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量出为入”的货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742(2005)01-0051-04
元稹（公元779～831年），字微之，河南洛阳人，中唐著名文学家，任过左拾遗、监察御史、宰相等重要官职。他在任宰相期间倾心写就的《钱货币议状》[1]，深刻分析了当时货币流通中的弊端，鲜明表达了主张“量出为入”的货币管理思想。在如何对待收入与支出的问题上，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量入为出”。《礼记·王制》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2]此项政策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很大的依赖性。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为了改变历史遗传下来的这种弊病，在推行“两税法”时，对货币的管理提出了反向思维：“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为入。”[3]“两税法”的利弊得失，历史上见仁见智者颇多，姑且不论，但它毕竟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对政府征敛行为的一种严格规范，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时隔几十年，元稹一担任宰相就在《钱货议状》中郑重申明要贯彻“量出为入”的思想，并从理论上做了许多新的阐释，使货币管理思维和理念来了一次飞跃，有力推进了货币的发展。他恳切建议唐穆宗将“量出为入”作为国家管理货币的基本政策，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切实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一、总统（领）百役，定额以给资
一个有头脑的政府，应该从宏观上控制国家的经济建设，控制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建设成败的货币流通。在唐代已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实践。史载，唐朝廷曾规定：“一岁一造账，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领焉。”[4]杨炎推行“两税法”时又明确规定，“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之事“以尚书度支总统焉”[5]。这些史料说明，从盛唐到中唐的数十年中，唐朝廷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货币“造账”预算制度，其“造账”预算有对象、范围、时间安排、实施方法和步骤等。为了保证预算制度的贯彻执行，或设置中央政府职能机构“户部”以“总领”，或指定专门权臣尚书以“总统”。
无稹积极肯定了历史上“总统（领）”“百役”的宏观经济思想，并在货币管理中加以具体落实。如何“总统（领）”？可分三步。第一步，通盘考虑，合理安排国家急办之“役”事，并制定一个可行性的计划。元稹在另一篇文章《钱重物轻议》中有曰：“宜令百僚各随所见，作利害状类会奏闻者。”[6]朝廷要广泛征求并“会”集各级官吏对“百役”发表的“见”解即“奏”议，“闻”听其所“作利害状类”，在“会奏”过程中形成国家统一的“百役”计划。第二步，根据“百役”计划所“量”之“出”去统筹资金即“为入”之“货财”（与货币，或钱，或钱货同义）。《钱货议状》曰：“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根据“量出”的需求数额去“为入”“天下之财”。二是在“为入”过程中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方案，正确处理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大部分“上供”朝廷，小部分或“留使”或“留州”，以照顾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调动其办事的积极性。第三步，抓住“量出为入”的要义“量”与“为”以行事。“量”不仅有计“量”，还有“量”力而行的意思。要从实际出发衡量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不能过分加码，过犹不及。“为”就是作为、行为，指“入”的具体动作、措施。“为入”与“量出”要协调统一，“受财以轻费”。一个“轻”字表达了对“出”、“入”的具体要求：“出”时要有节制，量体裁衣，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作用，决不能侈靡浪费；在“入”时要以爱民为先，“取之”留有余地，决不可“竭泽而渔”。“百姓，国家之百姓也”，国家货财的泉源。只有百姓殷富“有余”，国家才有丰富“为入”之泉源；只有源源流长，方能取之不竭。如此，国用充足，按预算“定额以给资”，国家所“总统（领）”的“百役”才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才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
二、令禁进献，丰源以蓄藏
古人谓钱为泉，其流如川。泉水在河床流动可造福于大地，若冲决大堤则危害苍生。有泉水特质的货币按其自身的规律流通，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如果溢出渠道而泛滥就会侵蚀和动摇政权。元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钱货议状》中指出，钱货“欺滥遍行于市井”，其最大之“弊”乃是“进献”：有“藩镇大臣不时之献”；有“度支转运别进之名”；“近制有年进月进之名，有正至三节之献”。这“正至三节”之“正”，指正月初一；“至”，指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三节”指“三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下元节。不分年月日，时时要“进献”，名目繁多，种种色色，五花八门。进献者，官吏向皇帝进贡献纳货财以及价值昂贵的物品之谓也。官吏们打着“进献”的旗号随心所欲地扩张征敛范围，增加征敛数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究其目的或借以求宠于主而向上攀爬，或借以截留“供财”而中饱私囊，或两者兼而有之。正如《钱货议状》所深刻揭露的：“节将（指节度使）有进献以市国恩者，有贿遗以买私名者，有藏镪滞帛以贻子孙者，有高楼广榭以炽第宅者。”
“进献”本是朝廷为了解决“国用不充”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种征敛方法，用得适当，百姓或可勉强接受。但在实行中，各级贪官污吏把它变成了敲骨吸髓以谋取私利的残酷手段。他们用这种手段把大量货财沟溢出正规渠道“滥行”，或用以“市国恩”，或用以“买私名”，或用以“贻子孙”，或用以“炽宅第”。他们用货财行贿受贿，“高楼广榭”、“藏镪滞帛”，形成了阴沟里的一股股黑流。这种污流祸水不停地腐蚀着官吏的心灵，冲浸着政权的基脚，使政权构架动摇晃荡，岌岌可危。
元稹面对因货财“滥行”而造成的危险形势，紧急“奉宣进止如前”，坦坦陈述自己的见解。《钱货议状》认为，树有根，源有头，官吏们“滥行”货财的根源在皇帝实行的“进献”制度。只有挖断这个根源才能防止货财“滥行”。于是，他向皇帝郑重请求，“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便可以“革其弊”。他敢犯龙颜，一连用“禁”、“罢”等如此严肃、坚决、果断之词来制止皇上之行为，确实有冒杀头的危险。但他自信，作“状”事实凿凿，表之以忠心，动之以真情，晓之以道理，或能触动皇帝的心魂。皇帝从维护自身的利益着想，或不得不深慎其“状”，嘉纳其议，加大整治货财“滥行”的力度，争获更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皇帝下令坚决禁止“不时之献”，罢黜“别进之名”，就能拦住其侵害百姓的钩爪锯牙，就能使“国家之百姓”得以“安定”就能堵住官吏们“征税暗加”的借口，就能减少“成我之怨府”（即化解民众聚焦于朝廷的怨恨），从而缓和阶级矛盾。“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人安”居乐业，就能集中精力从事生产，丰富社会财源。“货财，国家之货财，不足则取之”于“蓄藏”丰富之民，何乐而不为？
三、深刑赃罪，开塞以上供
按“两税法”之规定，所征“天下之财”应大部分“上供”朝廷。但长期以来“供”不到位，“国用不充”，严重影响了政府“量出”计划的落实。产生这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上供”渠道被贪赃枉法的官吏严重阻塞。阻塞的具体状况，元稹在《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中作了深刻揭露：节度使严砺“在任日擅籍没”“上供”货财，“自丰私室”；其“管理产业，阡陌相连，童仆资财，动以万计”。该文还列举了若干州官横暴加征以厉民，“不奉常典”以贪墨的数十笔具体账目，数额巨大[7]。窥一斑可见全豹。其时，官官贪私，层层设阻，货财不能，无以上达。而“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朝廷“受财有数也，此又何从而得之”？
朝廷无法正常“得之”“有数”的“俸入”，国库日渐空虚，基础崩溃，建筑其上的政权构架就会倾复坍塌。如何挽救？上策是依法加强吏治，“深赃罪之刑”，加重对截留“上供”货财而贪私的官吏以严厉的刑罚。元稹“自称”这是最有效的“革弊之术”。采用其“术”，“皆可以救一时之弊”，疏通被贪赃枉法的官吏们阻塞了的“上供”渠道。
如何“深赃罪之刑”？元稹依前人之见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当务之急做了深刻的申述。务急之一，建立中央集权的货财管理制度，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不给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可乘之机。元稹曰：“古今言钱币之轻重者熟矣。”古今之人深思熟虑的结论是，“货财，国家之货财也”，或取或舍，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按相关政策办事，要符合客观实际，要谨防贪官钻空子、耍花招、鹰鸷其手以求一逞。元稹在《授王播中书侍郎平章事兼盐铁使制》中强调，各个官吏只能各司其职，不能超越权限以“侵货泉之任；而主会计校盈虚者，不得参邦国（货财决断）之重”[8]。务急之二，亦是急中之急，“天下之财”，“在我（指皇帝）而已”。皇帝要独揽财权，从总体上直接操纵货财之“出”“入”。既是“独揽”，就要收回过去“授”给官吏管理货财的“重柄”，防止他们“假之权利”而“成我之怨府”，制止那些心怀鬼胎的贪官借机发泄私愤。
《钱货议状》恳求皇帝“施赏罚必行之令”。上述两个“当务之急”，就是对贪赃枉法者施行的严刑峻罚，就是对货财“上供”采取的法律措施。刑罚严峻与否，最终要看落实情况。只有坚决用之于实践，立停“纸上谈兵”的议论，才能取得效果。元稹曰：“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因此必须严肃法纪，严惩犯法之徒，决不姑息养奸。《钱货议状》不仅深刻揭露了贪赃枉法者“滥行”货财的罪行，而且对政府执法力度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岂法不便于时也？盖行之不至也。”质疑的目的在引起皇帝对“救弊”的重视。从正面解释，元稹是在奏请皇帝采用“鞭”、“黜”、“坏”等措施严厉打击货财犯罪者，并采用奖赏办法鼓励检举揭发者。惩处与奖励并用，或可以收到良好的“革弊”效果。
《钱货议状》指出，朝廷只要依法用“鞭”“黜”等手段严厉打击“滥行”货财的官吏，彻底“坏”其“蓄藏”（即抄没他们的家财），就能斩断他们贪污的魔爪，就能开启被堵塞的流通渠道，就能使“上供”或“俸入”的货财顺畅地输入国库。其理论依据是：“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暗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官吏之“上供”“或损或益者，盖法有行不行之谓也”。
四、峻厉风宪，纯俗以轻费
唐朝“有年进月进之名，有正至三节之献”等严厉朝规，“进献”者急如星火，络绎不绝。贪官污吏趁机疯狂侵吞货财。社会在货财“滥行”的祸水浸泡下，民众之心灵亦被严重腐蚀，争羡奢侈，或萌生盗心，铤而走险，俗风混浊，每况愈下。民俗风尚是政府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民风颓丧靡糜，政府必定沉疴腐败。
社会货财“有常”，是一个整体“蛋饼”。如果“蛋饼”被大肆切割用于奢侈之耗，国家亟需的“百役之费”就会大为减损。针对此种情况，《钱货议状》曰：“今陛下初临亿兆”，应该制“节侈靡之俗”，大力提倡朴素俭约即“轻费”的消费思想，反对铺张浪费，纯清社会俗尚。要纯俗，必先“峻风宪之举”。峻，《说文·段注》：“高大”之意，可引申为严厉、严格。政府要身体力行，严格风任法度的一举一动，“绝遗贿之私”，给老百姓树立良好的楷范。所谓“绝遗贿之私”有几层意思：一要严格厉行“圣祖仁宗之法制”，坚决禁止官吏相互赠送货财以阴相勾结的恶习，坚决打击上下受贿行贿以毁“国恩”的罪行；二要劝勉民众推崇良好的习尚，自觉抵制败伤名节的行为；三要发布“用钱不得加除之榜”，禁止任何人或私铸钱币以假冒真，或销毁钱币而铸造铜器，借以形成人人爱护钱币，合理使用钱币，积极促进货币按自身规律流通的社会风气。如此，官吏示范，民众守法，“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元稹，《戒励风俗德音》）[9]，以俭为美，就能使货币流通顺畅，商品交换发达，社会秩序井然。
五、慎选字人，莅廉以生息
官吏是政府政策的具体贯彻者，其行为或廉明或贪贿直接影响货币价值作用的发挥。《钱货议状》明确指出：“廉能莅之则生息，贪愚莅之则败伤。”为了说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作者又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全国货币形态和货币交换的状况：“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由于政府货币政策不统一、不坚定，铜币流通“欺滥”，信誉程度低下，加之有些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信息滞塞等多种原因，使唐代长期货币形态杂乱，或钱帛兼行，或以物易物，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发展有其规律性，政府及其官吏的职责就是引导其顺应规律的发展。解决这种问题，“前人以之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险峻的现实形势，引起“后人以之忧”。元稹“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只有选择廉能者充当重要官职才能解决货币流通中的深刻矛盾。此所谓“盖得人则理之明验也”，即只要选用清廉强干之人担任其官职，这个道理就能得到明确的验证。悠悠万事，“得”“廉能”之人为大。为此，《钱货议状》从正反两方面列举了两个典型事例。
典型事例之一，东郡官吏“贪愚”，明目张胆地在交换场中滥用职权以乱市，千方百计地在污泥恶水中兴风作浪以牟私，致使货币“欺滥遍行于市井”，致使货币“以之耗损”，行情“败伤”，价值大贬，钱不值钱。
典型事例之二，“西郡以之赢”。西郡官吏比较廉明公正，努力用朝中授予的“重柄”去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积极发挥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货币不断升值“生息”。
无稹在深刻分析现实状况中反复奏明皇帝，要使货币升值“生息”，关键是“得人”，得“廉能”之人。何从“得”之？“精核考课之条，慎选字人之长”，即精心制定考核官吏的条例，并按条例规定的标准慎重选择拔擢那些能爱抚百姓、关心民生的能干而廉洁的官吏。既用之则信之，在国家统一管理之下，“授之重柄，假之利权”，充分发挥其管理货币的积极性，促进货币在流通中不断升值“生息”。只要货币不断升值“生息”，社会经济就能繁荣昌盛，国库就能充实丰盈。
封建统治者自诩其经济自给自足，不去也不想发挥货币交换的作用。在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重压之下，那些长期衣不蔽寒，食不果腹的广大民众的心灵被扭曲变形，或形成了非常固执的以“自”为中心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作茧自缚，抑气屏息。多奉“量入为出”为最高消费准则，总是扳着指头计算手中少得可怜的货币，不敢稍有放松，也不敢萌生寻找市场赚钱的念头。物换星移，寒暑交替，社会经济总是处于几近停滞的状态。人们要想改变这种窒息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调换一种思维方式，咬断丝缚，冲出茧壳，死里求生。元稹坚持在货币管理中“量出为入”，无疑是向顽固茧壳的一口狠咬，是对封闭生存环境的一次大力冲击。这一口狠咬，终于使茧壳露出了孔隙；这一次大力冲击，终于使死水一潭的思想掀起了波澜。人们开始一步一步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宏观与微观、消费与生产、投入与产出等方面的关系，而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堪为中国经济——货币思想发展史上一团能经无数风雨袭打而不熄灭的智慧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