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校本”之外的相对概念：开放——论城市中小学发展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本论文,中小学论文,概念论文,策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育的市场选择及“面向世界”的教育
校本管理的本质是“自主办校”，即在授权之下的有限“自组织”管理方式。但是，在面对今天更为广阔的经济背景和多元价值的构架中，“这所自治的学校，需要与其他学校和其他机构（还包括社区等组织）重新建立联络，以追求单凭学校自身无法应对的更深层的改革”（托姆杜森Harry Tomlinson）[1]。我国城市教育尤其是发达地区，正在经历着公众选择优质教育而带来的不可回避的声誉竞争，例如北京、上海、广东一些地区的中小学由“招生大战”而引起的拆并、重组行为等等。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入学高峰”退潮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暗示着我国城市教育紧缺的时代即将结束，至少在结构上，作为义务的普通中小学教育的生源市场已经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在以往计划垄断的时代，教育是稀缺资源，是“纯净的公共产品的恩赐”，并没有办学效率的问题，因此，学校的管理是内部导向的，也可以说是“校本管理”的，很多时候它还是“朝南坐”的权力象征。然而，当人们可以依凭考试分数和数额不等的钞票去购买他所向往的教育的时候（当然是在所谓的分数线之上），而学校也确实接受了“计划内生”、“择校议价生”、“特别赞助生”的时候，不管怎样去使用妥当的名词，市民与学校之间在经济学上的“买方市场的关系”已经建立了。
市场是没有边界的，学校不能被关在“校本”中。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使人们深刻地认识
到：教育是服务，服务是商品形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学校”与“购买旅游’的含义是一致的。尽管每一个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同时具有“非商业性”或“公益性”的限制，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学校促进法等法规性文件也说明了义务教育具有类似军事、政治领域的特殊性，但是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指出“除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教育服务贸易范围”。在我国，义务教育不是免费教育（或不是全免费），由于上述各种方式渗入的私人投入，由于市民与学校机构之间因“缴费收费”而建立的事实上的市场关系，因此，它在本质上规定着学校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交换”的属性。[2]我认为，这也是在今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国际化”的理由之一。教育国际化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事，也是基础教育的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基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今天我国城市的中小学教育事实上已经与更广阔的全球经济和教育的态势密切相关。当我们的学校所有制分别有着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或“转制”学校的时候，我们并不难理解美国的一些公共教育正在被“特许学校”或“租赁学校”的方式经营着。在“上海日本学校”、“上海美国学校”以及更多的普通中小学校，例如上诲的甘泉中学、汇师小学招收了不少外国学生，而我国的生源市场也被加拿大、澳洲、英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看好，一些研究指出，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留学生已超过30余万[3]，世界银行的研究也指出，我国的出国留学市场呈“低龄化”的态势，每年将有几百个亿的人民币外流。当然，国际化有课程的意义，但就这里所讨论的市场意义而言，学校管理与其说是“在学校为学校”的校本管理，不如说是一种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的经营行为。
二、学校课程与智力资源的开放性原则
面向世界的教育，其内容是指知识、技术和包括行为规则在内的价值观念等课程载体和在教学行为中人的认识能力，在各种“社会形态”之间和国家之间，在学习环境中发生着转移、对立（对话）、妥协或沟通，并影响着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发展。因此麦克唐纳说过“课程是占有学习环境的”哲学。教育在根本上是智力和价值的资源。在今天的时代里，人类不仅沿用书本知识的理性力量，而且更加注重知识在生成过程中的“缄默”、“隐性却可意会”的实践属性。知识领域的扩展，强调知识的践行与应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英特网的刺激下，人的探索精神和对获取信息的渴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纷纷提出了变革课程的宣言、白皮书等等。其要义是“增强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加深学生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韩国）”，而那种“只体现本国经验，而排斥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是欺骗学生，反映一种愚蠢的沙文主义”（美国），“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日本）等等。总之，由这个世界所决定的现代基础教育的课程是开放而富有人的生存意义的。就课程管理而言，它首先表现为教育资源的交往流通（而不是老死不相往来），承认并实践着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中小学日益频繁地经历了诸如境外奥林匹克竞赛、学生团体互访、夏令营、英特互联网学习等国际交流活动，国外的师资、教学方法和一些教育合作项目也纷纷引入我国城市，留学生往来逐渐增多，因而与他国教育的交流已经成为学校发展的必要手段。其后，便是上文所述的教育资源竞争和市场的拓展。
反观我国现行的“校本课程”是令人怀疑的。一些调查指出，相当数量中小学的校本课程实际上就是传统的、“随意性很大”的课余兴趣小组活动，并没有课程编制的基本要求，学校所关注的依然是可以展出的“小制作”之类的“成果”，在一项问卷调查中，“研究性学习”的主题大约有60%～70%的比例是关于城市“污水和废气”问题的，学生的讨论有令人难以忍受的雷同和封闭性！（注：资料来自于华东师大“学生科研实践”课题《上海研究性学习调查》，2002年。）我认为，其原因是我们并没有“可能”实现国家、地方、学校课程的三级管理，而如果把校本课程仅仅看成是“以学生为本”的理想的话，那么在绝对的国家颁考课程的压力之下，就必然是“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事实上一些愉快教育在学段中期被迫终止，在考试的那个学年则几乎要索还愉快，成功教育也往往要掩盖其在文化学科方面低成就的事实。高中阶段，则有不少学校星期六上课甚至星期天上课，国家颁考课程的课时大约占文件上所规定的120%！[4]我们知道，提出“校本课程”的理由是，过于“大一统”的国家课程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阻碍了学校对社会的适应。那么，现在学校没有权力对国家课程进行改造，而只是在百分之十或更少的课时内去搞所谓的校本课程，这不是南辕北辙的行为吗？校本课程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小学的课程环境，这个名词有形式主义之嫌。我认为完整的包括国家课程在内的改革应该是开放于学校之外的整个社会的！学校之外，社会的需求是通识教育和优质教育的机会，是在网络知识背景下的就业资格与能力；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应该指向“教育与课程的国际化意识”。
此外，学校的智力环境除了课程，另一个不可分割的侧面是教师的状态。众所周知，有好的教师，才能有好的课程质量，才能获得好的办学效率。因此学校要开展“校本培训”。但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好的教师资源，这是个经营策略的问题，例如日本的“教师流动制”即学校之间的教师群体的换置，可以对原校内的固有智力和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变更，我国的一些城市将教师的人事关系挂在社区的“人才交流中心”的作法其实也是“流动”的意思。在教师培训方面，很多国家也采用了完全不同于“校本”的方式，例如著名的“辛迪加模式”(Syndicate)“特意将商业界、政府部门和教育人员混合在一起进行培训”，不提供正式的学术标准，不向学员提供学历、文凭或相关的学习证明，而形成“辛迪加”这样一种“根据学员的不同经历，精心组织设计一个工作，促使他们合作”的学习氛围。而“系统思考－系统改变模拟模式”则根据学习型组织的特性和信息技术的支持，认为培训是对真实的、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模拟，以促进学习者的开放性思维，而“不存在一种最佳的、适用于所有学校的改变策略”。（注：以上两个模式引自于华东师大姚霞硕士论文《我国中小学校长培训模式研究》，2003年。）总之，所有这些课程的、管理的和教学的智力资源，并不是在校本的概念中可以自生自发地产生的，并不是现在用的“老教师带新教师”的这种近亲繁殖的方式可以制造出来的，它要求学校必须走出校园，与社会契合。
三、中小学校内管理的外部“经营”属性
以上分析的市场选择和资源的开放性质，必然决定了现代中小学管理的“经营”气质。因为学校是一个巨额投资的机构，它所面对的是政府干预、社区发展、家庭和未来公民的利益这样一个多元的开放体系，它必须追求管理的最大效益。我们从来也没有忽视教育的公益性。但是办教育的“产业性”（自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被确认之后）思想和行为已经无须去争辩了。教育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早在他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指出，要使教育向市场化过渡，并且必须关注三个要素或条件，即在“消费者”(consumers)和“生产者”(producers)中形成市场观念；形成取代免费集体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生产者机构市场。
关于市场、学校的任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在市场与办学者之间，我认为结合我国的国情，还须重视两个前提：一是我国政府教育经费的生均投入比起发达国家甚至比起不少发展中国家要少，同时由于经济成分的变化，办学的格局正在从国家包揽向“社会、私人参与”加上“国际办学力量渗透”的方向发展。二是我国公共事业行政的观念与方式也在改变（中小学教育是公共事业或准公共事业），在基础教育领域目前施行的主要是政府投入为主、中央地方三级管理、鼓励社会投资的政策。政府的职能主要承担着“审核办学条件、教学评估、拨款”，以保障“接受基础教育机会的公平”，运用督导手段禁止违法行为等；学校自主办学。我们应该看到，教育作为“产业”，它正在从原来高度计划分配的状态转向市场的机制；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干预者也会从以往的彻底垄断走向“宏观指导，服务市场”的状态。例如当届上海政府“迎接世博会建立国际城市”在教育方面的第一项决策性课题招标，就是“市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新公共行政”的原则：“市场是传递和整理信息及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比任何由人所精心设计的机制都来得有效”（弗里德曼），也就是说，只有在市场运作的结果不如政府干预时，政府才应该插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的视线必须投向资源、投向市场，而“校本管理只能将其看作是更大的改革和专业发展努力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博依德William Boyd）[1]。内部导向的学校管理最大的局限是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利用和沟通资源，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输入“圈子外”某些规则和管理思想。
如此，学校不得不参与“校本”之外的资源竞争，办学不得不面向外部市场而经营。这种开放式的经营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已经是“既有事实”了。首先，学校必须特别敏锐于社区公众和行政部门的声誉评价。可以说，现在，即使是一些保守的学校也已经深深知晓“学生（顾客）就是上帝”时尚的厉害了，上海某区的一些校长说“这种观念好像传染病一样，过去在幼儿园，现在是到小学、中学……”。当以往“恩赐于民”的教育变成服务，而“服务是商品”的时候，很多学校再也不会把社区仅仅看成是“让孩子们去参观”的场所，而是把社区及其舆论看成是“推销自己”的重要对象，同时也会把学校的最大投资者“政府部门”看成是自己的“老板”，每每在公共关系场合尤其是在招生前夕校长和教师们都会主动出击，甚至四处游说“招揽生意”以争得支持。此外，一些诸如“教育质量评价”等民间监督、咨询机构也是学校的公共关系对象。第二，更多的学校在获得政府拨款之外也在积极地筹措“额外”的资金。“乱收费”的问题目前正在向“收费乱”即向如何建立“选择教育、选择收费”制度的方向转移。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向“改造薄弱学校，提供公平教育”的倾斜，试行“教育券”的呼声渐起，教育券的含义是把政府支出的“生均经费”发放给个人，其本质是利用市场选择“优胜劣汰”的机制刺激学校的办学效率和发展。所以今日之学校经营是校际之间、市场之间乃至于教育国际化之间的竞争，任何“校本管理”都是在“与外部的比较中”才有意义的。第三，校内外教师资源流动的合同制度。这是成本核算和强调管理效率的必然结果。第四，课程与教材编制的开放视野。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目前国家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政府审核教材、出版社编教材、学校自主选择教材”的体制。总之，今日之学校管理不止是校内的问题，学校经营必须走向外面的世界并且必须输入其他行当的管理经验与技术。
四、校长行为与公共关系的“圈外”支持
有人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排除个人英雄主义，作为学校经营的决策者，校长的行为是有决定意义的。有人说，“一个好校长首先是一个好教师”，因此他的职责与业绩在于学校内部。诚如上述，“在学校、为学校”是学校组织工作的价值出发点，是法理当事人（校长负责制）的本有之意。但是囿于“校本”和“教育圈子内”的意识，很少公共关系的思考，甚至很少与学校外部的环境交往，是井底之蛙的认识。所谓“圈子内”并不能马上与“懂得教育规律”划等号，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时代产生的术语，其本质是低文化的人统治着高文化的人，是智力的倒置。而今在知识世界面前，高文化的品质恰恰是要追求“圈子外”的精神与知识。随着城市教育产业化、国际化的时代趋势，早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就对校长和学区负责人的身份和职能作过深刻的反思，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调查指出：芝加哥、底特律、圣地亚哥和西雅图等学区，更愿意到教育界之外去寻找领导人，来管理巨额的教育经费（我国也如此，在教育上的拨款是巨大的），“它们并不幻想学校系统出来的某些人就必然具有管理好这些事情的经验或背景或为此而做好了准备”。[5]1993年，英国“国家教育研究基金”的调查也有类似的结论，“90%的校长感到自己更像是学校的‘经理’(manager)，而不是传统的校长”。事实上，我国自发布《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由于学校教育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结，学校与行政部门、与社区发展、与消费市场的需求乃至企业和工商界的发展有着不可回避的边际渗透，负责校长已经在其经营活动和公共关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经验。
好校长当然“最好”是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和职业道德的楷模。但就本文论述的中心而论，由好教师出任学校领导并不是必要条件，华盛顿大学古德兰德教授认为，“今天的优秀领导不应是我们在80年代所谈论的教学领导的校长，那纯属无稽之谈。首先，校长不必因为是好教师而被选做校长。”他们应该熟悉并利用国家的有关教育和经济运营中的政策法规，能够“制定一种被全社区接受和支持的学校发展远景规划，并促使每个学生获得成功（美国跨州学校校长执照颁发联合会标准之一，2000年）”，或者称他们是“为一所学校提供保证成功和改善办学状况的专业领导，他必须为学校提供工作构思、实施领导和指明方向，保证学校管理和组织符合学校的目标”（英国校长国家标准，1998年）[6]。近年来，我国清华大学“职业校长”研修中心有关校长“3A”能力的提出是尤为被人推崇的，所谓3A能力即“战略思考与规划能力、资源整合与运作能力、动态管理与组织能力”。这个框架使我们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校长，应该跳出“圈外”而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了解国内外学校经营管理的知识和运作方式，把握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善于决策，能够及时而准确地制定学校发展的目标，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可以获得的资源，协调公共关系，善于营造学校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景，借助某种激励机制促进学校的工作状态，以使学校的教育实践不断创新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