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特色论文,文学论文,西蜀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可以将中国词史比喻为一条五彩斑斓的艺术长河的话，那么五代西蜀词无疑是这条长河上游十分辉煌灿烂的一段。本文所指称的“五代西蜀词”，是一个有着特定的时段划分和地域范围的复合概念。唐末五代时，西蜀先后存在过前蜀(891-825)、后蜀(926-965)两个地方割据政权，为时达七十五年之久。所谓五代西蜀词，特指这七十多年间在今四川地区创作出来的词。这个指称范围，虽与我们平常讲说词史时所习惯提起的“花间词”、“花间派”大部分重合，但毕竟互有参差：一、《花间集》一书所收词人有好几位并非五代西蜀词人，所收词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五代西蜀词；相反，有一些五代西蜀词人（如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花蕊夫人以及庾传素、张格、欧阳彬、刘保乂、许岷、文珏等等）并未为此集所收，相当一部分五代西蜀词（包括“花间”十八家中属于蜀词人的好几家的一部分词）也未为此集所录。二、“花间派”是一个历时态的泛流派，它所包括的，是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这一漫长时段中审美倾向与创作范式大体一致的一大批词人，而本文所要涉及的，仅是这个时逾百年的代群中的主干部分——五代时期的蜀词人。是他们，创造了西蜀词的辉煌，使得词史上这一丛奇葩不但具有特定的时代风格，而且烙下了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
与上述两点相联系，我们要清楚认知的第三点是：五代西蜀词本身也非浑然一块，而是经历前蜀、后蜀两个发展时期，形成了前蜀、后蜀两个词人群体，呈现出虽不十分明显但却隐然可见的阶段性与风格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队伍渐次实现了“本土化”，从而使后一时期的词更多地染上了西蜀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色彩。过去文学史家论述西蜀词的时候，多将它作为贯穿前后蜀两朝的浑然不可划分的艺术流派来对待，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有前蜀与后蜀两个阶段的不同。这种不同至少表现为两点：一是前蜀的创作队伍以外来的“移民”（即前蜀政权所招揽和收容的中原文士）为主，而后蜀的创作队伍却几乎全是蜀人；二是由此所决定，后蜀词在反映社会生活与创造艺术境界上更多地带上了地域文化与本土文学的特征。关于这一点，郑振铎先生早在六十九年前就已发现并指出过。只可惜他的表述很简略，而且是嵌在对一位“花间”词人的评介中的，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郑氏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二章《五代文学》评介毛文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文锡是《花间》词人们里最浅率的一位。但他结束了前蜀的词坛，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在他以前，蜀中文学是‘移民的文学’，在他之后，方才是本土的文学。”这段话的后半是正确的，前半说毛文锡“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则与史实不符合。之所以错判毛文锡“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是因为郑振铎先生轻信了《十国春秋》卷四十一中对毛文锡后半生行踪的不实记载，认定毛氏于孟氏建国后又回到蜀中，以词章供奉后蜀宫廷。实则据宋人记载，毛文锡随前蜀后主王衍降后唐，“入洛而卒”（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人所著《十国春秋》谓毛“复事孟氏，与欧阳炯等五人以小辞为后蜀主所赏”，于史无据，不足凭信（参见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尽管如此，郑振铎先生以毛文锡为界，将五代西蜀词划为前蜀“移民的文学”和后蜀“本土的文学”两个阶段，却是大致符合史实的。下面先介绍一下前蜀、后蜀两个词人群体的人员构成情况，然后举他们的相关作品为例，看看西蜀词是如何从前一阶段的“移民文学”转化为后一阶段的“本土文学”，亦即如何从蜀风蜀貌不大鲜明的前蜀词变为蜀风蜀貌十分鲜明的后蜀词的。
在有作品传世的五代西蜀词人中，除了两三位字里生平无考者之外，大部分人的确可以分别归入前蜀“移民”词人群和后蜀“本土”词人群这两大群体中。前一个词人群中，可以确定在后蜀政权建立前就已去世或从蜀词坛退出（或入后唐、或隐居外地）者有：韦庄，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王衍，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魏承班，许州（今属河南）人；张格，河间（今属河北）人；牛峤、牛希济叔侄，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毛文锡，高阳（今属河北）人；李珣，波斯国移民。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外来户”。还有字里无考的顾敻、鹿虔扆、庾传素、张泌等人中，可能至少有一二人也是外籍入蜀者。如此，视前蜀词人群体为几乎全是由移民组成的作家群，当无不妥。而在后蜀词人群中，有这么两类人：一类是后蜀时期才成长起来的词人，一类是在前蜀就已有创作活动的跨两朝的词人。但无论是前一类或后一类，他们当中除二三子为外籍人（如孟昶为河北邢台人、刘保乂为山东青州人）之外，其馀全是蜀地土生土长的人。如此，视后蜀词人群为一个“本土”作家群，亦大致不差（孟昶虽为外籍人，然幼年即随父入蜀，是在成都长大的，实亦可算本土作家）。我们知道，每一种艺术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和社会环境中产生，并且不能不受到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的影响，因此，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作品和流派，总会程度不同地带上地域文化的某些特色。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是在同一地域环境中从事创作的作家，由于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的差别，以及居住该地域久暂的不同，各人受该地域文化熏陶的程度就不一样，对该地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感受也不一样，从而他们的作品的艺术风貌也就会有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前蜀词和后蜀词之间、在移民词人群和本土词人群之间，地域特色一淡一浓，对比很鲜明。
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征，主要表现在对蜀中自然风光的描写、对本地城市（主要是成都）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对城乡风俗民情的歌咏等几个方面。作为也算蜀地居民的移民词人们，对这里的青山绿水、曲街斜巷和风俗民情并非完全漠视，但毕竟濡染未深，亲和感和认同感不强，因而他们的艺术描写的笔触，很少专门和广泛地触及蜀地的独特风光和文化环境，多数人都仅仅是偶尔摄取一两个蜀中风景镜头，而且仅仅是将它们作为抒情叙事的背景来处理的。比如张泌的词中只有一处写到“浣花溪上见卿卿”（《江城子》）；牛峤的词中仅有一处闪现了锦城酒肆的一角：“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女冠子》）刘按：卓女，指成都酒家当垆卖酒的少妇；烧春，即剑南烧春，唐代成都酒名）；牛希济旅寄川东南多年，而其词中只偶尔显露一下巫山巫峡的风姿：“峭碧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临江仙》）；魏承班更是只虚写过一句“梦魂长在锦江西”（《黄钟乐》）……李珣，这位波斯后裔，其家自唐末即移居蜀中，因而他是前蜀移民词人中居蜀最久者，其词中写及蜀中风物之处较以上诸人为多，以致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认定：其《浣溪沙》、《巫山一段云》等篇“则诚蜀人之言矣”。但细加考察，李珣词也仅仅描写了蜀中（而且仅仅是他长期生活于其地的巴东）自然风光，而几乎没有涉及城市生活、风俗民情等等领域，尚未全面地呈现地域文学的特色。
唐五代巴蜀文化的中心是成都，作为地域文学之一支的西蜀词，理应有较多的作品描绘和反映成都极为繁华的城市文化。可惜的是前蜀词中此类作品很少。比较起来，韦庄是移民词人中描写成都较多的一位，他有三首《河传》都是专门描写春天成都市民冶游生活的；另有几首恋爱相思之作，也显然以成都为背景。兹举《河传》两首如下：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
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花裳。
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
以上的描写，艺术上无疑是很成功的，审美境界无疑是典型化的，但其视角是观览者的、旅游者的。谓予不信，试看韦庄死后二百多年，另一位异乡客、南宋诗人陆游来到成都，也写下了类似的冶游场景：“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比较韦、陆之作，可知他们所写的都是同一个文化环境中的生活场景，其艺术境界的展示又都是充分典型化和“地域”化了的；但二人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却身份相同，都是“欹帽垂鞭”来异乡“寻胜”的旅游者。因而这些描写成都市井风貌的作品一望而知是“旅游文学”，而不是“本土文学”。从韦庄的作品我们看到，前蜀词，虽然其中已经渗入了许多本土文化的因子，但基本上还是“移民的文学”。
这种状况到了西蜀本土词人群那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试看同样是反映都市春日冶游享乐生活，地地道道的成都士人尹鹗是这样描写的：
繁华地，王孙富贵，玳瑁筵开，下朝无事。压红茵，凤舞黄金翅。玉立纤腰，一片揭天歌吹，满目绮罗珠翠。和风淡荡，偷散沉檀气。
堪判醉，韶光正媚。坼尽牡丹，艳迷人意。金张许史应难比。贪恋欢娱，不觉金乌坠。还惜会难别易。金船更劝，勒住花骢辔。
——《金浮图》
云雨常陪胜会，笙歌惯逐闲游。锦里风光应占，玉鞭金勒骅骝。戴月潜穿深曲，和香醉脱轻裘。
——《河满子》上片
将这两首词与前面所举韦庄词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两边画面上出现的主人公都是“玉鞭金勒”的冶游者，但韦庄那边的显然是一个匆匆闯入成都这块花柳繁华地的异乡观光客，而尹鹗这边则不折不扣是一个占尽“锦里风光”的本土主人。像是生怕别人看不出抒情主人公的本土主人的身份，尹词中特意使用了“常陪”、“惯逐”、“金乌坠”、“戴月”等词语，来标明自己是锦官城冶游场中“全天候”的主角，而非暂来寻欢的过客，甚至还用“下朝无事”的自述来表明自己的本地官僚的身份和常来欢场的缘由。仅从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改变，我们已经可以窥见西蜀词中移民词与本土词艺术体貌的不同。另外，从两家词修辞用语的风格来看，韦词简练含蓄，清丽条畅；尹词则铺张扬厉，辞藻艳丽，镂金错采，显露了蜀人自古“多斑彩文章”的文学传统。这也是西蜀本土词的地域文学特征之一。
另一位本土词人欧阳炯（他也是成都人），他的创作时间最长（贯穿前后蜀，甚至到后蜀灭亡之后），作品也较多，因而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色在他那里也表现得更充分、更厚重。欧词中有不少本土色彩极浓的作品，就中以《春光好》八首为最具代表性。这组小歌词写于后蜀广政三年(940)《花间》结集、欧阳炯作序之后，所以不见于《花间集》，而为宋初人所编《尊前集》所收。这是一组专写春日冶游的作品，从第五首“开宴锦江游烂熳”的提示以及“鸡树”、“凤池”、“神京”、“玉兔宫”、“九衢”等字眼可知，它们是在多侧面和全方位地展示成都春日的美妙风光和赏心乐事。限于篇幅，这里仅举第一首为例：
天初暖，日初长。好春光。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
笋迸苔钱嫩绿，花偎雪坞浓香。谁把金钱裁剪却，挂斜阳？
锦江春光的确很美，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岑参、温庭筠、薛涛等等在居留成都时都写过不少颂扬它的优美诗章。欧阳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大半生仕宦于斯的本土词人，更是凭自己对本土风物的细腻而深切的感受，用自己挚爱乡土的满腔热情，来歌咏锦江之春。因而这首咏调名本意的小词，并不满足于就题敷衍，泛写一般人随处可见的“春光”，而是对锦城初春的风光作特写。词的上片写对春光的总的印象，下片则写特定环境的春景。成都四季分明，天初暖、日初长时，大好春光即已遍布锦江，各种竹木花草竞斗芬芳。上片的描写看似平常，实则表现出本土词人对本土气候和风物特征的细腻而准确的感受。因此一句“春光好”的赞颂，就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成都春光了。下片更转入对近景、小景的特写，用园林春色来突显成都春光之“好”——一场春雨之后，苔钱嫩绿，新笋初绽，雪坞花盛，浓香四溢……处处皆显出热闹的春意。结尾处，词人忽发奇想，要剪下金丝般的柳条，去挂住快要落山的夕阳，以便更久地欣赏这早春园林夕照的美景。写到这里，词人对本土风物的热爱之情已全部呈现出来。
谈到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色，就不能漏掉孙光宪。过去诸多词籍和论著，仅仅因为此人中年以后的仕宦经历而把他列为“荆南词人”，实际上他是地地道道的西蜀词人。孙光宪，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土生土长的农家子，久居成都，又曾任陵州判官。在蜀中广交文士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很长，直到四十岁左右才离蜀去荆南。他的词中留下了不少反映川西地区城市生活和田园风光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地域风味和乡土特征是一望可知的。这里仅举他自述其居留锦城之乐的《浣溪沙》为例：
十五年来锦岸游，未曾何处不风流。好花长与万金酬。
满眼利名浑信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月醉红楼。
这首词既写作者自己，也写当时成都市民奢靡狂荡的文化娱乐生活，实可视之为对锦城风月的总体性描绘。试对照一下欧阳炯之友景焕在《野人闲话》中的这样一段记述：
后主时，（成都）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共赏百花潭（按即指著名的浣花溪——引者）上。至诸王、功臣以下，皆各置林亭。
这首小词的地域文化特色难道还不够鲜明吗？
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统观五代西蜀词，无论是前蜀词还是后蜀词，也无论是移民词人的词还是本土词人的词，其中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学色彩的作品仅仅是少数。受时代风习的支配，五代西蜀大多数词作都是酒边花前应歌助兴的产物。这样的作品多写艳情，这种艳情往往不是词人们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不是从他们自身的生活境遇和人生经历中提炼、升华出来的情思，而是世世代代重复不穷的、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域的人都会有的离愁别绪、男欢女爱。这样的抒写类型化、普泛化的男女情爱的词作，其中的抒情主人公多是无定指、无人称、无名姓有时甚至难分性别的人，其中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场景并无特定时空线索可寻，往往具有普泛化的倾向，我们无法仅据词作本身观察出它们是否具有地域文学的品质。当然，由于这些词作毕竟也是在西蜀境内创作的，尽管所写的是类型化、普泛化的情感，其中一些篇什还是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一点“蜀”味。但为了论述问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们没有将这些作品滥称为“乡土文学”、“地域文学”而纳入讨论的范围。上文所讨论和介绍的，仅仅是在全部五代西蜀词中只占少部分的那些明显地、较多地或刻意地反映蜀风蜀貌的作品。
在以普泛化、类型化的应歌娱乐小令为主体的五代西蜀词中，为什么会从无到有、从较少到较多地繁衍出一条地域文学的支流？个中原因，除了上文所说的创作队伍由移民作家为主到以本土作家为主这一点之外，客观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培育和熏陶更是不容忽视的。究其大端，约有三点：
一是我在拙著《唐宋词流派史》中已经指出的：作为西蜀地方割据政权中心的成都的城市文化对文人词创作的推动和鼓励。成都是一个极宜于新兴曲子词生存繁衍的文化都市。此地古来就有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早在唐代全盛时期，成都就与长安、洛阳、扬州一起并列为全国四大经济文化繁荣中心。中晚唐时，长安、洛阳三京因战乱而衰落，扬、益（成都）跃居前二名，以致当时民谚称“扬一益二”；蜀人卢求对成都屈居第二不服气，甚至还夸示说：成都之繁华“扬（州）不足以侔其半”（见其《成都记序》）。成都的繁盛在文化风俗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全民性的喜好歌舞游乐，全民性的“少愁苦而轻易淫佚”（杜佑《通典·州郡门》）。以成都地区优厚的管弦歌舞的基础，一旦由韦庄等移民词人来撒播歌词文学种子，必然盛开满园花朵。试看西蜀进入唐末五代割据时期之后，由于前蜀、后蜀君臣对声妓和歌词的特殊嗜好，成都的歌舞娱乐之风愈煽愈烈，官绅士庶本就禀赋的“轻易淫佚”的音乐艺术习性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不但成都城内和近郊风景名胜区盛行奏曲唱词，甚而“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梼杌》卷下）。宫廷、官府、市井坊曲、风景胜地及村落闾巷等各种场合的歌舞筵席上创作演唱曲子词的盛况，史籍多有记载，无需赘引。显然，旧的歌词，包括那些写类型化、普泛化情事的歌词，已经不能满足此时大幅度增加的文化消费需要，眼下的场合催促文人们写出适用于新环境、适合于观赏者（本地人）口味的新作品。既是当筵挥毫，以应即席演唱之需，自然会就近取景、就地取材来敷衍成篇，于是成都的自然景色、风俗民情、歌楼酒肆乃至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渐次涌入歌词的艺术画面之中。西蜀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让人一读就可以判断说：“这是在写成都”或“这是在成都写的”，其原因盖在于此。
二是四川盆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对词人审美情趣的熏染。这里具有冬暖春早的气候特点，极有利于各种具有审美观赏价值的花木的滋生成长，而词人萃集的成都更是繁花如海，古有锦城的美誉。成都是花的世界，“繁华似锦”是古来文人骚客公认的成都自然景观的主要特征。据《漫叟诗话》载：“蜀主孟昶令罗城（指成都）上尽种芙蓉，盛开四十里，语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观之，真锦城也。’”当代有的研究者据此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赵崇祚当年编选《花间集》之所以命名“花间”，是为了突显“以锦城为选词主要范围的地域特征”（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西蜀词人（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土人）长期生活于这种五彩迷目的艳丽环境之中，其审美情趣自然会受到熏染，从而嗜艳成风，群体性地倾向于艳丽一路。西蜀词人言情述事造境时几乎无一人例外地都要写花，翻开《花间集》，触目皆是。比如张泌共有十首《浣溪沙》，其中八首都是以花来衬托人的心境，这就使他的词从总体上呈现一种绮艳的风格。花间派本就以艳情为主要题材，词中所写的女子服饰和闺阁摆设加上以花卉为背景，遂使西蜀词形成了艳丽绮靡的主导风格。
三是蜀中独特的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蜀中文学发达甚早，且从汉代蜀籍辞赋家开始，就以辞藻艳丽见长。成都人司马相如的名著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等，皆以辞藻艳丽、善于铺陈夸饰取胜，他自己就主张作赋应该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他的同乡后代文学家扬雄也评论相如赋的特色是“靡丽”。扬雄自己作赋，也以司马相如为式，其传世名篇多模拟后者，以华丽铺张为美，实为相如传统的接续者，故后人将“扬马”并称。后人看到蜀地文学家的这一共同点，就总结说蜀人“多斑彩文章”（见晋代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中既有如此久远的以“斑彩”为尚的文学传统，则大多数五代蜀词人作词时为何都以辞藻华丽、镂金错彩的温庭筠词为宗，其原因就好解释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蜀人“集体无意识”的暗中作用下，地域文学传统与中原地区输入的新兴歌词潮流的“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