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题材狭窄”，还是对题材的拓宽——论明代散文大学归有光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明代论文,狭窄论文,有光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论著在对被誉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散文创作肯定的同时，又大都缀有微词，如言其散文“题材狭窄”，“大部分”文章“缺乏深广的现实内容”[①]等。有的论著甚至说：“归有光的散文题材狭窄，没有一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是他的一个严重缺点”[②]。
对归氏或古今中外的任何作家、作品在肯定其创作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分析、指出其局限与不足，这种全面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但关键是准确与否。近来我翻阅了《震川先生集》[③]和一些有关论著，认为上述批评有不够准确或值得商榷之处；认为，归氏散文题材非但并不“狭窄”，而且涉及面相当广泛，而一些论著所指责其“题材狭窄”之处，恰恰是归有光对我国传统散文题材领域的拓宽、创新和发展。对此，我们应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现略陈己见，并对归氏散文试作研讨，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
一些论者所议之归有光散文“题材狭窄”，大都“缺乏深广的现实内容”等，多指其作品中那些怀念亲人，记叙家庭日常锁事的抒情记叙散文。应该说，这部分作品确是归有光散文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著的部分。但是，翻开《震川先生集》我们就会发现，在其四十卷、六百余篇各类文章中，上述题材散文及其他抒情记叙小品不足百篇，即不到其全部创作的六分之一，只占其总数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大量涵盖内容非常广泛的各类散文，其中虽有不少应约应筹之作，但其间也不乏关心国运世情的“经世致用”之文。归有光的这些散文，特别是一些政论散文，不但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民之疾苦的关注，而且对当时黑暗社会的现状有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相当广泛。只是这部分散文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已。
首先，归有光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用世之志”和对世态的关心。归有光一生仕途坎坷，“八上春官不弟”[④]，晚年才以六十高龄得中三甲进士，授长兴知县，又因不肯逢迎权势，不满腐政而被排挤调任。其一生几乎都处于怀才不遇的逆境之中。一些人处此境地往往有“出世”之念，而归有光的“用世”之心从未泯灭。他数次在不同的文章中表明了自己救世济民的志向和抱负。他在《沈次谷先生诗序》中说：“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并在《梦鼎堂记》中表明：“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然而，一次次挫折使他“垂老尤困于侣里”。他不念自身地位微寒，始终以一乡间举子身份，以市井细民之情关心着世运民情。
明中叶后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统治者对百姓的压榨与巧取豪夺愈演愈烈。归有光的一些散文对这一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了无情的揭露。他在《送摄令蒲君还府序》中道出：贪官污吏“徒疾视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尽，戕之惟恐其不胜，民俯首不敢出气，而闾巷诽谤之言，或不能无。如是而曰俗之不善，岂不诬哉？”对百姓残酷压榨，还不许其稍有不满，否则便罗织罪名，诬为“不善”，其政何等昏暗！归有光还对宦门豪绅与平民的生活状况作了鲜明的对比，在其《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对豪绅们作了直面的指斥：
“尔等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短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
对“大户”与“小民”的态度极为分明。归有光一方面对“小民”的遭遇和处境予以深切同情，对“大户”的骄奢给以揭露和斥责；另一方面，对官府的腐败和士风的不正加以鞭挞，请看他在《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中的一段直白：
“比年以来，士风渐以不振。夫卓然不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谓无人也。……冠带裦然，舆马赫奕，自喻得意。内以侵渔其乡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迁转之不亟，交结承奉之不至。书问繁于吏牒，馈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其党又相为引重，曰：‘彼名进士也’。故虽荦然肆其恣睢之心，监察之吏，冠盖相望，莫能问也。居无几何，升擢又至矣。……世之所倚重者尽赖此辈。”
归有光对这帮官府“冠带”、“名士”等痈疸的丑态，作了淋漓尽致的刻划和暴光。士风的败坏如此，世道又怎能公正！归有光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其《送县大夫杨侯序》直言：“今民流而田荒芜，处处有之。……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废，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与民”。将平民与“天子”的状况作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我们看到了归有光这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他的文章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相当深刻。
归有光的家乡在江南昆山，这里由于腐吏忙于肥私，疏于政事，水利失修，水患天灾使人民灾难更加深重。归有光通过切身实地调查，提出了治理吴地水患的构想。他在《水利论》中指出：“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并分析指出：“余以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故治松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钩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他还在《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说》、《水灾事宜书》等论著中，进一步提出很多治理洪水，化害为利的具体设想和方案，这些文章叙述层层推进，分析深入浅出。隆庆三年，“南包公”应天巡抚海瑞采用了他的很多建议，付诸实施，立见成效，“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归有光不但关心“现实生活”，而且为江南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归有光生活的时代嘉靖年间，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进犯极为猖獗。他们不但侵扰我国的上海等沿海地区，有时甚至深入到苏州、南通以至南京等内地，贼寇所到之处，烧杀虏掠无恶不作。“良民无故被杀者，流血成川，积骸如山”（《昆山县倭寇始末书》）。归有光在其所著《遗王都御史书》中，更对当时东南人民天灾人祸、内扰外患相与俱来的惨状进行了直书：
“濒海州县，自经倭奴剽掠之余，十室九空。而加编海防，赋调日广。至辛酉之水，吴中千里皆为巨浸，为百年所未有之灾。当时抚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银征赔未已。乡民离农亩，日在官府听候比较，昼夜捶楚，流血成沟。质鬻妻儿，投命贵室；庐舍折毁，蒿莱遍野，盖有所不忍见者。”
他还针对当时情况多次进献御倭方案；“今之急务，莫若广濠堑，造月城，筑弩台，立营寨，集乡兵，时训练，铸火器，备弓弩，积薪米，蓄油烛。……至于抚疲民，蠲逋税，勘荒田，尤时政之大端”（《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他还提出要严明法纪，对御倭，平倭应奖罚分明：“败贼于海者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论；贼从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杀无赦；其有司闭城，坐视四郊之民肝脑涂地者，同失守城池论”（《御倭议》）。归有光以凛然之气，生动文笔，铿锵之词，表达了其爱国爱民之心。他的一些具体献策被采纳实施后，使形势改观显著。归有光的散文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与时局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了。
不仅如此，归氏散文还有更广泛的涉猎。归有光虽由于时代的局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从事于“场屋之业”，但他在多次挫折后，能对科举之害有异常清醒的认识和批判，他在《与潘子实书》中指出：“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在当时条件下，能对科举制度提出如此精深之见，并进行尖锐批判，实属难能可贵了。另外，归有光思想中显明地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但他也能对某些封建理学观念有所批判，如在《贞女论》中提出：“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这是对传统的贞节观念提出的挑战。在理学笼罩的氛围中能言此见，也是实属不易的。此外，归有光在调任顺德通判时，还撰写了《马政志》、《马政议》等篇章，他广采史集，论述精密，层层推进，并能引申开来：“此今日天下事皆然。”归氏对世运民情之关切，其卓识远见，具现面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归有光散文体裁多样，题材非但并不狭窄，而且相当广泛，反映现实生活甚为深广，并有尖锐、深刻的分析批判。归氏散文“题材狭窄说”是难于成立的。
二
我们再来看看归有光那些怀念亲人，记叙家庭日常琐事及个人身世遭遇的抒情记叙散文。这些散文从表面看，似乎没有直接涉及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但是否据此就可断言其“题材狭窄”，“没有反映深广的现实生活”呢？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其实，归有光这类题材散文的出现，恰恰是归有光对我国传统散文题材领域的拓宽和创新。也正基于此才奠定了其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们知道，作为我国古代正统文学两大主流之一的散文，从先秦两汉直至唐宋诸代，都是将其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来进行创作的。它一直成为王侯公卿或志士骚人讴歌宏图伟业或咏志抒怀的“载道”之文。这些文章极少涉及个人家庭生活，或不屑言及日常琐事，偶有涉及也往往冠以道貌岸然的色彩，有些则是才子显赫骄奢放荡生活的自我写照。这些文章大都缺乏家庭生活中的人间真情。这种情况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元明之际。生活于明中叶后的归有光在继承我国古代散文“载道”传统的同时，将怀念亲人，记叙家庭日常琐事题材引入散文创作领域，创作出一往情深，感人肺腑的散文精品，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为散文题材注入了新鲜血液。这应是对传统散文题材领域的拓宽和创新，是对秦汉和唐宋散文的继承和发展。非但如此，归有光的这类抒情记叙散文的出现，还为其稍后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钟（惺）、谭（元春）”等的抒情记感散文及后世小品文的涌现，起了开拓作用。近、现代一些人对近世小品文的发端，往往只追溯于“三袁”和“钟谭”，其实归有光的奠基和开拓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
归有光这类抒情记叙散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首先，从社会情况看，明中叶后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我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随着平民阶层的出现，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思想开始孕育，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道统思想有所淡化和削弱，开始重视个人、普通人之间，包括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在这种情况下归有光写出了那些以前为公卿显贵、志士仁人所不能或不敢言及的饱含真情、清新自然的感人之作。这些散文之所以感人，其感情真挚，没有道貌岸然的色彩是主要原因之一。归有光以亲情、眷情、人情等人间真情打动、感染了读者，为散文创作又开拓了一新鲜领域。
其次，归有光这类抒情散文的出现，与其个人的身世经历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归有光生活在昆山名门望族而中衰的的家境中。他不但一生仕途坎坷，个人、家庭生活遭遇也极为不幸。世人常言：人生之痛莫过于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了。然而，这些人生之大悲几乎都集中于归有光一身。归有光八岁丧母、中年两次丧妻，他心爱的长子和两个幼女也都先他而去。他在《亡儿
孙圹志》中悲恸欲绝地哭诉：“呜呼！孰无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夺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儿几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愈是失去的，人们会对其愈加珍惜。归有光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朴实无华、不加雕饰的文字抒写了追念故人，触物伤怀，情感细腻真挚的抒情记叙小品，动人心弦，推人泪下。生活、真情实感是创作的源泉，是产生成功作品的关键。基于此，他才能写出超越前人，以情取胜的作品。如果说先秦散文以叙事析史见长，唐宋散文以抒怀论世取胜，那么，以归有光为代表的明清散文，则开拓了言情记感散文的新天地。
归有光在他的这类散文中细腻地表现了亲情、眷情、人情。他的作品不但有抒写母爱，如《先妣事略》；有对先父等的怀念，如《请赦命事略》；有叙写夫妻之情，如《世美堂后记》、《王氏画赞并序》；有对子女之情，如《亡儿孙圹志》、《思子亭记》、《女如兰圹志》、《女二二圹志》等。即使是家中的小婢，他也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寒花葬志》。其名篇《项脊轩志》则不但有对祖母、母亲、亡妻的追怀，连家中的老妪都有生动的记叙。
归有光以恬谈自然之笔，白描手法，不假雕饰，真挚之情却溢于言表。请看：
他写母亲的勤劳精明：“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先妣事略》）
写母亲对子女的关怀：“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项脊轩志》）
追怀母亲去逝时悲恸的场面：“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先妣事略》）
叙对自己及第前家父先逝的追悔：“及先人之方殁，而始获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禄养，所以为终天之恨也”。（《请敕命事略》）
从侧面描述对亡妻魏氏的追念：“吾儿丰神秀异，已能读父作书，常自喜先妻为不死”。（《亡儿孙圹志》）
记先妻王氏明理贤淑：“余落第都门，……吾妻具酒相问劳。余谓：‘得无有所恨耶？’曰：‘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世美堂后记》）
借守冢人之口写对爱子的思念：“薄暮见儿衣绿衣，在享堂中，吾儿其不死耶！”（《思子亭记》）
叙女儿如兰逝去时自己的悔恨：“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抚，临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为也？”（《女如兰圹志》）
记女二二之亡出于意外：“及予出门，二二尚跃入予怀中也。……予乙未以来，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见，可哀也已。”（《女二二圹志》）
至于《寒花葬志》对婢女寒花的记叙，《项脊轩志》对家中诸人往事的追怀，他人分析文章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
这些对往事的生动、简炼的追忆，这些生离死别的记叙，不着渲染，其情自现，摧人泪下。正如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所评：“其行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侧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归有光以自然朴素之笔，细腻真挚之情，再拓了我国古代散文的新境界。
题材可能有大有小，篇幅也会有短有长，关键是其间是否具有丰富的内涵，能否“小中见大”，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广泛性。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日常琐事是人间万象的组成部分。人们常说“一滴水能折射出大海”。归有光的这些散文正是以自身的遭遇，家庭琐事道出了人间率真的挚情：亲情、眷情、人情，因而感染了古今无数读者，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归有光的抒情记叙散文也有一些题材并不“狭窄”，境界较为开阔的名篇如《沧浪亭记》、《吴山图记》、《畏垒亭记》等，写景状物、叙论相间亦有特色，但影响却不及前述散文深广，其具有时代特色的真挚自然之深情是决定的因素，而这些深挚的人情是前所未有的，是具有开拓性的。
因此，我们非但不能因归有光以怀念亲人，记叙家庭琐事散文著称，而冠之以“题材狭窄”，他的这些散文恰恰是对我国传统散文题材的拓宽、创新和发展，对此我们应予以应有的准确评价，摆正其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三
归有光的各类散文不但反映了当时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拓宽了散文题材的表现领域，有些还涉及到文艺理论范畴。
归有光虽然较少有专门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他在一些赠序、书论、志记等篇章中所表达的文学见解和主张，也是应予以重视的。他的诗文发展观，文质观，师古而不拟古的诗文创作主张以及对文章社会作用的重视等，不但在当时有着承上启下的进步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是他的诗文发展观。明中季前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宰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胜唐”，其初曾对扫荡当时粉饰太平、浮艳不实的“台阁”文风，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后来，特别是发展到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时期，走向了极端，隔断历史，拟古复古，食而不化。他们甚至鼓吹“大历以后文章勿读”，使复古摸拟之风弥漫全国。他们否定诗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对秦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归有光在其著名的文论《项思尧文集序》中力驳众议，他指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颉顽；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与！”归有光肯定了唐宋散文的成就和地位，赞扬了唐宋散文对秦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他在与“后七子”等摸拟复古文风斗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他以“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布衣老举子身份，蔑视权贵，将当时主宰文坛二十余年，不可一世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等斥为“一二妄庸人”，他不顾众人的“争附合之”，表现了力排群俗的果敢与勇气。他指出彼时文风不正是由于这些“妄庸”的“权威”误导所至：“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由于归有光与王慎中、唐顺之和茅坤等“唐宋派”的倡言，从此摆正了唐宋散文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唐宋八大家”称谓的由来，也即始于归有光等“唐宋派”的首倡。归有光还以自己清新情挚的散文作为实践，独标于世，树立了榜样。
归有光的一些论述和创作使其论敌王世贞最终也不免折服。王世贞在晚年所作《归太仆赞序》中也对其发自内心地赞道：“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归有光的诗文发展观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对归有光的文质观也是应予重视的。归有光极注重诗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强调内容决定形式。他在《庄氏二子字说》中指出：“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他认为，诗文过于追求形式美，会给人以故意雕琢感，轻浮感。当时诗文的最大缺点是重形式而轻内容。缺乏真情实感，“为文而文”的文风极为严重。他提出了纠正这种敝病的作法是：“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这里，他指出“质”（内容），决定“文”（文采），胜于文采；“德”（思想修养）之“实”、之“诚”，优于文采之“美”，之“华”。充实的内容是创作出精美文章的保证。这些论断在当时文风不正的情况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可取的。
归有光非常重视诗文的社会作用，认为：“夫文章为天地间至重也”（《保圣寺安隐堂记》），提出：“余谓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吾文章之事”（《项思尧文集序》）。这是他对传统的诗文主张的继承。因此，他主张师古，又力主师古而不拟古。正如《明史》所述：“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⑤]。归有光曾说：“余少好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陶庵记》）。但他读书著文只是“有意于以神求之”（《尚书别解序》）。当然，归有光与司马迁的时代、境遇不同，他不可能写出像《史记》那样的宏篇伟制，但他学习、继承秦汉文和唐宋文，并“得其神理”，写出了独具时代风格特色的，具有真挚人情、一往情深的散文精品。归有光这些散文精品的诞生，也是与其正确的诗文主张密不可分的。
归有光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表明了他对诗文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关系的真知灼见。我们从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其散文题材的广泛，对现实的关注，并能了解到他之所以能创出具有开拓性的真挚感人抒情散文的原因。
综观归有光散文创作全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散文题材非但并不“狭窄”，而且涉猎相当广泛，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很深广。他的充满生活真情的抒情记叙散文，为我国传统散文题材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宽了散文题材领域，并对后世小品文的涌现具有开拓意义。归有光作品中当然也有缺欠和不足，如一些道统、理学思想的流露，某些“八股”的影响等，乃时代局限所致，则另需别论了。关于归有光散文创作的成就与地位，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黄宗羲说得好：“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明文案序》）。我们应对归有光创作中所反映的相当广阔的社会现实及其对传统散文题材拓宽、创新和发展等方面的贡献予以正确的认识，准确的评价。
注释：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86页。
② 邱英生：《古典文学流派要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③ （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 （清）张廷玉等主编：《明史·列传一百七十五·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
⑤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