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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加以分析论证，认为五言诗是汉代发展的主流；虞姬所作五言诗之说难以成立；秦嘉之妻徐淑所作《答秦嘉》一诗在形式上还不能算作五言诗，而是四言诗的延长或变种。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一、依据逯钦立辑校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汉诗的总数与骚体、四言、五言诗的数量，指出五言诗是其发展的主流。
二、考辨虞姬与五言诗的关系，认为虞姬作五言诗之说颇有问题。
三、用秦嘉《赠妇诗》三首之二与其妻徐淑所作之《答秦嘉》相比较，探寻五言诗与四言诗、骚体诗之间的关系。
一
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取材广博，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本文利用逯先生辛勤搜集之资料，就“汉诗”部分作了几项小统计。
逯先生分“汉诗”为十二卷，共辑得各体诗七百二十三首。此外，尚有单句六言一条、骚体三条、五言十六条、七言三十七条，合计五十七条。这七百多首诗，在数量上，与超过五万首的唐诗，自然无法相比拟。但是，如果没有这七百多首汉诗，如果没有这些汉诗在五言、七言以及其它形式方面所作的不懈探索，那么，唐诗的成熟恐怕要大受其影响，唐诗的产生甚至也将要推迟的吧。
在七百多首汉诗中，包含有骚体诗九十二首。骚体诗又称“楚歌”，产生并兴盛于古楚国地区。秦汉之际，逐鹿于中原的刘邦与项羽均为楚人。刘、项带领有相当一部分出生于楚地的将士，转战各地，扩大了楚歌的传播范围。项羽被困垓下时，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不禁大为震惊，继而悲歌慷慨，亦自吟楚歌一首。“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1〕。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于汉十二年返回故乡， 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击筑，自为歌诗，令群儿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2〕。于此可见楚歌的感人。 汉王朝定都长安，原本是远离楚地的。然而，在上层统治者中，仍保存有创作“楚歌”的传统。西汉武帝刘彻存有骚体诗六首，大概是汉代帝王中写作“楚歌”最多的一个。降而至于东汉的灵帝刘宏、少帝刘辩，也都各有所作，只不过已经不再是悲壮雄浑，已一变而为凄凉感叹了。两汉的文人中有不少是生于楚地的，他们对于“楚歌”自然会有其特殊的情感与爱好。班固写过典雅雍容的颂德歌辞，张衡写过四首《四愁诗》抒发忧愤。蔡琰的《悲愤诗》（其二）抒发忧愁，感伤哀婉，是汉代的骚体名篇，也可以说是它的殿军之作。总之，在汉诗中，骚体是其重要形式之一。它产生过若干名篇，也为骚体诗的发展提供过有益的探索。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随着风气的转移，它即使想雄踞诗坛，也已经无能为力，不得不让于其它诗体了。
传统的看法认为，四言诗是汉诗发展的主流，是《诗经》中的四言形式的继承与发展。今逯先生编集的汉诗部分，辑得四言诗一百四十三首，其中含只有两句、似为残篇或原为谣谚、本非诗作的计五十首，因而，完整与较完整的四言诗实有九十三首。这些四言诗中，含有一些古今公认的名作。短篇的暂置勿论，以几首长篇巨制为例。韦孟的《在邹诗》，长五十二句，《讽谏诗》则长达一百零八句。二诗对楚王戊的无道荒淫，反复告诫，悉心规劝，可以说是极尽了讽谏之能事的。韦玄成的《戒子孙诗》长五十六句，《自劾诗》长至七十六句。其《自劾诗》从先祖的建功叙至自己的失爵，《戒子孙诗》则告诫子孙“唯肃唯栗，无忝显祖”。二诗将一个封建官僚诚惶诚恐，惟官是保的内在感情，表现得淋漓酣畅，细致逼真。千载之下，诵读其诗，其中显现的诗人肃栗戒惧的形象，简直达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可以说，四言诗在他们的手中是完全成熟了；四言诗的表达功能，在他们的笔下，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了的。汉诗中出现了较多的堪称典范的四言诗，这是汉代诗人作出的一项很重要的贡献。典范的四言诗，一句两顿，其优点是句式整齐，音韵和协；其弱点是缺少变化，对较复杂的内容，难以适应。在两汉的四言诗中，这种优点与弱点都得到了适当的显露。如果只注意到汉诗中那些典范的四言诗，只重视那些典范四言诗的优点而忽视其无法克服的弱点，那么，对于汉诗发展主流的看法，对于整个汉诗的总体评价，就难免是失之片面、有欠公允的了。
汉诗中的五言诗，曾引起过古今学者的相当注意，一些学者曾为之作过专题研究。今逯先生于汉诗中辑得五言诗一百三十六首。其中含只存两句、似为残篇或原为谣谚、本非诗作的计二十二首，因而，完整与较完整的五言诗实为一百一十四首。五言诗在西汉即已产生，至东汉更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名篇佳制。五言诗是汉代产生的诗歌新形式，是在与骚体诗、四言诗的竞争中以后来者居上的态势雄踞诗坛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钟嵘的话虽非专为汉诗而发，似不妨借用以为汉诗发展大势之总结。
从上面列举的统计数字，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在骚体、四言和五言这三种汉诗的主要形式中，五言诗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单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五言诗已形成了汉诗发展的主流。在逯先生辑录的十二卷《汉诗》中，前四卷主要是西汉诗，后八卷则全为东汉诗。依分类说，卷三与卷八同收“杂歌谣辞”，卷三中含五言诗只有四首，而卷八中则增加一倍，共得八首。前四卷中收入的五言诗不过九首，后八卷中收入的则已然超过了一百首。这种对比是异常鲜明的。其间的发展因由及其变化轨迹，过去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尚须作深入的探讨，包括资料的搜寻与考定。
二
1994年第2期《文史知识》上， 刊出了沈玉成先生的一篇短文：《虞姬和五言诗》。沈先生据《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所记，判定“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首五言诗为虞姬所作。沈先生说：“虞姬的这首歌，毫无疑问是一首即兴创作的五言诗，而文学史上却不见提及，这似乎有点不公平。《楚汉春秋》九卷，《汉书·艺文志》题陆贾撰。陆贾是汉初人，跟随刘邦打过天下，所记应当十分可靠。所以如果把虞姬定为五言诗的最早一位作者，这是否可以得到专家们的承认呢？”在此之前，《文史知识》上刊出过几位知名学者论及五言诗的大作。余冠英先生论及西汉五言诗，所举的例子是《戚夫人歌》，对虞姬诗没有提及。吴世昌先生提出：“五言诗起源于妇女文学”，举了虞姬诗，认为“没有理由怀疑此歌的真实性”；同时说：“如果这首歌是真实的，则五言诗起源于汉前。”曹道衡先生将虞姬诗与戚夫人《舂歌》并举：“虞美人与戚夫人两人时代相去甚近，而戚夫人之作既无可疑，而其体又基本上属于五言，那就很难说虞美人之作出于伪托。”后文又说：“由于史料缺乏，对‘苏李诗’的真伪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还很难作出肯定的判断”〔3〕。 如果说，吴、曹二先生对虞姬诗的肯定还有所保留，则沈先生对虞姬诗是无保留地全部肯定了。
在逯钦立先生辑校的《汉诗》中，虞姬诗被收入第一卷，排列在刘邦、项羽之后。项羽与虞姬主要活动于秦楚之际。据《史记·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项羽乌江自刎事，发生于汉王五年。是则谓虞姬为汉初人，亦属合理。逯辑虞姬诗时，称姬为美人虞，题其诗为《和项王歌》；只记出处，未作考订。而对所辑《汉诗》中诸如《胡笳十八拍》、《李陵录别诗》诸作，逯先生均曾予以考订，辨其真伪。今对虞姬诗只予辑录，不作考辨，可能逯先生亦是信以为真吧。
逯辑虞姬诗，源于《史记·项羽本纪·正义》所引之《楚汉春秋》。沈先生认为，写作《楚汉春秋》的陆贾为汉初人，“所记应当十分要靠。”在这里，沈先生是以想象、以情理作为推断的前提的；而想象的东西，合乎情理的东西，却不一定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具体到《楚汉春秋》而言，则它本身却非如想象的那样“十分可靠”，绝无疑点。
《史记》与《汉书》均曾为陆贾立《传》；而二书中均只述及陆贾作《新语》一事，而对所谓《楚汉春秋》则均未曾言及。太史公原是颇为欣赏陆贾其人的，于《陆贾传》末“太史公曰”中云：“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太史公写《陆贾传》，是很注意突出他的“辩士”形象的，如果陆贾果真作有《楚汉春秋》，则在《传》中予以述及，当有助于突出陆贾的“辩士”形象。而《传》中对《楚汉春秋》竟不置一辞，一似若无此书者。《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对上引“楚汉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视为书名，标以书名号，窃以为不确：此《楚汉春秋》当释为“楚汉时事”之意。《后汉书·班彪列传》中所载班彪之语有：“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百三十篇。”对照可以看出：班固所说的“述楚汉春秋”，实即班彪所谓“据楚汉列国时事”。班固语源于班彪，于此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汉书·艺文志》于“春秋”类中，载有“《楚汉春秋》九篇”，下有班固注云：“陆贾所记。”而班固在其所作《汉书·陆贾传》中，却又只是说：“贾凡著十二篇。……称其书曰《新语》。”此处所言全同于《史记》。是班固和司马迁一样，在各自所作的《陆贾传》中，绝不言及《楚汉春秋》。观二书都用了“凡著”字样，则可以断言：司马迁与班固所亲见之陆贾著述，除《新语》外，别无所谓《楚汉春秋》者。然《后汉书·班彪列传》所载班彪语中又有：“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述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据此而言，则班彪是曾经见到过《楚汉春秋》一书的。《汉书·艺文志》中关于《楚汉春秋》的记载及其注语，班固依据的或是刘向父子的《别录》，或是依据类似上引的班彪之语。不然，班固既已见过《楚汉春秋》，又有何必要在《陆贾传》中讳而不言、与自己在《艺文志》中注语相矛盾呢！跟班固相比，司马迁与陆贾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司马迁曾遍读皇家图书馆中的藏书，而《史记·陆贾传》中竟于《楚汉春秋》绝不言及。倘无特殊原因，并且班彪之语“十分可靠”，那就只能说：《楚汉春秋》一书是后出的，起码是在《史记》定稿以后才出现的，而这已经是西汉后期的事了。班固也曾遍读皇家图书馆中的藏书，而如果班固如他在《陆贾传》中的所记，只读过《新语》，未及见过《楚汉春秋》，则《楚汉春秋》在西汉后期的流传，实在颇显得有点神秘。
《楚汉春秋》在汉代以后的流传情况，据笔者有限的见闻，则《隋书·经籍二》记作九卷，《旧唐书·经籍上》突然增至二十卷，至《新唐书·艺文二》又恢复为九卷。《宋史·艺文志》对《楚汉春秋》缺而不载，沈钦韩《汉书疏证》以为，此书“盖亡于南宋”。其后，直至清代后期，才有洪颐煊的辑本。此辑本笔者未见，不知其分卷情况。
司马迁是最应该也最可能读到过《楚汉春秋》的，而《史记》中不载。《汉书·陆贾传》的记载同于《史记》，而又与《艺文志》中的注语显然不一。班彪似是首先读过《楚汉春秋》的一人，而此后的记载或缺失难明，或出现歧异。作《史记·正义》的张守节为唐代初年人，他见到的《楚汉春秋》是九卷本的还是二十卷本的，今日亦不得而知。宋代亡佚之后，此书的辑本也只能是残本。于是，要想考定《楚汉春秋》的真伪，亦勉乎其难了。所以，以陆贾汉初人与陆作《楚汉春秋》为依据，推定《史记·正义》据《楚汉春秋》引录的虞姬诗为可信，认真地说，是很不可靠的。
据《史记·项羽本纪》，虞姬是在项王悲歌慷慨，且“歌数阕后”才“和之”的。项王歌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很明显用的是骚体。今虞姬为“和”项王而歌，却不用骚体，而改用五言，实不免令人困惑。再说，“美人和之”的“和”，应视为“唱和”即伴唱的“和”。释为“另作一首”，似已不合原意；释为“另作一首非骚体的五言”，则当距原意更远了。司马迁原是十分同情项羽的，把项羽之死写得甚为悲壮。如虞姬果有此作，当有助于渲染悲壮气氛。对这一绝妙素材，司马迁应不至于吝惜笔墨，将其弃而不录的。
当然，虞姬能否作此五言诗，还涉及另一些条件。比如虞姬是否具有作此诗的素质？而这样的史料缺如，不好随意推测。又如，虞姬的时代是否有作五言诗的可能？在逯先生辑较的《先秦诗》卷二中，录有《秦始皇时民歌》一首，五言四句。此民歌录自杨泉之《物理论》。而杨泉为三国吴人，其时已盛行五言，所录民歌难免没有润饰。又，逯辑《汉诗》卷一中，录有戚夫人《舂歌》一首。此歌首二句三言，后四句五言，实亦不妨视为五言诗。此歌出《汉书·外戚传上》，《史记》中不载。应提起注意的是：《汉书》完成之年，距《史记》完成之年，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而班固本人即曾写过五言诗，并有作品传世。即使再退后一步，将流传中有过润饰的这一可能予以排除，且将《舂歌》视为一首完整的五言诗，那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个旁证，一个并不十分有力的旁证。至于虞姬五言诗本身，留下的则仍然是一连串的疑问。
三
《文心雕龙·明诗》在叙述完汉诗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之后，指出五言诗有“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惆怅切情”的特色。《诗品·序》在将四言与五言比较之后，指出五言诗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优点。刘勰与钟嵘都肯定五言诗，努力探寻五言诗的渊源及其发展轨迹，但其论断似都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要充分讲清上述问题，确实也非易事。
东汉的秦嘉，存诗六首。正好四言三首，五言三首。他的四言诗写得稳健酣畅，五言诗则写得比四言诗更好。其《赠妇诗》三首之二云：
皇灵无私亲， 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 少小罹茕独。
既得结大义， 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 思念叙款曲。
河广无舟梁， 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 中驾正踯躅。
浮云起高山， 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 轻车不转毂。
针药可屡进， 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 恩义可不属！
全诗二十句，通篇隔句押韵，每句三顿，符合五言古诗的韵律要求。“河广无舟梁”以下十句，每两句为一组，上下句基本对仗。这五组对仗句排比铺陈，从不同侧面描绘其夫妇情深，思念殷切。又全诗属思精密，结构谨严，首尾照应，一气呵成。说它是一首成熟的五言诗，一点也不过分。有意思的是他夫人徐淑所写的一首答诗：
妾身兮不令， 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 历时兮不差。
旷废兮侍觐， 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 远适兮京师。
悠悠兮离别， 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 伫立兮徘徊。
思君兮感结， 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 去我兮日乖。
恨无兮羽翼， 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 泪下兮沾衣。
全诗亦二十句，句中用“兮”，形似骚体，令人联想起《九歌》中“吉日兮辰良”“绿叶兮紫茎”一类句子。但屈赋中此类句子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不能每句中都用“兮”，也不能通篇都用五字句。徐淑的五言诗实在是四言诗的延长或是变种。徐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诗写成这样？也许是好奇心驱使她试作一首五言诗吧。由于她把五言视为四言的简单增加，她试作五言诗的努力是失败了。而视五言为四言增加一个音节的看法，自古及今，好象是不绝如缕；因而，在探寻五言诗发展轨迹时出现一些分歧，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1〕司马迁：《史记·项羽本记》。
〔2〕司马迁：《史记·高祖本记》。
〔3〕均见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1985年第11期、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