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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清代浙东学派创始人，“学问渊海，名冠海内”[1]，“有明三百年无此人”[2]。黄宗羲于史学建树颇多，有“清朝文学开山鼻祖”之誉，其影响至大且巨，诚如梁启超所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3]而学术界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就其史学思想和史料观问题作一探析。
1.黄宗羲史学思想可从以下几点论述。
(1)倡导经世致用 学术与事功相统一，为社会现实服务，此谓经世致用。我国儒家思想讲求积极入世、政治本位和佐君教民，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是倡导经世思想的第一人。司马迁著《史记》，力探历代兴亡之理，目的仍是经世致用。杜佑则把“将施有政，用乂邦家”[4]作为编纂《通典》的宗旨。后来的学者如宋朝的吕祖谦、陈傅良、叶适、朱熹，明朝的王守仁均力图将自己的学说实施于社会。至明代后期，社会矛盾尖锐，顾宪成、高攀龙、徐光启、陈子龙和张溥为挽救明朝危亡，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使之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
明清之际，汉族士人面对“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痛定思痛，大声疾呼学术要匡时救世，“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5]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之瑜、傅山、李颙和颜元等人。清初学者大都强调“实践”、“实行”、“实功”、“实事”。黄宗羲生当历史大变革时期，且受其师刘宗周影响，对王学末流的鞭笞与经世思想的提倡可谓不遗余力，这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
元明以降，士人只读《四书》、《太极图说》等书，“修饰字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污惑之声而已”、使理学流变成“词章之学”[6]，崇尚空谈。明朝末年，王学更与禅宗打得火热，虚托儒学之名，实售佛老之说，放纵肆恣，流弊丛生，黄宗羲斥其“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7]，袭语录糟粕，守“方隅”之见，沿“陈因”之言，“但患不能行，不患不能讲”[8]，却假儒家之名以欺世，视治财赋者为“聚敛”，开阃捍边者为“粗材”，读书作文者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为“俗吏”[9]。当天崩地坼之时，他们却毫无作为“惭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只得“听其陆沉鱼烂”[10]。因此，黄宗羲主张“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反对“学道”与“事功”分离，认为，一个学者应先具备“经史之劝”，才能经世，而六经皆“载道”之书，二十一史，包含“经世之业”[11]，强调以经术为本，从六经开始探索经世之道，在主持甬上讲经会时，他告诫学生，文章不本之经术，“非矜《集注》为秘录，则援作用为轲传”[12]。其友李邺嗣说黄宗羲“教人必先通经，使学者从六艺以闻道”[13]。此外，还要通晓历史，因为史学是用来“达变”的。说学术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须“证明”于史籍，尔后足以“应务”，学者欲“不为迂腐，必兼读史”[14]。为矫明末王学束书不观流弊，黄宗羲率先垂范博览经史百家书，终生阅卷不缀，时至晚年，仍夜以继日。寒冷冬夜，身裹缊袍，置双足于土炉，“执卷危坐”；炎热夏天，则以麻帷蔽体，小灯置帷外，“隔光翻书，常至丙夜”[15]。一生遍读《春秋》、《诗经》、《尚书》传注皆数十家，《三礼》传注十余家，《周易》传注百余家。于史籍则读毕《献征录》、《明实录》和《二十一史》。他读书善于思考，“深求其故，取证于心”[16]凡事必深入探求其所以然，然后得出自己理性的判断，如他对“《三礼》之升降拜跪，宫室器物之微细；《三传》之同异义例，氏族时日之杂乱，钩稽考索，亦谓不遗余力”[17]。由于好学深思，且能融会贯通，使他成为一位学问十分渊博的大学者，全祖望赞誉道：“梨洲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为从来儒林所未有”[18]。在其影响下，甬上学子掀起红红火火的读书热潮，以经术为“渊源”，以史书古文为“波澜”[19]，经史之学蔚起，“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20]，明末王学的空疏学风得以扭转。
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是致力于探赜明亡原因，批判君主，改革社会。这与先儒只限于图谋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清初史家，“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21]。黄宗羲研究历史以明代为重点，其著述大都有关明史，目是的经世，如《明夷待访录》尽是“经世之文”，清人汤斌说：“得读《待访录》，见先生经世之实学。”[22]黄宗羲对明亡原因的探讨虽未完全抛弃天命观，但强调人的作用关乎世运兴衰，说：“兴亡之故，虽曰天运，固未尝不由于人矣。”[23]他总结出明亡原因有：①异族入侵。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24]。②宦官之祸。汉唐宋虽均有奄宦之祸，“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25]，宦官控制朝政，无恶不作。③空疏学风。士大夫平时“无事袖手谈心性”，天下有变，“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一筹莫展。④朋党之争。“有明朋党之争，至于亡国”[26]。另外，还有重武太过，建都失策，兵制及科举弊病等等，其根源在于专制君主的暴政，故他对君主专制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黄宗羲在对治乱原因的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方案：通过设置丞相、倡导君臣平等、发挥学校与法治的作用来限制君权；通过“授民以田”、“田土均之”、减轻赋税来消除贫困；通过奖励“绝学”（科技），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主张工商皆本，发展社会经济。此外，对军事制度、货币制度、边防政策及人才铨选等也描绘了改革蓝图。这些认识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又是他对大量历史事实研究中，特别是从明朝溃灭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其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黄宗羲的经世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振起百年聋聩，一扫诸儒附会支离之风。顾炎武“以经世之学推梨洲”[27]。钱穆称“固不失为新时代学风一先驱也”[28]。清代众多史学家、尤其是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及章学诚等浙东史学家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2)阐述民族思想 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华夷之辨”密不可分，自孔子作《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汉族便具有反抗外族压迫的传统，这一现象反映到历史学家的头脑中就是对民族思想的阐发，如宋元时期的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清初学者亲眼目睹了清廷实行的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全国各地的抗清浪潮，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感情，唤醒了他们潜伏的民族意识，奋笔疾书，痛斥清王朝，歌颂抗清志士，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人是其杰出代表。
黄宗羲是明末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子，自幼深受东林党人尚廉耻、重气节的影响。清兵进攻江南，他率众抗击，后追随鲁王抗清，多次被清廷缉捕，屡濒危难，失败后，“饰巾待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康熙十八(1679)年后，随着清朝统治日渐稳定，黄宗羲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他派弟子万斯同参修《明史》，剃发易服，使用康熙年号，且称康熙为“圣天子”，清为“国朝”，实际上是承认了清朝政权的合法性，但他一生不仕清廷，多次拒绝清廷俸禄诱惑。
生活环境、亲身经历培育了黄宗羲的民族思想。顺治十(1653)年秋撰成的《留书》，其中充溢着“华夷之辨”思想，说“中国”与“夷狄”有根本的区别，以“中国”治理“中国”，以“夷狄”治理“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之不可“杂之于人”，指斥清朝为“伪朝”。《海外恸哭记》中称清军为“虏”、清帅为“虏帅”，清帝为“虏主”，满族为“禽兽”[29]。康熙二(1662)年撰成的《明夷待访录》，自谓“发言多冒人，举足辄违天”[30]，可知书中有许多反清言论。遗憾的是今见《待访录》已非原本，全祖望说《待访录》“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31]。该书之所以对清廷多有冒犯之处，因为它是《留书》的续作。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待访录》序中说，顺治十(1653)年，“为书一卷，留之箧中（指《留书》），后十年续有《待访录》之作，则其（尤）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甬上万公择（斯选）谓尚有可取，乃附之《待访录》之后”[32]。《待访录》对《留书》内容“其（尤）者，多采入焉”，思想更深化、更成熟。晚年，黄宗羲虽承认了清朝政权，但民族思想并未泯灭，康熙二十二(1683)年，尚挥毫赋诗曰：“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33]民族情感，溢于言表。
基于上述认识，黄宗羲对抗清志士及保持民族气节的“亡国遗民”备加讴歌。认为天地所以不毁，名教所以留存，原因在于“亡国之人物”的抗争，在《思旧录》、《行朝录》、《弘光实录钞》、《海外恸哭记》和《西台恸哭记》及文集中，对“国难诸公，表彰尤力”[34]，清军下江南时，刘蕺山绝食死，黄漳海以兵死，徐隽里自经死，国亡与亡，黄宗羲称颂他们是“一代之斗极也”[35]。张煌言从事抗清斗争十几年，不屈不挠，黄宗羲对他极为钦佩，将其比作民族英雄文天祥，说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会”，可传忠义之士，非它代可比，其中历尽险阻艰难，屡遭挫折，有进无退者，则文天祥、张煌言“两公为最烈”[36]。康熙二年九月，张煌言杭州殉难，临刑，遥望吴山，叹曰：“好山色”，内心痛苦，不可堪言。黄宗羲闻讯作诗哀悼，“廿年苦节何人似，得此全归亦称情，废寺醵钱收弃骨，老声颓笔记琴声”[37]。黄宗羲歌颂抗清义士，也表彰不仕异族的“亡国遗民”，将遗民譬如“天地之元气”[38]。
黄宗羲民族思想反映在其历史著作编纂上，就是将汉族建立的政权视为“正统”，把少数民族政权看作“僭伪”。认为唐修《晋书》，将“五胡”建立的政权归入“载记”，有失史体。尤其反对元修《辽史》、《金史》和《宋史》时，将三者并列“正统”，还把明修《元史》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的承认看成“为虎作伥”[39]。因此，他自己计划重修一部《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40]，后事不遂，仅成《宋史丛目补遗》三卷。
黄宗羲民族思想还表现在对清廷与俄国边界交涉中软弱态度的批评和对俄国的警惕，值得注意。康熙二十八(1689)年，在清朝作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黄宗羲闻后说：“不图元裔卵育之区，乃再有兴者，是又一腹心贼也”，为此，“唏嘘良久”。[41]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在今天看来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却有它的进步意义，它是汉民族长期以来培育出来的反抗异族压迫的强烈的民族感情与民族气节的体现，不能否定。
(3)寓褒贬、蓄垂训 孔子作《春秋》，主旨“寓褒贬”，惩恶劝善，孟子所谓使“乱臣贼子惧”。黄宗羲继承这一传统，认为作史必须起到扬善瘅恶的作用，“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42]。为使“大奸大恶”受到笔伐，他主张将“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刃其颈，贱之为禽兽”[43]，充分发挥史书惩恶扬善、垂训未来的作用。各种史体均应体现这一原则，“列传”要反映“善善恶恶”，“言行录”更应如此，所谓“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之体也。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洁当年，一言一行足为衣冠之准的者，无自无入焉，则比之列传为尤严也”[44]。方志属史之一种，也应寓褒贬，“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例也”[45]。墓志铭亦属史之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夫铭者，史之类也。史有褒贬，铭则应其子孙之请，不主褒贬，而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是亦褒贬寓于其间”[46]。但他又强调史学家应具有客观精神，称赞韩愈给人撰写墓志铭时，“言有裁量，毁誉不淆”[47]。只有直书才能保证史书的客观性。
上述可见，黄宗羲史学思想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学风，又具有时代特色，使其站在时代前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2.黄宗羲的史料观亦多发前人所未言，值得申述。
(1)“夫铭者，史之类也” 黄宗羲认为碑版之文往往蕴含一些重要史料，可补史书之阙，且能辨明史书中的错误记载，“残碑坠简可证伪舛”[48]。碑铭史料确具价值，遗憾的是碑版之体，宋末元初遭到破坏，逮及明代，“其坏又甚于元时”，表现在碑文只“使人知其（墓主）子孙婚姻而已”，结果，“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历而非履历”[49]，几无价值可言。为确保碑铭史料价值，黄宗羲主张首先要为其正名，把它视为史料之一种，“夫铭者，史之类也”。既然如此，碑铭文必须忠于事实，而且也应像史书一样寓褒贬于其中，墓主“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50]。黄宗羲的“铭法”具体有哪些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即褒扬仁义忠孝，认为德列孝友，虽言行无奇，“亦应铭法”[51]。其次，要对碑版体例整齐划一，消除混乱现象。规定，夫妇合葬墓，因妇人从夫，故只书某官某公墓志铭或墓表，“不书暨配某氏”。妇人墓志，“以夫爵冠之”若子显达，则“以子爵冠之”[52]。黄宗羲对碑版之体的整理有利于碑铭史料的保存。他的著作中收录了许多人的墓志铭，后来，全祖望著《鲒埼亭集》即受其影响。
(2)“以诗补史之阙” 诗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有补史阙之功能。如杜甫诗中反映了许多唐代史实，晚唐时就被人们称为“诗史”。宋元明及清初，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杜诗注本，黄宗羲以为这些注本，只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然“史固无籍乎诗乎”[53]。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可以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诗之与史，相为表里”[54]，对历史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应充分发挥诗的史料价值作用。因为“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情形，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55]，特别是朝代更易之际，官府已不可能控制国史的修撰，作于此时的诗文，尤具史料价值。南宋末年一些史实即籍诗文得以重现，赵显、赵昺二位末帝，《宋史》不为之立“本纪”，非文天祥《指南录》、《集杜诗》，无由知二帝“兴废”；非汪元量《水云集》，无由“知亡国之惨”；非林景熙《白石集》、谢翱《晞发集》，无由“知笠国之双经”（指宋六陵遗骨事）[56]。黄宗羲说他们的诗集“可不谓之诗史乎”[57]。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纂成的金诗总集《中州集》被黄宗羲誉为“以史为纲，以诗为目”的补史之作，“一代人物赖以不坠”[58]。明朝溃亡，“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归庄、吴伟业、侯方域、陈维崧等人的诗文，读之，可见清初暴政、民间疾苦、亡国慨叹及重大历史事件。仅黄宗羲“所见者”，就有“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虽“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友人万泰作诗，“访死问生，惊离吊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遗事，表其遗民”，黄宗羲赞叹道：“先生之诗，真诗史也，孔子所不删者也”[59]。
黄宗羲著述中也贯彻了“以诗补史之阙”的观点，他把自己的诗集称为《诗历》，即以诗为史之意，《诗历》乃其自为年谱，“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60]，可了解其一生境遇、作为及其时代。另外，在《四明山志》、《匡庐遊录》中，也常以历代诗文辨明古迹。受其影响，后学万斯同、全祖望等人都力图通过诗集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3)文集“于国史多弹驳参正” 黄宗羲十分注重文集的史料价值，说能弥补、参正史籍记载之不足，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如“《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只据大臣章奏、朝廷起居注节略而成，“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61]，文集正可提供更具体的史料。黄宗羲曾读姚牧菴、元明善的文章，“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此两人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他自称草野穷民，无法叙述名公巨卿之事，故文集中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62]。由于文集颇具史料价值，故他著《明儒学案》时，每个案主的史料均来源于各自的文集，“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63]。他还很重视文集的编选工作，主要辑有《明文海》、《宋集略》、《元集略》、《剡原文抄》、《黄氏捃残集》等，对文集的收选以有无史料价值为标准，如果文章空洞无物，哪怕“巨家鸿笔”，亦必去之；相反，如能反映社会现实，虽“稀名短句”，亦必录无遗[64]。他用七年时间，博览千余家文集，编成二百十六卷的《明文案》，以保存明代文章之精粹，发掘“三百年人士之精粹”。黄宗羲对此书颇为自信，称其价值在《昭明文选》、《唐文粹》、《元文类》之上，说“有某此选，彼千家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上，不为过矣”[65]。后再接再励，又披阅明人文集近千家，将《明文案》扩成四百八十二卷，改名《明文海》。内容十分丰富，虽游戏小说家言，亦兼收并采，反映了明代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与学风，自言“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66]《四库提要》称扬该书“使一代典章人物，俱籍以考见大凡，……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67]。
黄宗羲对文集史料的看法，影响深远，章学诚说：“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68]。
(4)方志、族谱不可轻信 黄宗羲认为方志与族谱中蕴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曾说：“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69]，考证史实，多采用之，如引宋代《会稽县志》考证雷峰山在余姚南。据《孔子家谱》、《孔子祖庭记》考证孔子生年。但由于方志、族谱矜其乡里，誇其世族，机巧变诈，饰伪萌生，黄宗羲又将其视为天下“最不可信”之书[70]。
黄宗羲总结出方志不实原因有五：操笔者非人；不名一手而取材猥杂；体格一定而无所见长；见闻固陋，未有考察；乡邦恩怨无人任之[71]。尤其是最后一条对方志编写干扰最甚，“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孙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贿赂，继之啁喝，董狐南史之笔，岂忍弹雀”[72]他亲自经历过此类事情，明人徐汝佩曾经“同知楚中”，因“侵饷事觉”而自缢死，事见《弇州笔记》，黄宗羲修其县志时，其后人要将之入“乡贤传”，被拒绝后，“遂尔相仇”[73]，方志实录，确实不易，尽管如此，黄宗羲仍要求修方志要有“董孤南史”精神，据事直书，其编纂的《余姚县志》即以直笔著称。
至于族谱失实原因，黄宗羲则认为有二：一是家族子孙学问欠缺，编纂时，“掇拾讹传，不知考究”，结果“牴牾正史，徒诒蚩笑”[74]。余姚有三太傅祠，供奉晋朝谢安石、宋代外戚谢某及明人谢文正，这种合祠，本已牵强。黄宗羲视其神位，安石夫人竟为毛氏，便对其宗祝说，按《晋书》载，安石夫人是刘氏，非毛氏。对方却答道：“此家谱所载，宁有讹乎？”。黄宗羲只得苦笑说：“刘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后安石出之也”[75]。二是伪谱流行。明末清初，“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谱”，更有甚者，一些人竟将伪谱“视为信货，据之以改旧本”[76]，以假乱真。对此现象，黄宗羲深恶痛绝，说古人编修家谱，必视为神圣事业，“競競于是而不敢忽也”，否则，便是有辱祖先。沈约、魏收“为史自叙其先也，附合乖谬，人以为诬其祖也”，而“诬祖之罪甚于忘祖”，后修家谱者，未有不以此为戒”[77]。编写家谱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直笔实录。
(5)表、志不可缺 表、志为史之筋干，读史必览表、志。黄宗羲认为“正史”缺表、志，是一大撼事。纪传体本由纪、表、志、传四部分构成一有机整体，表能补纪传之不足，志是各种典章制度史，均有较高史料价值。《史记》倡于前，《汉书》继其后，正式把表、志作为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本纪后。但自后历代正史不乏缺表、少志或两者并无者，《后汉书》、《魏书》、《隋书》缺表。《梁书》、《陈书》无志。《三国志》、《齐书》、《周书》志、表皆无，给读者造成很大不便。黄宗羲年青读史时，就由于史书无表，头绪纷乱，往往“一卷未终已迷其姓氏”，故立志补撰历代史表，却“忽忽未果”。他称许《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对历代典制的研究，“足以补史志之缺文”[78]。高第万斯同撰成《补历代史表》五十四卷，被他誉为“诚不朽之盛事也”[79]。明人许洽的《明馆臣九卿年表》被他称为“奇书”。还亲自为《明史》补修志表，时《明史》总裁将《历志》送他审定，他“于历议之后，补此一段”，且建议如《崇祯历书》例，列举恒年表、周岁平行表等，将“作表之法，载于志中”[80]。所著《今水经》，卷首特立“今水经表”，《明史·地理志》多采其文。
黄宗羲对表、志的重视，清代学者深受影响，补表续志之作大量涌现，谢国桢先生说清代“补志补表之业，实由梨洲启之”[81]。开山之功，实不可没。
(6)鉴别史料，去伪存真 我国鉴别史料的传统自孔子后延绵不断，至明代，已积累一套较完备的史料鉴别方法。黄宗羲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有关鼎革之际的历史，忌讳颇多，加上传闻之误，爱憎之口，史料中舛漏、乖迕之处不胜枚举，必须加以辨析，定其真伪，方可使用，他还总结出一套史料取舍方法，“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82]。黄宗羲着重论述了对野史的看法，认为野史不拘体裁、较少忌讳，其中常有珍贵资料，特别是朝代交替时，无人纂修国史，此时的野史更显宝贵，“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而不谓之国史，可乎？”[83]不过，一般说来，野史作者多非史官，记事不乏道听途说，宋人洪迈、明人王世贞均以为野史不可信。黄宗羲也说，自魏忠贤乱政至今，仅五十余年，野史中关于此段历史的记载就有诸多牴牾处，“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冬心诗》颂其功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记》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儿信笔”[84]。故对野史必须进行一番鉴别后方可使用。在修撰《弘光实录钞》时，他将积存多年的弘光邸报“证以故所闻见”[85]，细加考证。野史有误，正史亦有谬讹，也需考辨。黄宗羲称颂吴缜纠谬《唐书》、许浩阐幽《元史》。他还依据唐人裴庭裕的小说《东观奏记》来驳斥《新唐书》及吴缜《新唐书纠缪》之疏漏[86]。
为辨明史实，黄宗羲还很注重实地考察。崇祯十五(1642)年，他畅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发现“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牴牾失实”[87]，便考求古迹，博采群书，订正伪传，充实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证精深，纠正了一些错误记录。漫游庐山时，对文献有关庐山的不实记载多有辨析，撰有《匡庐游录》。为辨朱元璋曾奉龙凤年号事，他特至万瑞严墓葬地西皋，“拜公之墓，登其堂，观明威告身龙凤十年高皇帝中书省手押及四忠三节像实录”后说：“乃谓高皇不奉龙凤，岂足信哉？[88]，充分体现了他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的治史特色。
几十年来，黄宗羲留下了许多颇具考据功力的著作，除上面述及的以外，尚有《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历代甲子考》、《冬青树引注》等，文集中也多有考证篇章。《授书随笔》开辨明《古文尚书》之风，《易学象数论》，力证河洛方位图说是非，开胡渭《易图明辨》先河，《四库提要》称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可谓有功《易》道矣”[89]。对乾嘉考证学有发轫之功，堪与顾炎武并驱争先，同列为清代考证学不祧之祖。
注释：
[1]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黄垕炳：《黄梨洲先生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年。
[2]全祖望：《答问学术帖子》，黄嗣东辑：《道学渊源录·清代篇（一）》，《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4]杜佑：《〈通典〉自序》。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6]黄宗羲：《〈今水经〉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7]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
[8]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三，《黄宗羲传》，《清代传记丛刊》。
[9]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10]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一，《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11]《南雷文约》卷四《补历代史表序》。
[12]《南雷文案》外卷《陈夔献五十寿序》。
[13]李邺嗣：《果堂文钞》卷三《送万充宗授经西陵序》。
[14]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
[15]傅抱石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黄宗羲》，《清代传记丛刊》。
[16]《南雷文案》卷一《恽仲升文集序》。
[17]《南雷文定前集》卷八《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
[18]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文集选注》。
[19]《南雷文约》卷四《寿李果堂五十序》。
[20]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
[21]《南雷文约》卷二《谈孺木墓表》。
[22]《南雷文定》附录《交游尺牍》。
[23]《南雷文定前集》卷五《元若高公墓志铭》。
[24]黄宗羲：《留书·封建》。
[2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26]《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
[27]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文集选注》。
[2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黄梨洲》。
[29]黄宗羲：《海外恸哭记》。
[30]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五《五月复遇火》。
[31]《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一《书〈明夷待访录〉后》。
[32]《南雷学案》卷九《尊闻》。
[33]《南雷诗历》卷三《宋六陵》。
[34]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文集选注》。
[35]《南雷文约》卷一《忠襄徐公神道碑铭》。
[36]《同上》卷一《苍水张公墓志铭》。
[37]《南雷诗历》卷二《苍水》。
[38]王晫：《今世说》卷三《黄宗羲》《清代传记丛刊》。
[39]黄宗羲：《留书·史》。
[40]黄宗羲：《留书·史》。
[41]《南雷学案》卷九《尊闻》。
[42]《南雷文约》卷三《地狱》。
[43]《南雷文约》卷三《地狱》。
[44]《同上》卷四《〈明名臣言行录〉序》。
[45]《南雷文案》卷二《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46]《同上》卷二《与李果堂陈介眉书》。
[47]《同上》卷二《与李果堂陈介眉书》。
[48]黄宗羲：《〈四明山志〉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49]黄宗羲：《〈金石要例〉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50]《同上》卷二《与李果堂陈介眉书》。
[51]《南雷文案》卷三《李叔范墓志铭》。
[52]《金石要例》，《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53]《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
[54]黄宗羲：《姚江逸诗》卷首《姚江逸诗序》。
[55]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
[56]《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
[57]《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
[58]黄宗羲：《姚江逸诗》卷首《姚江逸诗序》。
[59]《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
[60]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
[61]《南雷文约》卷四《陆石溪先生文集序》。
[62]《南雷文定前集·凡例》。
[63]《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
[64]《南雷文约》卷四《明文案序》。
[65]《南雷文约》卷四《明文案序》。
[66]《南雷文定前集》卷五《元若高公墓志铭》。
[6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集部·总集类》五。
[68]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八，《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
[69]《南雷文约》卷四《钱退山诗文序》。
[70]《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
[71]《南雷文案》卷二《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72]《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
[73]《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
[74]《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
[75]《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
[76]《南雷文定四集》卷一《唐氏家谱序》。
[77]《南雷文定四集》卷一《唐氏家谱序》。
[78]《南雷文约》卷四《补历代史表序》。
[79]《南雷文约》卷四《补历代史表序》。
[80]《南雷文定后集》卷一《答万贞—论明史·历志书》。
[81]谢国桢：《黄梨洲学谱》二《学术述略·梨洲之史学》。
[82]阮元：《国史儒林传稿》《清代传记丛刊》。
[83]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84]《南雷文约》卷四《明名臣言行录序》。
[85]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86]黄宗羲：《破邪论·唐书》，《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87]黄宗羲：《〈四明山志〉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88]《南雷文定前集》卷五《瑞严万公神道碑》。
[8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经部·易类》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