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演绎的历史——再说高阳历史小说的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语境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历史论文,高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表面上看，小说家的言说似乎极为自由，天马行空，无所羁绊，尽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去虚构故事。虽然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要求作家必须尊重史实，但是还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么一说为他撑腰壮胆，更不用说历史事件中的诸多细节仍然得靠小说家去演绎和安排。让局外人，尤其是让历史学家看来，确实已经算得上自由自在了。高阳的历史小说，由于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几乎进入了左右逢源的化境，更在他的言说中给人留下了这种怡然自得的印象。
其实这是一种假象。这个假象使一般的读者往往把小说家演绎的历史当成了历史本身，也让许多评论家忽略了作家言说所受的局限，以及存在于言说背后的那些规范，以至使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因为没有进入本文文化语境而不能不滞留在话语的表层。换言之，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本文，我们在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时，应该注意到作家的言说实际上与两种语境相关；对本文意义的把握，只能在顾及两种语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第一种语境是指文本自身构成的语境，即由小说的事件、情节所构成的语境，它决定着作家言说所取的语态和语汇，同时还影响着读者对叙事话语、对情节和人物的理解；由于这种语境直接与叙事发生关系，我们权且称之为本文语境，或者是表层语境、“在现场”的语境。
另一种语境虽然不和具体的叙事发生直接关系，但是却对作家“怎样叙事”和“叙述什么样的故事”具有规范作用，体现了一种文化选择，所以我称其为文化语境或深层的、“不在现场”的语境。这种语境很可能甚至不为言说者本人自觉，可是实际上它却决定着一个作家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营构他的小说，决定着他对题材的理解和评价，以及如何言说故事，因此也决定着他试图给这个故事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这种语境生成于言说者所属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它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结构之网，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更通过语言渗透于人的感知、思维，乃至潜意识，在冥冥之中操纵和规范着作家的运思和言说。
强调深层语境的存在是为了揭示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小说家的言说，都有既定的文化结构在背后为他支撑。这种结构从构成上讲，包括了文化传统、人生观念、语言规则，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态度等等因素。而从作用上讲，影响言说的文化结构又是一种机制、一种规范，它使人们的言说无论自觉与否，都带上了隶属于一定文化的倾向性，从而成为福科所谓的那种“话语”，即具有某种“权力”意味、渗透了某种价值观念的语言。其作为一套既成的符号系统，正像萨丕尔所说，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①]。因此语言对作家的影响并非仅仅表现在思想感情的传达过程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言”来传达现成的“意”，而是从一开始语言就参与了感知和思想的生成，参与作家的运思和观照，参与了“意”的孕育和建构，从而对作家观照生活、认识社会发生影响，当然也影响他对历史的反思。更重要的是，由于感知和思想的运作不可能完全脱离语言，因此被深层语境所规定的文化意味往往会在不为人知的非自觉状态中通过语言融入言说，成为文本意蕴的一种构成因素，一种或许在主体言说意图之外、然而实际上对文本意蕴发生影响的构成因素。
因此，高阳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结构中，言说他的历史小说的；高阳笔下的历史，并非都是对史实的纯客观叙述，其中也有相当浓厚的演绎成分。对高阳这位历史小说大家来讲，由于他对考据的重视与执著，由于他的从容不迫潇洒自信的叙事，以及他那种独有的把考据与叙事融为一体的言说方式，更容易使人忽略文化语境对他的制约，忽略他对历史的重构与再建。可是我认为，高阳历史小说的特点，包括它的长处和短处，恰恰与文化语境所带来的演绎成分密切相关。如果在研究高阳的历史小说时不能进入文化语境，不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他的言说，我们将可能发生误读，因此也很难充分理解他的作品，当然更谈不上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了。
那么，高阳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着他对历史的演绎呢？如果考虑到早在动手写历史小说之前高阳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然而却成绩平平这个事实，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历史”对高阳的特殊意义。如果说，一位作家的创作成就、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常常维系于其是否展示了从未被他人展示过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意义，从而给读者以新的启迪的话：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高阳也许特别适应历史题材，掩埋在故纸堆里的历史经验要比现实生活更能激发他的灵感，给他以理解人生价值阐发人生意义的启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他必须对历史抱有一种信念，即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甚至是已经失去了的意义或精神；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和张扬这种被人遗忘的精神。在高阳的心目中历史显然具有这样的价值，所以他曾引钱穆的话说，“一个民族必须对他们的历史有温情，这个民族才有希望”[②]。而历史给予高阳的温情，大约就在于它是一个值得寻找回来的理想世界。于是，历史在高阳的笔下的确具有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显示了一种秩序和逻辑，而这是其他历史小说家没能做到、也未曾发现的。所以，为了解释高阳，我们得首先了解他从历史中找到了什么，寻问是什么东西让高阳沉湎于历史，促使他把人生意义的追寻寄托在对故纸堆的翻拣上。这意味着把握高阳的历史观是阐释高阳的前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高阳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前后，港台学界正有一批学人在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复兴这样一个事件。
从1964年4月中旬开始，高阳在《联合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历史小说的创作成了高阳后半生的事业，兴致勃勃而又兢兢业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倘能搦笔娱人意，老眼犹挑子夜灯”。而在六年前，香港保守派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牟宗三、徐复观等四人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③]，这是一篇足以代表当代新儒家根本精神方向的纲领性文献。文章以洋洋洒洒4万言的篇幅，分12个部分全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长存根据等等，不仅当年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复兴新儒学的思潮，而且至今仍是新儒学反复咀嚼、喋喋不休的话题。
面对从“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屡遭清算而日趋衰落的局面，新儒学的鼓吹者们把阐发历史文化尚未失去精神生命的话题摆在首位。他们声称，“百年来中国民主建国运动之着着失败，曾使爱护中国的中国人士与世界人士，不断失望。我们也不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只要“大家心目中同有中国文化，则中国文化便不能是死的。在人之活的心灵中的东西，纵使是已过去的死的，此心灵亦能使之复活”[④]。可见当代新儒学给自己赋予的文化责任之一，就是挖掘和阐发他们认为仍有生命的那些历史文化，使之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复活。因为按照他们的解释，这种文化精神的失落正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发展之所以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割断历史，轻视历史文化所造成的“意义危机”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乃至社会变迁缓慢的根源，所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虽然限于资料，我一时还不能找到高阳对这场儒学复兴的直接反映，但是从高阳所作的如下表白中，似乎也能听到同样的呼声，发现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类似的自觉和使命意识：
知识分子逐渐了解自己除了关心政治，还有传播知识与文化的使命。海禁开后，更有探索世界、贡献国家的抱负……。到了清末，一连串战争之后，对知识分子刺激非常深，大家认为失败的原因就是政治不清明、老百姓太愚昧。因此，如果能透过小说改革政治、破除迷信、启迪民智，不但发泄了牢骚，也完成了使命感。[⑤]
在海外新儒学思潮兴盛的文化氛围中，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呼应和反响，至少可以说是所见略同的共识。退一步说，即使高阳本人不作如是观，当代新儒学的复兴也给人们接受他的历史小说创造了一种阅读环境，文化消费的需求也终将会影响文化的生产。当然，仅仅凭着关怀历史传统、张扬历史文化，还不足以说明高阳与当代新儒学之间的联系。不过从历史文化观的相似上，我们倒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有更内在的契合。
台湾学者韦政通曾对新儒家的历史文化观作了如是的概括：“1.历史文化乃‘仁心’的充量表现；2.历史文化是圣贤豪杰精神的表现，为他们的精神所贯注；3.历史文化乃中国民族之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⑥]。纵观高阳的历史小说，不难发现他在题材的取舍、主题的提炼、形象的创造和对历史的解释上，所采取的标准都与上述的观念相通或相似。国内有学者主张把高阳的历史小说分为六大系列，即宫廷、官场、商贾、“红曹”、名士侠士和青楼系列[⑦]。单从题材上讲，这么划分也不无道理，亦能勾勒出作为通俗文学作家高阳的大致面貌。然而若从研究的角度上看，如此划分却不足以体现高阳究竟通过他的历史小说言说了何种思想、张扬了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也就是说，没有显示高阳演绎的历史的特点，反而掩盖了其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想追求。倒是高阳自己有一个说法，为我们透露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历史精神。那是他与台湾另一位作家、学者张大春的一次谈话，起因是后者为准备写一部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征求高阳的意见。高阳的反应是当即表示反对，他说：
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杨、洪之徒岂有可爱之处？值得写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⑧]
虽然在这里高阳也把他主张写的历史人物分为六类，但是他看重的是宫廷里的圣君，官场里的贤相和良将，在野的高僧、名人、侠士和美人，理由是这些历史人物“可爱”且“值得入小说”。这当然与高阳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选择密切相关，对此我们暂不作评说。高阳看重这些人物显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出让其仰慕的人格道德，在选择的标准中已经暗含了能否表彰历史文化精神的要求。用高阳的话说，就是“对历史温情之产生。必须先有为后人景仰的历史人物”[⑨]。而且从创作实践上看，作为一个洞悉人情世故的小说家，高阳并没有以这个理论标准去给历史人物画脸谱，圣王昏君、贤相奸臣，在他的笔下都有七情六欲，也一样出入于他所绘制的历史画廊。由此可见，高阳的六类历史人物的划分并不是在题材意义上说的，而是就精神价值而言。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他要从这些人身上，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历史活动中，寻找和清理能够体现儒家精神合理性的那条历史脉络，只要细读高阳的历史小说，读者不难发现这条脉络的更为清晰的凸现，是在《宫闱搜秘》中。
收集在《宫闱搜秘》里的几篇文字，几乎可以当作上述韦政通概括的新儒家文化历史观的具体说明来读。在高阳的众多作品中，《宫闱搜秘》是一部很独特的书。若把它视为小说，形象、情节都太单薄，叙述话语接近史书而不似小说；若说它是历史或历史考据，细节之处又写得太实而且还有过于浓厚的感情色彩，不能不让人疑心其中掺入的想象和虚构是否都有确凿的根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高阳演绎历史的脉络倒因此而显得格外清晰，细细读来颇能见出高阳以儒家是非为是非的爱憎。讨论宋太祖死前为什么不传位于子却传位于弟的《烛声斧影》，写尽了宋太祖的“仁心”、“孝悌”和宋太宗为保住子息皇位而违约的私欲与阴谋，言语之间时时流露出对不遵循“家天下”制度的义愤和谴责。《华阳教主》则围绕着以“贤淑”而“母仪天下”的孟皇后被废，阐释了北宋末年那段历史的是是非非。然而高阳更深层的用心恐怕还在于张扬儒家的伦理和精神，力求证明北宋的灭亡与这一道统的兴衰不无联系。例如说到宋哲宗时，高阳的演绎所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在痛斥奸臣章惇之流“坏他的‘名节’”之后，高阳说：
中国历史上最可惜、作孽作得最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个皇帝。哲宗的天资不坏；元佑之后，很可能成为一个太平天子，只以一念之误，受了奸臣的挟制，自己送命不说，还断送了北宋的天下。他不死，徽宗不立；徽宗不立，北宋不亡。[⑩]
虽然这个结论可以依赖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而成立，但是高阳推断的根据却显然不在事实而在“道理”；“三段论”式的分析更突出帝王有无儒家精神将决定历史兴衰的逻辑。此文结尾还有一段文字，写的是宋高宗不敢抗敌，偏安一隅之后，孟皇后的处境与心境，更把高阳、同时也是新儒家看重的那种历史文化精神人格化了：
在这段扰攘不安的期间，孟后一直在江西避难；至是，由高宗迎回绍兴，孟后饱经沦桑，以泪洗面的日子互卅年；暮年复登尊位，于国破家亡之际，抚今忆昔，哀戚倍增！平生抑郁屈辱，皆寄望于高宗的奋起；日昔所盼者，收复神京，破颜一笑，庶乎可敌数十年凄凉岁月；而高宗如此！孟后岂复有生趣？迎至绍兴后的第八个月，郁郁以终。[11]
面对如此之细又如此之深的心理感受描写，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只能把它作“小说家言”来读，其中的演绎成分无可怀疑，而确信历史文化当为儒家精神的客观表现，大约就是引发高阳所以会作这般联想的根据。
我所以不太赞成以题材的划分来研究高阳的小说，还因为这种做法虽然方便简单，却往往掩盖了高阳作为学者的一面。高阳自封“野翰林”固然有对台湾学界表示不满的因素，不过站在他个人的角度上看，其中还有更看重自己的思想精神的意思。不知能否这样猜测：高阳生前就已经在为自己的著述被他人误读而感慨。题材划分不利于理解高阳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么做很容易让人忽略高阳寄托在“小说家言”之中的意义，其往往与题材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不限于专写文人而是在各种各样的题材里，高阳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肯定知识分子历史价值的语义，具有作为知识分子来塑造其笔下某些历史人物的自觉意识，阐发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精神，并以他们的命运来解释社会历史。我的这种感受，被高阳自己的看法所证实，这个看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为高阳的历史观。他说：
我们要研究一个朝代，必须先彻底了解其中心势力的结构。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凡是以品学俱佳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的政权，都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如汉、唐两代。若是宦官外戚、权臣嫔妃，相勾结掌握的中心权力，则必为腐败恐怖暴政。若中心权力被藩镇疆臣各自掌握，则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此等事实，史有记载，但所憾者，乃是鲜为人知，更不引以为鉴，故世乱权变，相踵而至。[12]
写小说要有人生体验常常使作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放到作品里。不过高阳的这番议论，以及存在于他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意识，恐怕不能仅仅用这个现象来解释，这里也有高阳与当代新儒学相通的轨迹可寻。
为了揭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生存的精神生命，主张复兴儒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肯定儒家思想中具有“主智论”的命题，并以知识分子即“士”在中国历史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证明它的生命力。他们认为从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这么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儒家自古就有“专家政治”的主张[13]：“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故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而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存在，则为知识分子“专家政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虽然儒家也有“君尊臣卑”的观念，但是官僚制度毕竟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其中不乏合理的理性成分，甚至可以在传统与现代的接笋中发生一定的积极作用[14]。以当代新儒学的这些观点和推理为语境，再读高阳的历史小说，我们几乎可以在许多人物和事件中，找到与之相关的形象化的说明。也许是基于同样的认识，高阳有意无意地给他笔下的贤相忠臣，大都赋予了精明干练的本领，并且多多少少地抹上了一些理想化的光彩。
高阳历史小说本身的魅力，固然是造成“有村镇处有高阳”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功都少不了时代为他创造的条件，高阳显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他远比其他作家更多地得益于此。当代新儒学的复兴不仅以引发现代人关注历史文化的方式，给高阳作品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和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接受环境，而且以它创造的文化语境，为高阳的言说赋予了更深厚的语义，也为他演绎历史提供了思想的脉络和逻辑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成就了高阳，高阳也以他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和演绎而使之延续，大概也不算过分吧。
注释：
①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8页。
② ⑨《高阳杂文》，远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页。
③ ④见《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5、7页。
⑤高阳在台湾“晚清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张宝琴主编《高阳小说研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⑥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⑦林青：《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⑧ [12]转引自江澄格《历史小说巨擘高阳》，三思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⑩ [11]高阳：《宫闱搜秘》，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7、79页。
[13] [1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