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国家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巴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阿以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缓和，由缓和到和解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阿方的主要动因是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各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 民族主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重大变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 族主义孰重孰轻的矛盾不时困扰着阿拉伯世界，这种矛盾和变化直接影响到阿拉伯国家 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阿以关系的发展演变及中东和平进程。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 此重视不够，笔者试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此问题作一阐述。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第181号决议，简称“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在1948年8月 1日前结束。委任统治结束后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阿拉伯国和耶路撒冷国际共管政 权。次年的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比较 浓厚，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实施分治计划，在联合国分治决议投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1947年12月8～17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和也门7国政府首 脑在开罗集会，商讨对策，一致认为分治决议违背了“公理和正义原则”以及民族自决 原则，将把50万阿拉伯人“置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奴役之下”。阿拉伯各国一致声明， 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遵照真主的意旨，决战到最后 胜利”(注：伊崇敬：《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1、518～519 、602、235页。)。随着英军的逐步撤出和巴勒斯坦人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流血冲突的 不断加剧，阿拉伯各国主张出兵拯救巴勒斯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阿拉伯国家的出兵目 的却各不相同。如1948年4月10～12日，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开罗聚会，商讨阿拉伯国 家的正规军进入巴勒斯坦的作战问题。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主张：“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是一个整体，巴勒斯坦是这个整体的沿海部分，而外约旦是其内陆部分”(注：[美]乔 恩·金奇、戴维·金奇等：《中东战争》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因而他在派遣正规军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热心和 积极。埃及则坚持不派正规军的立场，国王法鲁克对各国代表说：“任何阿拉伯军队占 领巴勒斯坦的行动都必须是权宜之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视为是征服或分治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解放后将回到其居民手中，由他们来选择自己的政府。”(注：[美]乔恩· 金奇、戴维·金奇等：《中东战争》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编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在是否派遣正规军参战问题上，法鲁克国王的犹豫态 度表明，当时的埃及政府既想承担自己的阿拉伯盟主责任，又不愿损害埃及自身的国家 利益，这种矛盾心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发生冲突的实际表现，它说明埃 及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影响到埃及政府的对外政策。
以色列领导人对阿拉伯各国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目的十分清楚。梅厄夫人在其回忆 录中说：“埃及人的推进势头是最无情的，虽然在所有入侵军队中，可以肯定，埃及人 得到的好处最少；阿卜杜拉有理由，而这是个坏的理由，但它是存在的，他的目的十分 明确：他要巴勒斯坦全境，尤其是耶路撒冷；黎巴嫩和叙利亚也有理由，他们两国希望 能平分加利利；伊拉克也要参加这场流血，作为额外利益，获得地中海的口岸，如有必 要，可通过约旦。但埃及没有真正的参战目的——除了抢掠、破坏犹太人建设的一切。 ”(注：[以色列]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新华出版社1 986年版，第218页。)埃及的三心二意，使埃及军队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投入战 争，被以军击败是必然的结果。在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使他们难以团结对敌 ，这是失败的重要因素。
1956年10月29日到11月6日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是由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对苏伊士运 河的管辖权引起的。在这场战争中，埃及同控制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英、法两国的对抗是 主要矛盾，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场冲突原不属于阿以冲突范畴。但由于以色列主动加入 英法侵略集团，使这场战争具有了阿以战争的性质。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主动进 攻埃及，其主要原因是它认为纳赛尔政权对它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纳赛尔对以色列 的敌视态度一方面来自前政府遗留下的埃以关系现状。另一方面来自纳赛尔强烈的阿拉 伯民族主义思想和对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认同。纳赛尔对巴勒斯坦人十分同情，1954年他 就公开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仅他们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就足以打消所有为以 色列辩护或证明它无辜的借口。”(注：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埃及、阿拉伯属性和 七月革命》，开罗阿拉伯未来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纳赛尔表示：“我们将和其 它阿拉伯革命力量共同努力，摒弃传统方式，以一种革命方式解放巴勒斯坦。”(注：[ 英]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
纳赛尔的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共鸣，民族主义思想在阿拉伯国家盛行起来。伊 拉克总统阿里夫在巴格达电台说：“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1948年以来 ，我们一直蒙受着奇耻大辱，现在，雪耻的机会到了。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把以色列 从地图上抹掉’。”(注：萨拉哈·阿卡德：《1967年6月的悲剧：事实与分析》，开罗 盎格鲁埃及书店1975年版，第241页。)就连沙特国王也对纳赛尔的言行拍手称快。纳赛 尔用自己的豪言壮语再次把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世界凝聚在一起，成为当之无 愧的阿拉伯民族英雄。
1967年，以色列担心遭到埃及的突然进攻，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对阿拉伯国 家发动了突然袭击——六·五战争。纳赛尔总统之所以对以色列发出战争威胁，主要是 出于保护叙利亚的承诺与解放巴勒斯坦的理想，即出于肩负的阿拉伯责任和义务。从19 48年巴勒斯坦战争开始，埃及一直替巴勒斯坦人打抱不平，几次与以色列大规模交战， 均以战场上的失败而告终，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承担阿拉伯责任和 义务使埃及付出了沉重代价，饱尝了战争失败的苦果。
“六·五战争”结束后，纳赛尔不再喊“消灭以色列”的口号，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收 复西奈半岛作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为了协调阿拉伯各国的立场，在苏丹的努力下， 1967年8月29日到9月1日在喀土穆召开了阿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会上，阿拉伯各国首脑 一致呼吁，全体阿拉伯人团结起来，采用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收复阿拉伯被占领土，消 除以色列侵略造成的恶果。会上通过了对以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谈判、不媾 和。纳赛尔与沙特国王费萨尔取得谅解。纳赛尔决定从也门撤回埃及军队，重新部署在 苏伊士运河防线。沙特、科威特和利比亚3个重要产油国慷慨解囊，每年向遭受战争损 失的埃及和约旦分别提供2.8亿和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注：A.I.Dawisha Egypt in th e Arab World,the Ele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 1 976 P.53.)此次战后，阿拉伯国家内部发生分化，埃及等国均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阿 拉伯国家的团结成为口号，最明显的例证是对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态度。1967年1 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决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其核心内容是“以色列撤离其 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 治独立”。(注：伊崇敬：《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1、518 ～519、602、235页。)前者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在1948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抛 弃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者意味着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从阿拉伯人的观点 来看，这是一个明显偏袒以色列的决议。该决议公布后，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 等国表示坚决反对。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1966～1970年执政)说：“安理会的这 个决议是对侵略成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领土上存在的支持和肯定。”(注：欧麦 尔·赫提布：《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1952～1973年》，第104页。)埃及和约旦由 于在“六·五战争”中损失惨重，不愿再次卷入战争，纳赛尔在该决议公布的次日就宣 布予以接受，约旦随后也表示接受。埃及和约旦宣布接受242号决议，明显把自己的国 家利益放在首位，违背了喀土穆会议制定的“三不政策”，这使阿拉伯世界重新产生了 裂痕。沙特、科威特和利比亚等产油国则既不反对242号决议，也不表示接受。
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后，在他的领导下，埃及发动了对以“十月战争”。随后，他采 取了大胆的和平行动，于1977年11月访问了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这就公开违 背了阿拉伯国家集体制定的对以的“三不政策”。1978年，埃以签订了《戴维营协议》 ，两国实现和平，使埃及脱离了阿以冲突的战场，这是埃及国家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 。埃以单独媾和打破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自纳赛尔时代形成的战略平衡关系，阿 拉伯人失去了埃及，等于在以色列面前失去了军事保护。对此，萨达特是清楚的，但战 争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为避免埃及被再次拖入阿以冲突的旋涡，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不 愿与以谈判的情况下，埃以单独媾和成了唯一的出路。美国人对此十分理解，卡特总统 在戴维营谈判期间曾劝说贝京总理：“不管怎样，必须记住的是，只要以色列和埃及达 成一项协议，即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你们发动进攻，也是不会成功的。没有埃及，他们 无法成功地向你们挑战。”(注：[美]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回忆录 》，裘克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84页。)以色列人接受和平条约，正是 出于这种考虑。埃及脱离阿以战场，解除了以色列的后顾之忧，为以色列创造了更多军 事行动自由，此后，不要说巴勒斯坦，就连许多阿拉伯国家也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
埃以媾和为埃及带来和平与发展机会，这虽符合埃及利益，却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面临 被以欺压的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以及阿拉伯最高利益。 “拒绝阵线”各国早在1978年就预见到了这种潜在危险，其首脑会议在这年9月23日发 表的公报中认为：“萨达特总统的这一政策，再次打击了阿拉伯团结，使埃及脱离了阿 、以争端的战场，成为敌人的盟友，威胁阿拉伯民族，任意处置阿拉伯民族的能力和安 全。”(注：伊崇敬：《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1、518～519 、602、235页。)此后，发生了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大规模入 侵黎巴嫩、袭击巴解总部等事件。阿拉伯人认为，这都和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有关。 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说：“萨达特在主动访问耶路撒冷时坦率地宣布过，在埃 及和以色列之间不会再发生战争。他单方面给了以色列以保证，他保证埃及不再是阿以 冲突的一方。以色列充分地利用了这一保证。假如萨达特没有用这个保证束缚自己，假 如埃及仍然是中东力量天平上的一个砝码，以色列是不敢向黎巴嫩投入10万侵略军的。 ”(注：[埃及]穆·哈·海卡尔著：《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关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埃以媾和后，虽然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共同的语言、宗教、文 化和感情纽带仍然把埃及和阿拉伯各国联系在一起。面对以色列接二连三地欺压其他阿 拉伯国家，埃及政府却爱莫能助的尴尬处境，许多埃及人的内心无法平静，然而，对其 他阿拉伯人的同情和对以的憎恶并没有使埃及再次卷入阿以冲突。经过几十年战争风雨 的洗礼，萨达特和他的继任者穆巴拉克总统都懂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哪怕这种 和平是极其脆弱的“冷和平。”穆巴拉克总统拒绝了“拒绝阵线”给埃及重返阿拉伯世 界设置的先决条件，即埃及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废除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总 统清楚地认识到，采取这些措施就意味着向以色列宣战，其结果是埃及不但不能收回塔 巴，反有可能再次为了其他阿拉伯人而流血牺牲。穆巴拉克总统不愿在国家利益这个原 则问题上做交易，他宁愿埃及继续留在阿拉伯世界之外。他说：“我们把恢复关系的权 利交给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国家，不管他们愿意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注：Boutros Ghali“The Foreign Policy of Egypt in the Post-Sadat Era”,Foreign Affairs,Spring 1982.Vol.60,No.4,p788.)穆巴拉克总统相信埃及的和平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 计，而是长远的战略方针，和平有利于埃及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中东所有国家。
此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对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及中东和平 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五战争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相对淡薄。六·五战争不仅使巴问题变得突出 ，也使巴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促进了巴民族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948年第一 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分裂成由以色列占领部分、由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与由约旦接 管的约旦河西岸三块。此时，在地理上，巴勒斯坦已不是一个整体，它作为一个民族几 近离散，或作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归入以色列，或以难民身份融合到约旦、黎巴嫩、埃 及和叙利亚等国。阿拉法特常说，巴人民正在受到与美洲红种印第安人一样的待遇，被 禁锢在居留地内遭以色列人痛击，被世界抛到脑后。这也是整个巴问题在1948～1967年 间趋于缓和的原因之一。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使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 体，重又使西岸、加沙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一个社会，结果是巴问题再次突出。 以色列在1967年的胜利不但使巴问题重提，也为巴民族的觉醒创造了条件。巴年轻一代 自此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父辈。在上一代巴人期间，西岸在约旦统治之下，加 沙地带由埃及管理，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这一代人没有感到必须持 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西岸人与加沙人在1948～19 67年间实际上已“约旦化”或“埃及化”了。自约旦赋予巴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 ，很多六·五战争前的巴人认为侯赛因国王比任何其他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在 以色列占领后，在西岸和加沙出生的巴青年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继承他们先辈们的世界。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 也不在加沙，以色列取代了它们。巴人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实际 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或埃及身份后，巴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并比 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六·五战争后，巴人的 民族意识大大加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 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 了出来，促使他们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并在世人面前把他 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处于困境中的巴人成为一股 政治力量。
六·五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在把巴问题当作专属于1948～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主义的 问题以来，开始允许巴人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当时，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 组织，在此期间，他们给巴人和巴解组织以权力，让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 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尽 管自从以色列建国起，巴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六·五战争却给了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 有的推动力。过去，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现在则主 要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
六·五战争后出现了新的、更为激进的巴民族主义抵抗运动，他们在反以斗争中不愿 接受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时间表和策略。阿拉伯国家虽仍对巴民族主义运动施以重大影响 ，但以色列对100多万巴人的实际控制和巴解放组织作为巴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意味 着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阿拉伯国家的控制能力已经下降。巴解组织取代了原来由阿拉伯国 家所扮演的巴代言人的角色，原来由阿拉伯国家为巴人所承担的某些义务和权利由巴解 组织和以色列分担了。以负责管理被占领土上的巴人，巴解组织负责境外难民事务，这 一变化后被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所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人与巴人是主角，阿拉 伯国家则在一旁袖手旁观。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问题态度的重要因 素之一。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或矛盾的时候，一些阿拉伯国家把国家利 益放在了阿拉伯的共同利益之上，即本国利益第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二。六·五战争 后，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愿意放弃军事选择或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然而在阿拉伯人的思想中却出现了一个巨大问号，阿拉伯人不能不对他们公开宣布的目 标——消灭以色列提出疑问。六·五战争和十月战争后，以色列在军事上的优势迫使阿 拉伯国家降低他们的要求，并在反以斗争中把可能性和愿望区分开来。对一些阿拉伯国 家来说，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以色列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而是有关它的边界 的性质。(注：[美]阿隆·戴维·米勒：《阿拉伯—以色列冲突1967～1987年回顾》， 载《中东杂志》1987年夏季号。转引自《西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30～31页。)在 六·五战争后的岁月里，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开始逐渐地重新估价他们对以 和阿以冲突的态度和政策。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单靠武力，特别是一场全面战争，是 不能完成阿拉伯国家既定的政治和领土目标。事实上，丢失领土和不能立即从战场上弥 补损失的前景，迫使一些阿拉伯国家理智地考虑是否可以采取一种与外交相联系的解决 办法。
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六·五战争后的20多年中经历了一个承认现实的痛苦过程。80年 代，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处理它们的“以色列问题”，甚至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国家 也承认，它们的力量有限。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愿意或能够像萨达特那样去实 现和平，但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以的政治态度已开始软化。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便 是一个例证。1967年的喀士穆会议采纳了对以的“三不政策”，1973年的阿尔及尔会议 公报包含了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微弱支持，1982年的非斯会议决议则表示承 认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激烈动荡，东欧剧变、波黑危机、海湾战争、苏联解体 ，随着雅尔塔体系瓦解和国际格局的重组，阿以双方审时度势，抓住国际格局变动的历 史契机，在美国的主持下，开始了艰难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
在90年代初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中，阿拉伯国家在马德里和会上制定了步步为营，合 纵突破的和谈方针。这说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仍然在影响着阿以和谈。但随着谈判的 进展，阿拉伯国家的这种谈判战略虽有利于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却也加大了谈 判取得突破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充分利用了阿拉伯国家的弱点——国家利益 高于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先后使巴人、约旦人与以实现了单独媾和 ，使和平进程取得突破。叙利亚当初所谋求的阿拉伯四方和衷共济，不同以色列单独媾 和，以期加重谈判筹码一举实现全面解决的战略，事实上已成为历史，能真正与叙利亚 “和衷共济”的国家只剩下黎巴嫩一国。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绝 对的，在中东和平进程大势所趋的形势下，叙利亚一方面拉住黎巴嫩，利用叙黎特殊关 系加重谈判砝码，另一方面也准备在确保收回戈兰高地的情况下做出妥协，与以达成和 解。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叙利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也很自然。因为自1974年的拉巴 特会议确认巴解组织是巴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后，在理论上，巴解组织应对巴人负起全部 责任，解决巴问题自然是巴解组织的义务。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是影响阿以关系的重要因素。在阿拉伯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 立后，随着独立国家的建立，政权的巩固，国家主权观念的加强，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 种政治思潮和实践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居于支配地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仍对阿拉伯人 具有重大影响，但与国家民族主义相比则退居次要地位。这从二战后阿拉伯国家对巴勒 斯坦问题态度的演变中充分表现出来。这是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冲突中屡屡遭挫的重要原 因，也是促使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和与以色列举行和谈的重要内部动因之一。在阿拉 伯世界，如果没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就不会有当今的中东和平 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