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原因的多视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差距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3）12-0056-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实属罕见。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鲁志强，2002）。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在延续，尤其是对总体收入差距贡献份额最大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加速扩大。有鉴于此，许多学者都试图探寻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及其变化是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效应的重要因素（赵人伟、李实，1998）。这种观点没有简单照搬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仅用经济增长或发展解释收入差距扩大，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肯定制度变迁等因素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这是富有启发作用的。但是，笔者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方面的研究还应更全面、更具有理论性和针对性，才能具有更加丰富的政策含义。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多视角分析
居民个人的收入可分为合法正常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合法的正常收入包括两种：一种是利用其所拥有的要素而获得的收入（可简称为要素收入）；二是各种转移性收入。而要素收入又包括劳动收入、金融资产收入、自有住房租金收入、属个人的企业资产收入和其他资产收入，其中，劳动收入是我国现阶段大多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各种要素收入的多少取决于要素数量的大小和要素使用效率（报酬率）的高低。上述各种收入以外的个人收入均可视为非法非正常收入，包括直接获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和由非法非正常收入形成的资产所带来的收入，前者具体包括偷税漏税收入、官员腐败收入、集团消费转化成的个人收入、走私贩私收入、地下生产收入和其他各种非法收入。因此，所有各种导致上述收入在居民之间不均等分布程度加大的因素都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这些原因致使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合法正常收入群体与非法非正常收入群体之间等结构性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导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扩大。沿着这种思路，本文认为导致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八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期部门收入增长的差异性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仍非常典型地存在着，我国的工业化还远没有完成，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从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城市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现代部门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而后者又快于农业部门工资的增长速度的现象在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主要是由于上述三者所拥有的要素量和要素报酬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城市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在城市现代部门中公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私人资本所有者不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多；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存在特色，即农村工业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上述的那种城市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相当有限的。而农村工业化由于存在地区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家庭的参与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农村内部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2.产业自身特点和产业政策导致部门不平衡发展
各个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市场前景是有差异的，各级政府也往往会依据郝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和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等部门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产业自身的特点不断地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各部门市场需求状况的差异等因素导致不同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各种要素特别是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报酬在不同产业间的差异，这势必扩大行业间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城镇内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家电、邮电通信、房地产和高等教育等行业先后快速发展进而导致这些行业职工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的情况便是很好的例证。
3.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和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导致地区不平衡发展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一个用于说明一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累积因果循环原理。假设最初一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处于静止的落后状态，各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利润率都相差无几。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地区因优越的自然条件或历史偶发事件或国家的倾斜政策而开始出现增长，从而收入和利润率差别开始拉大。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趋利性使得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资本、企业和企业家纷纷从发展落后地区流向或迁移至发展迅速地区。这样，一方面，形成了先进地区收入水平和利润率越来越高的良性的累积因果循环；另一方面，形成了落后地区收入水平和利润率相对越来越低的恶性因果累积循环。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水平相差无几，但三大地带在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东部地区沿海，自然条件优越，对内特别是对外交往便利。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发展近现代工业方面，历史更长，基础更好，商品经济的意识和氛围更浓。再加上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以及国家实行经济效率更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完全符合缪尔达尔在表述累积因果循环原理时所假设的初始条件。20多年的发展情况也证实了在我国三大地带尤其是东西部之间已经形成甚至还在延续上述的那种累积因果循环。劳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报酬上不断扩大的差距必然会明显扩大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
4.体制转轨不同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体制转轨）是渐进式的，这使得即使在微观经济活动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并存，体制转轨的进程在不同的单位（企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间不同步。这种不同步以两种相反的作用力方向改变着部门或地区职工的收入水平，但都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效应。一方面，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具有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里，由于市场机制配制资源的效率高于计划机制，同时也更能激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投资以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就使得体制转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单位（企业）里，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和要素报酬率越高，收入也越高。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体制转轨的不同步势必扩大行业内部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在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如金融、电力、电信等部门，其体制转轨的进程相比许多竞争性较强的行业较慢，市场竞争不充分，但这反而使它们可以通过加大工资成本分摊、制定垄断高价等手段来大幅度提高本行业职工的个人收入，进而导致城镇内部之间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5.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分化作用日益增强
市场机制的竞争性使得越是稀缺和质量好的生产要素，越容易就业，要素报酬率越高，当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存在差异时，便会形成市场机制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分化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包括质和量两方面）的提高，这种分化作用会日益增强。在我国，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资源）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在较大差异，这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两种途径扩大收入差距：一是人力资本少的人由于就业竞争力差，容易下岗或失业，从而收入相对减少；二是对于都处在就业中的人来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越来越高，从而使得在人力资本拥有上存在差异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据估算，我国城镇职工教育（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收益率的平均数由1988年的3.8％上升到5.73％，这个收益率也只相当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数字的1/3～1/2（赖德胜，1998）。可以预计，我国的教育收益率还会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居民在金融财产、房产等方面存在比收入差距大得多的差距。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由于累积效应的存在，这种差距也会扩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结构上看，市场机制的分化作用会明显扩大城镇内部之间、农村内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6.城乡差别制度和政策的延续或强化
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出于实施具有赶超性质的工业化战略的需要，我国实行了一整套城乡差别十分明显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福利补贴政策、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等。这些制度和政策或者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直接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通过导致城乡居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量、要素的流动性及其报酬率的差异间接地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使得许多本应由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对农民来说却不其有公共品性质。改革开放以来，上述部分制度或政策（如就业制度和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等）逐步淡化或取消了。户籍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一些福利补贴政策等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但也有一些制度和政策得到了强化，如公房低价出售政策、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只面对城镇（或城镇部分）居民。这其中有些制度和政策虽然缩小了城镇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扩大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全国的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的政策（如公房低价出售政策）既扩大了城镇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城乡之间以及全国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7.教育和医疗体制的弊端导致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不平衡增长
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就业所获得的收入。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就业以及就业后所获得的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本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用于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数量及其效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有所推进，但与诸多领域的改革相比仍相对滞后，其中的一些弊端导致不同人群在人力资本增长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就教育体制而言，这方面的弊端主要有：（1）义务教育的投资体制使得许多县乡两级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责任和能力严重失衡，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突出；（2）面向文盲和半文盲开展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的制度和机构很不健全；（3）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的省、区、市的居民之间不均等。这些体制上的弊端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存量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增长幅度上都明显低于城镇。1982～2000年，农村15岁及以上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从4.70年上升到6.85年，在城镇这一指标从7.57年上升到9.80年，如果考虑教育质量上的差异，上述差距会更大。从医疗体制看，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障体制所保障的人群覆盖面太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仅能覆盖全国20％～25％的人口。近年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改革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最需要医疗保障的农民和城镇贫困阶层反而得不到医疗保障。
教育和医疗体制的弊端不仅导致不同人群在人力资本增长方面的差距，更严重的是，这种差距会延伸到就业和居民收入方面，而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差距还会扩大。可以说，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
8.政治体制和法制不完善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滋生
一些学者将政治体制和法制不完善排除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考察和研究的只是正常收入的分配差距；或者他们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数额及其对总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份额没有从实证的角度作出充分的估计；或者他们在对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分类和研究时，较为笼统和粗略。笔者认为，政治体制和法制不完善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1988～1997年，通过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和其他方式所获得的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份额年均达到14.90％，使总体基尼系数在正常收入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年均扩大17.64％，导致各年的总体基尼系数按国际通行的分段标准，几乎都上升了一个档次，且均超过0.4的警戒线，所体现的收入分配差距均达到“差距较大”，在1994～1997年的四年里，甚至达到或接近“贫富差距悬殊”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两位研究者的说明，他们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估算可以被认为是“比较谨慎”或保守的。
什么原因导致了巨额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形成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是主要的直接原因。政府官员的腐败不仅使他们自身获取大量的非法收入，还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寻租和各种违法活动获取巨额的非法非正常收入。我国学者过勇和胡鞍钢（2003）在阿贝德（George T.Abed）和达乌迪（Hamid R.Davoodi）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转型经济的腐败类型划分为直接提供非法报酬和不直接提供非法报酬的两大类，前一种类型可细分为国家捕获、行政垄断和行政腐败三种类型，后一种类型可细分为影响和关系两种类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看，行政垄断、行政腐败等是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三种主要类型。由于我国走的是渐进改革的道路，这不仅使“政企不分”的情况长期存在，也使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相对滞后，使一部分政府官员以主动创租的方式造成行政垄断（这种垄断实际上为渐进式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以接受非法报酬，故意扭曲现行法律、规则和规章的执行的方式造成行政腐败；或利用公共权力（在不直接收取非法报酬的情况下）为其亲属和朋友谋取个人私利，从而造成“关系”。如果政治体制和法制比较完善，这些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很严重。因此，可以认为政治体制和法制不完善是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巨大的深层原因。
由于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体居民中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因而政治体制和法制不完善也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不宜用改革、发展和政策三者来简单地概括（尽管大多数原因与这三方面有关），更不能认为经济发展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惟一原因，并由此推断现有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国的收入差距可分为合理性收入差距和非合理性收入差距两部分。合理性收入差距主要由正确的改革、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及历史文化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导致的，这种差距是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相伴的；而非合理性收入差距主要是由改革的不同步以及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造成的，且这种性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它对公平与效率均造成了严重损失。这种差距不应被认为是改革所必须支付的巨大成本，恰恰相反，应通过加速和深化改革、完善政策等途径来缩小非合理性收入差距。强化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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