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簋试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亡”簋传于清道光时与毛公鼎同出自陕西岐山，曾为陈介祺收藏，现在国家博物馆，是最著名的古代青铜器之一。对该簋铭文考释研究者众多，由于作器者是什么人看法不一，器名也诸说纷纭。近年多称之作“天亡”簋，见于当前大家习用的《殷周金文集成》及《商周金文总著录表》①。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名称，理由见下，但为方便暂用而加上引号。
学术界一贯重视“天亡”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在1976年利簋发现以前，这件簋是惟一能确证属周武王时的器物；另一个是簋铭非常古奥费解，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两者导致的结果，是涉及“天亡”簋的论作众多，难于遍引。幸好中山大学孙稚雏先生有鉴于此，在1980年刊布《天亡簋铭文汇释》②一文，将前此各家意见网罗无遗。在其后发表的新作，就不多了。下面我们的讨论，引及前人之处，凡不特注的，都可在孙文中检到。
下面照例写出簋铭释文，依原行款，尽量用通行字体：
[乙]亥，王又大豊，王凡三方。王
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
卒祀，于王不显考文王
事喜，帝，文王……不
显王乍眚，不
王乍庸，不克
乞卒王祀。丁丑，王乡大宜，王降，
亡
，
退
。惟朕
又蔑，每敡王休于
。白。
首行第一字不见，是出于范损，据第六行“丁丑”补为“乙”，各家没有异议。
“王又(有)大豊”，“豊”字从二“玉”，和“豐”字从二“丰”不同。商西周的“豐”、“豊”多有明显区别，只是笔画省简时偶有混淆，不能认为是一字。“大豊”即“大礼”，指隆重的典礼，在《左传》屡见，如哀公二十四年：“立夫人，国之大礼也。”金文麦尊“为大礼”，则是射礼。这里的“大礼”，即随后叙述的“王凡三方”及“祀于天室”等。
“王凡三方”，“凡”应依吴式芬、孙诒让读作“同”。吴闿生《吉金文录》云：“同，会同也。‘同’字去‘口’，与‘周’作
同例。”商西周“凡”、“同”两字常混，如西周金文“同公”，前人已指出即周公之后的凡③。“三方”当从郭沫若先生说，指东南北三方，“周人在西，故此仅言三方”。或以为“三”字下脱去一横，审视拓本，恐不可能。
保尊、卣铭记周王(成王)殷见东国五等诸侯，又说“遘于四方会，王大祀
于周”，可知周王会同四方诸侯时，可分别朝见其一部分，而这种会同常与祭祀结合举行，即由诸侯助祀。
“天室”，吴大澂、刘心源、孙诒让等以为“大室”，孙稚雏先生说明簋铭“天”与“大”“区别分明，并不混用”，是很正确的。
“室”为居处之所，神之所居也称为“室”，故文献与卜辞金文都有“大室”，卜辞的“盟室”也可能就是明堂。据此，“天室”即祀天之所，徐同柏以至陈梦家先生说“天室……是祀天的明堂”，实属恰当。
“降”，如《经义述闻》所说，意同于“退”，不是下降。在这里，是讲王在天室祭祀，成礼而退。
“天亡又”，“又”字与第一行的“又”有些不同，或许是“尤”字略去一笔。同时“又”、“尤”均系匣母之部字，说为通假也是可以的。“亡尤”多见于卜辞金文，意为没有谴责，如《殷周金文集成》5430繁卣“公禘
辛公祀，卒事亡
(尤)”，也是说在祭祀中未受罪谴。这里说的是祀天，故云“天亡尤”。
“王卒祀”，“卒”字与“衣”形同，也为卜辞金文常见④。“卒祀”指终结对天的祀事。随之，“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糦)，帝(禘)”，“糦”，《说文》：“酒食也。”这与《孝经·圣治》“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基本一致。
第四行“文王”以下范损，无法确读，只能看到上面一字含有“目”形，最下两点又有些像重文符号。这恐怕惟有再发现相同或近似的铭文，才有可能辨识了。
“不(丕)显王乍(作)眚，不(丕)(肆)王乍(作)庸”，所记是禘祀文王时奏乐之事，“王”与上文一样，乃指武王。裘锡圭先生曾详细论述过殷墟卜辞中“作庸”的意义，说明“作”如《礼记·仲尼燕居》“作钟鼓”之“作”，指作乐而言⑤。“作眚”的“作”也是如此，“眚”则当读为“笙”。
《尚书·益稷》：“笙镛(即庸)以
。”笙、庸是两种乐器，也作为陈于东西两方的诸般乐器的总名，如《周礼·眡瞭》云：“掌凡乐事播鼗，击颂(即‘庸’)磬、笙磬。”郑玄注：“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仪礼)大射礼》曰：‘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镈，皆南陈。’又曰：‘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镈，皆南陈。’”⑥ “天亡”簋的“笙”、“庸”，当然是陈在东西两方的乐器总名。
“不(丕)克乞(迄)卒王祀”，“迄”、“卒”皆训为终。此处说的能完成武王对文王的祀事，有作器者自述的口气。由此不妨推论，作器者的身份很可能是乐官。
“丁丑”是祀天与文王的乙亥后二日。“王乡(飨)大宜”，“宜”，《尔雅·释言》：“肴也。”邢昺疏：“谓肴馔也。”
“王降，亡”，“”从“贝”声，读为“败”，句例与上文“降，天亡尤”相似。武王飨用肴馔，乐官也须在场演奏，效果良好，故说“亡败”。
作器者在武王上述活动中都有功绩，从而得到赏赐。簋铭第七行第三字不易隶定，但还可分辨出上半是“
”，下面是不是“首”的省文，则有待考虑。不管怎样，这个字可读为“釐”，训为“赐”。同行第五字“”，曾见于肆簋等器⑦，意为囊贝，孙稚雏先生文已有详论。
解说“釐”、“”两字，便可看出其间的“退”字是作器者之名。这个字从“彳”，右半与常见的“退”稍有不同，但读“退”仍应是对的。据此，我主张“天亡”簋当改称退簋。
“惟朕又(有)蔑”，“朕”从于省吾先生说，读为“骏”，训作“大”。“蔑”字也是于先生读出的，并与金文常见的“蔑
”联系起来。张光裕先生不久前撰文，举新见曶簋之例，提出“蔑”义同“嘉”⑧。这里“有蔑”意即有嘉。
“每(敏)
(扬)王休于”，应为一句。器铭只用统名“”，并非罕见，如康侯方鼎“康叔丰(封)作宝”，成王方鼎“成王”等⑨。
铭末的“白”字，当为作器者退的族氏，只是限于空间，写得小了一些。陈介祺等以为是“
”字之省，从文字学看是难于成立的。
让我们试依上述，将簋铭重写一遍：
乙亥，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王
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
卒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糦，禘，文王……丕
显王作笙，丕肆王乍庸，丕克
迄卒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
亡败，釐退。惟骏
有蔑，敏扬王休于。白。
大家容易理解，簋铭所记武王会同三方自然是在克商之后，而克商返周后武王在位年数很少，虽有种种异说，总之不过几年。在这段时间内，举行这样隆重的祭祀天室和文王的“大礼”，恐怕也只能有一次。考虑到《书·金縢》所载，克商后二年武王即病，簋铭大祀只能在返周后不久，他还算健康的时候。正好在那一期间，武王曾讲到“天室”，其事见于《逸周书》中的《度邑》，以及引据《度邑》的《史记·周本纪》。
《度邑》记武王克商返回，“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侍者报告周公，周公前往问候，武王讲了自己的心事。武王说：“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克商诛纣乃是“依天室”以“定天保”的成效，今后“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嶽鄙，顾瞻过于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建设新的都邑，仍然要“依天”，不可对天室有所违背。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系周成王五年时器，其铭文前半云：“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佐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学者已有论证，尊铭所述与上述《度邑》相合。成王实现其父亲的遗志，也同样祀告于天。我推测，这里说的武王告天之“礼”，正是“天亡”簋(退簋)的那次“大礼”。如果这个猜想不差，我们便可进一步认识簋铭的意义与重要性。
注释：
①刘雨等：《商周金文总著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28页。
②孙稚雏：《天亡簋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③殷墟卜辞“肩凡有疾”的“凡”，或作“兴”，“兴”是从“同”的字，见蔡哲茂《殷卜辞“肩凡有疾”解》，《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④李学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⑤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⑥参看陈致《“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与〈诗〉中三颂》，《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⑦参看李学勤《仆麻卣论说》，《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⑧张光裕：《新见曶簋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文物》2000年第6期。该器又见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33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⑨参看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