憾，即对于“统一”的界定不够具体，没有突出复杂性的、在根本上的不可形式化的特殊蕴藉。何兆武教授曾经说：“矛盾统一是人人都会说的口头禅，问题是如何统一。”(23)那么，依此提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统一”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对立统一”，那么这个统一指的就是矛盾；但是，世界上没有构成矛盾或矛盾这种范畴无法把握的事物仍然有很多，也同样很复杂，其复杂性就不是复杂性了吗？如果是更宽泛的“辩证统一”，那么复杂性观念作为“辩证法的当代形态”(24)，其对于传统辩证观念的超越性又体现在那里呢？显然，我们在这个定义当中找不到明确的界说。在笔者看来，哲学意义上的复杂性似乎应该这样“定义”，即“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破缺性统一”。在这个定义当中，破缺性可以指称任何实体、属性、过程和关系意义上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不成比例性、不规则性；以便与传统的辩证观念相区别。传统的辩证观念之所以也是简单的、抽象的，就是因为它用思辨的方式先验地设定了无处不在的、作为本质的概念的动态平衡与“内涵式的”圆满，尽管它比之黑格尔和恩格斯所批评的形而上学那种静态、片面、孤立的平衡性与决定性有着更大的解释空间。当然，传统的辩证观念之所以是简单性的，不是由于它是思辨的，因为思辨本身也并不简单；而是由于它脱离了现实复杂性（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生）而独断、预设了一切存在的某种完备形式，即所谓的概念的辩证运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莫兰认为“辩证法不包含任何内部修正剂，不包含任何逻辑护栏，这就可能导致它无节制地用矛盾来做游戏（只有思想主体的智力苦刑能构成一种护栏）。任何辩证法，一旦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约束，都可能变成不受现实约束的放荡游戏和魔术”(25)。孙利天教授也认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一种纯粹形式的工具，那么它就确实不存在被证伪的任何风险或可能性，因而强调辩证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境界。(26)借用莫兰的说法，复杂性观念就是这样一种“智力苦刑”，它有可能使作为纯粹形式的传统辩证法褪去其超历史的面纱，而呈现出必然存在的历史性，以及其在解释和理解历史当中所长期被人忽略的、应有的界限和范围。
我们似乎有必要明确：与规律性假设一样，复杂性在本体论层面上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假设，一种思维把握对象的可能范式，其在终极意义上也是不需实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哲学方面对复杂性的建构与反思，可能基本上还停留在未经过“哥白尼革命”的传统本体论阶段，还局限在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传统辩证观念的藩篱之内，尚有一间未达。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难以否认的是，在比自然世界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复杂性假设比规律性假设更为有用，即更具解释深度与广度，更能创造丰满鲜活的理解效果，更易于达成贯通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的历史透视；而这正是当今时代以观念形式或理论形式解释与理解历史所迫切需要的。例如，从宏观角度看，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双重二元假设改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元互动的三体问题，那么就可以对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非线性的理解了。从理论上说，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各自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但现实当中它们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叠、交叉、渗透、扭结、缠绕、孳生，互为前提、不分彼此的，三者互相决定并共同决定的特征十分显著，一元决定性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拿生产力来说，其内部最活跃的因素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恰恰是以偶然的、随机的方式出现和发挥作用的，从珍妮机到原子科学再到网络技术，任何人都无法指定或控制它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出现，并最终起到什么样的历史作用。而当某项技术得到应用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生产关系即利益关系的“批判”——支持或者反对；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意义不是由生产力来评定，更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来决定，而是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来选定，由享有政治资源和经济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支配和取舍。同样，当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试图改造生产关系的时候，它首先遇到的也是来自现实利益集团的“甄别”与“评估”；而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精神、思想利益——在社会结构当中是跨层次性的、弥散性的，很多情况下它也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
这种三联互动不仅本身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同时它也在产生和制造着极其巨大的历史无序性。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三者基本适应或基本不适应的情况都存在（至于哪种情况多、哪种情况少，其实只具有统计学意义）。问题是，当它们互相适应的时候，往往就是偶然性的压缩与积累，并择机爆发为大规模或长时期的无序性；当它们基本不适应的时候，现实的无序性就表现为震荡与激流，用马克思的话说，“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这种三联互动的各个单元之间存在着无数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因素，其缓冲或放大、消弭或利用某种偶然性的作用空间可以涵盖整个社会及其主导结构，整合出像“克里奥巴特拉的鼻子”那样的对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冻结起来，形成一种具有必然性作用的偶然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偶然性并非只是表现必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必然性同时也为偶然性提供同样的服务或者帮助，两者之间并无优劣、强弱之分，它们共同使得人类的历史命运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通过复杂性假设，可以内在地确立和说明人的能动作用的历史作用。在复杂性范式当中，历史的规律性与非规律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可逆性与非可逆性、“本质”与“现象”等等互为对称破缺，并无先验性的主导与从属之别，但都可以看作人类命运之现实存在。而人的能动作用，正是造成这种破缺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不断强化的趋势，即意味着人类历史在根本上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形式化、理论化的可能，人类本身亦基本上不存在逃避历史责任的余地。如果没有人的能动作用，即不存在主动选择和利用历史条件的任何可能性，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遵从自然世界的盲目必然性。宏观历史走向的改变，即为人的能动作用在临界点上的临门一脚所造成；而微观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过程、结果或意义，则更为人的自由意志所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舞台，其无序性的存在更属显著的可经验事实。此不细论。
历史复杂性而非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即为人类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人类自身是否可以改变其命运，其命运问题都是历史哲学所必须关注并能够关注的。就理论意义而言，“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传统（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理论史学与经验史学之间的鸿沟，或许可以借此新的假设方式而有所跨越。而广泛深入地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律性，或许也可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由于“理性时代形成的规律崇拜”(27)而造成的历史实践的盲目性，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或许算是实践意义。
注释：
①王南湜：《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载《学术月刊》，2006(5)。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7-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③郑玉玲：《必然性与偶然性——在科学理论和科学认识中》，第2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④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第5页下注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⑤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第13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⑥阿·托夫勒，《〈从混沌到有序〉前言》，见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苗东升：《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载《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4)。
⑦赵凯荣：《复杂性哲学》，第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⑧郑玉玲：《必然性与偶然性——在科学理论和科学认识中》，第3、11-53页。
⑨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⑩英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西方历史哲学》，第17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2)魏宏森：《复杂性研究与系统思维方式》，载《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1)。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王志康的复杂性定义：“复杂性是客观事物跨越层次的不可直接还原的相互关系。”〔王志康：《论复杂性概念——它的来源、定义、特征和功能》，载《哲学研究》，1990(3)〕。
(15)(16)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9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7)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第1-1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王南湜教授在此对于用“社会哲学”取历史哲学而代之的必要性，有着系统、深入的论述。
(18)《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19)何兆武：《译序一》，第10页，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9页。
(21)(22)陈一壮：《试论复杂性理论的精髓》，载《哲学研究》，2005(6)。
(23)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第131页。
(24)陈一壮：《包纳简单性方法的复杂性方法》，载《哲学研究》，2004(8)。
(25)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第2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6)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第22、44、155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27)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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