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谦卑：当下大众文化最缺失的道德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谦卑论文,缺失论文,爱与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网络和全球化使得大众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度和影响力。此时关注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不仅顺理成章，而且非常迫切。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什么状态？它有问题吗？如果它有问题，我们又是根据什么观念做出这种判断的？该依据是一种更合法、合理乃至更优先的价值伦理观吗？
一、两种价值取向——以《非诚勿扰2》为例
今天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看似芜杂，实际上表现出自私(骄傲)与爱(谦卑)的二元对立，而且自私这一元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我把《非诚勿扰2》作为一个样本，来检验这种态势。因为这个作品恰好把我们要讨论的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表现了出来。至于该作品反映的到底是精英立场还是大众立场，可能存有争议，但我认为，其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完全可以反映大众文化的状况，况且，在价值标准方面，大众和精英并不总是能明确加以区分的。
《非诚勿扰2》首先明确表现了以自私为核心的生活价值观。
我们知道，这个作品是以众多的警语哲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这些警语哲言单独列出来都可以成为精彩的语录。以下以其中的两类哲言为例。
第一类是对婚姻和爱情的常规信条的调侃：“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谁动感情谁完蛋”。通常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继续和升华。“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这句话打破了人们对于婚姻的神圣感，开了它的玩笑，而且为我们周围的大量事例所证实，从而引起巨大的共鸣：谢霆锋选张柏芝是错的，他如果选了王菲也未见得对，未见得能坚持到底；从知识精英到创业的强人，从影视明星到进城务工人员，众多的人都发现自己在婚姻上犯了错误，而电影告诉大家，这不是因为选错了人，而是婚姻这种人际关系本身的必然结果。那些自以为厮守爱情的人，白头偕老的人，不过是没有勇气摆脱错误，将错就错，为自己平庸的生活寻找借口。婚姻怎么会变成错的？电影的情节给了我们些许重要的解释，那就是隐藏在这些哲理背后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秦奋想结婚，他不愿在人生大戏中落下婚姻这一幕，但也不想因仓促结婚而吃亏，惹上麻烦，于是就要跟笑笑试婚。从他试婚的项目里可以看出他对夫妇关系是怎么估价的。他装成瘫子，坐在轮椅里，想知道将来老了，需要笑笑照顾时，她有没有能力和耐心，会不会对他好。秦奋的这种态度在今天到处可见：女孩子首先想知道的是她的对象会不会疼人照顾人，是不是自己可以终身托付的人；男孩子则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够性感，够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又对自己忠贞不渝。一句话，每个人只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着想。这种自私的追逐还经常有一条平等的借口。芒果问秦奋到底爱不爱笑笑，秦奋答道：“其实我非常爱她”，芒果说“爱她就得让她感觉得到”，秦奋回答说“可我感觉不到她爱我”。平等贯彻到恋爱中，就是等待对方先来爱自己，虽然保证自己可以等量报偿；就是怕吃亏。“谁动感情谁完蛋”，因为先动感情的一方先承诺，先把自己交出去。这样，恋爱就不再按照爱的原则来处理，而是按等价交换的商业模式处理。问题是，一旦进入了商业模式，等价是不存在的，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从获利的角度思忖对方，试探对方，并且决定自己的行为。现在我们明白“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原因：两个自私的人生活在一起必然苛求对方，算计对方，结果只能是冲突、伤害和恨，并且把原有的好感也消耗殆尽。婚姻是爱情的升华，婚姻是神圣的，这种价值观建立在爱、也就是为对方着想和牺牲的基础上。《非诚勿扰2》嘲弄了它，并且通过普遍判断式(“……都……”)宣布，以自我中心的价值逻辑处理婚姻关系乃是人们的普遍选择，其所遭遇的困境乃是人们婚姻生活的普遍境遇。
另一类令人印象深刻的哲理发现是讲真话难。当然讲真话难并不是新发现，电影的新奇之处是指出假话有利于和谐。笑笑对秦奋老说虚假的话不满，秦奋回答道“居家过日子犯不着肝胆相照，虚着点儿和谐”；电影里有一个例子，当秦奋被逼着对笑笑的长相作出真实描述，说她两只眼睛长得太开的时候，笑笑立刻表示了不快，这说明真话不受欢迎，而能让对方开心的话往往不是真话。为了避俗，在本应追思逝者好处的李香山人生告别会上特别规定禁止发言者拍马屁说好话。这种见解乍看颇有新意，然而细究起来，这个表述除了表现对婚姻家庭生活的蔑视——如果“居家过日子犯不着肝胆相照”，一定另有值得肝胆相照、值得“来真的”的事情——以外，还再次流露了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试想，如果有人认真起来，居家过日子也执意肝胆相照，事情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想象，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居家过日子，除了算计对方，就剩下讨厌对方了，在这样的眼中看不到对方珍贵之处，如果想要太平点，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点虚的。
《非诚勿扰2》看破了一切，它的这些哲理主题反映的道德取向是一致的。它提醒我们别犯傻，别相信白头偕老、爱情至上，别相信以诚相待，它相信真话会伤害他人，因为人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个体，互相排斥是绝对的，和谐是装出来的。这些对于人、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认知，与如今大众文化在这方面的基本认知是一样的。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确立的。如果我们认定人是自私的，人际关系的原则是等价交换，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也一定是与此相适应的。不同仅在于在道德信条中它被美化了：等价交换，以及复仇的意念被虚饰为“公平”和“正义”；自私被虚饰为事业成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等。以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热门话题为例。关于高考，媒体炒作的是“状元”，是大学的排名和优质生源的竞争，这是成功者的话题，关系到学生和学校两个方面。高考失败者是没有人关心的，这背后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只重视成功者，失败者的存在空间很小”；在“锋芝”婚变的事件中，人们关心的是谁首先犯错，谁应该承担责任，这是公平；在药家鑫案件中，媒体炒作的是药家鑫应该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代价是否与他的罪相符，舆论中充满复仇的声音，甚至在他被处决后表现出复仇的快感，因为这里有最有力的语言——公平、正义；最近的电子图书阅读榜上前几名有《史蒂夫·乔布斯管理日志》、《35岁前决定你的一生》、《穿越之第一魔女》、《人生的黄金十年》、《女人的潜能》、《实用交际术：饭桌上的哲学》、《郭台铭管理日志》等，主题几乎都是成功和做强者。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些强者，他们富有，有时尚爱好，高高在上，动辄鄙视他人，粉丝会帮衬他们攻击其对手。
不过，《非诚勿扰2》中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感人的场景，那就是李香山的人生告别会，这里面反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李香山是秦奋的哥儿们，平日的生活状态是挣钱，喝酒，结婚离婚。但在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不久于人世时，他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他不落俗套、别出心裁地在去世前开自己的人生告别会。前文提到，告别会有个规矩：不许拍马屁。不过秦奋马上发现，这个规矩无法遵守。作为主要发言人，在历数香山的“恶行”以后，秦奋发现自己不得不说香山的好话：“先生一身邪气，终生没少让家里人费心，没少牵连友人，谁跟他近谁晦气。然而我们爱他，爱那个一身毛病叫香山的坏家伙，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汤，少了他不好玩……”有人制止道“不许拍马屁，明令禁止了都”，秦奋回答“我必须拍两句；马屁里有真情，不拍没机会了”。这个“必须”，明显有紧迫感，更有真实性，说好话在这儿不是虚的而是实的。这一点在李香山的自我总结发言中也得到了印证。对于朋友熟人，现在他记得的都是别人的好，因为他们点缀衬托了他的毕生；而对于亲人，更是不能释怀。李香山结了三次婚，每次都因为不能忍受他人，无非是嫌弃对方丑了、老了、烦了、不爱自己了而离婚，但现在他对这些曾经的爱人能够表达的只有歉意，他说这辈子“频繁被人爱过，也多次爱过人，到头来还得说自己不知保重，辜负了很多盛情和美意”；他说下辈子还要跟她们成亲人，甚至以“下辈子我给你们当牛做马”这种甘于人下的姿态表达对她们的眷恋。没有人会怀疑这些话的真诚，这时的李香山已经没有功利目的。死到临头的李香山无意中透露出对爱与谦卑这些价值的向往，客观上造成了对此前人生感悟和哲理认知的挑战。
《非诚勿扰2》让我们看见自私(骄傲)与爱(谦卑)两种对立的价值观的一些重要特点，有助于我们观察当下大众文化和普通舆论在这方面的取舍。
首先，这两种价值观内部都有一个逻辑关联性：爱一定与谦卑相连，而自私一定与骄傲相连。因此取爱的姿态生活就同时取了谦卑的一面，柔弱的一面；取自私的姿态生活就同时取了骄傲的一面，强悍的一面。当李香山发现自己原来这么爱自己的亲人、而这辈子完全辜负了他人的爱时，“下辈子我给你们当牛做马”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话。这句话不仅是为了补偿，而且反映了他彻底谦卑的一面。以个人为中心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当爱成为支配性的道德，逻辑会逆转。谦卑的态度与以爱的方式生活是互相支撑、互为注解的，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他(她)，顾念他(她)，因他(她)的哀恸而哀恸，因他(她)的喜乐而喜乐，居他(她)之下，甘愿为他(她)做一切。这是一种幸福。李香山甚至为自己的这种憧憬而感动。反之，自私与“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联系在一起，把居于人下看作耻辱和失败。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人是不可能真心爱人的；吃亏和受害的心理都是自我这杆秤上的刻度。
第二，存在着两只观看世界的眼；它们的逻辑是互相解构的。从自我的视点看，世界的客观事实就是人与人的争斗，人人为自己着想，就是“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真话都是损人的，真爱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说“爱”，那一定另有意图。但李香山将死之际，他的另一只眼亮了，此时他看见的世界，逻辑是相反的，是对此前所见的解构。婚姻并不是错，错的是对待婚姻的态度；即使是失败的婚姻，留给他的也有美好回忆。这也点亮了秦奋和其他人的另一只眼，秦奋曾说“谁动感情谁完蛋”，而这场戏里每个人都动了感情。好话等于假话，肝胆相照等于揭示丑恶，这些等式也失效了。死到临头，留下来的价值只有一个——爱，其他一切都是浮云。秦奋发现李香山真是可爱，舍不得放他走；李香山发现自己牵挂的是女儿、友情、前妻，而不是名誉、金钱、利益和成功；他真正发现的是自己原来这么爱他们，以至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忙错了地方：“忙挣钱，忙饮酒，忙闹感情危机，把大好的时间全忙活过去了。”这大好的时间原来应该用于更该用的地方。无疑，打动观众的正是这些话语中包含的爱的价值观念。
第三，这两只眼及其世界是无法兼容的，因为你不可能讨厌一个人，同时又从心里珍视他(她)，反之亦然。真正重要的是存在着从自私到爱的不可逆过程，这给这两个世界的真实性判断提供了思路。死如同醍醐灌顶，把人生的原始真相给李香山及众人指了出来。死把人领向了终极善的门口。死改变了世界的客观状况，满目看去，原来可恶的、与自己作对的对象现在充满亲近感，“都是亲人”。这像是一个更高的点，当一个人知道了这点，他不可能再返回自私的眼及其世界，他有“知今是而昨非”的觉醒，原来的世界倒是可以涵盖在这个更高的视野中的。哪个世界更真？答案不言而喻。当你只用自私的眼描绘世界，以为这就是真相，在濒死的李香山看来，这只能算轻狂。他看到的是一个更真也更善的世界。
第四，这只看到真相的眼不是被炼出来的，它本来就在人身上。虽然影片有一句著名警言“活着是种修行”，但我不认为作者在暗示这种修行的目标是爱的世界。开这只眼不需要修炼，事实上，李香山是在走入一种特殊境遇，遭到猛击的情况下开这只眼的，它只是一直被遮掩了而已。可以设想，在儿童那里，这只眼倒是开着的，只不过大人们自以为是地漠视了他们的世界。
第五，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立足于自私的眼及其逻辑，它把这只眼中无爱的世界认定为客观真实，把这只眼看见的那些虚假的表象放大，变成我们这个世界惟一的“真相”，掩盖和扭曲人心底爱的欲望，爱的享受。爱与谦卑虽然不被痛恨反感，但这种价值观或者因为太不现实而不被相信，或者因为太过直白而不被列入值得深入发掘之列。人们可以被李香山死前的话语感动，但在理性层面上，媒体和大众文化所传播的都是自私的眼中的世界及其价值观，而对爱与谦卑这种价值取向几乎一无所知。《非诚勿扰2》的主要卖点是那些精辟的警语哲言，那些嘲弄传统见解的至理名言，这也是它理性层面上认同的东西。李香山人生告别会无疑感动了创作者，从艺术的角度它被发现和渲染，主创人员忠实于这种真实的感觉，让观众看到了感人至深的一幕。但他们并没有以此作为支点去推进情节，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幕与他们在警语哲言中显示的理性认知是矛盾的，作品中出现了两种道德取向，二者是相互抵牾的。否则，那些警语哲言要被重新思考。
第六，精英文化在这方面一直致力于揭露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虚伪，并因此把非自私的种种观念(例如爱)作为集体主义的连带物加以拒斥。因而精英主义并没有在发掘爱与谦卑的价值方面做出贡献，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合谋的，甚至为自私优先的德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公平、强大、成功也是精英文化无需论证的自明目标。不同的是精英文化反对赤裸裸的自我中心，例如当出现郭美美的时候，学术界会愤慨并且反思为什么人们已经不再掩饰而公开追求炫富和拜金主义。殊不知炫富和拜金主义与成功处于同一价值序列，后者的价值观是前者的合法外衣，前者是后者赤裸裸的表现。如果不从道德的根基着眼，不把成功和强悍所占据的优先地位转让给柔弱和谦卑，精英文化就难免在价值观上一直陷入表里不一的虚伪境地。
二、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交汇口
爱与谦卑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它的合法性何在？
道德价值的核心是什么是善。伦理学的问题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人应当怎样行动，怎样的行为是对的。这个问题强调的是道德责任，是对整体、主要是社会以及他人而言。第二个方向是怎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是针对个体而言。这两个方向会发生矛盾，当人们对个人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包含了损人利己的内容时，它对道德规范就构成了破坏；反之，当对责任的恪守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时，道德规范就构成了对人的压制。
对道德问题这两个方向的不同强调构成了两种基调的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前者强调道德的社会责任方面，后者注重道德的个人价值方面(德性是希腊哲学的概念，指人的卓越性质，人可以靠这些德性达到幸福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伦理学都声称自己的方案是完整的伦理学方案，因为原初的道德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善，那种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利的善。两种伦理学的不同结论出自它们对善的某些要素的偏重，因此它们可以回到共同基础上来。重要的是找到使上述两个方向共同获得满足、两种伦理学问题都得以解决的原则。
爱与谦卑就处于这两种伦理倾向的交汇口。
康德提出了人类道德实践活动的几项基本特性。第一，道德实践与知性认识是不一样的，它涉及自由的领域；知性认识的对象是一个自然的世界，理性在认知活动中对这个对象完全是顺从的，它的目的是获知这个对象的各种必然性质；道德实践的理性是人类做事情的理性，它不是从知性认识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人所说的)良心出发的，其首要问题不是“是如何”，而是“应如何”。知性认识让我们知道一个重物从高空坠落会伤害被击中者，可是当杭州的吴菊萍女士看见一个孩子从十楼坠落时，她决定用手去接那个孩子，这个决定的根据绝对不是物理学定律，而是“我该怎么办”，是实践意志；这个决定是自由的，不受物理学规律支配。第二，道德实践不仅不受自然世界因果性的控制，而且它通过行为创造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自然的因果关系是作用和反作用，一报还一报，他爱我，所以我爱他；道德实践可以有不求回报的爱，通过这种实践创造一种我们事先不知道的因果关系，反自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康德说，出于实践理性的人的行为是为世界立法的①。第三，决定道德实践的原则是先验的，不是经验性的，不是通过商量斟酌权衡利弊得来的，它以绝对命令的方式起作用，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只有遵行这个命令去实践，才是正确的行动方式。这个绝对命令就是：当我行动时，我所使用的准则必须是可以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也就是说，我希望别人也像我这样行动。
在这些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下，不道德的事可以马上检验出来，比如说谎，这是绝对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别人对自己撒谎，哪怕他自己在撒谎；“善意的谎言”也行不通，没有人能够保证这种善意。以自我为中心不能成为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他人如果实施这一点，可能会损害我。“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不能成为道德，因为这可能使我被别人首先设想为坏人，导致我受辱。表面看来，公平、等价交换、“一报还一报”似乎可成为普遍准则，但它们根据的是自然世界的规律，并不适合道德领域。惟有爱与谦卑是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做到的，它符合康德伦理学的规定性。希望别人公平待我是作为自然人最低的要求，但在道德上它又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因为公平有待于审判，而在审判前，没有人立得住。比如公平地说，我恐怕够不上“好人”的标准，甚至不能做到“不伤害别人”这样看似很低的要求。因此我希望别人以爱心待我，别计较我，放过我，这更符合理想。这个希望经常隐藏在心里，虽然人们常常不相信这会成为现实。当然作为道德准则，我也得这样做。
无疑，康德伦理学偏向规范性。爱与谦卑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是否也有利于个人幸福？它是不是人类最卓越的个人能力？也就是说，当我们爱的时候是否幸福？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幸福只是有利于自己的事，可真相是，当我们帮助了别人，会因为别人的开心而开心，我们真正需要的回报仅仅是看见别人幸福，而不是让他记住我的帮助以便今后还给我。这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人人都有，是任何人、任何经历都无法剥夺的。这就是李香山感到自己“仅仅这样想一想就已经很满足了”的原因。
爱与谦卑能使人幸福，是人的卓越之处，同时符合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的诉求。
三、普适性：最中国的和最世界的——以先秦思想与耶稣思想为例
爱与谦卑的价值观有普适性吗？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被称为“当代帕斯卡尔”的法国思想家薇依在总结人类的精神历程时说：“灵魂的一切自然的运动受万有引力一类的规律制约。惟有神恩例外。”②人类的历史看起来主要是一部万有引力运动史，其中充满征服、奴役、反抗、奋争，充满强权的威力，胜利的喜悦，失败的苦涩。弱小就要挨打，受欺负，自强才能存活。薇依讲的“例外”——神恩，也就是上帝的恩典，是指耶稣把自己的肉体谦卑相送，钉于十字架，为人类赎罪，白白地将救恩送给人的行为。因为这是不求报偿的爱的行为，所以走出了万有引力、强权相争的势力范围。这种行为方式在人类历史中似乎很少见，影响力微弱，但是古今中外仍然一直有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而这些恰恰是人类最精彩的思想。
孔子的学说中，最震撼人心的不是君君臣臣的礼教秩序，而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仁者爱人，他的所有学说都要在这个中轴上得到解释。孔子关于人生抱负和志向的言论，最令人困惑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的记载。一向主张报效宗庙、行道于世的孔子，不鼓励子路、冉有、公西华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特别嘲笑子路把国家治理得使人人都骁勇善战的理想，却独独欣赏曾皙与自然山水和谐相拥的愿景。孔孟的政治思想，其核心都不是讨伐异类、克己复礼，而是“王道”的理想。在今天，实施王道是不可思议的。王道的对立面是霸道，国家强大就可以不受别人欺负，他人怕你就有安全，他人不服则讨伐之。这就是今天很多国家的安全战略。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你要用文德，也就是本身的文明修养，使不服者自己改变，觉得你好，愿意亲近你，归顺你，自愿加入你的国家，使你的国家变大，而不是通过征服来扩大疆土。这在今天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精彩的思想就是深知爱与谦卑无比强大的力量。《易经》里有“谦卦”，形容谦卑者为“谦谦君子”，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周易·谦卦第十五》)。《战国策·燕策》有一个燕昭王求士的故事。燕昭王要强国，采取了手下策士郭隗的方案，以诚心广招天下一流人才，结果如愿以偿。这个诚心就是谦卑：“朝其门下”，“卑身厚币”，不是让天下贤者来觐见燕昭王，而是燕昭王亲自到贤者门下拜见他，做他的学生；以身下人，再加上很高的经济待遇。为了表示这种姿态，首先对知名度平平的郭隗“筑宫而师之”。那些更有名的策士看到郭隗都被如此对待，便争相前往。谦卑还表现在燕昭王对国内民众的关爱，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燕昭王做成了弱者，而实际上，“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燕国实现了富强。郭隗的话总结了谦卑的力量：“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天下最大的政治事业不外乎称帝，你把所有人都当老师对待，才能成帝业。
中国早期哲人的这些深刻思想不是停留在思辨层面上的，而是实际可操作的。如今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不通，我们反对西方强权政治，先秦的道德政治理念恰恰能够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新秩序提供启发。可惜连我们自己恐怕也并不相信它。
那是一种活的思想，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它并不只属于中国古代，它是普适的道德，是全世界虽然都未能做到但都会欢迎的道德。在西方世界，耶稣对它的涵义作了最直截了当的阐发。
耶稣首先通过行动阐释爱与谦卑。他说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但却甘愿受死，为的是免除人的罪。保罗说，为罪人去死，除了因为爱，不可能有别的原因。这也彰显了谦卑的涵义，因为比起罪人，耶稣似乎更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在《马太福音》里耶稣提到了“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在耶稣的理念中，有福的人都是卑微弱小的，都不是强势者。可是有谁爱强势者、从心底里亲近他呢？耶稣的门徒保罗对爱作过一个集中的铺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里面“忍耐”、“恩慈”、“包容”也都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美德，不同的是，耶稣和保罗指出了人能够做到并坚持以这样一种令自己吃亏的方式行事的原因，那就是信仰。按耶稣和保罗之意，这个世界就是按照爱的原则创造出来的，“凡事互相效力”(《新约·罗马书》第八章)，人类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爱的原则去经营，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尽管西方历史表明耶稣的理念在大部分时间和事情中都没有被人遵行，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称赞这种理念，都声称自己是耶稣的崇拜者。拿破仑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说，他虽然靠武力拥有过巨大的权力和金钱，但他与耶稣无法相比，耶稣以谦卑良善抵抗世界上的军队和武器，却反而赢得永恒的国度，而亚历山大、凯撒和他自己只是过眼云烟③。歌德说过，人的头脑无论在其他各方面怎样进步，都不能超越从福音书中迸发出来的道德精神④。今天，从历届美国总统到各界要人，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无不坚称自己是耶稣的信仰者。这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耶稣的道德信条具有普适的价值，超越了时间和国度。
四、高尚道德不适合大众文化——一个伪命题
古今中外最有智慧的贤哲思考的道德价值是否适合大众文化，能否在大众心目中获得共鸣？
以下两个误区是产生这种担心的主要原因：第一，认为大思想家思考的都是高深的学术问题，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生活实践，与大众并没有直接关系；爱与谦卑是一种很好的理想，但那是高尚人的话题，老百姓想不到那么深。第二，大众关心的主要是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柴，是关系肉体生存的实际利益；大众文化应该立足于“人是自私的”，与日常生存相关的实惠话题才受老百姓欢迎。
第一点之所以是误区，是因为它混淆了学者和思想家。学者用学科的话语讨论问题，提出的问题已经学科化了，不懂得学科范畴就无法充分理解。但思想家不一样，孔子之所以是思想家，因为他思考的是人生存的大问题，是始源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人们一直面临但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回答的。大众并不会因躲避这些问题而减少困惑。有时候思想家也用学科范畴来讨论，但那些讨论可以容易地还原到实际生存际遇。所以，思想家的言论可以进入小学课本、大众读物。
第二点之所以是误区，是因为用高雅和低俗对价值加以区分，并且把低俗归于大众，把低俗与大众混为一谈。爱并不低俗，但也不是高雅的话题；它是人的本能。母亲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并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大众完全懂得爱的语言，眼神、手势、姿态、行为和话语，只要传达的是爱，没有难解的符号。《礼记》里提及的“七情”里就有爱，《礼记》说这是本能，不需要学习，所谓“弗学而能”⑤。
这种本能一直就有，问题是在大众文化的价值误导下被遮盖了。今天的大众文化大加探讨深化的是欲望和欲望的实现，是成功和成功者，是等价交换。这些话题的确现实，但不真实。媒体在报道这些把现实混同于真实的话题时经常可悲地掩盖了事实真相。2011年6月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⑥：深圳少女刘文秀为救一位在天桥上准备跳桥自杀的陌生男子，亲吻了该男子。媒体赞扬这种救人的举止，不过那是从结果的角度看的，而报道聚焦的是少女对陌生男子的亲吻。实际上，这位被媒体称为“陌生男子”的人是一位比刘文秀更年轻的男孩。这种处理透露出媒体希望推销的各种现实的卖点。但在报道中有一些值得深入发掘的细节却被普遍遗漏了。这位少女曾经有过与被救主人公相似的遭遇，她真心倾听男孩的哭诉，她听到男孩的家庭冷漠时感同身受，有一个细节是少女与这位男孩居然一起哭了起来。这是这一幕救人情节中一个伟大的时刻，事后一些情况也表明，男孩之所以被救是因为有人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他感到有人真正倾听他的倾诉，真正同情他，感到被关怀，不再绝望。这才是真相，才应该成为“卖点”。至于那个亲吻，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行为，或者带有伸手拉住男孩的功效，并不是这幕大戏的关键点。这则新闻如果以同情和爱的视角去报道，会产生真正的价值导向，会感动所有大众，会有持续不断的后续报道。
韩剧在中国曾经引起的迷恋，也说明了爱与谦卑这些高尚的道德其实是最大众化的。韩剧中最常见的主题就是用慈爱化解仇恨和嫉妒，用忍耐换取理解和支持，讲屈辱者最终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彰显的结局是年轻人用忍耐和孝心解除家长对自己真挚爱情设置的种种障碍，受害者用矢志不渝的纯朴爱心令加害者不忍心再加害，从而幡然悔悟；没有报复，没有等价交换；报复者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失去价值，不是无法实现报复，而是即使实现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它换不来任何幸福。在中国最受欢迎的韩剧就是用这一同样的逻辑重复制造出来的。国情的不同、艺术风格的区别都没有阻碍它在中国走红。曾经有电视剧专业制作者告诉我，他们对韩剧作过仔细剖析和研究，没有在艺术上找到任何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惊讶于它的成功。他的这个说法证明了韩剧流行(大众化)的原因。艺术表现的创新需要专业知识，它的观众也要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先锋派艺术因此首先在精英圈流行。韩剧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而只是一再以爱与谦卑的主题触动大众最敏感的神经，它就是以大众文化为诉求的。
与其用毕生精力发明震惊世界的艺术手法，挖空心思迎合大众口味，或者固守几个自以为是的通俗大众文化要素，不如扪心自问，哪些东西能够真正感动我们，因而感动大众。比如，我们能否以李香山死亡之悟作为主题和支点，写写活人的生活？写写一个人如何在现实中身体力行“都是亲人”以及“给你们当牛做马”的生活，体会其中的幸福感满足感，而不是“将错就错”的无奈和沮丧感？让道德和价值观念回归基本的出发点，让爱与谦卑显示它迷人的魅力，这需要诚实，勇气，开拓精神，但并不需要高超的文化。当然，当我们在大众文化的形式中不断推进这些价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本身简直深不可测，或者如歌德所说“不可逾越”，它值得我们永远的赞颂。
注释：
①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页。
②薇依：《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参见章力生《世界名人宗教观》，香港证道出版社1961年版，第46页。
④参见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页。
⑤参见王文锦《礼记译解》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8页。
⑥载《深圳晚报》2011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