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刘 伟
【内容提要】 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出现“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是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结构与天下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已经初具雏形。政治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正名奉法，殊途同归；以内驭外，召远修近。经济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富民利民，恒产安国；重农抑商，务本利国；开源节流，裕民足国。军事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国防，强化军备；用兵有道，谋略制胜；文武结合，法纪强军。社会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敦行教化，家国和谐；储粮备荒，稳定社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敬天重民；内外兼备，家国并重；以德为尊，以和为贵；战争如疾，谋略至上。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先秦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
一般地说，“国家安全”反映的是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① 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对其具体范畴和构成要素，学界有不少讨论。② 韦祖松先生曾把国家安全的内涵进行如下界定：“从根本上说，是对国家生存、利益和发展的保障，主要包括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被颠覆，民族文化不受侵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民族和睦、社会秩序不被破坏。”（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在其另一篇论文中，韦祖松又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问题的存在形态、要分清的几个概念、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韦祖松：《简论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几个问题》，载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4-781页）。在学界多年来的讨论中，以刘跃进先生用力最多。他在2001年提出了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刘跃进：《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载《国家安全通讯》2001年第11期，第37-39页）。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又逐步增补修改为12个要素，参看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习近平总书记吸收国内外学界的诸多理论成果，归纳形成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将其概括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12个方面，③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国家安全的12个方面是：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可参看《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对于当今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纵观中国历史，尽管在先秦时期没有形成“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国家安全思想已经出现，且有的思想观点已经内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通过对先秦时期经典文献中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归纳那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阐发其中蕴涵的深刻哲理与普适价值，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④ 与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相关的研究，可参看黄朴民：《简论中国历史上的安全观念及其战略》，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刘江永：《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8期；钟少异：《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要》，载《中国军事科学》2007年第6期，第117-121页；钟少异等：《中国历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想及历史规律》，载《中国军事科学》2009年第2期，第114-118页；董文博：《先秦诸家国家安全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刘跃进：《当代国家安全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1-125页；萧大维：《先秦国家安全思想初探》，载《滨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27-31页；王柏松：《先秦国家安全思想及其当代借鉴价值》，载《管子学刊》2011年第2期，第89-93页。总的来说，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数没有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进行专门研究。而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者，则或失之简略，或只着眼于相关史料最丰富的春秋战国时期，或仅就诸子百家中的某个人物或某种著作进行讨论。因此，既有的研究不能清晰展示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总体面貌，也没有总结归纳出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正是通过本文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另外，阎学通在相关论著中强调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在某些层面也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可参看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 3期，第192-204页；阎先生还曾指出，先秦时期和当代人在国际问题上有很多共识，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但也不能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来套先秦学说。参看阎学通、徐进主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编者的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应该说，阎学通先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与“国家安全思想”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明显不同，但也可以相互参照。 通过对先秦时期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从不同侧面揭示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面貌，分析其时代特征与当代价值，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
一 先秦时期的国家与国家观
要理解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必然要把其放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形成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国家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产物，而中国的早期国家出现于何时，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建立于公元前 21世纪的夏朝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家，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很多学者主张把今天中国范围内的国家形成时间前提。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形态与国家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如果用现代国家的观念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那就难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夏代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个时期的国家，一般可称为“古国”，是一种以城邑为主体的初步形态，但当时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统御天下的政治实体，没有形成一个国家政权的绝对中心，中华文明处于没有中心的多源发展状态。从夏朝开始历商到周，是中国历史上的“王国”时代，中华文明进入有中心的多元发展阶段。许宏先生言之甚详，可以参考。①
① 许宏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关论述可以参看其《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和《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两部重要著作。 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晁福林先生用“氏族封建制”和“宗法封建制”进行概括，大体符合历史事实。② 这一说法以晁福林先生的论述最有代表性。晁福林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和春秋为宗法封建制社会，战国后逐渐进入地主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的系统论述，可以参看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此时的国家中，氏族始终是政治单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或宗法制度根深蒂固，氏族、宗法制度与方国、分封制度相结合，实现了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的初步融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等级色彩分明的社会系统。有学者由此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通过宗法制把氏族组织的模式移植到国家组织之中，建构出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轴的统治权力机构。三代统治者往往把建立宗庙视为立国的第一要务，说明宗庙作为王权之象征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揭示出中国文明时代前期实行宗族（或氏族）统治的独特的国家形态。① 陈剩勇：《国、中国与天下：关于传统国家形态的一般性考察》，载《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期，第138页。 此说虽过度强调了宗庙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氏族、宗法制度与宗法血缘观念对国家政权的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王国时代发展的历史拐点，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文献资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国家安全思想”这一主题的基本依据。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周王室日益式微，大国纷纷崛起争霸，于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1页。 各国诸侯为适应争霸活动与兼并战争的需要，纷纷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改革。从管仲改革到商鞅变法，从宗法分封到郡县乡里，从子产“铸刑书”到李悝做《法经》，从世卿世禄到俸禄制下的官僚，各国的变法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天下观念，也随着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进程而逐步形成与发展。早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古国与部族就为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而进行过激烈的竞争，随着以炎黄为首的华夏族占据中原主导权，“最早的中国”由“满天星斗”③ “满天星斗说”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理论总结。苏秉琦认为，黄河流域在历史上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而且互相影响。这对我们认识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的“古国”及其“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参看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苏秉琦：《苏秉琦论古代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状态转而出现“中心”与“边缘”之别，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夷夏观念。尽管夏朝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以详论，中央政权在曲折中发展、华夏族在持续的夷夏之争中继续扩展疆域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到商代时，“内外服”制已经确立，④ “内外服”制度是商代时期的国家区域管理模式，“内服”是王朝直接控制区，“外服”是分封制下距离远近不同的方国诸侯，受中央王朝实力强弱的影响，各地方国叛服无常。参看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在甲骨文中，以“大邑商”（王畿）为中心，周边地区分别称为“东土”“南土”“西土”和“北土”，合称“四土”。其中既包含着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架构，也包含不在中原王朝控制范围之内的域外各族。进入周代，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更为明确。在1963年于宝鸡发现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上，“中国”一词进入国人视野，尽管此时基本是地理中心的概念，但其所记载的营建东都之事，显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而使得“中国”一词也兼具政治内涵。而流传至今的多件青铜重器告诉我们，当时的周王朝与周边方国、部族之间的关系既有和睦相处，也有兵戎相见，西周在幽王时之灭亡，便是源于王朝积累多年的政治危机与地理危机。① 参看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天下秩序与国家观念也渐成体系，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2249页。 的严峻现实，使得“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成为华夏诸国的共识，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也促使有识之士对当时的周王朝、国家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进入战国，各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为富国强兵而积极改革，对外则跃跃欲试，试图承担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天下观、国家观也有发展。其中尤以邹衍所说最为典型：“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③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44页。 在邹衍看来，当时周王朝的疆域范围是“大九州”中的一州，而史传大禹所分划之“九州”是“赤县神州”内的“小九州”。邹衍这一说法虽然基本可以视为想象，但实则是中国历史上地理观念、政治观念和国家观念的一大突破，“中国”也逐步具有了更确实的政治象征意义。
试验组45例患者中，显效26例（57.8%），有效16例（35.6%），无效3例（6.7%），临床总有效率为93.3%（42/45）；对照组45例患者中，显效18例（40.0%），有效16例（35.6%），无效11例（24.4%），临床总有效率为75.6%（34/45），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413 5，P=0.019 9＜0.05）。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意识中，虽然逐步出现了“中国”与“天下”、“华夏”与“夷狄”这样相对的概念，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安全”概念仍有明显差别。尽管如此，自从出现了国家，与现代内涵接近的国家安全思想就应该已经出现。以下笔者试通过对先秦时期相关史料的梳理，对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安全思想进行简单归纳与分析，供学界同仁参考指正。
二 先秦时期的政治安全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这是基于新时期国内国际形势所作出的重要论断。而对于先秦时期的历代王朝来说，政治安全同样也是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问题。在国家政权的稳固发展、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与改革等方面，夏商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也展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智慧。
（一）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夏商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部族方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围绕王位进行的激烈纷争，使得社会上层中的有识之士形成了忧患意识。夏代初期，太康的五个弟弟对其沉溺于酒色游乐非常担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呜呼易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56-157页。 已经表达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之情。到夏桀的时候“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②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8页。 且“率遏众力，率割夏邑”，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60页。 大臣关龙逢对此忧心忡忡，并以死强谏，显然已经预感到大厦之将倾。商王朝建立后，成汤对前来朝见的诸侯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兹朕未知获决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62页。 大臣伊尹曾教导太甲说：“嗣王戒哉！……天位艰哉！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65页。 这些古朴的话语都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的深深忧虑。商朝灭亡后，微子也曾感叹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77页。 西周时期，从君王到大臣，从上层贵族到下层民众，都表现出很深的忧患意识。《周易》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88页。 春秋时人面对王室衰微、社会变革、夷夏冲突频繁的现实，忧患意识更加浓厚。《左传》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4页。 又说“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5-846页。 其中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至今被奉为圭臬。战国时期忧患意识的范围呈扩大化趋势，以反映兼并战争与中央集权之现实为聚焦点，关注国运民生。⑩ 陈智勇先生曾对夏商周时期的忧患意识进行分阶段探讨，可以参看其系列论文。陈智勇：《论夏商时期的忧患意识》，载《殷都学刊》2001年第1期，第36-39页；陈智勇：《试析西周时期的忧患意识》，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8-22页；陈智勇：《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载《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第18-22页；陈智勇：《论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7-20页。 如《墨子》书中说：“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
中国历来就以农业立国，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夏商周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经验的丰富、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生产水平也不断进步。在此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于是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也树立了以农为本的重要思想。
也；城者，所以自守也。”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页。 《荀子》进一步主张：“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患之患为之豫，豫则祸不生。”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战国策》记录著名外交家苏秦的话说：“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③ 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页。 这些言论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便是在国内外局势稳定的情况下，也要注意预防祸患的发生。
（二）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
《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言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周公这番话，实在是出自一个新生政权领导者的肺腑之言。在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看来，夏朝和商朝统治者本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而周人最终却能取而代之，可见“天命靡常”，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是高枕无忧、传之万世的，要想永葆国祚，必须要敬奉天命。《诗经·敬之》中说：“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尚书·蔡仲之命》更明确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天道之明，且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又由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81页。 因此，王朝领导者必须做到“保民”，奉行“明德慎罚”，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尚书·康诰》中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周公时期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制度上的体现。
“天”与“民”是先秦政治家和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礼记·表记》载孔子的话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种表述非常精辟地指出了夏商西周时期在国家层面上对“天”与“民”认识的发展路向，而随着天命观的逐步淡化与重民思想的日渐浓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逐步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
妊娠期糖尿病（GDM），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或者发生的糖尿病，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糖尿病类型，对孕妇和婴儿的身心健康有较大的威胁，可能严重影响婴儿的身体情况和发育，并且导致孕妇并发高血压等并发症，而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早期进行有效治疗后，可以减轻糖尿病对自身和婴儿的损伤，因此，研究妊娠期糖尿病正规治疗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对提高妊娠成功率、分娩成功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次研究回顾调查医院内2015年9月—2018年9月收治的2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三）正名奉法 殊途同归
国家安全，必然以政治稳定为基石。先秦诸子面对“天下无道”的局面，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看起来差别很多，实则“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87页。
孔子提出“正名”说，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确立的天下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6页。 不同等级地位的人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是所谓“克己复礼”，这样社会才能恢复秩序，国家才能安全稳定。孟子明确建议君主行“仁政”，才能实现国家安全。荀子也强调：“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如是则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荀子又主张“隆礼重法”，君主推崇礼而尊重贤人，可以统一天下；重视法而爱民，可以在诸侯中称霸。
墨子认为“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③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5页。 提倡推行贤人政治实现国家治理。他还提出“尚同”主张，认为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制度中存在等级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思想与行为规范不统一，“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导致“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进而“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④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5页。 墨子的主张在当时显然不可能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保持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稳固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点往往被贴上“消极”的标签，实则不然。《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⑤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页。 民众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国家安全才能实现。因此统治者应该简化制度，实现国家的安全稳定：“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由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⑥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页。 最好的统治者，是人民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其次是能够使人民亲近和赞誉他，再次是使人民都畏惧他，最差的则会被社会所抛弃。如果统治者背道而驰，国家将会动荡不安。
先秦法家强调法治在实现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性。管子认为：“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⑦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35页。 “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①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9页。 “法度行则国治，私利行则国乱。”②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19页。 国家统治者必须做到依法治国，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和谐。韩非子也说“一民之轨，莫如法。”③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页。 “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④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76页。 韩非子强调赏罚分明的重要性，一方面对于罪恶要坚决惩罚，“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另一方面“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⑤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74页。 同时，一切政策法令都要体察民情，才会使百姓乐于遵守、乐于执行，才能保障国家稳定有序。“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⑥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91页。 法家学派还认为“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⑦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6页。 认识到贤能人才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⑧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19页。
如果对上面所述诸家的观点仔细考察，不难看出其中的相通之处。不管是儒家、墨家、道家还是法家，均从不同角度强调了“道”“法”“礼”等观念对治国理政、保证国家安全与秩序的重要性。诚如《管子》书中所言：“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畔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⑨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00页。
（四）以内驭外 召远修近
尽管先秦时期的世界各国基本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各自发展，但夏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与天下体系使得中原王朝与各地方国、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各地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均具有邦交乃至今天所谓外交的性质，围绕这些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体现的思想也就初步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时期国土疆域的辽阔。《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云：“天子守在四夷”，而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⑩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8、420页。 这些言论已经体现了非常明确的利用分封与宗法制度防范周边各族、保卫国土安全的思想。
孙子认为，用兵之道首先应该注意选拔合适的将帅：“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①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页。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②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领的素质决定着民众命运与国家安危。反之，如果将领不堪大任，国家和民众将受到极大伤害。因此，“智、信、仁、勇、严”是将领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大体上说，将领在用兵时要讲求谋略，治军公正严明、令行禁止，“视卒如爱子”，能够取得士兵的信任与拥护，要有取胜的勇气和信心，攻防有序，“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③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2页。
周代以来，分封制下列国林立，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具备后世外交的基本特征，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弱肉强食也使当时的国际交往和国家安全思想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体系。睦邻友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则，春秋时期的管仲对此有诸多论述。管仲认为：“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⑥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9页。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若能如此，“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⑦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04页。 管仲提出“召远在修近”的主张，对周边诸侯多行善举，力图为齐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获得中原诸侯的广泛支持。《管子·小匡》记载了“桓公忧天下诸侯”并为鲁国平定内乱、帮助邢国和卫国结束戎狄民族入侵的事迹，因此“天下诸侯称仁焉。”孔子也对齐国和管仲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3页。 而对于春秋时期的小国来说，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虞国名臣宫之奇曾言，“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7页。 只有周边安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虞国国君不听他的劝谏，任由晋国假道伐虢，自己也被晋国所灭，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应充分考虑到自身情况，特别是自身实力的强弱。《老子》说：“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人，小邦不过欲事人。”①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0页。 孟子谈到“交邻国有道”时曾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5页。 只有充满仁爱的君主才能做到大国事奉小国，而只有充满智慧的国君才能做到小国事奉大国。荀子也指出，要保证国家安全，必须防患于未然，重视发展国内政教，奉行仁义，尊崇礼义，健全法治，任用贤良，在诸侯列国之间树立良好的形象，使“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墨子也把“兼爱”思想运用到列国关系中，“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④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不仅如此，他还为消除列国之间的战争而进行过努力。
张金奋(1985—), 男, 江苏徐州人，副研究员, 博士，研究方向为海事风险评价、海上安全保障。E-mail：jinfen.zhang@whut.edu.cn
三 先秦时期的经济安全思想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经济安全是基础，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此也有不少论述。通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地方诸侯之间以及华夏各国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立体化的，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而其核心仍然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一）富民利民 恒产安国
如前文所述，要保证国家安全，实力强大是一个重要前提。齐国之所以能成为春秋首霸，得到列国诸侯拥护，除了对外政策的因素外，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当时的思想家们看来，国家经济富裕的基础是国民富裕。孔子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如果出现百姓不足的状况，那么就会“贫而无怨难”，国家的动荡不安就在所难免。孟子也认为只有让民富足，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会安全。《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私有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的必要条件。于是孟子提出要“制民之产”，即保证授予普通人民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1页。
墨子提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因此，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②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3页。 管子也强调富民的重要性：“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管子又说：“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③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1-394页。 以粮食为核心的农业生产不仅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治国、用兵和安民的物质基础。《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言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其可见农业生产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重要。管子提醒统治者不要随心所欲地滥用民力，因为“地之升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④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2页。
（二）重农抑商 务本利国
古宇庙水库的供水来源主要是汇水区降水、沱罐右干渠引水和隆昌河补水。古宇庙水库补水期一般是每年的7～9月份，即丰水期。沱罐右干渠引水的水质状况处于Ⅲ、Ⅳ类，而隆昌河水质稍差一些。根据2007～2016年的水质监测数据，得出的古宇庙水库和隆昌河丰水期水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见表6所示。
据《周礼·天官》所说，周王朝“以九职任万民”，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可见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周初统治者总结商亡的原因，有一条就是“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222页。 因此，为了维护周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商朝覆辙，周初很重视农业生产，史载“文王卑服，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222页。 周王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得到了周人的拥护。
战国时期，农本思想已经形成。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的时候，所推行的“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都是体现重农思想的措施，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魏国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把农业看作国家财富的源泉，认为“农伤则国贫”，而且还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① 赵善诒：《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4页。 在他看来，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生产，导致民众饥寒、国家贫困。这一观点后来被商鞅发展改造为重农抑商思想。商鞅一方面承认土地私有，募民垦荒，鼓励民众积极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还推行了一系列比较严厉的抑商措施，如规定“僇力本业，耕作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② 司马迁：《史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30页。 这里所说的“本业”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事末利”指的是从事工商业。《商君书·壹言》篇又说“治国能传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禁末者富。”这里所说的“禁末”，就是要对工商业加以限制。韩非子也主张重农抑商，认为国家的富强要依靠农业生产，把工商业从业者列为“五蠹”之一。③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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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当时来看，重农思想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限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根据以上封堵工程，在收集大量资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阳泉市水文地质条件和和水井封堵工程特点，笔者主持制定了《阳泉市废弃、污染水井封堵实施细则》，对废弃水井封堵工程设计、施工、技术要求和质量控制提出了全面、系统、合理性和操作性强的规定，经专家审查，该细则技术先进，在国内尚属空白。阳泉市质监局于2017年6月1日发布《废弃水井封堵和污染水井治理规程》（DB1403/T-2017），作为阳泉市农业地方标准在阳泉市范围内实施。
（三）开源节流 裕民足国
孔子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0页。 这种思想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成为中国历代制定经济政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荀子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要想富国富民，必须“节起流，开其源”，否则“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国家安全也就没有了基本的保障。荀子还主张“省工贾，众农夫”，限制工商业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进而减少这一群体的粮食消费，达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的目的。⑤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墨子·节用上》说：“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这都指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浪费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墨子提出“节用”的主张，一方面认为大量的财物消费和厚葬行为实际上就是浪费人的劳动力，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士兵们不能安于职守，而且“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也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防范，所以要节制消费，提倡“节葬”，反对厚葬。另一方面，“节用”也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墨子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7页。 由此可见，墨子的“节用”思想并不单纯是节约与抑制消费，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安全的大战略。另外，《墨子·非乐》中还谈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②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3页。 宴饮、礼乐活动必然占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消耗大量钱财，也是墨子非常反对的。
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重视社会教化，促进社会和谐。《论语·为政》援引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使国家安定，就要加强对社会民众的道德教化，使百姓有知耻之心，并自觉遵守国家法度。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8页。 既然国家的根本在于个人，那么只有其国民的个人修养得到提升之后，家、国、天下才能和谐稳定。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5页。 由于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善良本性，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才有了从善到恶的变化，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措施加强道德教化，找回民众善的本性。荀子虽然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但“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因此可见，圣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其实还在于后天的养成。那么，社会教化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法家也非常重视开源节流、让利于民。管子认为，“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因此，必须“轻徭薄赋，取民有度”，减轻民众的人力财力负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⑤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2页。 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使实力再强大，其经济总量还是有限的，必须量力而行，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减轻人民的负担。韩非子也指出，“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⑥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7页。 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四 先秦时期的军事安全思想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战争便始终与政权更迭、社会发展相伴随，且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武器装备越来越精良，与战争相关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安全思想也越来越丰富，这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基本史料与传世兵书、诸子著作之中都有体现，尤以《孙子兵法》最有代表性。
（一）重视国防 强化军备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的国家军事安全思想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一方面强调内功，即增强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运用恰当的战略战术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保障国家安全利益。这个时期的军事安全思想，以《孙子兵法》所论最具价值。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各国也必须重视国防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墨子虽然倡导“非攻”，但并没有将国家的军事安全寄希望于他国的“仁义”，而是主张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墨子强调，国家的安全和防御是一个长远的全局性的国策问题，和平年代需要在粮食、武器装备、城防、防御计划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在《七患》篇中，墨子对国家面临军事威胁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墨子提到的这七个方面，基本涉及与国家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各个因素，如军队建设、城池修缮、邦交策略、积极防御、内政与经济等。而针对“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的现实问题，墨子主张：“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8页。
著名军事家孙子特别重视军事、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②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7页。 也就是说，国家只有处理好国内事务，保证政令统一、令行禁止，才能保证军事实力的强大，保障国家安全，这才是“善用兵”的表现。因此，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很多策略和做法，都与国内政治经济有关。如：“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③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7页。 这句话强调的是物资储备、兵员数量和质量对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御能力的决定性影响。孙子也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④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0页。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⑤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7页。 可见其对有备无患的深刻理解。
法家非常重视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⑥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3-244页。 相应的，法家也认为国家强大是实现和平安全的重要保障。管子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⑦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 韩非子也强调：“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⑧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页。 又云：“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⑨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2页。 国家强大，自然在对外交往、战争中会占据主导地位。
（二）用兵有道 谋略制胜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对中国历代军事安全思想的最佳概括。孙子指出，最好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外交手段，再次才是通过战场交战，最差的选择是攻城。如果双方必须通过交战解决问题，那么用兵的战略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深刻认识到，要在对外关系中保证国家安全，首先需要自身具备强大的实力，也离不开国内政治的稳定和谐。管子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 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①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93页。 孙子也说，“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②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页。 只有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在面对外敌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墨子也强调“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③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8页。 要想保证自身的安全与主权，就必须自力更生，加强自身实力。韩非子指出：“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④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4页。 因此，要想在对外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行法术于内”也就是抓好内政，“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⑤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1页。 只有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才能确保国家安全。
孙子认为，要取得战争主动权，就要重视对敌我军情的掌握，做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④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页。 在战争中全面掌握自身和敌方的情况，才能制定最适合的战略战术，“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⑤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5页。 君主、将帅只有在掌握军情的前提下才能在战场上处于不败之地，进而维护国家安全。由此出发，孙子着重强调用“间”获得军事情报的重要性。“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间谍是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⑥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5-126页。
古往今来的战争也告诉我们，战争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是对国家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消耗，“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⑦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页。 行军打仗难免长途跋涉，还要保证日常补给。因此，如何在保证军队补给的同时尽量减少国库消耗，避免出现“力屈、财殚、国用不足”的困境，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战争中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对此，孙子主张战争要尽量做到速战速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战争期间应做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于是“军食可足”。①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页。 军需物资直接在敌国获取，既保存了国家实力，也消耗了对手，可谓一举两得之法。
（三）文武结合 法纪强军
要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建设一支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强大军队。春秋以前的战争规模较小，兵员以贵族子弟为主，军队建设与战斗力之间的矛盾不太明显。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兵员扩大到编户齐民，战争规模也迅速扩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就成为各国非常重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也对此有一些思考，并付诸实践。
赏罚分明、纪律严明，是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历代耳熟能详的事例：吴王阖闾任用孙武统领军队，并以宫中女子进行演练。孙武首先把军纪“三令五申”，在下军令后，妇人并不依令而行。“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古队长。……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由于军纪严明，吴国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吴国才能在春秋末期迅速崛起。荀子也主张以法治军、赏罚分明，“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荀子还把礼义作为军队建设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任用统帅、选拔将才以及将兵之道等军事原则和策略。
严明军纪只是孙子军事安全思想的一个侧面。孙子还指出，管理士兵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③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2页。 将帅要关心士兵，“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这样才能使士兵“可与之俱死”。④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2页。 再者，“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⑤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2页。 这强调的是帮助士兵在思想观念上接受将帅的管理、理解军纪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在日常管理中应坚持刑罚手段的运用。如果文武结合得当，那么将领可以得到士兵的拥戴，军队才会有战斗力。
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①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页。 管子也说：“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②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37页。 “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③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3页。 战争关系到列国关系与存亡，因此需要非常慎重。《左传》中提出“止戈为武”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4页。 的观点，其意应该在于强调和平是战争的最终归宿。再如《吴子·料敌》云：“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⑤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司马法·仁本》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⑥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墨子坚决主张“非攻”，认为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不仅“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在他看来，列国战争所到之处，城市变成废墟，民众生灵涂炭，社会秩序破坏，社会财富损失惨重，“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⑦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5页。 《孙子兵法》说：“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⑧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页。 考虑到战争的危害极大，“不战而屈人之兵”便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最佳选择了。
五 先秦时期的社会安全思想
社会是各种人际关系的综合体，从国家安全这一大系统出发来说，社会安全可以包括多方面的内涵，如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就先秦时期而言，从古国时代到夏商周王国时代，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历代统治者也往往从中央政权的立场出发，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社会安全，社会安全思想也随之产生。
（一）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以民为本是中国早已形成的治国安民之道，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也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经典的论述。《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是其中形成最早、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论断之一，民众与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基础地位、对国家安全与王朝兴衰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管子》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①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页。 《战国策》称：“善为国者，顺民之意。”② 刘向：《战国策·齐策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页。 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1页。 这些言论无不体现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7页。 在孟子看来，社会民众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其次是国家社稷，国君相对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如果国君危害到国家社稷，那就可以改立新君。荀子关于以民为本的言论也经常被后世引用，《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王制》中又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观点被后世概括为君民舟水论，流传极广。
（二）敦行教化 家国和谐
老子的“无为”思想中也蕴涵着经济因素。老子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节制私欲，就能控制对内争权夺利、对外攻伐侵略的欲望，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有保障，人民生活自然会逐步富裕起来，也就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影响社会安定。老子还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③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9页。 统治者必须先富民，然后才能富国。“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④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页。 老子所说这种以“无私”为前提条件的“有私”，是其辩证法思想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体现。
《老子》说：“古之善为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种“愚民”说法看似消极，实际上则是希望教导民众能够克制自身欲望，返璞归真。他指出，民众受到欲望的驱使而追名逐利，且常常不择手段，给社会安定造成极大隐患。如果民风淳朴，斗争消失，社会自然会稳定下来，国家政权自然也会安然无恙。“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④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
（3）项目运行维护方案。为了保障智慧物流园区的服务质量，基于ITIL运维管理最佳实践，运维管理流程包括：事件／故障管理流程、变更管理流程、资源管理流程、监控与告警管理流程、备份与恢复管理流程和运维报告管理，做到规范、高效、可控。
《管子》关于“四维”的思想非常受后人重视：“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⑤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页。 可见对国民进行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处理不当，政权甚至都会被颠覆。因此，历代法家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认为，如果民众不懂法、不能掌握法的内涵，就会影响法令的实施。因此，对于国民的教育，要达到“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法”的效果，⑥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2页。 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秩序有条不紊，国家政权安全稳定。
（三）储粮备荒 稳定社会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会对其造成巨大影响，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带来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因此，粮食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历代统治者都注意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国家在面对灾害的时候安全过渡，也就产生了荒政思想。
这些区别适用理论的问题其实基本都是一样的。其一，与权利用尽规则规则的合理性基础相违背；其二，很容易被人绕开，致使法律规定的权利用尽条款实际失去作用；其三，在理论上相对比较复杂，不便于实践操作。因此，从符合立法本意、简单化理论架构以及保护买方的信赖利益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应对权利用尽原则予以统一适用。
《诗经》中有“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仓”① 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36页。 “我仓既盈，我庚维亿”② 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28页。 等记载，说明粮食储备已经比较普遍。《周礼》提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 十有二曰除盗贼。”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1页。 这是历史上比较系统的荒政思想。周代统治者把荒政列为国家的大政之一，通过设置救灾管理机构、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做好灾前准备和抗灾救济等措施保证粮食正常供应。《管子》把粮食生产和储备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④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页。 主张把多余的粮食“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⑤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页。 粮食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粮食储备具有调节市场供求、稳定物价的作用。李悝变法时提倡“尽地力之教”，并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要求“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又制定平籴法，即“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这就限制了灾荒发生时商人的投机活动，稳定了粮食价格，“使民无伤而农益劝”。⑥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24-1125页。 商鞅也认为，“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仆壹”。⑦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粮仓已满，也不会疏忽农业生产。
六 先秦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
国家安全思想是对一个特定时期客观存在的国家安全状态的认识与反映，通过前文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对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简单评述可以看出，由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三代版图内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与当今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有所不同，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体现出时代性、区域性，其基本特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对于大学生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之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目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要准确把握新时代脉搏以及新时代对大学生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深入研究大学生党建新情况，努力破解大学生党建新问题，不断推进大学生党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激发大学生党建工作活力，提高大学生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天人合一 敬天重民
以周初思想为渊薮，儒家学派在后世一直强调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3页。 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与统治者本身的德行有很大的关系。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6页。 为政者以身作则、端正品行，才能实现国家稳定与社会治理。
从生态伦理观念的角度来说，“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把它运用在保障国家安全的视角上，正如庄子所描述的，“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①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页。 夏商周时期的中原政权与周边各族、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以及各地方诸侯之间的关系，是相伴而生、对立统一的个体，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实践活动，也逐步渗入了“天人合一”思想。特别是涉及政权更迭这种关系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时，夏商西周三代统治者都会首先想到“天命”，如帝舜在选定大禹为接班人时说“天之历数在汝躬”，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36页。 夏启讨伐有扈氏的时候也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55页。 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同样强调“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号召军士民众辅佐他“致天之罚”。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60页。 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在和地方诸侯们谈论夏商周的兴替时，明确指出“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228页。 强调夏、商之灭亡是其君主不遵从天命的结果。而周公同时也认为，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不重视民，也有可能失去天命，重蹈夏、商覆辙。对此，前文在讨论先秦时期的政治安全思想时已经论及，此处不赘。
从西周时期开始，统治者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中，便开始打上重民的烙印。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1页。 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尽管“天道”思想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对民的关注更加突出。郑国名臣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95页。 蕴涵着对天命权威性的质疑。孟子一方面强调天命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墨子提出“天志”说，认为国家安全有赖于天意保证，“天之意不欲大国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但又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②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5页。 可见这个时候的“天志”同时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志”了。
（二）内外兼备 家国并重
如前文所述，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诸方面，既体现了对影响国内安全各因素的重视，也体现了对影响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各地诸侯之间等“国际”安全领域各因素的重视。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这一特点的形成，既与中国大陆与生俱来的地理环境有关，也受到夏商西周以来逐步形成的家国同构格局与“天下一家”观念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明成长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夏商周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面貌、思想观念均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国的早期国家初步表现出地域与血缘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夏商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到西周时期完全定型，形成以君主为中心、分封和宗法相结合、家国一体的天下格局。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记忆中，三族同出一源，均是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族的一部分。而分封与宗法制度的实践使中华文明在先秦时期便已确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并奠定了以分封和宗法制为基础的礼乐文明体系。可以说，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进程，就是早期中国文明从满天星斗向以华夏族为中心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一体观念逐步形成并积淀为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的过程。因此，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便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色。
正如李峰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尽管西周王朝初期以周公、成王等为代表的统治者曾吸取历史经验，形成初步的国家安全观念，并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但西周王朝的灭亡也与以分封和宗法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缺陷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地理危机密切相关。③ 参看前引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的论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天下秩序的变化，国家安全思想也进一步成熟和完善，但在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理格局影响下，其区域性特色并没有消失。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相对独立国家的特点，与当今所谓国家安全观存在明显的不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出现列国争霸和七雄并起的局面，但列国追求的目标均是天下大治；而诸子百家虽然学术观点有分歧，但殊途同归，主题均是以天下一统为终极归宿的政治理想，因此，这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是超越学派和列国界限的一以贯之之道。
（三）以德为尊 以和为贵
相传在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德治思想，史载尧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影印版，第119页。 而前文也已经提及，在夏商西周时期天命观逐渐淡化的同时，对人的重视日渐突出，商周以来的统治者开始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问题，“德”便越来越成为对内稳定社会秩序、对外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商汤灭夏时所列举的夏桀一大罪状，便是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也就是说，夏桀没有处理好以其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各地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使得国家安全失去了重要基础，被商汤所灭也就是必然之事。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更是直接宣称，天命要转移给有德之人，这在《尚书》中多次出现。而保利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铭文中仅“德”字就出现了六次，比较清楚地阐述了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应该说，“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期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②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德治思想已经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国语》中多次提到“六德”，仁、义、亲、礼、善、信、智、勇等无所不包，而在当时王室衰微、列国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以德为尊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
历代政治思想家对“和”的重视同样由来已久。《尚书·尧典》中提出了“协和万邦”的说法，《国语·郑语》也说“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可见以“和”观念协调地方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做法非常适合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需要。西周幽王时期，国家政权摇摇欲坠，当时的王室大夫史伯认为是幽王“去和而取同”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的结果，破坏了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晏子曾用打比方的形式说，只有用不同的原料和调料，才能制作出美味佳肴；只有用不同的音符，才能弹奏出和谐优美的乐章。与自然万物的性质相似，“和而不同”应该是君主治国为政的重要原则。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7页。 则是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用现在的理论来看，“和”强调事物之间的互补、协调，承认个体的独立性；而“同”则认为所有个体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抹杀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具有以强权要求他人服从己志的意味。在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层面上，先秦时期政治思想家所谓的“和”，也可以分为内外两方面。对内，在敬天尊德的前提下处理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对外，承认列国的区域性差异，寻找利益结合点，维护国际秩序，求同存异。
电源对任何电路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电源的形式各种各样，那么汽车电路中的电源会是什么样的呢？它的电源电路又是如何构成的？在汽车电工电子技术中，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设置了如下一项任务，如表1所示(见下页)：
（四）战争如疾 谋略至上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曾指出，战争的目的有多种，可以是打垮敌人，也可能只是为了占领敌国边境的某些地区，但非常明确的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②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6页。 这一观点虽然反映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军事理论思想，但战争是为解决相关各方的利益冲突而采取的最极端的政治手段，必然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这一点古今中外是一致的。在先秦时期，从传说中的炎黄与蚩尤之战，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谋略，尤以《孙子兵法》最为典型，这一点在上文已经约略提及。前文也曾指出，由于战争破坏性极大，先秦时期的军事家们大都主张慎战，这可以《管子》书中的“至善不战”为代表。③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7页。
而在《左传》《国语》等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将战争视为“狂疾”这样更具洞察力的见解。晋国赵氏的家臣在一次战争胜利后拒绝领取奖赏，并称“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④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7页。 不仅是以此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更具有警示意义。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极端表现形式，必然是由于国家关系和国内社会运转出现了问题。因此，《国语》通过董安于之口向当政者指出，战争并不是为政之正道。国家就如人的身体，保护身体健康要以消除隐藏的病根为主，而不是等病症发作的时候再来治疗，为政者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安定社会、避免矛盾的发生。这种深刻的认识即便放在今天也是真知灼见，是先秦时期国家安全与战争关系思想中最宝贵的遗产。
发射部分中，信号模拟器根据来自控制主机的参数，精确生成包含多普勒信息的微波信号，中心频率为1.772 GHz，频率可变范围是1.75～1.8 GHz。在马赫曾德电光强度调制器（MZM）中，使用生成的微波信号对1 550 nm激光进行强度调制，调制后的激光经光衰减器传输至接收部分，其中光衰减器模拟了光在空间传播中的衰减。
技术组收到的稿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数字化教学与数码互动、教学教改与创新、教学与科研技术的应用与体会。同行报告展示了各自工作中教学及教学改革的经验和体会，以及教学与科研技术方面的应用与技术改进的成果。通过参会代表的现场评选，并结合专家的评审意见，推举出6篇教学和技术优秀论文奖。
七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网，2015年8月2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824/c1024-27504166.html。 在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全面深化、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从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言论中提取有价值的要素，也成为新时代的必然需求。
由表5可知，蔗糖浓度为0，2%，1%，3%的泡菜液中亚硝酸盐生成菌数量在第4天时达到顶峰，蔗糖浓度为0，3%，2%，1%的泡菜液中亚硝酸盐生成菌顶峰值依次降低，第12天时显著下降，到16天时含量已经降到最低并稳定。4%浓度的泡菜亚硝酸盐生成菌数量在第8天就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到16天时含量已经很低并稳定。产亚硝酸盐的微生物含量减少使得亚硝酸盐浓度降低，泡菜越好。由此可知2%浓度的泡菜最适合食用，0，3%，1%次之，4%最次。第4天的泡菜最不适合食用，第12天后即可食用。
考察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思想，不能把视线偏离时空脉络。先秦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基本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各自发展，也就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进而铸就不同的国家性格。先秦时期逐步完备的以君主为核心、以分封和宗法为基础的天下秩序，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大一统理念，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础，推动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形成非常完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学说或理论体系，但思想家们围绕着中原王朝与各地方国、国家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体现的思想，也已经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性质。
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更可宝贵的是，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贞观政要》中的话说“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其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融合历史智慧与当代理论的结晶。因此，尽管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但注意吸收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养分，为当代国家安全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刘伟，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外交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曲阜 邮编：273165）。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5.001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9）05-0003-26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项目编号：15BZS06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收稿日期： 2019-05-21】
【修回日期： 2019-06-22】
【责任编辑： 苏 娟】
标签：先秦国家安全思想论文; 政治安全论文; 经济安全论文; 军事安全论文; 社会安全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外交遗产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