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会议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过程中，蒋介石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就各次战役作出分析和总结，由此反映了蒋介石的抗战军事思想。过去史学界对正面战场论述很少，更别说军事会议了，即使提到第一次南岳会议，也是从批判的角度去评论；后来对正面战场的探讨多起来，而对军事会议仍很少提及和论述。
一 几次重大军事会议
几次重大的军事会议有：二十二次统帅部会议（1937年7月至8月），四次南岳会议（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0月和1944年2月），柳州会议（1940年2月），参谋长会议（1940年3月），西安会议（1942年9月），恩施会议（1943年7月）和黄山会议（1944年7月）。
（一）统帅部会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以何应钦为首的统帅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有关军事情报，连续召开了二十二次统帅部会议，对抗战作了部署，中心思想为：1.不放弃和平。“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1]（p215）。2.做好抗日的军事部署。第一次会报即对新兵器之使用、弹药检讨、航空、粮秣、燃料、部队（调遣）、通讯兵团（调遣）、防空兵器、医院（调动）等均作了研究与安排，把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在第二次会报会上，根据蒋介石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会商决定“可通知粤、桂、川省等部队准备，必要时，抽调部队北上”、“必要时，发动绥东之战争及察北伪军之反正”、“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1]（p211）。之后，针对战况的发展，又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上海、南京、武汉）的备战问题。
为加强中央与前方的联系，以保证贯彻中央的意图，统帅部根据蒋介石指示“在熊、曹二次长中派一人赴北平”，决定派熊斌赴北平，对熊斌北上任务定为“宣达中央意旨，即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援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苑（宛）平城不可放弃。如廿九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1]（p210）。同时派员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保定，交冯治安转送前方应用。
（二）第一次南岳会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形势起了变化。这一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三、第九两个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师长等百余人参加。在连续四天的会议中，蒋介石共作五篇讲话。
首先，蒋介石把抗战明确划分为两个时期，他说：“自去年7月7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17个月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时期。”[2]（p484～485）又说：“在第一时期战斗过程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2]（485）“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他指出这次南岳军事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将领要本着我国自己对于一般先烈与已死亡官兵所应有的责任心，以及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和主义所应有的责任，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看如何才能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2]（p487～488）。
接着，蒋介石着重检讨了各部队的缺点及如何战胜敌人的问题。蒋介石指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将过去各部队机关所发现的毛病和缺点，以及我们不能战胜敌人而遭受挫失的原因，统统检讨出来，彻底加以改进，来确立以后抗战胜利的基础。”[2]（p500）他着重列举了过去抗战挫失国民党的12个“耻辱”，并提出了目前军官亟应改革的事项。他认为高级将领应精研运用之必胜秘诀为“提高士气”、“收揽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病”。同时，他也表示：“中间有几次最大的挫失，我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2]（p545）会上，蒋介石还分析了敌军的九个优点，提出今后我们要战胜敌人必须实行的四句口号：“废人利用”、“废物利用”、“废时利用”、“废地利用”，即“尽量发挥我们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空间”[2]（p537）。
（三）第二次南岳会议
1939年2月至10月，正面战场发生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南昌会战以失败告终；随枣会战是国民党灵活运用机动战术成功的一个战例；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了胜利，打击了日军的狂妄气焰，但第九战区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10月底，蒋介石再次在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称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参加的有江南战场各战区的高级将领。召开此会的目的，按蒋介石本人的话说是因为“一年来未与各位见面，此来特和大家会晤，乘这次机会将最近国际外交情势和我们以后作战的战略，对各位扼要说明”。
10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训词。第一，介绍近一年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说：“国际外交形势，实在是一天一天显明进步，足以助成我抗战的胜利，而策进东亚之安全与和平。”第二，指示将领改变战略思想。他说：“此次湘北之战，战略上本非采取攻势，而仅为防御战略，后来乘势转进，竟获得此决定的胜利，可知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第三，说明以后抗战的政略。他说：“我们这次抗战，既发动以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第四，强调自立。他说：“一切的一切，根本之根本，还是要靠我们本身作继续不断的努力”，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加紧奋斗，来争取最后的胜利，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3]（p420～427）
正是根据如上所述的国内外形势，及长期抗战之战略、政略，蒋介石下令发动了第二期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对日攻势，即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冬季攻势。
（四）柳州会议
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正面战场发动了以桂南会战称著的冬季攻势。日军在桂南会战中损失了一个师团，仅占据南宁，企图截断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并未达成。冬季攻势结束后，1940年2月22日至25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柳州军事会议，旨在“检讨此次桂南作战的经过，并决定今后改进的方法，俾能籍此次战争所得的教训和经验，来获取今后抗战真正的胜利”[3]（p34）！
在检讨桂南会战之经过时，蒋介石首先宣读了日军《璧还九塘》的布告：“此次作战的发端，系我军派驻扎九塘一部，受蒋军鏖集攻击，我军把握着这个时机，企图一大反击作战。经五旬半时间，驻扎该地之我军数大队，竟能与蒋军十余师周旋到底；在此地带之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的英勇，这是值得我军表示敬意的。至于在数量方面的比较，极少数之我军，能坚忍地抵抗优势的蒋军，宣扬威武于中外的战功，更值得大家赞许！……”[4]（p35）他要求全军上下官兵，对日军的这一布告应有深切之反省与警惕！接着，蒋介石将他亲自编写的《抗战手本》与日寇的《士兵须知》进行对照，以说明敌我的优点和缺点。他要求“大家至少每月或每周要将抗战手本全部精心阅读一遍，平时更要随时随地本此体察实验，以求获得实益”[4]（p36～37）！
关于今后改进的方法，蒋介石着重谈了两点：一是对日寇战术的优点和弱点以及我军克敌制胜的战术与对策作了分析。他说：“大家要确认今后敌人只有小部队作战，而我们可用大部队进攻；敌人只能作短时间侵犯，而我们尽有长时间周旋；敌人只能作浅短距离的进攻，而我们可用纵深配备来击破他；敌人后方一定空虚，而我们更可断行全力攻击以制胜！就敌人之长处来说：以我之稳定足制敌之‘快’；以我之‘坚韧’，足克敌之‘强硬’；以我之纵深‘伏兵’，可挫敌之‘锐利部队’；以我之谍报‘严明’，可破敌之‘秘密’伎俩！”“不过我们要运用我上面所说制敌方策，到最后胜利的目的，根本上说还要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我们一般部队，无论是一军一师或一团一营乃至于一排一班，都要有独立作战的精神与能力”，“今后大家务要以此为鉴戒，人人都要有精神，有决心，有独立作战的气魄与能力，如此，才能指挥部队，战胜攻取，来完成我们抗战革命的任务”。[4]（p63～64）。
二是强调了“精神为成功事业之前提”。蒋介石认为：这次桂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骄慢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致遭此失败的耻辱”[4]（p48）！“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全军士气激发与人心之振奋，都不及抗战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前后方一般高级将领的精神与工作，更不如过去二年之积极奋发。而推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号令不严，赏罚不明，和纪律不行”[4]（p86～87）。为明确赏罚制度，蒋在闭会的当天，正式宣布了此次桂南作战应行之赏罚。
（五）参谋长会议
柳州会议结束不久，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检讨此次冬季攻势作战的经过和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各部队参谋业务一般的情况和今后作战方针与应行改进的事项”，于1940年3月6日至11日，又主持召开由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和各个战区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
在听取了各战区及各集团军参谋长“关于冬季攻势”的报告后，蒋介石先对冬季攻势作了一个扼要的总评：“这次冬季攻势，各战区有的已完成上级命令所规定的任务，达到攻击的目标，这就是各位参谋长已克尽了自己的职责，是很可欣慰的！但也有任务没有完成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的。”[4]（p112）并再次申明：“我们这次召集参谋长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检讨我们这次冬季攻势各战区各集团军任务不能完成之原因”，希望大家“将上述各战区冬攻失败，主要任务与目标不能达到的真实原因，赤裸裸的检查报告出来，求得一个正确的结论然后通知全军，为他山之石，为前车之鉴，并以表明我们自己所应负之责任”[4]（p131）。
接着，蒋介石就“下期攻势应如何准备”作了详尽的的讲话。为了保证以后抗战的成功，蒋介石还提醒大家注意此次作战前方各部队以及司令部的几个最大的缺点，希望大家切实加以改正。这些缺点是：（1）训练不精，技术不良；（2）谍报不力，敌情不明；（3）忽视地形，怠忽业务；（4）谎报军情，夸张胜利；（5）行军迟滞，浪费时间；（6）避敌怯战，不敢攻坚。
最后，蒋介石再次要求各位将领认真学习他的讲话，他说：“我还要重复嘱咐各位，此次昆仑关作战所虏获的文件，除敌军的‘士兵须知’外，共有四种，大家看过就可以知道敌人是如何处心积虑的谋我。你们会毕回去，要将这几种文件和我在柳州会议四次训词，带给各位主官及各级官长，要他们参照研究，详细检讨，这样得来的知识，一定非常真切！至于此次会议，我迭次讲演的记录，各位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趁后天纪念周的机会，开会讨论！回去以后，要按照我的意见全部做到，然后才可以获得成功！”[4]（p183）
总之，在柳州军事会议和参谋长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各战区冬季攻势的缺点。提出了今后克敌制胜的种种策略与战术，这对以后的抗战不无俾益，但各部队的遵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六）第三次南岳会议
当时国际、国内的抗战形势是这样的：日本东条英机组阁，军人内阁出现，其势必将扩大侵略，参加世界战争，蒋认为“这就达到了我们抗战政略最重要的目的”，即联合世界反侵略各友邦，共同一致制裁日本；英美封锁了对日经济，日本的武器资源因此一天天的减少甚至枯竭。中国国内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第九战区确保了长沙。另外，自柳州及参谋长会议以来，第四战区收复了南宁、第三战区收复了福州，国内军事暂告一段落。在此抗战前途一天天好转的情况下，1941年10月16日至21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第三次军事会议，发表了四篇训词。
他首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作了讲评，指出了今后战术应注意的十点要求。接着，蒋介石向各位将领分析了当前国际情势与敌人情形，及我国今后的抗战趋势。在此，他强调指出中国军事的运用重在精神，而建军的根本要领重在主将，故各级将领必须自决自动，自强自主。对于当前一段高级将领的情况，蒋是很不满意的，他说：“四年以来，关于我军作战的缺点，我曾经一再的提醒过大家，而且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大家，要大家研究，要大家改正；但是你们完全没有依照我的指示去作，所以我们的军队不如从前！这所谓不如从前，并不是说我们的武器较前差次，也不是说我们下级官兵的量与质较前怎么退步，而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官升得太快，地位太高，以至于弄得莫名其妙！自己既不肯到部队去训练检阅，肯到前方去视察指导，平时看得最多只是一点政治经济的书籍，对于部队的业务，最多只是形式上说说而已；因此对于部下训练教育的进度如何，根本不知道，对于前方工事要塞配备的情形如何，完全是模糊印象，对于下面实际情形，可以说完全不管！这样一来，到了作战的时候，你如何能运用所有的部队？又如何能够使他们发挥战斗的力量呢？”[5]（p345～346）会议最后，蒋介石宣布了第二次长沙会战之赏罚。
总之，蒋介石此次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一是要提醒各位将领切不可骄傲自怠，而应时时警惕，二是要督促大家切实学习，研究他亲自订定的各本抗日小册子，以确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开得还是比较实际的，蒋介石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也是较为客观的。
（七）西安会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盟军加入对日战争，日军的力量日益衰竭。蒋介石认为“我们抗战的局势，既到了目前这个有利而严重的阶段，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就要认清我们目前急要的任务，一方面是担负抗战军事的大责，一方面就要负起积极建国的重任”[6]（p235）！为此，他亲自到抗战大后方——西北各省进行视察，以图奠定建国基础。1942年9月6日至10日，蒋介石在视察西北之后，在西北重镇西安召开长江以北各战区长官和高级将领会议。
会议的主要意义在使与会者明了抗战现阶段环境与敌我双方的特点。6日，蒋介石致开幕词，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作了估计，他说：“自从去年12月8日敌人向英美空战以后，差不多占领了整个的西南太平洋，得了粮食、橡皮、煤油，以及其他重要矿产业等各种原料，并且占领了广大的土地与海面，但详细加以研究分析之后，他所占领的土地与资源，如不经过三年或五年的经营，是不能整个利用的。敌人要确保所占领的土地，必须维护他海上交通的绝对安全，但是敌人的海军，远不足以与英美海军长期较量，而敌人的运输力亦远不足以维持现在海上的交通线。如此，敌人在海上既有英美强大的海军，在陆上复有我中国坚强的陆军来和他周旋，还有苏联始终压在他的头上，我认为敌人无论他占领多少土地，争取多少物资，一定无法持久的，而且他今后的失败，一定是很快的。美国对日本的力量截至目前为止，实在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使用；而我们中国的人力物力和地利，也还保留着十分之七八没有使用出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相比，尤其是我们同盟国陆海空军对抗敌寇的联合力量和敌人相比，敌人的力量实在相差太远了。因此，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看来，我们当然是更有把握，抗战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6]（p232）
西安军事会议开张以后，连续三天，蒋介石听取了汇报，正如蒋介石说的：“这几天在西安军事会议席上，又听到各位的报告，更知道前方许多实际的情况，得益实在非鲜，这对于我们目前整军和反攻的各种计划之决定皆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明了了我们在前方官兵的困难与苦痛，心中更觉悬念不安，兹特慰劳我各战区将士袍泽以表积愫。”[6]（p246）然后，蒋介石作了讲评，其内容可归纳为四点：第一，蒋介石把会上所汇报的内容归纳为四个问题加以评述。一是“逃兵问题”，详细地分析了逃兵的原因、责任之所在，解决之方法；二是“兵役问题”，提出了“务求彻底铲除一切弊病”的意见与“治标方法”；三是“军粮问题”，看到了军粮发生困难的原因所在是人为的，提出了补助军粮的解决办法；四是“一般事项”，如不收编伪军，整顿游击队等等。第二，蒋介石提出了军队编制问题。蒋认为“现代战争的胜败，其决定的因素甚多，而其军队编制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作战的成败尤为重大”[6]（p260），并说明了以军为战略单位的依据。第三，蒋介石分析了敌人的优点与弱点和我军的军风纪问题，同时提出我军的教育与训练问题。第四，蒋介石就敌军两个严重问题提出我军的对策，即针对敌军在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的对策，以及针对敌军以少数监督用多数伪军接防的对策。
从蒋介石的讲话来看，他对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双方军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这对增强国民党军队的斗志和信心，提高军队的素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八）恩施会议
抗战进入1943年，形势愈来愈有利于中国。这一年7月3日，蒋介石在湖北恩施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听取了“前方部队师长以上对于作战经过的报告”，然后对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的成功作了总讲评。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蒋介石详细地评述了此次作战敌我双方的优点与弱点，以便让各位将领在今后的反攻作战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在讲话中，蒋介石特别提请大家注意日军本身根本上的弱点，因为这与“我们将来反攻有密切的关系”。其根本弱点是“因为陷于国际孤立，而又防广兵单，所以他在我们中国任何一个战区兵力的配备，都很单薄，而且其战斗力量比起我们抗战初期的敌军相差远甚。尤其是经过这一次会战，敌人的士气精神和技术，格外显得一天一天的低落”[7]（p228）。至于我军方面的情况，蒋介石认为“现在我们无论在那一个战区的部队，数量上都占绝对的优势，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了这样优势的兵力而不能战胜敌人驱逐敌人，有时反而要遭受敌人的攻击呢？这就是因为我军无论在组织上、装备上以及后方勤务上都有很多的缺点；而我们一般部队兵员不充实，训练不精良，尤为缺点中最大的缺点”[7]（p228）。最后，蒋介石再次对各位将领没有好好研讨他过去的各种训词小册子表示不满，他说：“我对于这次会战的总讲评，就是我们高级将领平时不研究不准备，或是研究而不精到，准备而不完善，以至有了很好的机会，而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7]（p241）
由蒋介石的这篇讲评词可看出，他重视“知己知彼”的战略思想。尽管第三次长沙会战不同以往，但蒋仍与以前一样，详细检讨会战经过，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缺点，并提请各将领必须研究敌情，明了敌情，了解自己，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尽速完成抗日的伟大使命。
（九）第四次南岳会议
1943年11月，正面战场上发动了常德会战，敌我伤亡均重，各战略要地也曾一度失陷，但国民党军队能较快夺回原阵地，驱敌于江滨，打破敌之企图。进入1944年，由于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演进，中国抗战的地位更形重要。1944年2月10日至14日，为了总结常德会战之优点与错误，提示今后整训反攻之要务，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即他所说的“预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一次会议”。会上，蒋介石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一个中心内容是对常德会战作了详细的讲评。蒋介石对常德会战的得失及其价值作了说明，重点是对各路援军行军的成绩与军风纪的优劣，以及和敌人接触以后战略战术上的得失展开评述。蒋说：“我为什么要特别着重赴援部队行动的快慢一点呢？因为我们过去的会战，都没有这种大军行动，昼夜赴援的战况；以后我们要抽出大量的部队，机动使用，则无论我们反攻或抵抗敌人的进犯，一定常有遭遇这种战况的可能，所以特别要检讨这次赴援的经过，领取这次会战的教训。”[7]（p340）接着，蒋介石根据各军每天行进的里程，及其到达战场之后所展开的战斗，对各军赴援的成绩作了评定。
第二个内容是对中国抗战的地位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蒋介石说：“现在我们中国抗战的地位更重要，而我们军人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人类所负的责任也更重大，不像过去三次南岳会议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中国的抗战是单独的抗战，我们一般军人只对国家负责，而现在我们联合国反侵略的战争已经成为一个整个的战争，我们联合国反侵略的战场也成了整个的战场。”[7]（p321～322）
第三个内容，蒋介石提出了他个人的一个新看法，他认为：“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了。”“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7]（p328）为此，蒋介石提出了对敌反攻的两个方案，及决战阶段的战略特点——采取主动，把握机会，多用小部队，断行攻击，他还强调了军事战与政治战及外交战的相互配合，认为如此方能收得完满的效果。
这次会议应该说是开得及时、且任务重大的一次会议。会上，蒋介石对形势的总评说有相当的道理。他还因此提出了预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所应注意的种种事项，并以常德会战为例，鼓励将士们继续努力奋发，完成反攻决胜的任务。然而，马上展开的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长衡会战未能如其所愿。
（十）黄山会议
1944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路，贯通华东、华中各战场，纠集十三万兵力，对豫中进犯。国民党第一战区，遵照蒋介石的电令，在嵩山附近与敌展开了决战，敌曾一度打通平汉路，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和第五战区各部队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失地，但反攻洛阳计划未能实施。这一年夏天，又发生了长衡会战。面对敌十七万兵力、企图开拓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第九战区在第三、第六战区配合下，与敌展开决战，终因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劣点”，致使会战失败，“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在这两次会战之后，这一年7月下旬，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
7月21日，蒋介石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对这两次会战大加训斥。蒋介石痛心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是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的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的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我们自己招致这种耻辱，如果再不激发良心，雪耻国强，使我们中国的军队，能与世界上各国并驾齐驱，那就无疑于我们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一样！老实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推诿塞责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可以辞职了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战胜必灭亡。”[7]（p445）蒋介石也看到这样一副部队惨败的画面：“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搔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7]（p445～446）对此，蒋介石既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来担负，当然我自己首先要承当这个责任”，更指责下面各部会主官各高级干部“应该要为职责负其重大责任”[7]（p446）。
在黄山整军会议期间，蒋介石在7月27日和28日的各次大会上，对整军的十个方案发表了训示。这十个方案为：第一案“调整部队案”，蒋介石就“裁撤后调师与后调团之番号”、“国军应保有之数量”、“编制装备之统一”、“兵员之充实”、“中间指挥机构之裁减”、“军事学校之紧缩”及“编余军官之处理”等七个方面发表了所谓“我个人的意见”。第二案“提高官兵的生活待遇及解决副食马乾问题”，蒋介石认为这一案中所提的各项，大都不是这次会议中间主要议题。“我们的着眼点在如何使一般的士兵吃得饱，马养得肥，真正有战斗的力量。”第三案“确立补给制度”。第四案“改善卫生，发给实物”。第五案“调整机构”，蒋介石认为“这件事关系整军最为重要”。第六案“改善新兵待遇，接送征补办法及加强师管区职权”。第七案“整饬机关部队风气及纪律”。第八案“确立改正重点”。第九案“调整法制”。第十案“改进国防工事”。蒋介石在评述了这十个方案之后说：“我们这次会议，是我们国家和军队起死回生的一次会议。”
在会议最后，蒋介石指出：“我对于最近中原湘北两次会战的失败，与其说是失望，毋宁说是乐观。因为我们种种的缺点和毛病，在这两次会战中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虽然付了很大的代价，但也得到了很宝贵的教训。如果我们一致努力，急起直追，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7]（p496）
从会议的内容来看，此次黄山整军会议的重要课题，在于求得“提高战斗精神，增强战斗力量，整肃军纪风纪，改善军事业务”的办法和实施的方案。会上，蒋介石一方面深刻检讨了中原会战、长衡会战失败的原因，其中既作了自我批评，又严厉指责了有关将领，另一方面分别对十个整军方案发表了训示，这对以后反攻战的胜利虽不能说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不能说毫无积极的影响。
二 各会议的联系与差异
（一）联系
第一，各次会议的召开或是在正面战场上发生了重要战役之后，或是在国内外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会议的召开都是有明确的主题，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徒有形式。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召开的二十二次统帅部会议，着重是研究抗战的部署。武汉失守，抗战由防御转入持久阶段之际，蒋介石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着重就抗战实施纲领、第二期抗战工作整军作战应特别注意各点、第二期抗战之要旨、学校机关与部队的教育之要点、第一期（战略）第三阶段（战役）抗战经过中所得血的教训与今后的改进等五个方面发表了讲话。西安会议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召开的，蒋介石认为“我们今天抗战的问题，已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如何促成最后胜利之现实的问题”，为此他主要就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及解决之道提出意见。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柳州会议、黄山会议等是在具体战役发生之后召开的，蒋介石在会上总结了历次战役胜败的原因，并提出克敌制胜的策论与战术。
第二，蒋介石对于正面战场存在问题的检讨以及抗战的部署，都是从片面抗战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抗战即人民战争的角度出发，他只单纯强调军事。当抗战由第一期转入第二期即蒋介石所说的“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后，蒋介石强调的是军队的整训。如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作总结性讲话时明确提出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到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调换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其余未整训的部队。”[2]（p544）
在总结正面战场历次战役之经验教训时，蒋介石多是从作战之战术与策略以及军队的军风纪角度来检讨。如旨在检讨冬季攻势的参谋长会议，蒋介石强调的是检讨“各战区各集团军任务不能完成之原因”，他所提出的下期攻势应注意的要点也是单纯围绕军事作战而谈，主要有：1.各上级指挥官应即速分别预定其下级之任务，责成其平时能周密准备；2.各战区炮兵应集中训练，统筹运用；3.注意兵力之活用；4.各战区应选择敌军重要根据地之一，为预定进占之主目标；5.研究如何防守已克之据点。在会议闭幕词中，蒋介石还特别谈到了军队的合作问题，针对在这次会议上“有讲到友军如何好坏的话”，蒋介石指出：“这些都不应在此参谋会议中来说”，“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关头，我们军人都要切记力行历代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一句宝训，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所以大家要同心同德，互助合作，才能够救国自救，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能够同心同德，互助合作，就要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4]（p173～174）黄山会议是在抗战后期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的情况下召开的，蒋介石只看到并指出了军队失败的表面现象，为此特别对整军的十个方案发表了训示。
（二）差异
第一，各会议是在抗战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战局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议题各不相同。有针对局势的看法及在新形势下应行之策的意见，也有对战役的分析。如二十二次统帅部会议，虽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召开的，但各次会议研究的内容不同，有把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问题的研究，有防空计划与部队之调动及战斗序列问题的研究，有长江沿岸各城市备战问题的研究等。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的历次会议，虽都是在蒋介石所说的抗战第二期即战略相持阶段召开的，但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的形势又有很大的不同，此前召开的柳州会议、参谋长军事会议和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分别针对各次战役的不同结果与影响，提出以后应注意之要点；此后召开的西安会议、恩施会议和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也是各有侧重，西安会议是让国民党高级将领认清新形势，恩施会议是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为例，强调“知己知彼”的战略思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提出了预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思想及应注意事项。
第二，随会议主题的不同，会议的重要性程度及作用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部署战役、分析局势的会议相对于单纯总结战役的会议，其重要性及作用更大，因为前者使前线将领有了明确的方向与指导，后者则因为主客观种种因素的制约，往往流于形式。如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抗战地位愈形重要的情况下召开的，会上蒋介石提出了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即将开始的观点，这对中国战场的对敌反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正面战场接着出现了严重的溃败，但远征滇缅的国民党军队经过艰苦奋斗，重创日军，并深得盟军好评，蜚声中外。检讨战役之得失，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一件事，也是战时军事会议的重要内容。1939年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后，蒋介石先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即柳州会议和参谋长会议，深刻检讨此次战役的成败得失，严厉批评了各战区的缺点，而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仍因蒋介石一再指出的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劣点”，致使会战失败。
三 评论
第一，对日寇入侵及时采取了对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统帅部连续召开二十二次会议，密切注意中日间交战的动态，处置的方针是始终贯彻“不屈服、不扩大”，或和或战，统一行动，预见事态在扩大，全国实施“动员演习”。但是，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与扩大，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对策思路是不清楚的，因此没有主动地全面地开展备战，也没有明确给前线将士一个抵抗日军入侵的指令。正因为如此，卢沟桥事变只得演出一个平津沦陷的结局。武汉失守以后，在南岳会议上，总结了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国民党军的种种“耻辱”，提出了今后要战胜敌人所应重视或改进的各个注意事项。会后，国民军事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并根据已经变动了的战场态势，重新划分了战区。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军正是根据蒋在此次军事会议上所订下的方针进行抗战的。因此，这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可以说是一次总结、指导性的军事会议。
第二，把中国的抗战的前途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蒋介石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我们这次抗战，既发动以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日的前途是日益乐观，他在1942年9月召开的西安军事会议上就自信地说：“我们今天抗战的问题，已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如何加紧促成最后胜利之现实的问题。”虽然有点迷信外援，但也十分强调本国的力量，他曾多次表示“我们要求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一切要求之于本身”。
第三，根据各次会战的战况与结局，适时地调整战略战术。蒋介石一再指示各位将领要面对新形势，真正地从心理上转变过来，总的来说，就是从被动的战略战术转变为主动的战略战术，从消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这对抗战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根据国民党军队暴露出的问题，主张开展整军。蒋介石十分了解自己军队的弱点，并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如他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便尖锐地指出了国民党军的十二个“耻辱”。为此，他十分强调“整军”，强调高级将领之精神修养。且不说蒋的整军真正是为了更好地抗战，还是为了“保存实力”，单是提高军队素质以增强力量、加强斗志这点来看，“整军”还是必要的。事实上，军队素养的好坏与抗战的效果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拿滇缅会战来说，中国远征军素养的提高与装备的精良是此次会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坚韧、吃苦耐劳博得了外国友人的一致好评。
总之，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对战略战术的调整、对敌我双方军队的认识等，都有相当的道理，这对中国的抗战实具有积极的作用。蒋个人认为“我们不要打败敌人则已，如果我们真是要打败敌人，决不是从前那样的办法可以做得到的！一定要依照我在各种小册子里面的指示，体认正常的学理，切切实实的实行，然后才能打破一切的困难，也才能消灭我们的敌人”！如果国民党军队真能照蒋介石在历次军事会议上所作的训示去做，正面战场也许会打得更好一些。然而，事实是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切实地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去改正以往的缺点。正如蒋介石所说：“自从抗战以来，我们每经一次大会战，就召集一次军事会议，本委员长检讨过去作战的经过，对于你们总有许多指示。但是会议结束，大家回去之后，对于我所印发的训词，总是不遵照去作，一般长官参谋长无论训练作战，仍是沿袭他们的老办法，始终改变不过来，这样断不能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
国民党军队从总体上讲为什么没有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药方去医治疾病呢？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所致，若从主观上讲，首先归罪于蒋介石，这需要专门的文章来评论。话得说回来，虽然蒋介石有些过于看重他自己手订的《抗战手本》和各项训示，但他强调将领应不断学习、研究，改变陈腐的心理与习惯，强调军队的纪律、训练、合作等事项，强调“知己知彼”，“吃一堑长一智”等战略思想，却是无可厚非的。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第三战区论文; 蒋介石论文; 反攻大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战精神论文; 军事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战区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