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人的社会适应性——昆明市民调查及其初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明论文,适应性论文,市人论文,市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较大变化。目前，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急剧变化，其速度、方向以及变化层次多种多样。该怎样面对这些变化，是当前社会对都市人提出的重要问题。唯有具有良好社会适应性的人才能较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按我们的理解，良好的社会适应性需要人们具有能积极面对生活的心理状态，也需要人们在不同层次社会结构单位之间的相互适应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的不断适应。本文以此为基点来看待与考察都市人的社会适应性。
本文调查样本获取的依据为笔者此前进行的一个关于昆明城市居民的千人抽样调查中职业分布以及“低收入者”的比例。具体方式为：1.为了解城市人群的一般情况，采取定额百人样本研究的资料获取方法，按“千人调查”职业分布的比例（因考虑到‘打工者’是特殊城市人，其比例作了适当扩大）在昆明市有关人群中以个人为对象定额发放了150份问卷，最后回收120份有效问卷。样本分布的基本情况是：职业为公务员13.4%、大学教师与科研人员9.8%、中小学教师4.5%、打工者12.5%、其他5.4%、国有工厂职工36.6%、企业家1.8%、商业服务业职工4.5%、医生5.4%、个体经营者6.3%、警察4.5%；年龄小于30岁的35%、31-40的26.5%、41-50的24.8%、51-60的7.7%、大于61的6%；性别为男性47%、女性53%；婚姻分布为未婚21.7%、在婚67.8%、丧偶3.5%、离婚0.9%、再婚2.6%、不愿回答3.5%；就业情况为在岗79.4%、离退休12.8%、下岗8.1%；受教育程度为没上过学0.85%、小学5.1%、初中28.8%、高中22%、大专14.4%、大学20.3%、大学以上8.5%。2.对都市贫困人群的一般情况按“千人调查”中家庭月收入低于500元的家庭分布抽取30户进行入户访谈，以获取城市低收入家庭目前的相关资料。由于定额抽样方法和访谈方法获取的资料不能对调查结果作推断，本次调查的价值在于其探索性，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可为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心理性适应状况
一个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是有创新精神的人，具有在生活上、事业上的进取心；他对于别人的行为具有较强的接纳力，不随意排斥别人、轻视别人；同时，他应该有一颗宽厚的心，对待别人以宽容为怀，不会因为别人的有意或无意的侵犯而心胸狭窄地记恨终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一种积极的心境，正确地面对生活所给予他的一切。我们主要从下述几方面来考察人们的心理适应状况：在社会生活中的进取心、接纳心与宽容心。调查资料表明，通过对性别、教育、职业等的卡方检验，当前都市人在这几个方面的心理倾向性是相互独立的，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点。
1.生活态度相对积极。进取心对于一个人而言，涉及到一个人在生活中态度的积极与否。积极的人生态度必然激励人去积极拼搏而不敢懈怠。我们通过一个人是否常常处于懈怠状态来了解人们的进取心。如果具有进取心，虽然由于职业不同其目标会不一致，但努力工作的心态却应该是一致的。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真正什么事都不想干的人极少，近40%的人几乎没有不想干事的心态，这种心态应该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值得分析的是“有时不想干事”的人，这部分人几乎占到样本对象的60%。有时不想干事，那就意味着有时想干事，甚至是很多时候想干事。而且，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有时不想干事应该说更为正常。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各方面的改革方兴未艾，许多方面都存在规范真空，由此而至的是一些人滥用权力使社会风气变坏。在笔者调查中一个出租车司机讲到：街上戴徽戴套的，他们只是不怕戴黑套的，其他人谁都能对他们说几个不。家中现有的钱也够用上几年了，因此常常有不想再干的想法。这一典型事例颇能说明一部分人不想干事的原因。另一方面，改革，特别是今年中央政府颁布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对一些人而言是机会，对一些人来说则是危机。就业、住房、物价等问题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必须想办法去干点什么以对付可能的危机。虽然在调查对象中有81%的回答为没有在干（表1），其实按目前国人的心理，由于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干兼职工作是不合法的，一些人即便是干了兼职工作也不会随便承认。另外的“不愿回答”者肯定在干，只是出于“良心”而不愿说假话罢了。可以说，目前许多人干兼职工作当然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所驱使。而低收入贫困人口成年人对生活的态度则较消极。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低，无一技之长，老年人多为文盲半文盲，中青年人仅受过小学、少数人受过初中教育。他们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市场经济也将他们拒之门外。调查对象中一位39岁的壮年男子表示愿意为社会尽力，而现实是他干了很多行都干不走，最终在家闲呆着靠老父母的接济度日。一位25岁的青年女子对今后“不敢想”，感到前途渺茫。被调查的低收入者百分之百没有最满意的事，伴随他们的总是失望。孤独的老人们在贫病中消磨着岁月。尽管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仍抱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不思进取的心态。
2.对他人行为的接纳因人而异。我们以“对别人的行为的看得惯程度”来了解人们的接纳力。在我们调查的样本对象中，接纳力与人们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皆没有相关关系，对别人行为的接纳程度分布在不同分层中基本一致（表2）。对别人行为的接纳程度是一个涉及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与人们的开放度有直接的关系。昆明市虽然地处边疆，但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全国比较并不低下（朱庆芳1991年完成的“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中昆明市在全国168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4位）。
由此也可以说，在对别人的接纳问题上，都市人普遍具有较为开放的心胸。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老年人与青年人对别人看不惯的程度明显要高于其他年龄组的人群，若按表中程度对半分，青年人中有67%的人，老年人100%不太看得惯别人的行为。虽然对他们各自看不惯的内容我们未加了解，但根据经验判定它们必然是相反的。这表明代沟在城市人中确实存在。这恰恰说明都市人的心理在这一方面是健康的（表3）。同时我们发现，低收入贫困人群接纳力较其它群体明显偏低。由于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客观存在所造成的心理失衡使他们对“别人的行为”这一模糊提问看不惯的有许多。对此，老年人怀看得惯也要看，看不惯也要看的无奈心态。中青年人则牢骚满腹。
3.大部分人对他人较为宽容。按我们的观点，能宽容地对待对自己有意无意侵犯的人，必将能平静地对待生活中所有其他事情。这样的心境使他们一般能较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始终处于一种生活的主动之中。“对在某些方面严重伤害自己的人，您觉得应该怎样？”这一问题，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与职业、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相关。在表(4)中有14%的人认为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要嫉恶如仇、以牙还牙，坚决报复；绝大多数人则持宽容态度，或者渐渐淡忘或者引以为鉴。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持加倍报复、以牙还牙，甚至记恨终生的人都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因为这种状况的存在，会使一个人心中始终摆脱不了复仇的阴影，久而久之则形成一种具有定势的心态，甚至变为一种生活目标。心态的不正常，其结果必然是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虽然在我们的样本中其比例不算很高，但14%的比例却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数字。在低收入贫困人群调查对象中，老年妇女们对“某些方面严重伤害自己的人”大多持宽容态度。这与她们有“什么都可以讲”的老姐妹和信奉佛教、基督教有关。但老年男子正好相反。一位69岁的丧偶男子诉说自己养育的5个子女均不孝顺，最小的儿子还骗走了他的房产证和一辈子辛苦积蓄的几千元钱。对此他表示要“记恨一辈子”。中青年人大部分不置可否。这样的事实令人不安！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生活内容越来越复杂，谁也保不定自己能从容应对。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处之，那么本来就因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而日趋紧张的社会生活紧张程度将会日益加剧。
二、社会性适应状况
人是社会的人，不能离开其他人而生存。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的现实表现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必须时时关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才会呈现良好状态。一个人只有随自己的角色身份及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时时调整自己，才能在社会中适应社会生活、达到与社会的相互协调。而一个人要想达到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必须在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单位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皆能有所适应和协调。因此，我们通过一个人与社会结构单位由近而远的联系来考察人们的社会适应性；同时，以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社会变迁的适应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有无及其程度等把握人们的社会适应倾向性。调查结果显示，上述项目的分布与人们的经济状况、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有相关性。
1.对家庭的调适力因年龄与婚姻而不同。对一个人来说，家庭是他终生赖以生存的处所，更是他一生首先要维系的基本社会关系。因而对家庭的调适能力应该是一个人适应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能力。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人们的家庭调适能力与他们年龄有显著关系，年龄越大调适能力越强（表5）。我们的问题为“您是不是会有想远远地离开家躲一躲的想法？”其结果是常常想离家躲一躲的调查对象全部集中于40岁以下的人中。在答项中“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比例挺有意思，30岁以下的人占2/3，而大于50岁的一个没有。这“不想回答”可能是出于对隐私的保护，但剥去其保护大半就是常常有躲避家庭的想法。对家庭生活的适应需要家庭成员的相互调适，由于我们的调查未涉及到调查对象们另外的家庭成员，仅从调查对象这一方面来说年轻人的家庭生活适应性是比较低的。而从在婚与不在婚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适应力，超过90%的在婚人群对家庭的认同是较强的；虽然有40%强一点的人有时有想离家躲一躲的想法，但这是极正常的现象。比较表(5)与表(6)中常常想离家躲一躲的人，分别有5个和2个调查对象；因而就我们的样本而言，人们，尤其是结婚成家的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好的。而在低收入调查对象中情况又有所不同，丧偶的老年人很难与他们的成年子女相处。子女们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不高，成家以后配偶与老人关系紧张，不愿生活在一起。老人因而得不到赡养。若子女因无能力独立而和老人住在一起景况更为糟糕。一位60岁老妇与28岁的低能女儿、25岁长年患病的儿子居住在12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儿女之间经常为一点小事互相辱骂甚至大打出手。使老母左右为难。因为“没有钱”，老人们无法“离开家躲一躲”。中青年人则把家庭视为人生最后的避风港，因而对家庭表现出极强的依赖心理。贫贱夫妇虽然时有口角，男人们仍与妻儿相依为命，不想“躲避他们”。
2.亲友间交往顾忌因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而异。在人际交往中，除具有亲情关系的家庭关系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因地缘、趣缘以及业缘等因素建立起来的友情关系。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不限于此，但有亲友圈子就会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开拓，能较好的适应社会生活而不会限于孤立状态。由于我国“文革”中曾出现过“人人自危”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到了极点的社会关系不健康状况，因此我们以“在单位是否有几个什么都谈的朋友？”来了解目前人们的人际交往情况。
在职业这一最能显示单位特点的调查资料中，在单位中有几个什么都谈的朋友的样本占总数的75%，而在这其中以公务员、警察、教师等占的比例最高，有的达到100%；另外的一些相对比例较低的是工人、打工者、出租车司机、科研工作者及医生等，这些人有的在工作单位没有朋友或许与其职业特点有关，但调查资料表明受教育程度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在“是否即便是最亲近的亲友也得提防？”的回答中（表7），受教育程度高的提防较少，且成明显的相关性。本来，亲友间关系是最不该防范的，如果对这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关系都防范得较严，那对更远的社会关系就必然会有更强的防范性。这说明文化知识的接受与把握对人们社会交往的影响是较大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们由于其知识面的广阔、可谈的范围较宽，更容易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没有太多的防范。
在低收入人群中，贫困老年群体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圈子”越来越小，加上故旧的相继谢世“什么都可以谈的朋友”也丧失了。邻里关系都说大不如前。比较而言，老年人对隔壁邻居有几口人是什么关系大体还是知道的。见面打声招呼，投缘的邀约着出去走走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对于无业、待岗和下岗的中青年群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友情的渴望，一方面又觉得对“最亲近的朋友也得提防。”因经济状况悬殊，他们逐步失去了少年时的友人，“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一位年青妻子见丈夫整天在家闷闷不乐，劝丈夫出去找同学玩玩。而“玩”就要掏钱，老是让别人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也挺没面子，一来二去只好不去。经济的拮据使他们远离现代生活，鲜有可交心的朋友。相应地，邻里关系也极度淡漠，持“关起门不管人家闲事”的态度。因为人际关系淡漠，与他人没有太多交往，大多数人不知道昆明市已出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政策。
3.大部分人关注社会有社会责任感。就一个社会的人而言，关注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是其对社会生活更广阔而深远的适应。因为这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个人自觉地融入社会的问题。具有自觉性，个人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必然较强。我们要求以第一印象回答“今年8、9月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最多的内容是那一方面的？”82%的人毫不含糊地回答是抗洪，在另外18%的人中有少数人回答为中央领导开会，打工者中有些人回答是“不知道”。打工者中的这种情况，与其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人有关，也同他们甚至无钱购买一台电视机有关。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则完全和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表(8)中，虽然明确表示完全不必要的人仅占1.8%，且为高中学历者，但大专以上学历者回答确实如此的比例依其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越来越大。应该说，虽然如今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对不住他们，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关注着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们对社会有明确的责任感。
4.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不容乐观。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社会变迁速度明显加快，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中国人就其国民性而言，对于社会变迁的基本倾向是思稳求静。故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许许多多的人对改革所带来的变化觉得很难适应；同时社会的加速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异质性迅速加强，原来基本相同的事物现在变得差别越来越大，对这种变化也一样需要有所适应。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也是不容乐观的。我们以“对现在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事情的看法”与年龄、职业、婚姻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卡方检验，未发现相关关系。（表9）一些人对现在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事情大多数看不惯，固然有目前社会风气不良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对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事情的不适应问题。按我们的理解，有些看不惯才是正常的，有些无所谓亦然；而完全无所谓则可以归结为木然之列，同样是一种非正常的表现。从我们剔除“说不清”的比例来看，仅有80%的人可以划入正常的范围。在被调查的低收入贫困人群中，老年人已经远离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日新月异急剧变革的社会让他们感到很茫然。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又使得他们对新的观念、新的事物无法理解。他们眷恋着“毛泽东时代”。对国家目前实施的下岗政策所有老年人都想不通：“好好的上着班，为什么要下岗？”“生活问题解决不了，难道叫人去偷去抢”。中青年人则对社会变迁表现出相对的适应。虽然他们处境艰难，但多数人对下岗政策表示理解，认为下岗是“对国家有利对个人不利”。他们期待着社会给他们提供靠诚实劳动换取温饱的工作机会。这说明都市人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不容乐观。
三、结论
从上述关于目前都市人的社会适应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心理性适应方面，一般人群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还是好的，生活态度相对积极，对他人的行为容易接纳，大部分人对他人较为宽容。这样的心态使人能较好地面对社会急剧变迁带来的压力，始终处在生活的主动中。比较而言，低收入者的情况则不太好，而且由于其他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改观的可能性也不大。在社会性适应方面，人们对家庭的调适力因年龄和婚姻而不同；亲友间交往顾虑、对社会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则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较大；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普遍不高，尤其是低收入者更低。可以说，目前都市人在社会适应性的心理性适应与社会性适应方面是有差距的。心理性适应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人生、处变不惊、宽容为怀等文化因素影响有关。社会性适应方面的差距固然有受年龄影响的生活经历不足、经济状况低下等因素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受教育程度的问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在许多方面影响人们的生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职业工作的获取，许多低收入者面临的经济问题与此明显有关。而这又导致他们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心理不平衡表现。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人们更广泛的影响则是见识面的宽窄、社会地位的高低等方面结果。高见识和高社会地位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他人、也更容易与人相处。反之，言轻人微的逆向交往因其不太容易必然较少，社交圈的狭小最终将会导致人们社会性适应能力的低下，距现代生活越来越远。应该说，在我国当前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中，强化教育仍是提高人们社会适应性的重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