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
“撑伞”与“扎根”：试析抗战时期中共 在四川地区的统战活动
刘宗灵
摘 要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位于大后方的四川地区进行了细致持久且多层并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拓工作。这既推动了四川地方实力派转向“联共抗日”的方针，促进了川内民众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也大大增强了中共在西南区域社会各界的思想辐射力与政治影响力，为民主革命在四川的最后胜利做了重要的铺垫。中共在四川施行的统战活动，作为一则区域性个案，可让后人管窥其如何在历史重要关口把握机遇，向中国社会深植以完成崛起兴盛的目标，亦有助于认知中国革命胜利的密码。
关键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四川地区；统战活动
一、导论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历来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所重视。目前关于各个历史时期中共统战工作的理论、制度以及实践功能的学术成果，已是相当丰富。(1)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专著如下：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崔俊峰、刘玉芬：《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顾行超：《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国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等。上述作品多是全局性地梳理中共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与功能实践。 然而，结合具体史实，对于特定时期地方社会具体历史语境下的中共统战工作，目前的研究与梳理尚略显不足，仍有继续开拓的空间。尤其是对于全面抗战时期位于国统区大后方的区域而言，党的统战工作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乃至地下党的潜伏生存紧密相关。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后是如何处理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推动他们转向联共抗日的进步立场；同时又如何在广大的基层社会针对各种不同势力进行联合与统战工作，为抗日民主力量壮大和地下党组织的拓展营造有益的社会屏障与群众基础，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学界对此虽已有涉足，但尚不深入与全面，尤其缺乏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的成果。(2) 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关于抗战前后党的统战工作研究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王树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朱文通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新视野》(《河北学刊》2015年第5期)、房世刚：《中国共产党以三民主义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因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沈成飞：《试论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基层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殷启翠等：《抗战时期中共与晋系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意义》(《学术交流》2012年第7期)，等等。不过直接关涉到中共在四川地区统战活动的研究成果仍较为少见，除了考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通史性著作有所涉及外，迄今所见的专论仅有邓前程、徐学初：《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以四川为例的统战史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其余则多是一些文史忆述性质的文字。 因此，笔者拟以抗战时期的四川地区为中心，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系统梳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与自身的过“左”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包括四川在内的各个白区的组织力量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但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民族危机开始占据主导位置，中华民族的主导矛盾逐步发生变化，政治局面的生机也逐渐在酝酿中。在共产国际“七大”与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革命策略，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开始付诸实施。(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16-420页。 与此同时，因为阶段性革命任务、目标与战略的变化，中共统战的对象也开始由一般的底层工人贫农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方实力派等过去的对立阶层扩展，由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带来了革命形势的战略性转折。
1936年3月20日，在东征山西的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做出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中明确提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4)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86页。 在约一个月后发布的公开宣言中，中共中央亦明确指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虽然此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基本被排除在外，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与政策的调整，中共的统战对象在不断地扩大。不久以后，中共在另一份时任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起草的文件中强调：“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6)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张闻天选集》，第107页。
由此，地方实力派正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统战视野，成为后者推动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潜在盟友。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地方军政实力集团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存在，他们与南京中央的关系往往比较微妙。正如学者所述，民国时期一直存在着一类“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等。”这些集团的领袖名义上都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且都拥有相当的实力，但由于利益冲突与派系斗争等各种原因，他们又“时常对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7)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在这当中，一直处于半独立地位的四川地方军政集团，在川省成为重要抗日国防根据地的情势下，较早地进入了中共的统一阵线战略规划视野中。
二、撑伞：中共组织在四川地区的上层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大致可分为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本文先从上层统战角度来阐释当时中共对四川军政领导集团人物的统战实践。其实，中共在四川对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是较早的。
如其他地方军阀集团一样，四川实力派刘湘、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一向与南京中央存在芥蒂，在蒋系中央势力借追剿红军于1935年大举入川后尤其如此。他们虽一方面与中央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较深的戒备抵触心理。因此，在各路红军对他们的威胁远去之后，在抗战前后波谲云诡的国家政治形势下，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图川”谋略日益显现，四川地域社会的政治氛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矛盾迅速凸显了出来。(8) 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88-106页。 正如军阀混战后主政西康的刘文辉所述，在蒋介石政权迁都重庆后，中央“大队人马一西上，首先就要控制川康地盘，而他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然要消灭地方力量。我们则与蒋的利害恰相反，必须保持自己力量，继续控制川康地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因此，首先从自身利益上，他们有了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政治势力合纵连横的现实需要。而在刘氏看来，以蒋介石系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于抗战爆发前夕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初步统一，“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9)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10页。 因此，在政治姿态上试图向中共力量靠拢，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自然也为抗战时期中共势力在四川地区的复兴重建提供了基本的外部条件。
根据实际情况，中共首先开展的是针对当时四川主政者刘湘的统战活动。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上半年，中共上海中央局即委派具有老同盟会员身份的地下党员张曙时回川，专做“四川王”刘湘的统战工作。在南京中央势力逐步渗透入川，对刘湘系川军政权形成实际压迫的情况下，张曙时不失时机地以刘湘老友傅真吾的名义致函刘湘，陈述当前内外局势，劝说刘迁移省府致成都，坚持抗战方针，依靠民众，保持警惕，在应付蒋中央渗透的问题上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其方针赢得刘湘的高度认可，遂迁徙省府至蓉，并放松对川内异己军政势力的压迫，川中白色恐怖氛围减弱，政治局面开始好转。自此之后，地方民众的社会救亡活动日益活跃。(10) 张曙时：《我在四川做统战工作的一段经历》，吴汉家主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53页。
紫苏性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种子在地温5℃以上时即可萌发，适宜的发芽温度18～23℃。苗期可耐1～2℃的低温。植株在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缓慢。夏季生长旺盛。开花期适宜温度是22～28℃，相对湿度75%～80%。较耐湿，耐涝性较强，不耐干旱，尤其是在产品器官形成期，如空气过于干燥，茎叶粗硬、纤维多、品质差。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广，在较阴的地方也能生长。
地处川南的重要交通口岸乐山地区，也是大革命以来中共发展力量、开展活动的重要区域，该地抗战前期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将基层统战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据时任乐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梁华汇报：该地中共的主观力量本就不弱，“而抗战后至一九三九年五月该区域中的客观环境实也很好。如嘉定、眉山、峨眉、五通桥、夹江等地，一般的青年学生、工人、小学教员、店员等救亡情绪非常高涨，当时地方政府及国民党党部亦未给做救亡工作者有限制，甚至有峨眉县国民党书记长公开向我们同志说：‘救亡宣传工作希望共产党同志共同努力，共产党的同志做救亡工作也很有经验。’在五通桥的环境那可说更好，我们的贺国干、梁崇明两同志，在地方上自然是有地位，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的地位可说更高了，都知他们是共产党员，地方上无论什么人都尊敬他们，无论什么事都尊从他们的意见。”(38) 《梁国龄关于嘉定中心县委党的组织情形及工作情形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九月》，《四川革命历史汇集(1940-1941)》甲14，内部发行，1989年，第181页。 对各种统战资源善加利用有助于中共扎根乡土。如贺国干出身五通桥大盐商家庭，抗战后返回成都接上组织关系后，即被派回原籍从事统战工作，取得五通桥盐业工会主席与通材中学董事长的职位，对党组织于抗战初即在乐山核心区掌握活动阵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9) 《中共通材中学特支始末》，收于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乐山市党史资料选编(1927-1949)》，内部发行，1987年，第202-203页。
由此可见，只有同时对下层统战工作也进行细致的考察，才能反映出中共抗战时期在四川所进行的统一战线建设战略的历史全貌。本文所谓的下层统战，既指中共对蓉、渝等中心城市的中下层社会力量的联络，也包括针对四川各个县域区乡的地方社会的统战工作。中共党人早就意识到，民族抗战应组织动员全民的力量，才有取胜的可能。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仅限于国共两党，两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因此，还应唤起、发动并组织起“广大的工人、 农民、 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真正达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26)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5-366页。
中共在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针对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中下层社会的统战活动。最早受派到四川开展革命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就根据其对成都现状一般的了解，并“根据那时的客观情况及主观条件”，决定了工作方针“仍要推动上层好转，促进刘湘反蒋抗日，在上层好转中来推动群众运动。我们得到上层掩护，才能接近下层，再从接近下层中来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27) 张曙时：《我在四川做统战工作的一段经历》，第52页。 因此，他没有仅停留在上层活动，而是在朋友介绍下打入民本中学等学校任教，深入普通知识青年中去，接近并动员青年参加进步活动，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在其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组织。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自去年(1936年——引者注)冬在我们领导及影响下的如学生、妇女、新闻记者、文化界、业余等三十几个单位团体，发起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即继续不断地救国工作在开展着。这在上层刘湘方面是主张抗日而予民众救国运动以便利，下层群众在各省救国运动蓬勃的浪潮所波动，一般热情分子，在顺利环境条件下，逐渐增加起来”。当然，下层民众救亡运动的热烈发展与获得地方上层力量的掩护支持紧密相关，“刘湘又在推动之下，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这种上下层配合与联系作用上，影响是很大的。”(28) 《张曙时给中央的报告——四川政局、党派活动、民众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1937年12月2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27页。
除了刘湘以外，中共也积极对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地方实力派展开统战工作。潘文华既在刘湘死后继承了其衣钵，也与中共方面来往密切。上述专门从事上层统战的张秀熟即曾提到，“至于刘湘部属，以潘文华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方面，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16) 张秀熟：《我在抗战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回忆》，吴汉家主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在刘湘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张氏继续利用其旧有的人脉关系如同学、同乡、故旧等，着力开展对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的统战工作，“刘文辉方面我知道的主要是张志和，自然还有李铁夫等老朋友。开始我和刘文辉在张志和家中谈过一次，以后主要由罗世文同志和他谈大问题，并分派了同志对他作局部协助”。与此同时，中共当时亦曾暗中在潘文华部设置地下党支部，潘察觉后也予以宽容。此外，由刘湘系统筹办的省府机关报《华西日报》，与《新华日报》交往密切、互为呼应，成了大后方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重要阵地，四川地下党在报告中称其“内有组织。因不反动，一般还好。”(17) 《四川省工委一年工作总报告——各派政治力量和党的组织、宣传、群众工作(1938年11月12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内部发行，1986年，第121页。 对于《华西日报》社内的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潘也予以尽力保护，并在成渝两地先后与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中共要人会面晤谈，“这些行径说明他想靠拢共产党心情是相当浓厚的”。(18) 赵星洲：《川军将领潘文华一生》，成都市政协文史委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内部发行，1985年，第209页。
对于军政界之外的文艺教育界等知名人士的团结联络，也是中共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少城公园旁的“努力餐”饭店就曾是中共四川党对大后方社会各界上层名流的重要统战舞台，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经营者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凭籍其旧川军军官的身份与丰富的人生经历，构建起一个广阔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将餐厅经营得甚是红火。以致时人多年后仍为之感慨，“车耀先和他经营的‘努力餐’，不能不特别大书一下。他本人的生活履历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军人又是教师(教注音字母)，又是文化工作者(办有《大声周刊》)，又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系的人，又是商界中人(‘努力餐’老板)，因而社会各界、各行、各业他认识、接触和了解的人最多，他也更善于团结人，帮助人，走上门去作人的工作。因此他就成为党的最好的宣传工作者，组织工作者，统战工作者。”当时的“努力餐”成为抗战前期蓉城党政军学，尤其是文艺、教育各界的进步人士聚会交流的中心场所，“在1940年4月车耀先同志被捕前，‘努力餐’实际上成了革命进步人士的碰头中心。‘努力餐’的活动具体显现出党的统战政策的广度和深度”。(19) 张秀熟：《我在抗战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回忆》，吴汉家主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65-66页。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前后，在国民党开始实行积极遏制中共力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中共中央既加大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力度，也在对川内军政学各界上层人物的统战活动中起到统筹领导的作用，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逐步拓展了党领导的统战阵线。(20) 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3：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23页。 例如，南方局不仅先后在刘文辉及潘文华等处设立了秘密电台，还通过张澜等有影响的地方耆老去做工作，促使刘、潘等秘密加入“民盟”，积极靠拢左翼进步救国力量。(21) 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2-214页。 曾工作于南方局的一些知名共产党人在途经蓉城时，也与地方社会积极接触，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策略。如中国共产党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等高级领袖，每次路过成都，都要小作勾留，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了解群众思想情绪与抗战工作概况，及时予以帮助和指导，当地进步媒体也积极予以报道宣传，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22) 《参政员陈绍禹吴玉章等昨由西安飞蓉今转赴渝》，原载《四川日报》(成都)1938年10月26日；更石：《林吴陈欢送会上》，原载《国难三日刊》(成都)1938年10月29日，等等。上述资料均转引自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年抗战在蓉城》，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555、565-566页。 而在当时的重庆地区，由于其国民政府陪都的重要地位，并且是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等正式机构的驻地，上层统战工作一般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领导兼任，“做上层人物的工作，特别是给国民党里的头面人物做工作，都是南方局领导同志或者由南方局派专门同志去做。在川东，地下党的同志一般不做上层人物的工作，主要做下面群众的工作。做上层工作的同志与做下层工作的同志，即使在同一个职业部门里，互相间也不来往，也不发生横的联系。”(23) 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建、发展、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收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内部发行，1984年，第18页。
认识你时，你跟我一样远离家乡来到深圳市，进了一家玩具厂做普工。在我生活遇到困难时，你曾大义地帮助过我。你长得文静秀美，非常爱上网。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很好，下班后常在一起聊天、上网、听歌。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
虽然抗战中后期随着国共关系与政治局势的恶化，中共在四川等国统区的活动日渐趋于隐蔽，但上层统战工作并未停滞。在抗战末期，中共南方局还专门委派张友渔到成都，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与之秘密晤谈一月之久，以便在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的情况下加强与西南实力派的互动与联系。此外，还继续通过田一平做潘文华的工作，通过杨伯恺做邓锡侯的工作。(24) 张友渔：《我奉派做团结刘文辉的工作》，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年抗战在蓉城》，第726-736页。 这些活动为解放战争末期川军将领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三、扎根：中共组织在四川地区的下层统战工作
在强化对四川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中共对于中下层的统战实践也十分重视。在理论上，坚持群众路线的中共党人较早就认识到了统战工作必须上下结合的道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25) 《中共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32页。 单纯的上层统一战线是空洞的，它必须依靠下层统一战线的实际力量与组织基础做配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强上下层统战工作的配合，使其相得益彰，只有上下的配合与互动，建立起稳固雄厚的群众基础，才既能避免上层统战的流于形式与空心化，也能避免单一的下层统战因没有上层关系的屏障而易于失败的困境。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共合作局面即将达成，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国统区工作路线与模式的即将转变，提出“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斗争的组织与工作的方式，即应“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12)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1937年5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为此，中共加强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力度，一度开展了半公开的统战工作。1937年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加派了李一氓、罗世文等回川直接联络刘湘，以加强上层统战工作。毛泽东曾亲自指示罗世文：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做好了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13) 李洪、胡卡里：《抗战前后党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0辑，第17页。 刘湘也先后派私人代表叶雨苍、王干青等往返延安联络，直接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触，建立了密切的统战关系，并屡屡为中共方面举办的一些文教事业捐款捐物。
采用选定的三层斜放四角锥网架进行整体模型计算。阀厅屋盖平面尺寸90 m×90 m，考虑到试算过程中网架边界条件较为理想，且未考虑温度、地震等作用，因此实际选用的斜放四角锥三层网架高度按照跨中4 m+3.5 m=7.5 m，端部2.2 m+3.5 m =5.7 m考虑，网架支座设置在下弦平面，下弦标高39.7 m。
此外，在刘湘反省院被羁押八年的前四川地下党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抗战前夕获释出狱，由张曙时为其恢复了组织关系，后亦积极投身于上层统战工作中去。当时党内文件即提到，“如过去省委，张秀熟，在八年监狱生活中出来了，虽在刘湘绥署中任顾问，他的历史精神仍保持着，在要求与我谈话发生关系后，即决定恢复其关系，好利用他的地位在上层工作。”(14) 《张曙时给中央的报告——四川政局、党派活动、民众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1937年12月2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33页。 因过去与四川社会各界的渊源、人脉及名气，张秀熟甫一出狱，即受邀担任刘湘川康绥靖公署的顾问，并随即在党的领导下，透过自身关系参与对四川地方军政界的统战活动。如利用旧关系与当时的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成都市长陈炳光等人公开建立联系，借此介绍秘密党员到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保安室、成都大中学生寒假战训团等机构任职，并力争四川地下党对各民间或半官方救亡群众组织的主导权。省府与绥署联合举办的“学生寒假抗战训练团”，张秀熟也积极参与其中，担任该团政治处副处长并实际主持工作，编写《抗战必读》等教材，以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政策理论等，他还受邀为刘湘起草了脍炙人口的《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5) 张秀熟：《半生自述》，收于氏著《二声集》，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90-591页。
除此之外，四川地下党对教育系统的直接统战工作亦卓有成效。如川军中一批左倾军官为培养于己有用的人才而创办的成都协进中学，就一度成为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与民族团结统战工作对四川军政上层人物产生积极影响之后，该校校长一度由早年就参加过中共的退役军官张志和代理，地下党员或同情中共的爱国人士洪沛然、谷醒华、杨伯恺等人均纷纷受聘来校任教。在他们的掩护与支持下，该校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一度发展得轰轰烈烈。(29) 《抗日战争初期党在成都协进中学的活动》，《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2期，第9页。 此外，在川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朝阳大学、华西协和中学、中华女子中学等聚集于成都的大专院校，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先后进行了深入的动员统战工作，校内外联动的青年社团“民先成都部队”、“海燕社”、“群力社”等准中共外围组织，活动也相当频繁，尤其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组织活动对动员进步青年与推动四川党重建作用不小。(30) 《成都民先简史及工作总结(1945年7月)》，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内部发行，1987年，第391-410页。 上述相关情况因前人已屡有著述涉及，兹不赘述。(31) 与川内抗日救亡学运相关的回忆录存世颇多，可参考《中共成都地方历史资料选编》(全三册)、《八年抗战在蓉城》《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全三册)等相关历史资料。 总之，通过这些工作，中共实现了对省城救亡运动先锋群体——青年学生的统战与组织目标。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认知到，在抗战时期，针对不同的群体，应对不同的目标，中共党人在四川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统战策略，实现了上下配合、内外协调，基本达成了建立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诉求，在四川这个抗战的大后方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质性进展。接下来我们将对中共在四川施行统战工作的特点、成效与意义进行初步的概况总结。
抗战爆发以后，几乎已被摧毁殆尽的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系统在省城之外的各县市区乡又迅速重建起来，中共的基层统战工作也逐步渗入川渝乡土社会乃至广大的农村地区。
例如，在一贯是区域地下党中心县委驻地的川北重镇三台县，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参与和领导下，将地方抗日救亡民众运动开展得极其热烈，“三台县各界联合成立了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与抗敌后援会三台分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遍及城乡的宣传活动，歌咏、标语、漫画、壁报、话剧、快板、花鼓等各种方式都用上了。”(32) 李剑虹：《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三台掀起抗日热潮的概况》，三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73-74页。 据当时由救亡而入党的李剑虹回忆“一九三八年前后，三台和全国各地一样，根据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的精神，成立了‘抗日总动员会’(简称动委会)，并在动委会组织指导之下，开展了全面的和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团结了各阶层人士，锻炼了人民，扩大了党的影响，为恢复三台党的组织打下了基础。中心县委通过‘动委会’的活动，从中物色和培养了发展党的对象”(33) 李剑虹：《地下党三台交通联络站》，三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22页。 。
就当时全面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进行的统战活动而言，不论是在上层还是下层，都可说是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的，其活动历程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除此之外，三台县政府与县党部、川北盐务管理所、江油县国民兵团、川北地方哥老会组织等都曾被三台地下党的统一战线所渗透乃至掌握，如三台县党部书记长谭荣茂、川军前将领及当地袍哥总舵把子龙杰三等人，都曾一度是中共地下党的同情者乃至支持者。(36) 范如富：《民主革命时期三台的统战活动》，三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内部发行，1989年，第22-26页。 再如，江油国民兵团副团长林佩尧，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中共，后虽脱党，但仍同情革命，其子林向北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三台地下党便利用其关系在江油等地的上层社会中发展革命力量。如时任特支书记侯方岳就曾安排林“利用一切关系，与县长、教育科长，政警队长、常备中队长和区、乡、保长拉关系，一有机会就派人去开展革命工作，壮大革命力量。”此外，还利用关系掩护党员干部的转移隐蔽工作。曾因暴露而受到严重威胁的原三台中心特支重要领导成员王朴庵，就曾被组织派到林佩尧处，担任勤务兵而得到较好的掩护。(37) 张秉直编：《风雨九十春——王朴庵同志光辉的一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此外，张还在刘湘军政集团中先后发展了郭秉彝、黄品三、甘树人等中高层干部入党，也渗透进了刘湘主导建立的内部半公开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在其中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由秘密入党的进步军官田一平任支书。张曙时充分利用自己在地方丰富的人脉关系，通过与博春吾、黄慕颜、乔毅夫等地方有力人物的关系，与刘湘集团频繁接触，以推动刘湘集团由拥蒋反共向反蒋抗日的方向转变。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对立博弈的一面，如刘湘集团与国民党省党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南京军委会重庆行营等地方上的中央势力关系冷淡乃至相互颉颃来做文章，在大川事件、西安事变、川康整军等诸多问题上积极为刘出谋划策，以应付南京中央，维护地方势力的利益，“我们的工作步骤就是要利用刘、蒋矛盾，推动抗日运动，以加深刘、蒋间矛盾与冲突，使刘湘能主张抗日，反对不抗日，由过去反共转到不反共的一面。能做到这样，四川局势就不是反动落后的局势，而转成为抗日运动中有力的一部分。”(11) 张曙时：《我在四川做统战工作的一段经历》，第52页。 据此可见，当时中共统战方针的目标是促进地方势力反蒋抗日。
川南荣县是中共元老与川内早期革命运动重要领袖吴玉章的故乡，也是四川民主革命早期党的工作开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在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荣县农民运动一度搞得最为热烈与激进，川内影响极大，革命群众基础亦较好。更重要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共荣县特支曾与该地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形成了紧密融洽的合作关系与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当地政治舞台上拥有一定的地位与话语权。全面抗战时期荣县地下党负责统战工作的程觉远，在当地活动多年，人脉关系较广泛。这些都为抗战开始后中共地下党在县域开展基层统战工作，推动救亡运动与党的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优良的平台。(40) 张贵祥：《荣县第一次国共合作概况》，中共荣县党史工委编：《中共荣县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内部发行，1988年，第97-98页。 并且，全面抗战时期当地先后几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都为亲共人士担任，党部秘书、执行委员等也有不少是左翼人士，为荣县地下党的统战与组织活动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以至于当地人甚至认为县党部就等于是共产党的党部。据时人回忆，“刘光裕、梁纯暇、邓熔经他们吃茶吃酒常在一起，可以说他们是朝夕不离，这是当时县城内不少人都尽知的”，“刘光裕、梁纯暇的思想都很左倾，当时我们这些公务人员还以为他们都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他们不是。至于国民党县党部，我们当时也认为是地下党控制的，等于地下党的党部”。(41) 李志友等：《荣县地下党开展的统战工作》，中共荣县党史工委编：《中共荣县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内部发行，1988年，第155页。
荣县地下党能在当地获得官方与民众的一致认可，甚至常开展半公开的活动，与其积极支持地方党政机构与进步势力的抗日动员行动，帮助解决老百姓实际困难密切相关。如荣县地下党负责人程觉远，通过在国民党县党部等上层机关的活动，推动荣县的国民党县政府发文要求在下辖的各区乡县成立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抗敌后援分会”，并在全县建立了十多个“抗日宣传团”。中共党员与左翼活动分子积极参加，推动了荣县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地下党还大力支持荣县政府训练了两三万名壮丁出征队，在中共的宣传影响下自愿报名上前线杀敌的爱国青年达两千多人。当时中共四川省工委在工作报告中也称“川南荣县过去是由广大农民组织的，自立三路线消沉至今。此次派同志去工作，已用新组织形色(式)组织成较大的农民群众。首先在一个保组织代耕队，实行为抗属耕种收获，完全义务，造成一个模范保，政府传令嘉奖，遂通令推行全县，现在做得最有成绩的有六个保，其余正在疯狂的进行中。”(42) 《四川省工委一年工作总报告——各派政治力量和党的组织、宣传、群众工作》(1938年11月12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125页。 代耕活动解决了出征将士与困难群众的切身问题，深得老百姓拥护。
2.设定实践教学项目。高职院校现阶段主要开设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负责人应在开学前设计制作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报告书，根据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特点设计四到五个实践教学项目。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前期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一度趋于消沉，中共在四川各地的统战工作，去除了初期的浮嚣与喧哗，更加务实与低调，将党组织的根基与触角深深地扎在基层社会的土壤中，努力实现中共中央所要求的“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的目标(43)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193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例如，1941年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路线转向之后，与其他大后方的党组织一样，四川三台、乐山、荣县等各中心区域的党组织基本上都进入了深层隐蔽。此时，不少党员干部由偏好救亡作风与走上层路线，转向踏实对身边普通群众进行联络团结工作的“三勤”、“三化”阶段，“在贯彻实行‘三勤’、‘三化’中，一些地区中小学校的实际领导权，较长时期地为中共党员所掌握，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党的工作骨干。”(4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地下党员除了工作努力，还要勤交朋友，积极发展基层统战关系，以隐蔽在人民群众中。时任川北工委书记的李维回忆“我们有好几人能长期在一个地方教书，一面是教得好，一面是关系处得好。比如朱光璧，在南溪口保校教书，经组织同意，还参加了当地的哥老会，以获得更好的掩护。郝谦、王叙五、王朴庵几人先后在巴中化成小学教书，与统战人士赵济刚的关系处得好，教书又有声誉，就在那里站稳脚跟，建立了工作据点，我在潼南小学也作了些交朋友的工作。”(45) 李维：《我在川北工作近五年(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内部资料)1983年第9期，第21-24页。
在受到国民党政府重点关注的旧苏区——通、南、巴区域，中共党组织能一直潜伏下来，并将之建成为川西北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与良好的基层统战工作分不开。1940年1月，川军军官、秘密党员肖中鼎以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上校参军的身份，回到家乡，通过地方实力派潘文华的关系，出任了川陕鄂边区绥靖设计委员会通江县分会的负责人，表面上负责绥靖地方治安，实际上是直接受命地下党，利用军政公开机关与自身身份联系、团结地方人士，对通南巴地区的中上层势力开展统战工作。(46) 陈正伦等：《访以特殊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肖中鼎同志》，《达县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总第9期)，内部发行，第14页。 据肖自述，其自身在当地社会有一定的地位，并且又“在四川办了四五次军事学校，学生太多，不能，也不便于搞地下秘密工作”。因此，其未加入地方上的党组织，党的关系则直接保留在阆苍南中心县委的个别负责同志手里。他充分利用自身特点，以公开身份搞统战工作，主要中心任务是掩护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肖借助潘文华与蒋介石中央系的矛盾，以及自身地位与旧有的人脉关系，先后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设计分会。利用自身的地位在地方上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借用群众大会、教师讲习所等各种平台宣传抗日图存，清剿土匪安定后方争取民众，并联合县长与地方力量开办纸厂、松烟厂、石墨厂等，为党筹集抗日活动经费与提供掩护机关。这些活动均赢得了地方民众的赞扬与拥护。(47) 赵德荣整理：《统战工作是法宝，抗日救亡尽心劳——肖中鼎谈在通江的革命活动》，《达县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总第9期)，内部发行，第9页。 抗战后期调到川北负责统战工作的王朴庵即回忆“我们去巴中活动主要还靠肖中鼎。……我去巴中化成乡是肖介绍的。”(48) 王朴庵：《中共川北工委在通南巴》，收于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二辑)》，内部发行，1982年，第146页。 巴中县的统战对象，退伍军官暨地方名人赵济刚，就是肖中鼎利用师生旧识关系介绍给中共方面的，王叙五、郝谦等地下党人均被介绍进赵济刚筹资创办的奇章中学与化成小学教书，使该校成为中共地下党在川北生存与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49) 郭际富等整理：《王叙五同志回忆通江地下党的情况》，《达县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总第7期)，内部发行，第19-21页。
除了上述这些地方，如内江、荣昌、简阳、资阳、宜宾等川中各地县域乡区的中共党人，均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外部环境，采取不同的统战策略与生存技巧，深深地沉潜和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人际网络与传统文化环境中，既适应着社会，也改造着社会。(50)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是如何扎根于区域社会潜滋深植，并融汇于地方人际网络以实现力量聚合与活动空间拓展，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生动细致的描述。可参见黄道炫：《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密县故事：民国时代的地方、人情与政治》(《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四、结语：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开展统战工作的特点及成效
熊德平认为：现代的协调与协调发展理论是人类对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及发展模式反思和不满的产物。[3]协调营销就是在各种经济力共同作用的复杂关系中确立有利于交易的供求均衡环境，以获得长期发展。供求平衡是相对的、是动态的，协调营销就是把握着动态的幅度始终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运行。一旦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新一轮的动态平衡过程。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今天，除了技术壁垒，贸易逆差(顺差)过大，是打破平衡的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掀起贸易战，有其全球政治考量的同时，借题打破已有的秩序而获得它的标准下的新的平衡是主要目的。
除了普通民众的动员外，三台地下党也非常重视地方精英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且在这方面做得很有特点与成效。首先该地党组织较早确立了“在军、政人员中广交朋友，发现开明、公正的人，结成生死之交，以便必要时派人去作可能的工作”。(34) 侯方岳：《回忆我在三台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收于《三台党史资料汇编(1922-1949》，内部出版，1987年，第433页。 因此，其不仅通过统战关系利用了一些政府机构作为自身活动的掩护平台，也团结了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最值得一提的，是地处三台县城郊的川北森林事务所，在抗战前期成为三台区域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甚至一度成为中心特支机关所在地。因该所所长之妻是中共川康特委成员饶孟文胞姐，其虽非党员却甚同情革命，不仅为党刺探讯息侦察敌情，还先后容纳掩护了不少三台地下党的重要领导成员在所内任职或活动。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甚至曾设想要利用该所的业务网络在中心特支所属的川北数县偏僻地方建立秘密武装根据地，发展自卫力量。在该处活动的地下党员多年后感慨道：“整个森林事务所从上到下都为我们控制了，是一块红色的天地”。(35) 黄友凡：《一九四〇年在三台中心县委——川北地下党活动回忆片段》，收于《三台党史资料汇编(1922-1949》，第449页。
当EBV检测不到所有的弹簧开关位置时，出现故障代码077故障。分析认为有两方面造成:一方面是EBV限位开关卡滞导致；另一方面是连线线束故障引起限位开关输出异常。
第一，开展较早，力度较大，走在全国各地前列。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前后，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方才开始调整统战策略，逐步转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尝试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1) 崔俊峰、刘玉芬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98-209页。 而张曙时等受命于中共上海中央局，于此之前就已返川开始做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刘氏也在抗战前夕即派代表赴延安直接联络中共中央，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是少见的。抗战爆发后中共更是全力通过各种途径在川展开上层统战，与刘湘、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实力派人物建立了秘密关系，也与文艺教育等各界精英人士频繁往来，赢得了大量的同情者，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极度孤立的状况。
第二，上层统战与中下层统战同时并举，互为依托，紧密配合，良性互动。上层统战是重点，下层统战是基础。中共在川的统战工作既注重对各界上层人物的联络团结，善于利用地方上的实力派与进步势力，也因应了普通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勃兴的热潮，组织力量向下渗透，以接近普罗大众，回应他们的迫切诉求。重要的是，在下层社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应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尤其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并使这些要求与抗日联系起来”。如果空喊抗日口号，不联系群众切身利益，“就不能吸引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52)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选集》，第87页。 例如，党要在乡村站稳脚跟，离开农民群体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荣县地下党成员在取得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的赞同后，就通过组织代耕队，及试图协助当局解决兵役问题等方法，来获得农民与乡村社会的普遍认同。
第三，多管齐下、策略多元，针对不同对象特点对症施策。例如，对于主政一方的重量级实力派，或者他们的私人代表，往往由中央层级的领导人亲自出面晤谈做工作。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都先后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军政实权人物直接接触过，并通过潜伏的秘密党员内外联动的方式持续发挥统战效用。对于文艺界名流，则通过“努力餐”等沙龙聚会的方式进行；而对于一般的中层军政人员，则派遣有历史渊源或共同身份认同者打入其内部。如田一平等对刘湘集团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的统战工作，就是通过打入并担任干部，在其中建立中共秘密支部的方式实现的。(53) 田一平：《我所知道的武德励进会》，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年抗战在蓉城》，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715-725页。 对于县乡地方社会人士，则通过与当地有千丝万缕人脉关系的本地党员的力量去推动统战工作。总之，正如亲历者所言：“党的统战工作是只要对革命有利，就一点也不放过。……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搞得很扎实，除了注重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外，其他中上层统战工作，都是根据各个不同情况，分别进行。”(54) 张秀熟：《我在抗战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回忆》，吴汉家主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62-63页。
肖红卫等［8］研究的40个基因里面，其基因的产物一起构成了猪繁殖性状相关的蛋白互作网络，这些基因在153个表型中起作用，具体见表2。
第四，团结与斗争两手并举，适时以斗争求进步，以巩固统一战线。中共较早即明确，统一战线建设工作应以我为主，不能一味地让步妥协以顺从统战对象的要求。一方面，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与孤立最顽固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对统战阵线内不利于民生的倒退行为，不失时机地发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来巩固统一战线。尤其亦应重视抗战时期民生的改善，“在各种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不限于抗日。利用每个小的要求(如工资、抗捐、民主自由的要求)，利用每个事变，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55)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选集》，第87页。 中共在四川较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例如，在三台地区党的重要活动据点——川北森林事务所，所长夫妇虽同情且掩护地下党人士活动，但当他们苛待工人的行为过火时，也遭到了所内地下党员领导的罢工活动的反对，因之而改善了该处工人的生活状况。(56) 黄友凡：《一九四〇年在三台中心县委——川北地下党活动回忆片段》，收于中共三台县委党史工委编：《三台党史资料汇编(1922-1949》，内部出版，1987年，第446页。 在乐山地区，地下党对军政部等下属的降落伞厂、毛织厂、普益经纬公司等国防厂矿一般以促进劳资协调、顺利生产为立场，有序地争取厂方对工人抗日民主活动的支持，但在工人遭遇苛待而罢工时，也积极率领工人展开斗争以维护群众利益。(57) 廖寒非：《嘉犍区工运报告》(1941年底)，收于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乐山市党史资料选编(1927-1949)》，内部发行，1987年，第410-438页。
“其实眼下最发愁的是我们，在具体的规定出来前，还不知道未来业务开展上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某银行旗下公募基金的市场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此前银行系基金的产品在销售时一直“背靠大树好乘凉”，母行多多少少在销售上会给予一些“关照”。理财子公司成立后，银行系公募基金的优势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未来无论是在客户资源、还是销售渠道上，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可以说，中共在四川地区根据时势变化因地制宜开展的统战活动，是较为成功的。笔者以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施行统战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与意义，亦应有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推动了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策略转变，使他们在重要的历史关口及时由“拥蒋反共”转向“联共抗日”，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主、广泛联合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川康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并且，在川军内部的派系纷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中，中共尽量不偏不倚，以强化川军内部一致对外的团结性与凝聚力。抗战初中共四川党负责人曾反复强调，“我们对四川问题应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希望中央当局妥善解决军政首长问题，以免影响继续抗战，把四川变成真正的民族最后根据地，对刘部下各派采取决不偏袒哪一方的态度”，同时对于“所接近中层核心社分子，以只有在(去)抗战个人才有出路才能生存说之。”(58) 《罗世文给周恩来转长江局的报告——以团结抗战解决刘湘系纷争和其他工作(1938年3月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78页。 以此为抗战大后方的稳定巩固做出了贡献，并大大激发了川军将士的抗战决心与爱国热情。(59)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8-219页。
第二，改善了中共力量在川康渝等西南地区的生存环境与发展条件，有力促进了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复兴。四川党在抗战以后的组织重建，主要依靠与汇聚了三个渠道的力量，其中首要的就是1935年以后张曙时受派回川后所发展的上层党员。(60) 刘宗灵：《抗战初期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重建与整顿》，《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 这批党员多数与刘湘军政集团或其他地方实力派有紧密联系，如刘的高等顾问郭秉毅、王伯杰，武德励进会干部田一平，成都名中医王文鼎等社会名流，而且这批人主要都是做上层统战工作的，“这种上层党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上层统战工作中的能量是比较大的，工作也较特殊，入党较早，对开辟四川的政治环境做了奠基的工作”。(61) 林蒙：《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和四川党的重建》，《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第27页。 同时，救亡运动中开展的下层统战工作也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重建恢复开辟了途径。如三台地区的“特支利用当时汹涌一时的抗日热潮，积极参与组织领导演讲团、歌咏团、剧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在学生、工人、店员、市民等中间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短短三、四个月内就陆续建立了8个支部，拥有50余名党员。”(62) 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三台县历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在抗战中后期，更通过统战工作路线与活动方式的及时转型，帮助全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实现了深度隐蔽与有效潜伏。
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数据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第三，将中共党组织的力量渗透进了基层社会，尤其是在广阔的乡镇农村地区潜伏扎根，为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积蓄了力量。正如学者所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战略转型与力量积蓄的重要时期，此一时期的统一战线策略，不断趋于成熟，大大推动了中共的整体性发展，使其更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纳，为战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63) 卢毅、罗平汉、齐小林：《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页。 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改善党的生存环境的目的，也客观上由于中央与地方势力博弈不断的特殊外部环境，处于大后方的中共四川地下党在各个层面的统战活动中，善用关系、拓展资源，深入地宣传党的主张，扩展党的组织力量，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部分民众的政治觉醒与国家、革命意识的萌生。尤其是借助抗战初期良好的政治环境，地下党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广泛联系各方进步力量并与之通力合作，将根基深深地扎在了社会底层，获得了各界民主人士与不少工农大众的同情和认同。由此第一次将党的触角伸向了四川社会空间的各个角落，极大地强化了党在地域社会的政治影响力，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四川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时人所述，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十分活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从上层、中层到工人、学生、群众，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64) 张秀熟：《我在抗战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回忆》，吴汉家主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66页。 中共在四川成功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既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也大大增强了中共在西南区域社会各界的思想辐射力与政治影响力。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施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则个案，可以让我们管窥中共在历史重要关口的崛起兴盛之道，认知中共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密码，也可为今天党的统战工作路线的传承与革新提供宝贵的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 刘宗灵，史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研究”(项目编号：19FZSB008)；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ZYGX2018010FRJH)。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1-0042-14
责任编辑： 贺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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