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思潮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10-0039-07
与民主、平等、自由等一些有着同样特征的词汇一样，科学也是西方的产物，略有不同的是，科学因其显而易见的功用以及与政治相对距离较大等特点，有幸成为流传最早、且所受阻力最小的一种。这种状况决定了科学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发生异化，即由用于开发人类心智的工具演化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剖析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角色演变，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能对人类处在科学的影响无所不在的今天，如何面对科学的局限，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一
在古代西方，科学与宗教是混为一体的。到18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限逐步厘清，即科学专以事实为对象，宗教则以信仰为对象，近代科学由此宣告诞生。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是在17世纪，由于这时的科学还没有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加上传输科学的中介大都是信奉上帝的传教士，因此，传入中国的科学在事实之外也带有某种信仰的成分。本来，西方人的信仰与中国以儒教为核心的信仰是有根本差异的，但由于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历法知识等，非但没有构成对中国统治秩序的威胁，反而为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永恒性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与科学混杂一起的信仰问题，没有凸显为主导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吸引中国人的不是上帝或基督教教义，而是以事实为对象的科学或世俗知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西方科学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关头，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中西接触一下子中断了上百年。当19世纪40年代中国再度面对西方时，情形有了很大改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科学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当科学假坚船利炮之威猛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人们一时难以把它与17世纪那张和颜悦色的面孔联系起来，冷漠、敌视是当时人的下意识反应。但是，当手持大刀长矛的中国人再也无法闭上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时，便不得不转换思路，应对变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古已有之的招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派上用场，这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新式船炮，抵御西方势力的入侵。
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科学，虽然在中国的传播中也遇到过一些阻力，比如，有人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借口，否认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有人则担心这个陌生的家伙会搅乱社会，腐蚀人心，败坏风气，因此将其斥为“奇技淫巧”而坚决抵拒。但就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的传播所遇到的阻力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在西方已经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一个多世纪，传入中国的科学没有混杂明显的信仰成分，这样，它在传播中就不大可能遇到深层次的阻力。其次，17世纪西学东渐所养成的讲求科学之风，在江、浙、皖一带的知识分子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风气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的再度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学术环境。再次，外国军队“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的种种事实，不啻在为科学的传播鸣锣开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何人、持何种理由、抱多大决心，都无法挡住科学传播的脚步。
到70年代，一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合乎逻辑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不少地方办起了“船政局”、“制造局”。这些局不仅造船造炮，还翻译出版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书籍，同时也组织派遣一些青年学子到国外学习造船造炮等先进技术。这个时期的所谓科学，一般用“格致”称谓，如格致书院，格致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洋务新政前后进行了30年，但从西方学来的那点“长技”却没能完成“制夷”的目的，这种结果免不了引来人们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有趣的是，构成批评这场运动主体的并不是当初拒绝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所谓顽固派，而是这场运动的一批受惠者和参与者；批评的矛头也不是针对它的初衷，而是由它的结果追究其过程，责其学习西方不得要领，所谓仅袭皮毛而不谙精髓。思想界的这种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科学是不是奇技淫巧、该不该在中国流传，已经成为一个有了公认答案、无需继续争论的问题。科学技术被宣布为西学的皮毛，表明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转到了如何把这种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即由技术层面推向社会政治层面。
在推进这种变革的过程中，科学既被确立为追求的目标，也被用来论证这种变革的合理性。早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系统传入中国之前，兴趣广泛的康有为就从各种渠道获得了诸如“人自猿猴变出”、“海之所生，蚧为最先”等知识，他把这些知识援引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上：“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康有为：《论语注》，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进化论知识对于坚定他对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信念发挥了积极作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使进化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后，成为时人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依据。处于亡国灭种危急关头的中国，惟有通过变法维新，才有望摆脱被淘汰的厄运。这里，进化是一代人追求的目标，进化论则是这种追求的合理性依据。
深化向西方学习的要求是与人们的西学视野在不断地扩大交互影响、相伴而行的。当人们意识到把西学限于“技艺”的范畴将无法解决中国面对的难题时，已经预示着西方科学将要冲破束缚，向着更广阔的范围挺进。1893年冬，上海格致书院聘请郑观应为其学生命题一事，或许就能反映出这种变化。格致书院，顾名思义，主要是以自然科学（格致学）为其学习和研究对象的，但郑观应给学生的命题却是：中国能否开议院。郑观应是西方议会制的积极倡导者，这个命题显然是从他个人的兴趣来的。但是，命题是让学生回答的，假如学生在此之前对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没有一定了解，怎么能够比较中外并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呢？书院又怎么会聘请郑观应来命题呢？很显然，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进入格致书院学生的视野。此后，随着严译名著的大量出版，西方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便彻底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广泛触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学科和领域。为了推进这种发展，体系变得越来越庞杂的科学又被人们划分为“西艺”和“西政”两部分，追捧“西政”，即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成为时尚。
西学视野的扩大，刺激着人们自觉比较中西的意识，认识一步步接近其实质。其中，严复提出的西方文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的论断，可谓是对中西两种文化根本差异的深刻揭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真与伪”、“公与私”，不仅仅是对某种事实的描述，它更表达了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伪”与“私”同“真”与“公”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孰值得推崇，孰该受到贬斥，尽在不言之中。从这个角度讲，该论断“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认识的深化，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学不仅一步步地扩大了领域，也提高了身价。在其面前，不仅不再有禁区，而且也无人敢于公然冒犯，地位之高，诚如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二
科学，无论其关涉的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或思维，它都是以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为其目的的，是一种成体系的知识，一种工具理性，本身不含任何价值的意义。正是这个特性，使科学得以在中国较早地流传开来。但是，随着传统政治一文化格局一步步走向崩溃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失范，寻求新的能整合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急迫地提上日程，科学便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伴随着科学由技术层面向社会政治思维层面的全方位推进，科学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越来越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到五四时期形成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西方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落户到中国后，再度与信仰缠绕在一起，信仰甚至替代知识成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主要特性。科学在工具理性之外，又有了价值理性的意义。
五四前中国人的科学观，就主流而言，主要是从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科学的，但是，仔细品味则不难发现，一些影响五四科学思潮走向的思想端倪已经有所显露。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理路中对西方科技所作的“长技”和“为用”的简单表述，实际上已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技”不是简单的技艺，而是超乎寻常的“长”技，“用”不仅仅相对“体”而言，同时是可以“为”用的。一个“长”字，一个“用”字，非常直观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至少是在实用价值方面的肯定。
对于近代中国人科学观念的影响，严复的作用最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和藉科学方法以反对传统上。由于严复所接触的西学大都局限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之内，所以由培根开其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即严复所谓“实测内籀之学”便成为他推崇的对象。严复在探究西方的富强之道时发现，虽然“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所无往而不荒虚”，但“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引者注）氏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严复集》，第1册，4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除了所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知识背景影响外，更与他对造成“旧学”“无用”、“无实”根源的探究分不开。他发现造成“旧学”的弊端，“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把造成“旧学”和“新学”有用无用、有实无实的根源，归之于认识事物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即“臆造”还是“实测”，认识论的意义由此充分展现出来。此外，“新学”与“旧学”的长短优劣是在相互参照下发现的，对“臆造”的不满构成对“实测”追求的动力，对“实测”的信心又强化着对“臆造”的批判意识。这里，对“实测”法的倡扬实际上蕴涵了对“旧学”的某种抨击。可以说，严复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不仅影响了后人对科学方法的取舍，也开创了藉科学方法以反对传统文化的先河。
旧意识形态权威的丧失，为科学的挺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仅在名词上严复所谓的“格致”为“科学”所取代，且对其价值的肯定也较严复更加表露无遗：“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独秀文存》，24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这里，科学是被当作将人类从黑暗引入光明的救世主来看待的，科学因此也就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极其正当的地位。这种叙事方式，虽显简单，却又不失为有效，对于注重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事实，足以消解对“德赛两先生”的地位和价值作进一步理论阐释的必要。五四时期，不论是哪一种价值，只要在西方的历史上曾被证明或认为是有效的、行得通的，也就一概认为同样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直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之前，这一点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德赛两先生”被提升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被确定为救治一切黑暗的灵丹妙药，主要依据的就是对西方经验事实的描述。
由西方经验事实出发对科学价值的认定，注重的不是有关科学的知识和理论，而主要是严复思路下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西方社会由“黑暗”走向“光明”历史的描述，本身即赋予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若没有人们观念的巨大变革和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个历史进程是绝然不可想像的。科学的意义正在于：科学精神的倡扬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变革，科学方法的运用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受这种认知的影响，在五四知识分子的科学理念中，科学的意义便集中体现为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
所谓科学的方法，演绎法虽曾被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及，比如胡适讲：“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的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相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集，2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但相比之下，受传统治学方法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更易接受归纳法。这一点，不仅为胡适所揭示的此前治学中存在的忽视演绎法的现象所证实，而且，也为胡适这番议论之后学界在此问题上依然如故的事实所验证。即使是胡适本人，两种方法相比较，在他脑子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归纳法。其缘由，或许可从他对东西方治学方法所作的一番评论中窥知一二：“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同上书，第1集，第269页。）胡适对科学方法的这种理解和认可，在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方法的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丁文江是五四时期深信科学方法万能的代表人物，他曾阐释说：“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科学与人生观》，5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不论是胡适的从经验常识着手治学，还是丁文江的由分类求秩序，其方法很显然都是建立在从特殊到一般基础上的归纳法，而不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
所谓科学的精神主要是指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化，即不受“子曰诗云”的影响，依据事实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判断。就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实质内容。因此，对科学方法的肯定即是对科学精神的倡扬。以胡适为例，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就是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的精义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此可见，五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科学，不论就其方法看还是就其精神言，都是严复首倡的英国经验主义知识传统下的逻辑归纳法。
与推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相伴而行的是对科学功能的泛化。由于推崇科学的人认定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外，找不出别的原动力，所以强调，人类不仅要把科学当作“备物最有力的新法”，还须自觉到“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胡适文集》，第3集，第302页。）他们坦言：“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同上书，第4集，第9页。）他们公然要求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独秀文存》，第9页。）在急需新的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动员的历史条件下，“努力科学”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深信不疑。科学主义不可阻遏地泛滥起来。
三
科学从受人尊崇，到无人“敢于公然毁谤”，再到太多的人相信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短短30年，便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宰。无可否认，这个演进事实本身即证明了科学的价值和推崇科学的意义。就五四而言，异常热闹的思想文化氛围和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适度变革，都表明陈独秀请“赛先生”作中国的启蒙大师确属有远见之举。然而，我们在对科学的启蒙价值予以肯定的同时，却不应忽略科学的方法万能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影响。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有可能走向其反面。这一点，在由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中有非常典型的体现。
广义的五四，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一面旗帜，“赛先生”首先是被当作启蒙大师看待的。但是，推崇科学的人，却在为“赛先生”争得这种社会地位的努力中，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位先生有可能扮演反面角色的因子。这些人虽然明确要求将“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然而，由于他们在开除上帝的同时，又把人们的精神交给了一个新的控制者，即科学的方法，就使得“开除了上帝的名额”的壮举，实现不了“放逐了精神的元素”的目标，在朝拜的庙堂尚存、朝拜的意识依旧的情况下，仅仅换个菩萨面孔，是很难把人们从巨大的精神束缚中解救出来的。可以说，科学的方法万能论，使“赛先生”摇身一变，成了替代“子曰诗云”的中国人的新偶像。
美国科学哲学界的怪才费耶阿本德认为：“那些注视历史提供的丰富材料的人，那些不愿为了满足低下的本能，为了满足想从清晰性、精确性、客观性和真理得到理智安宁的欲望，而把史料弄得枯燥乏味的人，将会明白，只有一条原理可以在一切境况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转引自刘大椿：《科学哲学》，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而相信科学方法万能的五四知识分子奉行的恰恰是：除科学之外，怎么都不行。批判传统文化、确立个体本位、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完善，这是五四旗帜鲜明的奋斗目标。但是，怎么都不行的态度，既有损于科学的批判力，也危及着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动辄以是否科学来谈论问题，评判是非，凡是不在科学名义下进行的，都被视为不科学之举，它们也因此失去了谈论的意义和指导时势的作用。怀疑、容忍本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的内在价值和要求，但这种价值和要求在五四则是以单向度体现的，即只见科学任意挞伐，不见有人敢于冒犯科学。这种对待科学“很象专制宗教家”的态度，就实质而言，已不再构成人们思想解放的动力，相反，倒成了新的思想桎梏。
美国心理学家里奇拉克通过对人的行为条件作用的研究证实，人类在本质上是具有目的的，是目的因决定的，它们对人之所以为人赋予了全然不同的意义。他提醒读者，“绝对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人的本质像机器”。五四时期信仰科学的方法万能的知识分子则坚信，人在本质上与机器没有两样，如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所特别强调的：“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类的机器。机器的效能虽然不一样，性质却是相同。”（《科学与人生观》，第47页。）这种带有明显的准机械论倾向的观点，把“我”当作了会思维的机器，只承认“公例”对“我”的思维的支配作用，无视影响“我”心理活动的情感、自由意志和目的因等复杂因素。这种“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的“变相的运命前定说”，（《饮冰室合集》，第7卷，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因素统统忽略，还如何谈得上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合情合理的阐释？
科学主义的泛滥，是科学的方法万能论演化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因此，在科学方法万能论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对科学的误解或曲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是一个寻找能够整合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但无序的社会现状和人们情绪的极度不安，却从一开始就规定了这种寻找不可能有清晰的节拍，浮躁将构成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类为达到目的所应用的器具；要想选择那种器具合用，那种器具不合用，必须把所有的器具都拿来比较比较，并研究各种器具的由来，变迁，找出进化的路径，看看处现在环境，应该用那种器具才好；但是虽然选定了一种器具，却不可认为真正适应现在环境的；必须试验试验，看他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很好，便算这个器具有价值，如果效果不好，便弃掉再选一个”。（高一涵：《研究政治学的方法》，载《新中国》，第1卷，第8号，1919。）人们虽然把自己认定的某种思想或观念奉为指导社会改造的原则，甚至赋予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然而，它们又是被当作一种“器具”看待的，引起人们关注的首先是其“形”，而不是“神”。只要“形”看上去能适应当时中国的环境，就拿来试验，不行，则一换了之。人们无暇也无意对其“神”作深入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探究。
在通常的情况下，以某种观念或价值为崇尚对象，往往会伴之以对这些观念或价值的深入研究和细微阐发。但在近代中国的科学观念演变中，出现的现象则近乎反常，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既没有获得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支持，本身也没能为科学研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如胡适），声称要“多研究些问题”，从事实验室研究的人（如丁文江），则聚焦于“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上。人们普遍满足于对科学价值的津津乐道，无意作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正是这个极端推崇科学价值的时代，却使科学变成了一个缺乏实际内涵的空洞词藻，以至于不管何种行为都可贯之以科学的名义。30年代中国国民党恢复传统道德文化的努力，就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国民党是“以理论和行动一致的论点为基础”的党，他“要返回古代道德和直觉主义时，却仍称自己是科学的，正是唯科学论乱贴标签的有趣证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五四知识分子既然在科学的理论阐释上没有投入应有的精力，对科学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在他们的认知中，科学不仅没有被正确地定位为一种有具体研究对象和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形态，即使是在其信仰对象，即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阐释方面，也难见精辟之论。受传统治学和严复倡导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科学的方法，通常是归纳法的代名词，演绎法并不包括在内。其实，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归纳法是用来概括由经验获得的事实，至于逻辑必然的知识体系则需要演绎法来建立。换言之，归纳法的目的是确立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演绎法的目的则是组织“现成的”知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忽略演绎法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有失偏颇。所谓科学的精神，是以“拿证据来”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的。问题是，“大胆”的度该如何把握，超出一定的度，还能说是“科学”的吗？“小心”又该小心到什么地步，考据学派的考据够“小心”吗？若够，科学精神不就体现为考据了吗？致力于这样的所谓科学工作，于人生于社会又有多大裨益？
科学在五四得不到很好的理论说明的原因，除受“浮躁”的时代特性制约外，还与五四知识分子的论事方式有关。人们往往是以对西方经验事实的描述为据，来赋予奉行某种新观念新思想以合理性的，这种论事方式使像科学这样的新观念无形中具有了很强的自明性，在成功的经验事实面前，任何理论说明似乎都显多余。此外，“万能”论也受到了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影响，所谓“万能”，表露的正是欲一揽子或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希冀。
导致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待科学态度极端化的原因，除上述诸方面外，还有国际方面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的衰败景象，使“西方没落论”、“科学破产论”甚嚣尘上，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因而愈演愈烈。西方有人哀叹自己的文明走到了尽头，转而把求助的目标投向东方。受此影响，中国也有人为自己的学西方未能学像表示欣慰。西方文明“本源之谬”说一时获得有力支持。面对西方文明在中国人心目中大为褪色的无情现实，自认为是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选择了科学价值的知识分子，便赋予了科学上帝般的尊严和威力，以使其能打动科学意识本来就淡漠、时下又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人的心。
科学技术不发达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但若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无限制地扩大科学的作用范围，则同样会带来不可预想的后果。如今，科技取得了五四人难以想像的长足发展，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不仅“科学的发展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人类机构能予以控制的失控力量”而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担忧，科学在追求价值意义上的低能也为人们所关注。科学与人文如何携手共进，被愈来愈多的人视为现代化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思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及其不良后果，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00-05-28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与人生观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胡适论文; 严复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