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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中国经受着文化转型的阵痛。阵痛过后是新世纪的宁馨儿，还是走不出旧世纪的怪胎、死婴，取决于我们高度的道德自觉和文化努力。我们不能继续在麻木、牢骚和无奈中坐失良机了。
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全身心依赖组织安排，孕育了50年代最诱人的果实。
提起今天的社会道德风气，上了年纪的人总会动情地回忆起50年代。那时候商店服务员不像现在这样讨厌顾客；大小衙门不像现在这样“门难进、脸难看”；大街上扶老携幼、急难相助者比比皆是；邻居之间、路人之间偶有磨擦也不会一点星火就冒烟……那时候中国人的道德天空像蓝天一样澄澈明净，社会心理似漓江水那般舒展宁静。
经过“文革”10年的红色恐怖后，很多人曾企盼社会回到50年代的状态，却一再失望了。中国社会日复一日地陷入群体性的亢奋、浮躁和茫然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当今世界待人处事、谋生求发展，儿时灌输的那套行为准则用不上了。连不少中老年人也叹息世道沧桑、人情浇漓，真不知该如何做人了！
有基督教学者断言：人类从生理上到道德上都处在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中，所以需要上帝的拯救。笔者对宗教没有研究，宁愿相信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水准的变化与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关系有关。50年代有雷锋，80年代有赖宁，90年代有徐洪刚和青年志愿者；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人种并没有退化。问题是，为什么1963年由宣传部门推出的雷锋形象一出现，就立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今天还有没有这么一种社会机制能够保证对雷锋式道德样本的向心力？改革时代，在实现经济生活所规定的价值取向上，是否出现了新的人格样本？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人作为个体并无人种变异，那么，社会作为一个有序的组织，它的“游戏规则”是否发生了变化？
让我们先来看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游戏规则”。中国全面建成计划经济体制是1956年，如果把此前在根据地实行的战时统制经济也包括在内，到改革前夕，我们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用一本计划安排社会生活的经验。这是一种自上而下高度管制和自下而上高度依赖双向互动、相辅相承的社会秩序。一套金字塔式的政权组织掌握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并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来逐级分配。个人要想从组织系统之外获取这些社会资源极为困难。你想办工厂吗？银行不给贷款，即使有钱也买不来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甚至你连一个自由劳动力也雇不来。我不办工厂，也不开商店，就图个无拘无束行不行？也不行，你一旦进入某个单位，你的一整套个人身分合法性的证明都在单位人事部门攥着。未经允许，你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没有单位介绍信，你甚至连坐飞机、住旅馆都会被拒于门外。这就是个人对组织的依赖性，由资源控制和纪律约束来保证。如果你严重触犯纪律被单位开除，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单位分配给你的所有社会资源，从此断了生路。
这是计划经济秩序峻切的一面，但其面目绝不狰狞，因为很多人感受更深的是其温情的一面。既然个人隶属于组织，那么组织也对个人大包大揽。单位为职工提供住房、食堂、澡堂、幼儿园乃至上下班的班车，报销医疗费，发放养老金，死后由单位送葬。单位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旦拥有，别无所求。于是，在单位中提倡“爱厂如家”，“螺丝钉精神”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计划经济体制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一方面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充分依赖组织为个人安排的一切，个人不必为自己的生存焦虑，也不必为生产和生活承担风险。50年代的民风民气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全盛期孕育出的诱人的果实。
一种新的体制外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扩张。对于长期以来节制众生的体制内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持怀疑、嘲讽乃至愚弄的态度。
如今，这种文化精神的萎缩已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不过，萎缩并非自今日始。“文革”中的政治狂热大大削弱了组织纪律的权威，“文革”后的政治冷漠又使道德鼓动失去了万众景从的感召力，而商品经济的兴起则又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意味着资源统治垄断的瓦解，过去由国家控制的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房地产等社会资源开始流入民间。农民、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可以相对自由地汲取这些资源，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安排私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这一部分人完全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与庇护，并把旧体制的“游戏规则”与人事档案袋一道抛到了脑后。对于仍然生活在公有制单位的人来说，由于单位经济效益低下而社会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单位对职工个人提供庇护的能力和质量呈下降趋势，职工劳动积极性普遍低落，人心痪散。对于职工在8小时以外的社会生活和私生活，许多单位已完全撒手不管。一种新的体制外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扩张。对于长期以来节制众生的体制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持怀疑、嘲讽乃至愚弄态度。改革以来，物质利益原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道德教化的导向依然一味要求人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反差。
旧体制下的游戏规则由垄断资源的各级组织来制定，由单位领导负责实施。在官风比较清正的时代，各级领导尚有可能充当有权威性和感召力的裁判，保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而现在，由于一部分国家官员愈演愈烈的腐败行为已经剥夺了自身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更加重了我们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形成新的、规范社会人心的道德力量的难度。夸张一点说，今日中国社会的各种“游戏”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却缺少有权威性的裁判出面制定和维护相应的“游戏规则”。
当代中国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改革的不归路。计划经济的旧秩序、旧文化已被冲得千疮百孔，而一整套可以替代的、能够凝聚社会的新秩序、新文化还没有形成。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新旧秩序僵持太久，社会结构会因长期没有秩序而断裂。
市场经济需要新的文化力量，其核心是在以市场经济为枢纽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做人，尤其是如何做普通人。
市场经济需要一种新文化来支撑人的精神和日常行为，对此，我们已经在几年逐步深入的改革中清楚地感觉到了。这种新文化首先包含了一个全新的人性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普通人。
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认为，人皆可以为舜尧，治世的关键靠道德教化，目的是把普通人提升为完人、圣人。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要求是，承认人的自利性，同时通过契约加以必要的限制，使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至于损害他人和集体利益。传统文化“法乎其上”，在初期也有可能“得乎其上”，如50年代初期短暂而良好的社会风气，但最终必然每况愈下，导致个性萎缩和道德虚伪。其实，当我们还沉缅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理想中的时候，身边损人利己乃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已俯拾皆是。相比之下新文化似乎“法乎其下”，却能持续长久“得乎其中”。
肯定自利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机制的推动和限制下将导向人们的互利。因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自愿交换，经济行为主体不但要关心自己的支出所应得到的回报，还必须考虑他人的支出所应得到的回报，否则交易便难以进行。谁要想通过市场为自身谋取更大利益，就必须同时为满足他人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互利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法则。
市场是现代社会的枢纽，商品交换关系是现代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自古以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有非功利的一面，并不会因市场体系的出现而改变。例如，父母抚养子女吃尽千辛万苦，并不完全以回报为目的；热血青年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扶弱济贫也不为个人捞到好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要把中国人变成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冷若冰霜、满身铜臭的“经济动物”。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如此，在那激烈的竞争中，仍有大量扶助弱者的志愿人员，高尚无私的精神同样会受到社会的肯定和颂扬。这就是西方《冰峰抢险队》与我们的雷锋精神的共性。人之异于禽兽在于其特有的人文精神，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市场经济是一服良药，但有一定的毒性，这种超越特定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的永恒人文精神正可以作市场的解毒剂。
但是承认这种永恒的人文精神的延续性，绝不是要回到旧秩序空泛的道德教化中去。有人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性道德，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遵循；另一类是终级性道德或者宗教性道德，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予以提倡，但并不强制所有社会成员遵循。行人过马路不能闯红灯，乘坐公共汽车要排队，为老弱病残孕让座等就属于社会性道德；而面对歹徒行凶，脸不变色心不跳，舍身忘死与之博斗，保护他人生命和公共财产则属于终极性道德的范畴。对此普通人做不到也不苛求，但如果别人勇斗歹徒，你在一旁冷言冷语；或者当小偷偷了你的钱包，被别人当场抓住，你却为保全自己矢口否认，反过来劝别人“少管闲事”，那你就触范了社会道德，要受到舆论的遣责。这种道德的分类定位，既有最低目标，又有最高导向，老百姓有所适从，可望及身而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和生活，他们也有责任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遵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游戏规则”。当前，迫切需要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倡导一种建设性的心态。建设者也许是沉重的，但他拥有生命，拥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