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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革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成就卓著。这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进行有效的改铸大有关系。这包括“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包括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认定，更是指现代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有些研究者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但似乎不能在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中得到流利的贯彻。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此正相呼应。这一概念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不单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而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
关键词：现代文学 文学史观 改造国民性 二十世纪文学
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之中，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已经被破坏殆尽，新文学史观虽然仍或有之，但早已为一片讨伐之声（例如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杀伐）和一派扭曲之风（例如对于鲁迅的歪曲性理解）所取代。文革结束后，历史的振奋一度往往通过时代性的拨乱反正来实现，可对于旧有新文学史观的拨乱反正其过程却颇为短暂：约摸只有一年多的出版周期时间；动作也较为低调：以重新出版王瑶、刘缓松等人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为主。当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编现代文学史专著在1978年前后陆续问世的时候，力图有所更新、有所突破的新的文学史观便以事实形态表达了对此前积极左向的文学史观的不满及改造的愿望。
在许多理论问题上都进行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拨乱反正运动，为何在旧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恢复与重建中却显得如此逼促、如此低调呢？显然是因为走向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学者在肯定和恢复文革之前现代文学史观的问题上已有相当的保留，即他们不再满足于起自五十年代的那套文学史观的左倾色调，于是将视线不是盯在回复、重温原有的文学史观念上，而是移至对更切实、更科学的文学史观的营建与探讨之上。于是，王瑶、刘绶松等人的现代文学史专著的重版几乎是在一种悄然无声的状态下完成的，绝不象一般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其它“题材”在重见天日时那么风光荣耀。这样的结果对于同样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的这些文学史专著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下咽的苦果，不过这苦果的结成与作者们在五十年代之初争先恐后的左向竞赛亦不无关系。
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是以逐步明朗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开明为先导，对已经形成固定格局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进行有效的修正和改铸，从而达到新文学史观的建构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文学史上的种种现象，但已经成功地颠覆了唯无产阶级文学是尊的陈旧文学史观，在理论上和撰写实践上都给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文学以一席之地：“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份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1）]伴此文学史观，该文学史在创作分析上也尽量给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以当时最大限度的公正评价，对沈从文，徐志摩的评论已有相当深度，甚至对当时尚未平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路翎、绿原的作品也都给予一定的地位。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都在修正、改铸五十年代业已成形的新文学史观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从而限制了现代文学史观念中已大成气候的左的倾向蔓延和泛滥。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院校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文学史观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还是在阶级分析的话语模式中阐解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但编者在某些论题上已经注意到类似于“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例如他们对“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评论，就明确提出：“在‘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中，‘左’的宗派主义是当时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也是国防文学提倡者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它的主要缺点。”[（2）]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将五十年代伊始的左向的文学史观对于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危害具体而尖锐地析示了出来：“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渐渐写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了，这主要表现在排斥了许多非革命作家于文学史之外，如徐志摩、沈从文、庐隐、凌叔华、绿漪、李金发等”。[（3）]这可以说是对左向文学史观的一针见血的指斥：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下的现代文学史观其所以左向，就是它轻易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质，而将在理论上应该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指标”过早地套往刚刚起步的中国新文学评价系统。
惯于左向的新文学史研究者表面上尊崇新民主主义理论，而在实际的文学史操作中，却一味追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文学表现，将有此倾向的作家作品视作这时期文学史的主导现象，进而又将这类现象视为现代文学的应有内容，如此一步步地将本应是现代文学史上应占主流位置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及各种虽是非无产阶级文学但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特质的文学现象打入了另册，连类似于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战线”都没有营建的意思。文革结束后，踌躇满志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当然不能满足于这种甚至于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都有所相悖的新文学史观，他们只能在回复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权威的层面上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重构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文学的“统一战线”，将上述被错误地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价值体系之外的作家重新纳入正常的评价范围。
这是从具体文学史料出发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下的文学史观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拨乱反正，此番拨乱反正的结果并不仅仅是“解放”了一批被无端埋没了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触动了人们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下新文学史观的重新审思的灵感。既然现代文学的巨大景幕之上必然地容留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地位，那么，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各个阶段是否一定按照既定的比例平均分布着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更尖锐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尽管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思想，但是否从历史一跨进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新民主主义时代起点，无产阶级思想就异常稳固地掌握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最先进思想起导引作用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否有个比重、含量变化的问题？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自己的现代文学史观时率先注意到：旧有的现代文学中专著“将萌芽的东西写为主体的东西”，“例如‘五四’时期，所有文学作家，可说还是新民主主义者，无论从《呐喊》、《彷徨》或是《女神》中是无法找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可是越后期出版的越一定要说它们的可贵处是具有了无产阶级思想，而对它们所具有的代表‘五四’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或竟略而不谈了。”[（4）]
不仅是原有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几乎各种旧有的现代文学史观，在评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都存在着将萌芽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当作主体的左向努力，包括将那一时期某些实际上并没造成多大影响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版物当作时代文化的支配力量的偏向，这种严重脱离历史实际的文学史观一度在文革之后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仍颇为盛行，田仲济等文学史家那时能够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勇敢地指出这一点，不仅显露出十分可贵的学术勇气，而且也酝酿着新文学史观的总体突破。可惜的是，因为这番史观是在书的后记中披露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充分注意。两年后，许志英发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5）]一文，以更集中的思考、更翔实的论证和更鲜明的观点、更醒目的标题提出了类似问题，不经意间便引发起一场轩然大波，招来了一连串的政治批判。
这场批判所起的作用乃是发难者所预想不到的：它促使人们撇开各种先验的文学史观念乃至政治文化观念，沉下心来考察历史资料和文化史实，在文学史的研究和操作中，尽可能多地让史实说话。当时没有人公开声言接受被批判者的观点，但此后人们在提出“五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时，“多元”论占据了绝对上风。那确乎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兼容并包”的时代，各种“主义”以它们各自的理性魅力对初建的“五四”文坛施加影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运作，加之外来政治影响的参与，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最终脱颖而出，对中国新文学完成了其历史性的征服。这样的描述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也符合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最不符合的便是早已左倾了的、打着新民主主义理论旗帜而行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之实的现代文学史观。
黄修己于1984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这部文学史著在文学史体例的创新性调整、文学史现象的总结、文学史内涵的扩展，以及文学史实评价的科学、公正等方面具有令人注目的表现，或许因为它主要是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电视大学教材出版的，总体上的文学史观必得备加稳妥，故基本上按照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总框架提出了谨慎的现代文学史总体观，这种总体观与全书在各章节中透露出的学术探索意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即便如此，黄修己还是力求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界定中国的现代文学，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样两股世界文学潮流交汇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现代主义各种各色流派的盛行；另一方面，则产生了社会主义文学和为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各种民主主义文学，它们仍然把现实主义作为主要的创作方法。”[（6）]这其中无疑渗透着论证现代文学史之构成的多元性和复杂化的学术意图。
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新民主主义格局下现代文学史观所作出的最大胆最有力的改铸，当然既不是类似“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不是谨慎的多元格局的认定，而是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同政治都须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素，“人民大众”无疑应是这个历史阶段政治、文化工作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故自“五四”时代起，新文学家们就深受“劳工神圣”之类口号的鼓舞，在选题和主题上纷纷向广大民众的生活倾斜，所谓“为人生”的“血和泪的文学”其实质性内容便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至三十年代，普罗文学运动的运作更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劳动人民革命和反抗要求为基点，各种“大众化”或“大众语”的讨论，连同以左翼作家为主力的普罗文学创作，构成了这一红色年代文学的主旋律；四十年代更不用说，延安文艺整风确定的“工农兵方向”不仅奠定了解放区文学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影响着国统区文学的基本走向，并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起着一以贯之的规定性作用。这种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文学现象揭示虽然基本体现了现代文学史的价值内涵，却并不是现代文学史中最富有价值或者价值密度最高的部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鲁迅虽然也在“血和泪”、“大众化”及普罗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最深刻且用力最多的还是对于落后的不觉悟的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和批判。他的这类创作无疑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最珍贵的财富，是中国新文学最可贵的传统。确实，不少现代文学家继承了鲁迅的这一传统，以他们独特的文学思考（如胡风式的）和深沉有力的创作（如萧红式的）铺展出了现代文学最深刻动人的景幕。
钱理群等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由于对鲁迅精神有着独特而深到的把握，同时还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7）]并认为现代文学的一切现象和特征都与这一贯通主题息息相关：“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8）]
“改造民族灵魂”确实是鲁迅文学观念的主要方面，在鲁迅研究中这样的学术概括几乎成了一种常识，但将它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并向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作最普遍性的推证，无疑是自这批学者推出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为始。这种文学史观以鲁迅传统为现代文学之正统，不仅深化了对现代文学史内涵和现象的认识，为更科学、更深刻、更富有特征性地理解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极为犀利、极为可靠的视角，而且也从较为本质性的方面对支配着我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提出了发展和改铸的要求。同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相一致地，“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史观也将“人民大众”列为现代文学的基本对象，但其间的重大差异在于，前者强调文学之于人民大众的服务性能，而后者强调文学之于人民大众的启蒙、教育和改造功能。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到三十年代流行的符合新民主主义观念的文学服务于大众、反映人民呼声的思想，一变而为文学家向人民学习、以劳动大众的思想感情取代文学家自己思想感情的方针，这种方针同强调知识分子对于劳动人民启蒙责任的“改造民族灵魂”的观念虽不能说两相对峙，却也在思维方式和立足点上存在着绝大的差异。敢于率先发表与始终处于主流话语状态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相异其趣的文学史观，并以此作为一部文学史著的操作依据，写出了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反映了钱理群等学者过人的学术魄力和胆识，另一方面，能够让这样的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著的操作流行于世并赢得声誉，也反映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学术气氛十分正常的良好环境。
应该说，这种“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史观仍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而不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背弃和离异。正如前文所言，这种文学史观考察的重点还在于文学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由此引申到文学与社会改造、时代进步之关系。只不过传统的新民主主义格局下的文学史观更多地关注上述关系的政治方面，而“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史观侧重强调这诸多关系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体现。
问题是，这种注重思想文化层面的文学史观能否在现代文学史现象中得到流利的贯彻？“改造国民性”、“改造民族灵魂”作为总主题，是否能够完全涵盖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对于这样的可能疑问，钱理群等倡导者显然早有准备。他们当然清楚有许多文学作品不仅不属于揭露“国民的劣根性”的文学，相反还是表现积极的国民精神和良好的民族气节的，不过这类阐扬正面精神的作品又正可以纳入“改造民族灵魂”这一总主题的反面例证之属。正如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基本主题：表现‘理想的人性’与揭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及病根。”[（9）]对现代文学史观的如此理解也正吻合着鲁迅的创作情形，他既长期致力于落后的国民性的揭露批判，写出了《药》、《阿Q正传》、《风波》等小说及大量的批评性杂文，又不惮以热情的话语歌颂那些堪称是“中国的脊梁”的人们，如《理水》中描写的大禹之类，在《狂人日记》中也曾热切地呼唤“真的人”的出现。但质之于其他作家，是否仍能象鲁迅的创作这样典型地适应于“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的概括，是否正好象鲁迅作品思想结构这样表现出这一总主题所辖的“两大基本主题”，也就是说，这番“总主题”及“两大基本主题”的概括其所代表的普遍性究竟若何，这对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与总结就显得特别重要。就这一点，倡导者们确实付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分别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进行了深入详尽的论证。
但显然，他们的论证不能算是卓有成效的。对他们的学术开创一向持赞赏态度的黄修己曾公正地指出：“以‘改造民族灵魂’来概括三十年的新文学，就是不周延的。这是指新文学对于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和规定，在某些时期，如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的特定时期，不妨这样来概括；但在整个三十年里（更不用说整个二十世纪），这不能贯彻始终，有的时候，社会对于文学的要求和文学实际内容，与‘改造民族灵魂’的主题颇有些距离。”[（10）]即使是在所谓“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的特定时期”内，如“五四”初期，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会象鲁迅那样自觉地、明确地、始终如一地将“改造民族灵魂”当作自己的创作宗旨，更不可能将人生的表现和形象的塑造完全定位在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理想人性的倡扬之间。实际上，现代文学家的使命感即体现在对于时代的某种责任心，（在这里，我们还无法涵盖那些在口头上或行为上拒绝这类价值承担的文学家，他们也不应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讨论的范围之外。）对于不同的作家而言，这责任的具体内容及份量感并不一样，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具体指向又会有所差异，大体上说，只是要对于时代要求有自己的了悟，并且相应地作出文学批评或创作上的积极反映。于是，同一时代中，作家们思考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固然有不灭的史学价值，探索人生究竟、探讨“娜拉走后”、倾诉内心淤积，也同样具有时代性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文学史观毕竟不是文学批评论，它必须对于基本的文学史实有相当的包容性和高度的概括性，这就要求它在独特新颖的表述中尽量避免过于具体化的偏向。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科学的政治理论，它可以成为各种现代文学史观的重要依据和价值基准，但不能取代文学史观自身，因为政治历史的规律与文学历史的规律即使在同质条件下也具有鲜明的异构性。于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下的现代文学史观经过上述思想、主题领域的反思与改铸，实在是思想解放时代学术界的一种必然现象。这些反思和改铸，在八十年代中期乃通向了对新民主主义现代文学史学科格局的突破。
不能说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下所有现代文学史家的史观都是一致的，但他们囿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史学界定，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外延都统一确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畴内，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历史事实和文学规律在学术层次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类似于新文学的指导思想、主题内涵等十分敏感而又举足轻重的问题获得了事实上的普遍反思，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史家们在营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格局的努力中，便轻而易举地跳脱了新民主主义史学话语的拘囿。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起迄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连同其性质的探讨，充分显示了文学史学界在这方面活跃的气氛和富有成就的建树。
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起迄与分期问题的讨论，当然导源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念及其学术格局的检讨与反思，导源于学术研究中文学独立品性的被承认。既然文学史应该揭示出文学自身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历史的独特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规律，许多文学史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可不必拘囿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范畴而自缚其身，包括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研究者都对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性界定表现出坚定的突破愿望。客观地说，三十年的格局也确实使每个有抱负的文学史家感受到了施展不开的尴尬，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节率显然并没有以人们通常理解的这三十年为一自然单元，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完整的起始过程了。面临着对“三十年”时间构架的必然突破，面临着对新民主主义历史格局的必然超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急切地要求着时间范畴的拓展。这样的拓展有两个向度：一是向后延伸，即将习惯上称为“当代文学”的这部分纳入现代文学的总体框架中去，形成所谓“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学术格局；一是向前回溯，即将习惯上称为“近代文学”的那部分并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这便是“近、现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有些文学史家主张“打通近、现、当代文学”，这种颇有气势且较大胆的思路与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正相呼应。
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这场讨论曾是那么热烈地展开，以致召开过一个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名义上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其实所涉及的无不是现代文学史观方面的新见。而无论哪种文学史观，也即无论哪种现代文学格局的认定，都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事实上的反思、改铸、补充和修正。在这些文学史观念及有关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见解中，影响最大的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观。
后者已经作为一种学术规范被确认在国家标准的学科目录中。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仍是明显缺乏规范力的调和性概念，事实上，尽管在正式的国标目录中这一学科被暂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很难发现有一部文学史专著标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原因就是这一目录称名还远不能作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概念而运用于文学史操作之中。尽管如此，从文学实践的实际过程来看，这样来匡定中国新文学史的概念并循此思路思考问题还是较为科学的，因为它强调了中国“新文学”的特有格局和新的传统。研究界所要做的其实只是将这一概念的称名进一步规范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因为它较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更体现出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的发展、超越的愿望和气度。直接用此概念进行文学史操作的专著已有多部，特别是随着世纪末的临近，人们更愿意将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整一的概念和鲜明的标志，无论在文学批评还是在文学史研究中都常驾轻就熟地运用这一概念。但在逐渐通俗化了的运用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初倡者们的有些匠心独运的思考被时间性的强调湮没了，而当人们只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作时间性命义加以把握时，这一概念的漏洞立时就被凸显了出来：何以文学史一定是一踏上二十世纪的历史征程就改变了它的质地和规律，而一走出这个世纪又肯定会换一种步态前行？
钱理群等初倡者原是以此一鲜明而极具概括力的概念表述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更加深入、更富有创见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过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过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过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11）]显然，这番论述的要害不是“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性因素，而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放格局的形成及自身品质的建构。就“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而言，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较之在古老的中华文明笼罩下固步自封的文学形态确实表现出了积极的开放姿态和参与热情，不过这种开放与参与是否在进入新的世纪的关头就得取另一付模态，究竟难以断言。而就中国新文学的自身品质来说，观察与概括更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似不必一定得从“二十世纪”的时间性参数中寻求统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其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方面，有人认为，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这还是较为皮相的总结，其内在的实质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的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在这样的思路中，时间性因素只是名副其实的参数，并不足以成为概念性的依据。
鸦片战争以后，旧文学传统随着旧中国政体的动摇确已逐渐趋于解体，这其中虽然出现了外国作品的译介、白话文学的提倡、文学宣传功能的鼓吹等类似于新文学的现象，但它们只是旧文学传统被逐渐打破所遗留下的“文明碎屑”，并不代表着新的文学传统被确立的本质。二十世纪初十数年的文学史就是这样一种“文明碎屑”逐渐增多的过程，它在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学质地，但这呼唤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能量形成一种新的传统。《青年杂志》的创刊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文学形式上都标志着中国新的文学传统（即有别于旧文学传统且足以与旧文学传统抗衡的明确取向）的诞生，其后的文学运作虽然也不时地强调旧文学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但总是在新文学传统的铺面上来展露这些意义和价值。形成于此一时期的新文学传统即是思想上的“民主”（包括现代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社会解放、革命、自由、人权等命题）和“科学”（包括进化的历史观念、开放的思想倾向、理性的人文取向）体系，形式上的平民化、世界化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化。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一直在不断完善这样的文学新传统的建构，而解放区文学从一个更为本土化的角度为这一文学新传统注入了新的因素，并使得“五四”时期仓促展开的平民主义传统最后趋向于完成。解放后的十七年文学延续了解放区文学的传统，自然也应算作是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脉。新时期文学在许多意义上回复了新文学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健全了这一光辉的传统。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至此已因其文学传统建构的完成而告一段落。至于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步入了更大规模的商品经济时代，文学的商品化迅速以别一种传统的姿态对中国新文学的传统提出了严厉的挑战，一种更新的文学质地必将由此产生，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与中国新文学传统拉开相当距离的新时代文学的出现已不可避免，以新文学传统为主脉的中国新文学学科格局有理由将此后的文学排除在外。很难预测二十一世纪之初的文学状况能与当前九十年代的文学现状会发生很大的断裂，因为只要时代无特大巨变，它们的新一轮传统将会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及其“改造民族灵魂”的主题概括，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探讨与论证是深刻而别致的，但作为文学史观，尚待作传统一脉的开发，以求得历史学意义上的贯通。
注释：
（1）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4）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4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许志英：《“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6）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7）（11）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8）（9）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7页，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0）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2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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