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1]2002年在《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教育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同时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一生兴办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方面多有创新，为近代中国创立了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从中总结出张之洞创新中国教育，对于当今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阶段性贡献入手，以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实践、学制的创新为线索，展示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本文正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对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阶段性贡献做出评定。 第二部分展示张之洞对近代教育思想方面的创新。本文依据史实将整体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一、“通经致用”与中国教育思想的创新；二、“中体西用”与中国教育思想的创新。对于每一阶段都从思想渊源入手，对比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新观念，进而总结出张之洞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创新。 第叁部分展示张之洞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创新。本文从张之洞发展的教育宗旨、演化的教学内容、多渠道培养师资、多种途径创新教育及对国外教育经验的借鉴，总结出张之洞对教育实践方面的创新。 第四部分比较了《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极为重视规定和阐释教育宗旨，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方向。张之洞通过新实施的学制，大力强调普及义务教育、把师范教育作为普及教育的基础、关注实业教育、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新教育管理机构、并指出只有废除科举才能真正有利于新学制的实施，从而反映了张之洞对中国教育学制的创新。
王世广[2]2012年在《张之洞与井上毅实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职业教育的早期发展形式，实业教育直接影响着国家各项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本研究以近代中日两国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历史潮流时的应对为背景，来考察对中日两国职业教育各自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张之洞与井上毅的实业教育思想。对张之洞与井上毅的实业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窥探近代中日两国兴衰的一些缘由。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职业教育乃至中国整个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角度更为独特、层次更为多样的启示。在进行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借鉴“他山之石”的过程中，本论文的研究可以为在职业教育改革中对外来经验进行借鉴时如何避免“拿来主义”的全盘照搬与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提供一些镜鉴。本论文主要分为以下部分：首先，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与界定；其次，概述张之洞与井上毅实业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再次，对二者进行异同比较；第四，对二者之间产生异同的缘由进行包括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角度的探究分析；最后，本论文将总结出张之洞与井上毅实业教育思想在推动近代中日发展变革中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今中国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得出有益的启示。通过比较分析，本研究认为张之洞与井上毅之间的实业教育思想存在的共性主要有：都主张借鉴异域实业教育的先进经验；都坚持本国的基本文化教育传统；都重视实业教育师资的培养。而张之洞与井上毅二人之间的实业教育思想有如下不同：实业教育思想的来源不尽相同；对实业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有别；实业教育思想的实践成效有异。二者实业教育思想呈现出异同杂糅特点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正确分析近代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宏观背景的异同以及张之洞与井上毅他们各自的个性特征。本研究认为，对异域教育先进经验的借鉴应当坚持积极与合理并重的态度；职业教育改革应当以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重点；职业教育应当更好地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田谧[3]2017年在《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指明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商业总体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商业教育更是被排除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之外,只能以家庭教育和学徒制形式得以延续并缓慢发展。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近代工商业出现并逐步受到重视,学校商业教育才在中国出现并发展起来,并最终纳入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内。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产生到发展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成型阶段、制度确立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横向看,社会政治变革、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的商业政策,都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从纵向看,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萌生以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在办学层次、教学内容、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发展商务”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缺乏近代商业学科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商业知识教育杂糅于外语教学内容中,洋务学堂、教会学校中的商务英语教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嚆矢。其中,张之洞在自强学堂中开展的商业教育活动是洋务派进行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典型案例。甲午战争结束,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并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和“恤商惠工”的新型观念,催生了正规的高等商业教育机构的崛起。这一时期在南京建立的江南储才学堂所进行的商业教育活动,从教学层次与科目等方面来说,已具备诸多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特征,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逐步成型。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再次启动全面改革,开始“新政”。“新政”期间清廷不仅通过建立近代商业行政管理体制,制定各种保护商业发展的法律规程,鼓励成立各种商会组织等手段促进“重商政策”的落实,还在壬寅癸卯学制中确立了商业教育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制度的确立。民国成立以后,国体政体的变更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及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近代性的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促使高等商业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经过民国初期在实业教育变革带动下的初步改革,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彻底实现了制度的现代化,从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工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府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到抗战前,高等商业教育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高等商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制度化不断增强、借鉴性和本土性同时并存、受商业政策与商业发展状况影响明显等特点。其成就主要表现在逐步形成了完整教育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等方面,同时也存在办学经费的匮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明显的局限。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办好高等商业教育,必须坚持办学特色、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特别是国家要制定政策鼓励商业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商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黄蓉[4]2014年在《张之洞游学思想及实践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清末重臣张之洞既是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因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重大贡献，也是一名教育家。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游学教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他促成中国近代的大规模游学热潮，将游学思想不断完善，并付诸实践。本文主要对张之洞的奏牍、章程和《劝学篇》中所突显的游学思想及在理论指导下的游学实践进行探析，大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从内外因研究张之洞游学思想产生的原因，积贫积弱的晚清中国惨遭他国侵略，张之洞分析了中国近代游学的坎坷境遇，在继承与发展“师夷长技”的思想精髓之上，借鉴古今中外游学救国的经验教训，此时恰逢国内外有利的游学环境，其游学思想顺势而生。其次，全面探讨张之洞游学思想及其实践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不仅有游学的人员组成、国家、学科、经费等，而且通过完善章程对游学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规范游学制度，使其有章可循。再次，在游学思想与实践基础之上，归纳出其中的特点：层次多样性、管理系统性与时代性，特别是其中的创新理念，开创了近代游学的新模式。最后，对张之洞的游学思想及实践进行综合评价。这不仅是他个人“中体西用”教育理论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当时国人知识与价值观念的改造，为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张之洞的游学思想不仅没能保住他誓死捍卫的大清江山，反而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当然这也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张之洞的游学思想及实践不仅对中国近代教育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于今日中国的留学热潮也有一定的先驱作用。张之洞作为清末能臣，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为世人所知。然而，其人在近代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却具有重要地位。本人认为，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游学教育中所做出的贡献更为重要，表现在其对清末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开创精神。
杨文海[5]2011年在《壬戌学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制度学研究方法,全面分析制度构建的轨迹与全景。对制度建立的背景、制度设计的主体与推动力量、制度的博弈过程、文本体系与内容、舆论评析、专家评议、制度安排、局部试点、实施方略与实践、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校友群体的情感与回忆等进行考察和论证。力求勾勒、梳理出壬戌学制的基本脉络和近代学制体系形成的动态过程,努力探索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并符合世界教育潮流的近代学制,是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2年至1922年,从民族危机严重的晚清,到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奠立,乃至军阀割据混战的民国“弱政府”时期,伴随着动荡、剧烈的制度变迁,历经1902年壬寅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1922壬戌学制等近代四个学制的嬗变。最终由壬戌学制之构建完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转型,同时实现了由模仿日本,向师法美国的全面转变。昭示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以及自清末以来的教育近代化改革的基本完成。其“六叁叁制”的主体架构经受了历史的长期校验而延续至今,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值得关注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生态。封建传统文化的解体,西方现代文明传输与熏陶,军阀战争和政治动荡,各派政治力量彼此消长,为文化教育领域创造了了一个难得的自由生长空间。这一时期,教育思潮如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改革全面展开,教育家开始崭露头角,并涌现了杰出的教育家群体,成为壬戌学制建构之主力。从壬戌学制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它是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率先提出草案、多次酝酿、反复讨论、审慎研究、多方博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并最终作为民间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北洋政府颁布实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此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实为促成1922年的壬戌学制最突出的力量。壬戌学制可谓凝聚了中国教育界的智慧、远见与历史使命感。与以往叁部学制相比,壬戌学制从指导原则、整体架构、基本内容、课程标准来看,均有着明显的进步和独特的长处。它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教育界破旧立新、锐意革新,向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学习,同时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个综合性成果。壬戌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深刻反映了我国教育界努力探索新教育道路的艰苦尝试和不懈努力,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新学制草案公布后,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热烈议论和巨大反响。教育界人士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改革热潮中,他们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并撰文评论。一时间意见纷呈,评论如潮。同时各省区教育会更是身体力行,在全国掀起了研究、探讨学制改革的高潮。这实际上既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学制改革大宣传,又是一次行之有效、影响深远的学制草案大诊断。由此,改旧制、定新制遂日益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大事。伴随着学制改革的热烈讨论,学制改革实践方兴未艾。各地以新学制草案为指导大纲,进行了探索、试点工作。广州执信中学率先试办“六叁叁制”,南开中学推行中学“叁叁制”,便是各地试点新学制中影响较大者,在全国掀起了学制改革的热潮。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设立学制改组委员会,筹划学制改革事宜,推行选课制和学分制。这些教育改革实践为壬戌学制的最终制订提供了坚实的依据。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诸多学校纷纷探索、实践学制改革。通过延聘名师、创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民主治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努力构建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了别样的特色和个性。在壬戌学制的促进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活力进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构筑了多样化、生机蓬勃的教育格局。为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造就出一大批科学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
王鑫[6]2011年在《张之洞与我国早期师范教育》文中研究指明张之洞作为晚清最后一名“扛鼎之臣”,不仅参与了晚清政治、经济、军事的多项改革要务,更主导了我国教育更新的历史进程。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社会,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也往往随着时局的变换而变动不居。到他晚年厘定学制、主管学部时,他极其重视师范教育,对我国早期师范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本研究从我国近代学术背景的嬗变探入,追溯近代中国在传统学术流变和西方学术冲击下教育形态逐渐西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分析了我国早期师范教育从遭人质疑、排斥到最终得到确立的四个关键因素。并且,本研究认为是张之洞真正使得师范教育在我国得到了制度化的确立。然而,在从其一生举办教育的全过程来看,从倾力整顿传统教育到最终推崇师范教育,他教育实践的重心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转移,这都是和世事时局分不开的。并且他对师范教育也有一个很长地认识再发展的过程,他的很多真知灼见都是从他或成功或失败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得出的。正是出于丰富的兴学经历,所以由他主稿的《奏定学堂章程》不仅使我国的师范教育得到了制度化的确立,也使得我国传统的教育范式被彻底打破,从而实现了我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重要过渡。
杨习超[7]2016年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叁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着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张立程[8]2006年在《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学东渐是近世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总体趋势。晚清新式学堂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学术开始了近代的嬗变,与学术有着密切关系的教育体系也随之发生变革。书院、官学逐渐衰落,采用西方分科教育的学堂开始逐步建立。教师是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清末,教师作为一个群体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而产生,在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总态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力图对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过程、标志、群体结构、意识、行为、特点以及群体地位进行系统研究,重点探讨其在中外文化交流、近代化进程以及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文章分为如下七个部分:一、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西学东渐,是自16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发展过程。西学东渐在明清之际便已形成,西学在宫廷中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晚清西学东渐分为叁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到1860年,西学进入中国,并有一定发展;1860年到1890年,西学大量输入中国;1890年到20世纪初年,西学东渐开始与本土文化融合。西学东渐的过程体现出文化交流的普遍趋势:由量变到质变的传播过程。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兴办,起源于1863年的京师同文馆。新式学堂的兴办是传统科举制度没落,书院私塾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传统教育制度日渐腐朽,陷入危机,表现在教学内容空虚、无聊,脱离实际;书院教学、管理从属于科举考试;科场舞弊时有发生,且贿赂公行等方面。晚清新式学堂的兴起,还与清政府统治陷入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有关。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被迫步入了近代社会。但洋务运动并未使中国真正富强,甲午战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迫使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维新变法思潮应运而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企图通过变法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势,为此在教育领域里进行了废八股、改策论、兴学校等诸多改革。虽然“百日维新”被保守派镇压,但教育改革的浪潮一经掀起,便一发不可收拾。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于1901年颁布上谕,宣布实行
喻艳[9]2007年在《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需求在面对列强入侵压力时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封建官僚，在对外来文化理解有限的情况下寻求富国强兵途径的典型思路。因此，本论题是揭示近代中国教育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生动个案，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充实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内容，为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教育如何更好地促进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重大问题提供历史借鉴。研究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综合运用教育科学的文献搜集法、分析比较法、访谈法，以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个案，试图通过对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实施的社会基础及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因素。全文分为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正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介张之洞的生平及其教育活动。第二部分：阐述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其成因。第叁部分：以史料为基础，论述张之洞关于实业教育的作用、实业学堂、留学教育、办报等五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四部分：分析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晚清社会及后世的影响和对民初职业教育思想家的深远影响及原因。第五部分：将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比较，得出他的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并从文化因素、政治因素、教育规律因素叁方面分析其原因。第六部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因素，进而明确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借鉴价值。
赵婧怡[10]2016年在《张之洞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他作为“中体西用”理论的集大成者,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并意识到要引进西学、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技术,这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积极的意义。本论文的根本目的是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探寻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发展规律及现实意义。本论文基于张之洞教育思想丰富的内容和实践活动,探索其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充分挖掘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张之洞一生当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未越出“中体西用”这一思维模式,因此本论文以“中体西用”为逻辑主线,将张之洞教育思想问题分为背景和基础、主要内容以及教育实践叁大板块来探讨。其一,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晚清的历史环境、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困境以及晚清的社会教育状况等叁个方面;其思想形成的基础包括政治层面的忠君爱国、持守君臣之纲等思想以及道德层面的义利兼顾、慎独中庸等思想;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背景和基础同时也是其“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基础。其二,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本论文根据其思想的鲜明特色,主要从叁个部分进行阐述:“中体西用”核心理论的提出部分论述了中学的内涵、西学的内涵以及中西学的关系;新型教育制度的构建部分论述了新学制的厘定、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学部制度建设;近代新教育的推行部分论述了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学制系统论、课程教学论和师资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其“中体西用”理论的实施路径。其叁,张之洞教育的实践。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张之洞一生之中比较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且反映其教育思想理论的实践内容。张之洞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教育实践主要有创办尊经书院、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张之洞晚年时期的教育实践主要有创办自强学堂、设立湖北学务处和创办叁江师范学堂;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实践同时也是其“中体西用”理论的现实体现。此外,本论文从时代上的变通性、学术上的会通性以及对中西学认识的局限性叁个角度总结张之洞教育思想的特点。基于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对当代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作用,本论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对我国当代教育的现实启示,提出教育应正确面对与吸收西方文化和教育应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两点启示;二是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即人格的培养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探索、循序渐进和身教示范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探索以及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探索。总之,作为过渡时期思想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具有开通、明智,以及突破了晚清社会思想的固有模式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缓解社会矛盾、保护朝廷的另一面。本论文希望通过对张之洞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对晚清教育发展状况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并且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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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之洞与井上毅实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D]. 王世广. 河南大学. 2012
[3]. 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D]. 田谧. 河北大学. 2017
[4]. 张之洞游学思想及实践探析[D]. 黄蓉. 齐齐哈尔大学. 2014
[5]. 壬戌学制研究[D]. 杨文海. 南京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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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D]. 杨习超.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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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研究[D]. 喻艳. 西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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