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思考
陈弘、卢秀玲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撰文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发生了首次论战。此次论战围绕“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还是“正统”这一焦点展开，涉及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党与阶级基础的关系、“毛主义”的胜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与之后发生的几次论战相比，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首次论战虽然在理论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稍为逊色，但是，作为国外学界对毛泽东展开学理性研究的开端，这次论战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不过，无论是自由派认定的“异端”还是保守派认定的“正统”，都没能真正参透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展示出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素养。参与这次论战的双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论战过程中双方所意图捍卫的观点必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特别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这些观点加以辨别。另外，通过分析首次论战，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文本研究。在这次论战中，双方都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找到了翔实的文本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文本成为驳斥对方的尚方宝剑，却忽视了文本背后更具本质意义的理论原则。
毛泽东思想是雷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刘建武在《雷锋》2018年第9期撰文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雷锋精神之所以被后人广为传颂和学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领下，雷锋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了爱憎分明、言行一致、艰苦奋斗、服务人民、自强不息等优秀品质。通过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形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雷锋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雷锋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 ：一个人，一个共产党人，毕生只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雷锋形成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价值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之中。雷锋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在毛泽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践行共产主义价值观，认为要为长远目标而奋斗，关键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从而成长为一名脚踏实地的共产主义目标的追求者。
毛泽东生前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原因
李桂华、齐鹏飞在《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同意将《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使该文成为其主动长期搁置的文章之一。这不但与毛泽东对待其他著述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而且与毛泽东此前的辛苦调查也形成巨大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讲话提出相对仓促，需要补充完善处较多。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这次调查也称为“经济工作调查”。毛泽东首先归纳出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大关系”，后来他在讲话中才增加其它四对关系。虽然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对后四对关系缺少深入思考，但至少说明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后四对关系的概括和总结还是相对仓促的。二是讲话未经录音，整理完善的难度较大。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谁也没有料到”，而现场“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后来，陈伯达和田家英都曾参加过《论十大关系》的编辑整理工作，但两人编辑整理后的稿件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三是时过境迁，毛泽东的部分观点有所改变。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发生了较大转变，在认识上与《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的观点也有了较大差异。因此，文章虽屡经编辑整理，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多次推荐，但毛泽东生前始终没有同意将其公开发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论十大关系》
孙亮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来看，《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也是唯一一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提到的毛泽东论著。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论十大关系》的生成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地位，以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论十大关系》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总体而论，已有研究成果侧重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研究《论十大关系》，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研究《论十大关系》的相关论述则较少，研究尚待加强。《论十大关系》不仅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作，而且还是“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论十大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探索的政治、思想和经济三重目标，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探索高峰。《论十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伸的理论成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延伸、内容之延伸等内容。同时它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科学方法论、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准备。《论十大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已经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水平。
1961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刘正妙在《求索》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就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八大前后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特别是《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蕴含着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曲折失误以后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不够。1961 年，经毛泽东倡导，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相继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针对“三面红旗”大试验出现的诸多问题，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认识，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运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才能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思想不仅对纠正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准备，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两论”的多重价值
吕世荣在《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9期撰文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第一，“两论”为解决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提供哲学依据。“两论”正确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两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哲学基础。第二，“两论”对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现方式进行哲学总结。“两论”分析了中国革命中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从而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以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确立了前提和基础；从现实国情出发提出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核心问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现实性。第三，“两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推进提供思想武器。“两论”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实现指明方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哲学支撑。第四，“两论”为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基础。“两论”为正确认识世情和国情提供重要理论基础，为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思想指导，为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供判断依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金民卿、张琳琳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开始清算教条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其间经历反复的思想交锋，科学回答了“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着新的重大历史责任，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必须以新的精神状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为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毛泽东清算教条主义的历史启示我们：第一，清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不清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会给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带来重大影响，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第二，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所谓思想交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和反对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在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第三，领袖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至关重要。越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需要坚强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集中集体智慧、形成理论创新成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实践飞跃。
《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利用模拟仿真的方法对提出模型的性能进行测试和比较分析。失踪物体在落水后，将会在风、流和浪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离开初始事故地点[11]，当漂移到岸边后，将会由于水深较浅而停留在岸边。
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进行到今天，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于很多及其隐蔽的环境问题无法及时辨识，这个情况是由于我国监测系统的警报系统工作效率低下。为了可以及时辨别环境问题，需要从员工和技术两方面对其进行完善。首先，每个员工都应该对自己的职责进行明确，单位内部也应该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性。其次，企业应该不断引进先进技术，适应时代发展。
毛泽东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当代启示
李永进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渊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在理论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在理论体系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诸多重要论断，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化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同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将其提升至新的境界水平。在价值体系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同时又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弘扬光大，使之有了更高的提升和彰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为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从“对世界有些益处”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致力于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话语体系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援引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概念并进行新的阐发，更加注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元素，实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更为有机地结合。
吴汉全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不仅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阐明了如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学”体系，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社会结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这样几个新颖的观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具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政治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结构。社会冲突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社会冲突的形式不仅有阶级的冲突，而且有民族的冲突，并且民族冲突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上升为最主要的冲突形式；在同一社会形态之中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动和形势的变动而发生变化，解决社会冲突的阶级力量亦发生转移；近代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冲突之中，但阶级冲突现象在特定情形下有可能处于和缓状态，具有一定的阶级合作的可能性。在社会发展方面，毛泽东作出全新的解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又是具有过渡性的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具有本身的历史继承性，其发展又与世界历史的进步相联系；近代中国社会通过民主革命的途径而不断前进，其前途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张明在《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革命与现代性并非处于二元对峙的关系之中，以历史性眼光观察，二者在本质上呈现出 “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在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中，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即 “革命的现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完成双重维度的超越功能：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了现代性进步意识消却的弊病，从而以一种 “另类现代性”的方式规避西式现代性的一般弊端。毛泽东以革命的姿态直面中国现代性问题，运用“革命的现代性”统筹中国现代性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的主词是现代性，其以彻底的革命性方式为中国现代性的当代建构构筑了坚实基础，例如以工业化与现代化为基座、以现代性的制度建构为支撑、以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性启蒙为保障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基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基座来重构中国现代性，超越了历史发展的终结论与循环论，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试验所得数据运用SPSS Statistics 19.0进行统计分析，作图运用Origin 8.0软件。
毛泽东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形成
岳宗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友善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经过日积月累的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才从我们党长期伟大斗争历经磨砺的历史实践中一步一步演进而来。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深受他的家人、周围生活环境以及长期私塾生活的影响，从他的内心深处已经种下了友善的种子，为他早年思想品格的塑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及至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学习经历和现实社会中劳苦大众的苦难遭遇，让他对处在悲惨境遇之中的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在思考救国救民良方的同时，他的友善情怀也得到了升华。当他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逐渐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友善价值观，并将其作了中国化的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让中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也让马克思主义的友善价值观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生根发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以后，毛泽东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移风易俗方面成效显著，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团结友善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这也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初步生动展示，为我们今天将友善价值观提升为核心价值观层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毛泽东早期社会改造思想评析
车桂林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1918-1919年，是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是他整个“改造”思想发展第二时期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该时段，他的社会改造思想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主张民众的大联合，反对暴力革命；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批判儒家思想，推崇学术革新和思想革命；注重问题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地位还没有清晰深刻的认识。在这时期，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有如下特征：基本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阶段，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还不能正确区分；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自由，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极为信仰，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彻底批判，已抱定摧毁旧制度的决心；热衷于报纸宣传等和平斗争，反对流血革命等暴力斗争；重视民众的大联合，看到了人民团结的力量，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凝聚民众需要主义的指引；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倾向于研究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地位还没有充分认识；推崇学术革新，追求思想进步，对新思潮的吸纳传播有极大的热情，属于典型的思想革命派。
非洲猪瘟病毒主要经消化道、呼吸道和血液等感染猪只，并通过猪只直接接触、物品间接接触和媒介传播等方式传播。国内已查明疫源的68起疫情，主要有3种传播途径，分别为生猪异地调运（占疫情约19%）、餐厨垃圾喂猪 （占疫情约34%）、生猪调运车辆及贩运人员携带病毒（占疫情约46%）。
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
鄢海亮在《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论持久战》版本虽多，但真正重要且具影响力的，实际上只有四种版本。即1938年7月1日《解放》周刊版、1938年7月解放社初版、1952年《毛选》版和1991年《毛选》版，它们分别对应《论持久战》公开发行的原始版、校正版、修正版和最终定型版。其他版本都是根据这四个版本翻印而来。这四种版本的演化，也对应了《论持久战》从产生到最后定型，其版本演变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1949年10月以前，这一阶段不同版本的《论持久战》或以《解放》周刊版，或以解放社初版作为翻印的底本，各版本虽在字词上有错漏，但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论持久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这些修改，有的是为了完善文章，有的是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修改后的文本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对《论持久战》的注释进行补充、纠误，《论持久战》最终定型。实际上，毛泽东的大多著作在1949年10月以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通过对毛著不同版本的差异进行梳理、比较和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的认知。
(责任编辑：刘正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