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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01（2004）01-0008-（05）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今后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本文就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谈谈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
一、生产社会化是两大优势结合最重要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全方位有机结合的过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实践告诉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时要善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佳组合，形成巨大的合力，推动国家重大经济、科技等建设项目更快更好地实施和完成。”[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能够释放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活力，盖源于两大优势的有机结合。这是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
现在需要从理论上回答两大优势能否结合和为什么能够结合这一重大问题。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好似水与油一样无法溶解。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结合，或者说，初级阶段可以暂时与社会主义结合，属于“表层关系”，将来终究是不能结合的。这种认识至今并未完全解决，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从历史上看，商品的产生和发展并非都是扎根于私有制，作为交换的主体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以公社为主体的事实，以后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有某种非纯粹的私有经济（如国有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股份制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是社会资本的形式，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就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完全可能的，虽然结合过程中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但两者一旦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巨大威力。总结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教训，也从反面证明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我们应从深层上做理论反思，认识客观规律的力量所在。
现在再回到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照理说，社会化的生产关系适合社会化的生产力。然而实践证明，这个设想是偏于简单了。事实上，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结合，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二者之间需要有一系列的联结形式。社会化生产力愈是发达，社会化所有制关系同它的结合就愈要一种中介形式来联结，使之在运转中吻合，并不断优化自己的实现形式。以往的理论设计以及依此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弊端主要在于缺少这个联结层次。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也是由于此种组织和机制远未健全，存在着以往旧体制的障碍。而抽掉或者忽视这个联结层，便自然在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中间人为地形成一个“隔离层”。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障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或导致畸形化而使后劲衰竭。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社会化属性。所谓社会化，就是经济的个体行为变为范围越来越广阔、联系越来越密切的社会行为，其根本含义在于社会分工与社会联系的依存关系（简称“分联规律”）。社会分工愈发展，就愈需要广泛、密切、多种形式的社会联系；反过来，社会联系愈发展，也就愈推动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建立在发达社会分工之上的一种最普遍的经济联系形式。用列宁的话说：“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2]，从人类发展史看，商品——市场关系正是伴随生产社会化的广度深度而发展起来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愈发达市场经济也就愈发达。它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属性，因此，并不因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亡。相反，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社会化的生产关系（社会所有制，包括股份制）结合恰恰需要中介联系。没有这个最普遍的经济联系形式，社会化生产的广泛交换便无法运行，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便失去联系，资源的配置就不能优化，从而必然导致经济萎缩和畸形化，最后导致经济危机。
商品——市场关系之所以能够而且必须充当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结合的中介，是由它同社会化生产有着有机联系及派生的二重性、过渡性所决定的。第一，市场的中介作用使得公有制的组织形式符合社会化生产“分联结合”的要求，不能采取只统不分的全社会变成一个“大工厂”的模式（企业失去独立性），而要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采取企业及其交换、联系（市场）的结构形式。第二，通过市场流通，加强了不同社会分工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以公有资本的形式使得生产要素流动、重组，既符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又体现各类劳动者之间协作的共同利益。第三，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效率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能更好地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第四，以它们的作用（价值规律），使得社会生产所要求的价值核算（效用与费用的比较）同利益层次（利益群体）统一于企业这种形式，并使各类企业在竞争的矛盾统一中推动社会化的进程。第五，市场的中介作用，使得生产力的层次更好地选择所有制多种形式，赋予它们以活力，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差异性的统一。总之，社会化生产力运行中的自然体系同社会化生产关系中的经济体系之间结合，大都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来实现，并且通过它的调节、渗透不断更新这一结合的具体形式。善于利用此种中介的作用，是完善此种复杂结合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当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且将两大优势的合力作为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形成“先进生产力+先进社会制度+先进运行体制”三位一体的总公式，实现《决定》提出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的要求”。
二、“五个坚持”、“五个统筹”将两大优势的合力运用自觉化
怎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的优势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经济活力。它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供求关系、优胜劣汰的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它能够打破区域间乃至国际间的种种交换壁垒，使得生产要素流动和组合；它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充分调动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它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它能够带动城乡居民消费的多样化，推进消费结构的更新换代。因此，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然而，市场经济也是有缺陷的，它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许多严重后果，特别是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以及不顾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破坏等。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看，从来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协调，特别是30年代以后其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和改进，已经形成日臻完备的系统。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恰恰可以弥补、矫正市场经济的缺陷，更自觉地发挥“两只手”的协调配合作用。由于社会主义本质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能够更充分地调动全体居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便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长期稳定的环境。由于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就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就可以扫除人为障碍，形成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机制，自觉克服本身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缺陷。由于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扫除了少数人利己主义的羁绊，能够自觉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更好地运用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以及各种有效的“看得见的手”。由于社会主义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领导和人民政权主导整个社会，就能够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教育、动员整个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市场经济优势的有机结合，不但能够克服、修补各自的一些缺陷，而且可以变为逐步自觉化的市场经济，形成强大的合力。
把完全自发的市场经济变为日臻自觉化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质变，需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个方向演进：一方面提升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改善宏观调控的导向功能，形成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两只手”耦合。《决定》提出的“五个坚持”、“五个统筹”便是这类耦合的具体体现。
“五个坚持”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这些原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又体现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方可充分调动和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方可自觉地处理好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方可统筹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可明确提出和切实贯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正是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中应当保持的自觉性，而不是西方有些人鼓吹的西方式自由化。
“五个统筹”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关系。其针对性一是中国的国情；二是经济与社会、环境的错位；三是自主发展与外部经济全球化的对接和矛盾。主旨在于防止偏差，形成合力。这也不是单靠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所能解决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我们要避免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巧妙地运用好“两只手”的协调。而“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正是“两只手”协调的体现、两种优势形成合力的体现，是市场经济日臻自觉化的体现。
三、运用两大优势优化“制度资源”配置，再造微观基础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还可以优化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各类企业的经营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
应当说，各种具体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资源，它作为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优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动力，一种特殊的“能源”。它如果配置不佳，就会成为一种阻力，谓之“体制障碍”。那么，“制度资源”优化配置的标准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邓小平所讲的“三个有利于”，并且有助于“五个坚持”、“五个统筹”的实现。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优化配置“制度资源”？因为市场竞争有一种优选机制，正如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一样，那些灵活高效的产权组合形式和经营方式能够存活与长足发展，那些死板低效的随时被淘汰出局。它使得经营方式不断推陈出新。经营方式必然影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宏观形式（所有制结构）和微观实现形式；而且在多边、多样频繁的交易中既需要生产要素的不断流转和组合，更要有清晰的归属关系，因为交换关系本质是所有权——产权的互相让渡。这种产权清晰与产权流转的矛盾运动，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是商品关系的“内在矛盾”，特别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3]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独立生产要素以来，它好像流体物质一样流转性非常大，产权的组合愈加频繁和多样，在交换形态的变换网链中筛选更好的“运动形式”，势必加大“制度资源”优化配置的强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巨大活力的表现之一。我们经常讲生产关系的形式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要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形式，事实上这并不是由个别人去随意挑选，而在社会化程度很高的条件下大量地则是通过市场的选择而实现的。当市场经济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一旦结合，就可以促进社会主义一定发展阶段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经营机制不断优化。
“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下通过市场经济优化配置所有制结构，主要解决“主体”与“共同发展”的矛盾。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是弱化，而是改变发挥作用的方式和范围，尤其要在关键部门组成特大型的航空母舰，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这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综合国力的主导力量。从我国生产力比较落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很大的实际出发，通过市场机制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外国资本），是一种必然趋势。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宝饭”理论，就是指市场经济需要多种成分共同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到可以消灭个体经济的程度，因为市场需求是多种多样、大小尽有、层出不穷的，很难用一种单调形式全面满足多种需要，所以存在着各种小生产、小型经营的活动空间。而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需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包括各种类型的私营经济、国外资本，它们对发展生产力、满足市场需求、扩大就业有重要的作用。所谓完善，就是使这种所有制结构更能进发活力，尤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且不断提高质量。《决定》强调“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督”。这是“看得见的手”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完全放任自流，而是扬其积极面、抑其消极面，既要鼓励扶持，又不能娇养、“捧杀”，而要促使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成长。
“推行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利用两大优势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公有制成为纯而又纯的成分，不但管理体制死板，而且投资主体单一，造成活力弱化等一系列弊端。现在我们找到了公有制同其他经济成分多元结合的形式（投资主义多元化），即社会资本形式——股份制。这种形式，有利于资本扩张和流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身就有不断更新的机制，特别是大企业集团中的母子公司体制很巧妙地实现统分结合的两种优势，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态势，并同国际接轨。现在要从根本上改变公有制的观念，应当树立这样的认识：只要是有利于共同富裕、实现集体利益的财产权组合形式，都应当视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不必拘泥于国有和集体两种固定的模式，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和无形资产日益重要的条件下，公有制会有更多的实现形式。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重要内容。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属于特殊稀缺资源，也是农民生存、发展的最后一道防线。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土地制度的改革，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六个字：稳定、流转、保护。稳定，就是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双层经营体制，继续实行家庭承包的形式。流转，就是农民在承包期内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一定范围的土地产权市场，以克服家庭承包地块太小的局限性，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这种转包仍然是家庭经营，只是逐步扩大为直接面向市场的家庭企业（如家庭农场，家庭牧场等）。保护，就是实行最严格土地保护制度，严格界定公益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以确保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往我国农村的合作组织只是单一的社区性集体经济，今后这种经济仍然要发展，但必须提高改进，寻找更好的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增强服务功能。同时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它的优点是灵活、多样、专业性强，服务功能佳，但也不能一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而要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我国创造的“种养加”、“产供销”、“产学研”一条龙的形式（产业化经营），也是一种依托产业链组建的特殊合作组织。有的同志把家庭承包经营与上述三种合作组织概括为“一个基础、三种形式”的格局，可能成为今后农村经营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制度资源”配置中，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一个新亮点。《决定》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这比之“生产资料所有权”内涵更深刻、外延更宽广、形式更灵活。尤其是《决定》第一次对现代产权制度作了全面、明确、具体、科学的界定：“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在中外经济学说史上都是崭新的表述。它体现了归属与流转的对立统一、权利与责任的对立统一、交叉组合与严格保护的对立统一，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复杂关系的特点，尤其是各种形态资本运转的特殊要求，既有利于各种要素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的流动组合，又有利于实现资本的人格化，抓住了“制度资源”配置的关键所在。有人把产权清晰仅仅理解为私有制的产权，是片面的。《决定》讲的四个有利于，首先是“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总体上说，这种“制度资源”优化配置，就是再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深化改革规范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四、把提高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同健全“看得见的手”统一于两大优势的合力
市场经济就其运行结构来说，有三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微观基础，包括以企业为主的各种市场主体，好比人体的细胞和器官；第二个层次，是市场本身的各种组织系统，好比人体的体液（循环系统等）；第三个层次是由政府主持、宏观调控为主体的“看得见的手”的大系统，好比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整体开始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离发达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针对我国市场发育中的问题，《决定》主要强调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与大力发展要素市场为主体的市场体系。
市场经济本质是社会化经济，它要求建立开放、统一、有序的市场。然而，由于体制性障碍在局部造成了市场关系扭曲，这就同生产社会化大趋势相违背。《决定》抓住强化市场的统一性这个关键，废止妨碍公平竞争、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逐步改变地区“分灶吃饭”的藩篱；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发展电子商品、现代流通等新型交易方式，规范发展各类中介组织，全方位地建设现代市场。
对于市场体系，主要是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资本市场。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对股票市场，要规范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规定投资体制改革，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加快发展土地、技术、劳动力、产权市场，积极发展保险市场，稳定发展期货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开放信用市场。这样就使得全部生产要素市场化，在观念上解决了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在政策上扫除各类体制障碍，并且按照WTO的有关游戏规则规范国内市场，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格局。这一切，都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说，“看不见的手”是市场机制的主干，那么“看得见的手”则是它不可或缺的助力，在一定领域一定时段还可能起着主导作用。由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只“手”的作用还在加大。随着社会化程度空前提升和人类文明的发达，公共事业日益扩大，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看得见的手”已经形成日臻完备的庞大系统。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情况看，目前已见轮廓的有六个体系：（一）以经济、法制、行政手段相配套的庞大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运行的调度功能；（二）以税收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收入调节体系，发挥效率与公平的制衡功能；（三）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后备补给体系，发挥社会经济的稳定功能；（四）以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社会信用体系，发挥健全市场秩序的导向与规范功能；（五）以各类公共事业组成的社会公益体系，发挥为社会服务与管理功能；（六）以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节制人口为职责的生态监管体系，发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维系功能。它们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市场经济愈发达，六大系统愈健全，社会化扩展和提升的内在要求使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突出这些“看得见的手”的功能，体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特质。《决定》对此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决定》提出：“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包括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指导和对就业的支持。
此外，同市场经济运行结构三个层次相配套的还有上层建筑的作用。比如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系统。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这些强力执法机构是不可削弱或缺少的。再如，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物质文明相协调。关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决定》作了新的概括，即“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这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的原理。恩格斯说：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4]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5]上层建筑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以保证经济社会运行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要把提高市场化的深度广度与优化、健全“看得见的手”这个大系统，以及正确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有机地统一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相结合中来，凸现和扩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
总之，机遇与挑战并存，成效与风险并存，正确决策与可能的失误并存，市场经济运行与计划经济老办法运作并存，领导层的战略部署与执行层的环节障碍并存，……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自觉化程度。因此，我们必须善于学习，善于按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办事，像《决定》所要求的那样认真探索，将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让日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更大的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定在康庄大道上实现跨越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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