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异质性与团体贷款发展趋势研究——以苏北地区农信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为例论文,农户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贷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反贫困手段已在世界上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Morduch，1999；Aghion & Morduch，2005)，而团体贷款①(Group Lending)机制正是保证其有效运作的一个核心机制，使得没有抵押、担保的小额信贷也能获得很高的还款率，并能降低小额信贷机构的交易成本。[1-2]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GB)是最早使用团体贷款机制并取得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随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小额信贷机构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团体贷款机制吸收进他们的贷款制度中。然而，近年来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如孟加拉的ASA(Association for Social Advancement)和印度尼西亚的BRI(Bank Rakyat Indonesia)等，主要开展个人贷款(Individual Lending)业务，弱化了团体贷款机制。曾经使用团体贷款机制最负盛名的两家银行（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BancoSol和GB）已经转向个人贷款(Giné，Jakiela，Karlan & Morduch，2006)。[3]
团体贷款在国际范围内的成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由于农村中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团体贷款小组成员之间拥有比银行更多的信息优势成为可能。Wenner(1995)[4]发现了运用信息甄别机制并依赖于个人信誉的信贷团体拥有信息优势的证据，这一优势可以提高整个团体的信用度和还款率。“横向监督”是利用社会资本成功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上不完美信息的典型，有助于降低小额信贷机构的成本(Stiglitz，1990；Varian，1990；Ghatak & Guinnane，1999)。[5-7]团体贷款机制中成员相互之间的连带责任有助于减少信贷风险。社会资本和连带责任机制可以对策略性违约者实施惩罚等。然而，随着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国外已有学者对这种贷款机制的转变进行了研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近年来的研究中团体贷款的缺陷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似乎是必然的趋势(Beck et al.,2007)。[8]Ghatak & Guinnane(1999)从案例研究中发现，如果一个地区农村金融市场中多家贷款机构提供类似的服务，那么他们之间带来的竞争会破坏团体贷款的激励机制。章元(2003)从产出分布的角度研究得出团体贷款有其不利时一面，当产出分布在少数成功者手中时，大多数失败者无法对他们实施社会约束，这种“社会约束失灵”会导致小组成员的策略性违约。Aghion & Morduch(2005)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小组内部成员的借款需求会出现分化，最终会破坏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从而导致更高的违约风险。在实践中，大多数的小额信贷机构仅仅采用团体贷款或个人贷款中的一种，这些机构在选择贷款形式时又受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所以难以对这两种贷款方式进行规范地比较。近年来，国外少数学者通过一些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对两者进行了比较，而大多数证明该变化趋势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在借鉴国外小额信贷机构团体贷款运行机制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1月提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②，要求各地逐步推广农户联保贷款，其中对联保贷款运行机制的规定包括：组成小组，强制储蓄，分期还款，连带责任和动态激励等。我们发现联保贷款的核心机制与国际上的团体贷款机制并无差异，所以下文将其称为团体贷款。针对农户个人，农信社一直开展着需要抵押或者担保的传统业务：短期农户贷款；从2001年12月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地信用社又逐步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由于短期农户贷款和农户小额信贷都是采用个人贷款机制对农户发放的，所以我们统称为个人贷款③。所以，自2001年底起，中国农村信用社同时发放团体贷款和个人贷款，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试验条件。江苏省信用合作联社是全国首家成立的省级联社，亦是全国首家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县联社法人的联社。根据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差别和产业差异，尊重县级联社的经营自主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农户联保贷款在苏北的成功推广使用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本文以苏北地区农信社的团体贷款为例，发现从2003年—2008年，苏北团体贷款发放规模在22亿—44亿元之间波动，但是团体贷款余额占所有农户贷款余额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25.01%下降为13.81%，而个人贷款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实践中也逐步减少使用团体贷款，转而使用个人贷款。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的原因。这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充分认识团体贷款重要作用的同时发现其局限性，才能为经济发展水平及分化程度不同的地区选择适合的贷款方式提供正确的政策建议。也才能对未来包括小额信贷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采用何种贷款方式提供借鉴。
二、分析框架、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分析框架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团体贷款与国际上主流的团体贷款虽然核心机制并无本质差别，但是其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却存在着很大的变化。团体贷款的发放机构农村信用社追求的是双重目标：一方面要为其股东创造利润，保证股东的资本回报；另一方面也要为实现支农、满足社区金融需求等政府公共职能目标（金宏等，2007），[9]即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目标和完成政府公共职能的政策性目标，信用社在发放团体贷款时面临的也是双重目标。农信社发放团体贷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国际上运行得比较成功的团体贷款机构都是由其自身自下而上推行的。团体贷款的开展情况不但与贷款的政策和成本结构有关，而且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和范围有关，还与生产的自然环境有关，有些机构的失败或衰退是由于在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中，它们所利用的信息机制和契约执行机制被破坏了。
除了金融机构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之外，团体贷款这种机制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隐含的成本。金融机构在团体贷款中减少的交易成本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移到贷款小组内部。(2)在产出分布在少数成功者手中时，大多数失败者无法对他们实施社会约束，这种“社会约束失灵”会导致小组成员的策略性违约。(3)Ghatak和Guinnane(1999)的理论模型中认为，团体贷款机制可以降低道德风险、保证契约执行的重要假设前提就是小组成员之间的监督成本足够低以及社会约束的有效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前提并不合理，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会降低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会造成人口流动频繁，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会很高，同时社会约束也难以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小组成员的借款需求会出现分化，这种分化会使得借款数目较小的成员承担更多的风险和更高的成本，最终会破坏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从而导致更高的违约风险。(4)一个地区农村金融市场中多家贷款机构共存带来的竞争对团体贷款机制也有影响。当一家贷款机构的违约人可以很轻易地从其他贷款机构获得贷款，那么团体贷款机制将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由此可见，团体贷款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小额信贷机构在当地开展团体贷款业务的垄断性；组成小组的团体贷款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很小以及成员的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成员的借款需求基本一致等。当这些条件无法满足的时候，团体贷款将无法有效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中国不仅东、中、西部经济情况差异巨大，在同一个省内不同的县域之间经济差异也不容忽视。由于这种经济差异的存在，使得团体贷款在不同的地区发放情况截然不同。随着团体贷款发放时间的推移，原本满足其有效运行要求的地区也会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信用社在开展团体贷款这项业务上具有垄断性，所以本文不用考虑机构间的竞争带来的影响。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得团体贷款小组成员的经济活动出现异质性，因此成员之间的借贷需求出现分化，导致金融机构将贷款方式从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
2.样本选择
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2004年—2008年，苏北地区的人均GDP为14134元，不到江苏省的人均GDP的一半；苏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65元，远远低于江苏省的平均值6430元；苏北地区农业占GDP比重为17.76%，比苏中苏南高得多，苏南地区的比重只有2.48%；苏北地区从事农业的乡村从业人员的占比接近50%，远远高于江苏省的平均值。
根据表1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苏北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远不如苏南地区，也落后于苏中地区。由于团体贷款的发展受各地区自身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造成团体贷款在江苏省不同地区间极不平衡。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发达，不具备孕育团体贷款的基础，几乎没有团体贷款；苏中地区联保贷款也相对较少，不具有普遍性。自2001年团体贷款发放以来，更多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苏北传统农区，因此本文选择苏北地区农信社发放的团体贷款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3.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分别如下：(1)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于2009年3月对江苏省农信社的调研数据；(2)江苏省信用合作联社2003年—2008年的统计报表；(3)江苏省统计局网站上的2003年—2008年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团体贷款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苏北地区信用社从2001年底开始同时发放团体贷款和个人贷款。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调研数据整理得到苏北地区2003年—2008年团体贷款和个人贷款的发放情况，具体见表2。从表2能够看出：从2003年到2008年，团体贷款的规模在22亿元—44亿元之间，占贷款发放总量的比重在20%左右，从发放贷款的规模上来看，团体贷款在苏北地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贷款方式。
各种贷款还款率的具体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2003年—2005年，团体贷款的还款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2006年—-2008年，其还款率也一直保持在93%以上，但与前三年相比，还款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下降得非常明显，只达到了93.8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团体贷款在苏北运行之初达到了很高的还款率。但是在最近几年，其运行情况和最初相比已明显下降。通过和县联社工作人员的访谈，我们得知2008年还款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使大量原本通过在外打工获得收入来偿还团体贷款的农户失去了这部分收入来源，无法及时还款；二是部分团体贷款采用以新还旧的方式发放贷款，使信用社长期积累的风险在金融危机的诱导下得以释放。2003年—2008年，个人贷款的还款率基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个人贷款中的短期农户贷款的还款率。2003年的时候，其还款率很低，只有81.43%，到2008年还款率上升到了94.36%。团体贷款还款率的不断降低说明其从最初的高还款率、很好的一种贷款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改变。
根据表2中的数据对团体贷款占所有农户贷款发放的比例作图，最终结果如图1所示：2003年--2008年，团体贷款占所有农户贷款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在2003年由2006年之间，下降趋势比较缓慢；从2006年开始下降趋势非常明显，由2006年的23.94%下降为2008年的13.81%。与此同时，个人贷款的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实践中也逐步减少使用团体贷款，转而使用个人贷款，团体贷款具有向个人贷款转变的趋势。这与国际上最近研究进展的认识是相一致的。
图1 团体贷款和个人贷款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人民银行南京分行2009年3月对农信社的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2.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的原因分析
下文我们将对造成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
(1)基本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基本理论和研究假说，我们构建如下以县（或市）农信社为单位的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计量模型：
鉴于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选取如下变量来进行验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表示团体贷款占所有农户贷款的比例。自变量的情况如下：x1表示人均GDP，x2表示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占比，x3表示农业占总的GDP比重，x4表示团体贷款的还款率，x5表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还款率，x6表示短期农户贷款的还款率，x7表示信用乡镇的个数占总的乡镇个数的比例。其中x2为关键变量。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我们采用了苏北地区2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3年—2007年的数据，下面对本文所选变量的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样本联社的团体贷款占所有农户贷款总额的比例从0.9584到0.0008，均值为0.2328，可以反映出目前不同联社发放团体贷款的情况；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团体贷款的还款率最高值均达到了1，最小值均达到了0，反映出极大的差异性；人均GDP从23864元到3748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不同地区经济水平的变化；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占比最高达到0.6426，最小为0.2355，农业GDP占比从0.4160到0.0918，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分化程度；信用乡镇占乡镇总数的比例从0到0.7222，能较好地反映农户信用的积累对贷款方式的不同选择。
(3)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本模型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采用Hausman检验，得到对样本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更合适。在对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进行修正之后，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
实证结果显示，反映经济水平变化的变量——人均GDP对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产生了负的影响。虽然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农户通过团体贷款积累了部分资产，在提高经济水平之后，农户对所需贷款的额度以及要求也会有所提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金融机构逐步将贷款方式向个人贷款转变。
实证结果表明，反映不同地区农户经济活动异质性的变量——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人员占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农户经济活动的异质性加强，使小组成员之间的信贷需求出现分化。团体贷款难以满足农户日渐多样化的信贷需求，且贷款团体内部成员相互监督的难度增加，客观上导致金融机构将贷款方式从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很少使用团体贷款。因为苏南、苏中地区农村经济活跃、经济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使得团体贷款对小组成员的生产具有同质性这个要求从一开始就无法满足，而且团体贷款的额度较小无法满足当地的需求。原本经济不发达的苏北地区随着近年来经济状况的好转、农户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增加，最初能较好满足农户借贷需求的团体贷款虽然还存在生存的土壤，但是已经出现了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这一趋势。
团体贷款还款率这个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团体贷款还款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有利于信用社继续发放团体贷款。反言之，团体贷款还款率的下降会导致金融机构将贷款方式从团体贷款转变为个人贷款。短期农户贷款的还款率这个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短期农户贷款还款率的提高会明显导致团体贷款向短期农户贷款的转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还款率这个变量虽然不显著，但是方向也为负，说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还款率的提高也会导致团体贷款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转变。综合这两个变量能够看出，个人贷款还款率的提高会导致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结合上文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贷款还款率的高低，是信用社考虑发放何种贷款的重要依据。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苏北地区农信社的团体贷款为例，结果表明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实践中也逐步减少使用团体贷款，转而使用个人贷款，同时这种变化趋势在地区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证模型对这种变化趋势的解释为：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小组成员的经济活动出现异质性，成员之间的借贷需求出现分化，导致金融机构将贷款方式从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
团体贷款曾经为改善低收入农户的融资状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分化，农民收入的增加，团体贷款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在农户自身条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农户对所需贷款的额度以及要求也会随之提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金融机构逐步将贷款方式从团体贷款向个人贷款转变。
信用社在发放团体贷款的过程中，农户信用的逐步积累可以改变信用社最初缺乏农户信用记录的状况，信用社可根据农户在团体贷款中的信用记录来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与此同时，农户由于获得贷款而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水平，由传统的种养殖业农户转变为创业型农户。随着自身经济情况的改善，在日后的贷款中能够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信用社可以根据农户提供的抵押品向其提供贷款额度更高的短期农户贷款。由此可见，团体贷款在运行过程中给农户带来了信用和抵押品，部分解决了农户的贷款需求，改善了农户的经济水平。但同时，部分农户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表现为需要贷款手续更为便捷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或者贷款额度更大的短期农户贷款。因此，信用社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同一地区的经济变化，发放不同类型的贷款以满足不同农户不同层次的贷款需求。
本文的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是：未来包括小额信贷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在经济同质化程度高，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对缺乏信用记录的农户继续发放团体贷款；而对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经济活动异质性增强的那些地区的农户转而发放个人贷款，以便更好地满足农户不断变化的信贷需求。
同时，本研究仅仅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检验农村信用社团体贷款的变化趋势，这也显示出本研究的不足，因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掩盖了内部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至微观层面，即从农户角度对农村信用社团体贷款开展研究，以进一步验证这一趋势。
收稿日期：2010-11-18
注释：
①团体贷款创始于孟加拉国，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信贷市场失灵”——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人口或小企业由于缺乏资产作抵押，而银行那里又没有事先的信用记录，所以其贷款请求就被正式的金融机构所拒绝。为了向他们提供贷款并保证还款率，银行不要求他们提供抵押或担保，但要求他们自发形成贷款团体，成员之间负有连带责任，投资成功的成员替失败者承担还款义务。
②《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对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运行机制的主要规定有：(1)联保小组内部成员之间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由居住在信用社服务辖区内有借款需求的5-10户借款人自愿组成；(2)借款人在得到贷款前须在信用社存入不低于借款额5%的活期存款，贷款时按借款额的1%设立小组互助金，小组成员的活期存款和小组互助金存入信用社专户，归小组成员所有；(3)联保小组成员的责任主要包括负责小组各成员贷款申请、使用、管理及归还和对借款人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时，代为还款；(4)信用社应将贷款发放给联保小组成员的借款者本人，并实行分次偿还本息的方式，并根据借款人还款情况是否良好，逐次增加借款额度。
③由于信用社长期农户贷款数量非常小，所以本文在个人贷款中忽略不计。
④表2中所有农户贷款指团体贷款和个人贷款之和，其中团体贷款在江苏实为联保贷款，个人贷款包括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短期农户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