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新时期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也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拟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此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而这场讨论，直接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转折的实现。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等人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长达10年的内乱。此后，为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重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正常秩序，解决长时期积累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共中央作出了多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但尽管如此，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和国家的工作并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这固然是因为在短期内消除“文革”造成的混乱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更重要的还在于，华国锋等领导人提出和推行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指导思想上延续着“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错误。他们不能够正确解决既要消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难题。以为既要维护毛泽东，就不能指出和纠正他所犯的“文化大革命”错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经过华国锋批准发表的联合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一思想，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左”倾错误不可能得到彻底的纠正，党和国家也很难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真正走出。
“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受到了全党上下的反对和抵制。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的思想体系。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详尽：“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7月，他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P42)此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提出了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查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耀邦亲自审定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一些人的严重责难。而邓小平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针对反对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人指出：“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1](P114)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1](P126)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P143)由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支持和积极组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这一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从过去种种“左”的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来看待和判定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直接推动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恢复了党在延安整风时就确定的正确思想路线。
第二，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正式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自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2](P3)全会还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2](P4)
第四，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长期遭到破坏的惨痛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保障党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P7)
第五，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过去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邓小平彻底平反，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全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于全面评价毛泽东和全国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这一复杂问题，则决定留待以后解决，不匆忙进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斗争中，在消除“文革”造成的混乱方面，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因为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招致了党内外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批评，不得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此后，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但从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领导全面改革开放，构筑邓小平理论轮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此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近10年的时间内，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突破，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也逐步形成。
第一，支持农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体制。新时期的改革，是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突破的。1958年以后，由于人民公社在经营管理上过于集中，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致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到1978年时，全国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人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对党和国家、对农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冒着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单干”的风险，坚定地支持和推行农民创造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安徽等地开展的农村改革，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一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对于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1980年9月，中央印发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1982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198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废除人民公社制度。1985年，又决定取消实行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这一切，带来了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兴办经济特区，迈出对外开放大步。由于主观和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是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这一状况。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5月，又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与农村改革一样，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怀疑和指责。有人把经济特区与过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有人说经济特区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有人把对外开放简单地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1984年1、2月间，邓小平专门考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它们的建设成就和方向。回京后，他又找中央有关负责人，商讨办法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人指导思想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3](P51-52)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又决定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7年8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建议，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决议。
第三，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格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1958年后，由于在所有制方面盲目求纯，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越大越公越好，个体和私营经济被消灭殆尽，给经济建设、城镇劳动就业、人民生活等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
1979年前后，全国1000多万知识青年回城，需要安排工作。城市中也有大批新的毕业生需要就业。在国家难以全部包下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广开门路，搞活经济，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后，集体、个体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
在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得到了深化。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4](P580)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不仅提出要继续鼓励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还提出要继续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并认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样，就破除了过去长时期存在的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公有制的观念。
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文革”以前，虽然有人提出过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但没有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大的作用，有的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决策层和理论界重新重视发挥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5](P1136)1984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4](P568)这一认识，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规定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热情肯定了这一重要文件，认为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P83)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决定》的精神，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问题也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针对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方式问题上存在的“板块式结合”、“渗透式结合”、“胶体式结合”等观点，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2](P27)这就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
第五，重申了生产力的标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检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也作过很好的论述。但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却犯了脱离生产力谈论生产关系，盲目追求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的错误。因此，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也作了较多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2](P58)这样，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生产力标准又为思想解放提供了新的武器。用这样的标准来确定改革的内容、估量改革的得失，认识就容易统一，就不会陷于无谓的争论。
第六，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否正确地认识国情，直接关系到能否确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国情问题上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1981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决议》再一次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了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党的负责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P252)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所应坚持的基本路线等问题。这就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与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模式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选择。1956年，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但是，他的探索没有成功，最终走上了“文革”歧途。1979年3月，邓小平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毛泽东同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P163)1982年，他又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2-3)1987年10月，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概括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并首次将其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发表南方谈话，开启改革开放新阶段
1989年，正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按照中共十三大的部署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时，中国国内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了剧变。严峻的现实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分析国内外风波出现的原因，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何种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的政策走向。
早在1989年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邓小平就强调，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在此之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一思想。但是，在1989年下半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有一些人认为，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风波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失误”造成的。因而，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某些重大举措提出了责难。如认为办经济特区是引进资本主义，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乡镇企业是产生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温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了两极分化；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主张搞资本主义，等等。有的人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对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种认识，严重妨碍着改革的演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严厉批评，更在实际上提出了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老路的问题。对此，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3](P364)1991年1、2月间，他在上海视察时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3](P367)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在3、4月间以“皇甫平”名义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4篇评论文章。指出：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但是，文章发表后，竟然受到了北京一些重要报刊的公开批判。
在此情况下，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的谈话中，针对妨碍改革开放的种种议论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他还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引进外资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问题、地区贫富差距问题等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并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P375)。
邓小平的谈话，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28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将谈话印发全党。3月9日和10日，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5](P1971)经过进一步研究，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上的作用。”[5](P2069)针对当时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三种提法，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并且主张不再强调“有计划”三个字。这些意见，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赞同。
在全党思想逐步统一的基础上，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P18-19)这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战略上的最重大的突破，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十四大报告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十四大报告还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
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又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准备了条件。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突破陈规，善于总结经验，逐步提出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邓小平破除了一个又一个阻碍我们前进的思想障碍。这诸多障碍从何而来？大体而言，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旧的习惯势力；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三是对社会主义正确原则的扭曲。而这三个方面又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长期被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来说，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经济特征的苏联模式，便成了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选择。这种认识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理论被严重扭曲，一些空想的、错误的、甚至是封建的东西被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下。正是这样的历史遗产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碍，受到种种纠缠的困扰。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因此，扫除思想解放的障碍也要靠实践。从家庭承包经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的组织与制度创新，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乃至写进了中国的宪法。然而，为什么他们最初出现时，几乎总是要受到批判、指责？应当怎样为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前进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这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树立好的学风，摒弃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里找答案的做法，在理论研究中始终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始终坚持破除思想障碍的有力武器——邓小平在思想解放过程中重申和提出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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