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国际经验比较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启示论文,收入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2-0004-10
目前，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正在成为又一个研究热点。问题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必然会对和谐社会发展带来挑战，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一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不一定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影响，关键在于社会上不同的收入阶层其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程度大小。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较快的收入流动可以缓解收入差距带来的挑战和影响。从实践经验层面来看，通过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可以有效地判断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究竟如何，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压力究竟如何等等，这样可以为人们理解收入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以及政策方向。
一、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缓解：简要的理论分析
长时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发展中国家实践经验中，始终存在“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分析框架，而且也始终存在着“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争论。但是，当我们引入收入流动性分析时，传统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替代论① 的分析框架将会被进一步拓展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收入流动－收入平等”的新分析框架，该框架的实质在于强调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机会均等，特别是在强调涉及人的能力发展的公民教育机会与基本医疗和健康机会公平等情况下，收入流动性不仅有利于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效率，而且还可以通过促进收入流动而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压力。这个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即使在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要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具有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UP- Mobility）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Down- Mobility）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
收入流动性最为根本的意义在于实现了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收入流动性可以使得一个人生命周期内的总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性。一般说来，经济学把人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就收入分配以及不平等而言，人们更加关心持久性的收入及其分配，更加关心一生中即一个生命周期内的不平等状况如何。暂时的不平等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永远处在不平等的境况，或者说永远处在收入的底层。这就是说收入不流动，或者说没有流动性。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期收入比较低，在另一段时期收入比较高；而就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在一段时期收入比较高，在下一段时期则有可能比较低。但是，对这两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而言，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差距会消失，这就是收入流动性发生作用的结果。肖洛克斯指出②，在考虑收入流动性的情况下，计算按照生命周期期限贴现的收入不平等性，并与每年的不平等性进行比较，即用减少的生命周期不平等性与每年的不平等性相互比较得到的比率来说明流动性的程度，结果发现由于存在收入流动性，生命周期内的不平等性小于每年不平等性的加权平均值。这说明收入流动性对生命周期内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此外，收入流动性大小问题与过去根据平均收入来支付红利的养老金计划有关。众所周知，养老金与个人收入的历史有关联性，养老金支付的分布程度依赖于收入分布的起伏程度。经济学家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存在收入流动性的情况下，与当前的收入比较，养老金会呈现更加均匀的分配情况③。
其次，收入流动性大小也是经济效率高低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社会都希望构建一个“开放的”或者“流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完全可以不受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或者某些制度约束而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充分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长处。收入流动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个人自主程度以及自由选择的意义。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效率，特别是能够为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由选择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因此，收入流动一方面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意义体现社会机会的公平程度以及职业流动的快慢。因此职业流动或者社会流动与收入流动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职业流动或者工作流动是从就业角度分析的，反映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资源优化和配置的过程；而收入流动性则反映的是人们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变化和流动，这种变化和流动可能与职业流动有关，也有可能与职业流动无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性也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动。比如，一个人可能会在连续的几年中相继在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别的快餐馆工作，即发生了比较快的职业流动，也许会赚取同样的收入。但是，一个在联想公司或者美国硅谷公司工作的员工可能会始终在同样的公司工作，但是收入会发生大幅度上升。此外，收入流动也不应当完全等同于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和分析一个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角色等发生的种种变化，与收入流动性比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另外，职业流动、社会流动和收入流动的衡量方法和分析工具也不一样。但是，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之间又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高度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被解释为个人相对于需求或者技术的变化能自由地从一个工作转向另一个工作，或者是工资对于相同的情况做出迅速调整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或者职业的自由流动无疑可以大大提升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同时伴随着职业流动而发生的收入流动往往也被视为对效率作出的贡献。
总之，研究收入流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中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特别是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流动性本身意味着中低收入者收入状况的积极改善；而且，通过促进居民收入流动，也可以大大减少不同收入阶层（高、中、低收入者）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其次，加快收入流动性，也是促成并扩大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群体的重要路径。只有当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入流动机制时，才有可能使得“金字塔型”的收入结构转换成为“橄榄型”的收入结构和社会结构，从而促成一个真正拥有一定实业基础和财富实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而这无疑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再次，从收入流动性分析出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基尼系数比较高从而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较高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却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且，社会民众可以接受这样的不平等事实；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比较高的收入流动性大大缓解了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进一步看出。
二、收入流动性：实证分析及其国际比较
1.美国居民收入流动性大大降低了社会冲突和压力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高度的贫困和不平等。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差距扩大仍然是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当时美国的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一直很高，但它的贫困率也属于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加重已经持续了近20年。但是问题在于，尽管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确实增加了，但是如果高水平的不平等伴随着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上升，那么这种不平等就不应该成为人们所担忧的问题。因此，在美国收入不平等并不是问题的焦点，而有关收入流动性大小则是收入分配问题的焦点，并且主要集中在流动性的程度和流动率的变化情况上。根据Gittleman，Horrigan以及Joyce等人做的实证分析，他们分别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计算了1967－1979年和1979－1991年两个时期的收入流动性，他们的分析发现，第一个阶段即1967－1979年的收入流动性比1979－1991年这个时期慢，而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美国家庭居民收入流动性明显快于60－70年代④，见表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家庭居民收入流动性更是发生了非常显著的流动。表2显示的是美国1988－1998年家庭收入流动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按照五等分比例法标准，1988年最低收入等级的人口中只有其中的53％仍然在最低收入等级，其余的47％左右流动到了其它较高的收入等级；而10年前最高收入人口中同样也只有53％仍然处于最高收入等级，其余的47％左右的人口却流动到了其它较低的收入等级。可见其收入流动性是比较强的。另外，根据美国财政部1992年的研究结果，从1979到1988年，其收入流动性更快，大约有86％的最低收入人口流动到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同期只有35％的人口收入流动到了较低的收入阶层⑤；1996年美国都市研究所（American Urban Institute）研究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收入等级，估计每一年几乎有25％－40％的人口收入发生流动⑥。从收入流动的方向来看，从较低收入等级向较高等级收入流动即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大于其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1969年到1994年处于较低收入等级中有53％的人口收入流动到了较高的收入等级，而同时只有37.9％的较高收入者流动到较低的收入等级⑦。另外，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在美国的收入流动中，从最低收入阶层、较低收入阶层以及中间收入者向更高一级的收入流动比例明显大于从较高收入阶层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比例；从1979年到1988年，中等收入阶层中有47.3％流动到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同期中等收入者中只有19.7％的人口流动到了较低收入阶层；较低收入阶层中（第2个20％人口收入阶层）也只有10.9％流动到了更低的收入阶层。
资料来源：Katharine Bradury,Jane Katz,“Women's Labor Market Involvement and Family Income Mobility”,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Q4 200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美国的收入流动性较强，这种收入流动的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改变着收入分配的内在结构，促使收入在不同组别之间发生流动；同时向上流动大于向下流动的收入流动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和缓解了收入不平等；根据测算，收入流动性使美国工资不平等程度在1979－1991年间整体减少了12％－26％⑧，可见收入流动不仅在实质上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而且也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压力和冲突。第二，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收入流动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运用公共政策的各种法律手段和制度措施为促进收入流动提供了完善和成熟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平等竞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实现按照要素贡献大小参与收入分配；而且规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最大限度杜绝了不合法收入的来源和机会。正是这种旨在提供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十分有效地保证和促进了美国的收入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的社会压力和反应⑨。
2.德国居民收入流动性：性别、要素流动与教育和福利制度是影响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
（1）性别因素、要素流动与收入流动性
有关德国收入流动性的分析中，人们主要集中在对影响德国收入流动性的内在因素的分析方面。这方面，首先是经济学家N.Gang和John Landon- Lane以及Myeong- su Yun使用德国社会经济截面数据GSOEP（German Socio- Economic Panel）测算了德国男性和女性在劳动收入方面的流动性。他们的分析发现，在德国，女性拥有更大的收入流动性。但是如果使用收入向上流动性的尺度计算的话，男性的流动性要比女性大，而女性在初始收入较低的阶层中，拥有更大的向上流动性，在初始收入较高的阶层中，男性的流动性要比女性大。Kangoh Lee⑩ 则从联邦德国内部的要素流动和收入再分配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与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生产要素流动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本身就是收入流动性在经济效率意义上的集中体现，从这一点说，收入流动性本身也包含了经济增长的意义，因此不仅仅是具有收入分配的意义。Kangoh Lee指出，联邦政府有权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资金和劳动力也总是向回报率更高的产业或者空间流动，因此政府在决定再分配政策时，往往会考虑到他们的政策对生产要素流动和收入流动的影响。因此，再分配的程度取决于要素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要素收入流动性。
（2）教育因素、福利制度与收入流动性：美国与德国、荷兰比较的视角
Andrzej Grodner(11) 等人通过对美国和德国等国家进行比较的视角，分析两国是否都伴随着劳动力市场，个人及家庭特征变化而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两国是否都相同。他们的研究发现，教育对两个国家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在德国对向下的影响会更大。高等教育对德国的保护性和“预期性”的影响更强，35－44岁的德国人和25－34岁的人群是向上流动概率最大的人群，可见教育对收入流动性影响确实非常大。实际上，在影响收入流动性诸多因素中，当我们充分考虑由于受到教育、机会均等等因素的影响，一个社会具有充分的收入流动性，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收入不平等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收入流动性会从长期意义上减少收入不平等(12)，而且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效应，即流动性越高，社会福利也就越大。
这一点在美国和德国表现的都比较突出。美国从1960年前后开始至今，收入不平等都在显著上升，但是由于美国家庭居民收入流动性比较高，所以长期的不平等得到了缓解。德国也是这样，长期重视教育的结果是增加了收入流动性，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样被降低。其实，根据Bruce Heady的比较分析，在具有和美国同样不平等程度的欧洲国家，美国人未受到不平等的影响，而欧洲人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原因在于美国具有比较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比较高的收入流动性，因此人们更能够忍受暂时的不平等，而且更注重机会以及美国人的平等的社会参与程度。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与不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欧洲的另一个福利国家——荷兰，收入流动性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经济稳定增长，注重社会公平的再分配政策、高等教育发展以及倡导社会机会的平等，结果形成了比较快的收入流动性，这对社会收入增长以及社会稳定等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
3.巴西的收入流动性使得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分配比初始分配相对公平
Irma Adelman,Samuel Morley以及Christoph Schenzler,Matthew Warning等人通过人口普查获得的数据对巴西收入流动性的矩阵进行了分析(13)。巴西目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因此研究巴西的收入流动性对理解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研究，在巴西所有收入阶层的工人都从1970到1980年的经济增长中获益，但巴西的增长是非常典型的不均衡增长：1970年时收入高的工人比收入低的工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得更多。从收入流动性来看，计算结果表明巴西向上的收入流动性使得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分配比人们初始的收入分配相比，变得比较公平。
在石油危机以前，巴西经常被引用为不平等增长的经典案例。在1960－1980年间，巴西经历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每年3.9％的速度递增。但这场大繁荣却没有使所有的劳动群体平等地受益。基尼系数从0.5上升到0.59，最高20％阶层平均收入的增长比最低60％的人群的收入要快50％。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最低60％人群的收入比例从20.2％下降到19.7％，而最高20％的收入从61.7％上升到63.3％。但是根据Irma Adelman等人通过对巴西收入流动性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从1970－1980年间，观察到的20世纪70年代更加不平等的分配情况实际上掩盖了大量向上的收入流动性。而且研究结果显示，在每一个年龄层次人群中，生存者的向上流动性非常高，而且所有收入阶层都从增长中获益。尽管这部分收益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在1970年处于分配起点比较高的人群在后来的十年中获益更大，而且在每个年龄层次，工人的年度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是，通过研究生命周期收入和生命周期的收入分配，在巴西，由于收入流动性，结果使得生命周期收入的分配比初始分配相对比较公平。
4.秘鲁的收入流动性同样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压力
Herrera对于秘鲁的居民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和计算(14)。Herrera根据运用秘鲁标准家计调查方法获得的面板数据分别对秘鲁首都利马家庭居民在1985／86－1990年和1990－1996年两个时期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从位置流动性的方法来看，通过观察五等份收入流动性矩阵图，可以发现在1985／86－1990年期间，1985－1986年20％最低收入的人口中，到了1990年后只有48.3％仍然留在最低收入阶层，其余的52.7％的比例分别流向了较高的几个收入阶层，其中有24.1％和16.6％分别流动到了第二和第三个收入等级，有6.2％和4.8％的比例分别流动到了较高和最高的收入阶层。这意味着从1985／86－1990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收入有了增加，其中4.8％成为最高收入阶层。从1990－1996年间，收入流动性也发生了变换，而且收入流动性似乎更快：1990年最低20％的人口，到了1996后只有43.5％留在最低收入阶层，其余的56.5％的人口由于收入增加，分别流向了较高和最高的收入阶层（见表3）。根据。Herrera对两个时期平均流动性进行计算，发现1985／86—1990年平均流动性是0.968，1990－1996年平均流动性是1.052，说明90年代收入流动性比80年代中期要快。根据Herrera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秘鲁（利马），家庭人口结构、家庭主要成员受教育程度以及初始的健康状况、性别因素、居住地等因素都是影响家庭居民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变量。
5.智利的收入流动性：穷人的高流动性与收入分配的改善
智利是另一个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Scott和Litchfield根据对相关样本家庭进行访问，获得了从1968-1986年的面板数据，计算了他们的收入流动性(15)。Scott和Litchfield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动进行分析来说明收入流动性。首先根据这些受访对象在1968年时的人均收入情况将他们分成五个收入等级，然后观察这些特定对象的人均收入到了1986年后，其各自所在的收入分组（五个收入组）发生了什么变化，换句话说，就是观察原来在最低收入分组中，经过一定的时间序列后，其收入变化引起的收入分配会有什么不同。根据他们的研究（见表4），1968年人均收入低于10000比索以下的家庭，到1986年后只有8％的家庭继续留在这个收入组（即人均收入低于10000比索以下），其余的比例都发生了向高收入组的流动：其中32％的家庭流向了第二个收入组，20％的家庭流向了第三个较高的收入组，28％的家庭流向了更高的第四个收入组，12％的家庭流向了第五个即最高的收入组。这种从绝对收入流动性角度来分析收入流动性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尽管与五等份法矩阵图分析不一样，但是也可以看出最低收入群体中有多少比例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了向高收入群体的流动。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伴随智利经济增长中，穷人的家庭收入流动比较快，而且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因此在智利，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压力。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智利，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土地占有多少等因素是导致发生较快的向上收入流动性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些因素进一步分析，实际上也可以发现，这些因素基本上都与经济增长有内在关系，因为他们分别涉及劳动力的数量、人力资本以及土地资源等。因此，从根本上说，智利的经济增长使得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的更快，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家庭迅速从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流向了较高的收入阶层。
6.马来西亚的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
Randolph和Trzcinski通过研究15-55岁男性公民收入流动性来说明马来西亚的居民收入流动性情况。他们选择了马来西亚家庭生计调查中的相关数据，对1967-1976年马来西亚个人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16)。他们运用十等份矩阵图分析了收入流动性（见表5）。研究发现，原来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的收入，在经历了9年变化后，仍然有50％的人口继续留在最富的收入阶层，其中27％的比例流向了下一个的收入阶层；同时在最低10％的收入阶层中，也有41％的比例在经历的9年变化后，仍然留在最低的收入阶层；只有16％流向了上一个较高的收入等级。因此总体来看，马来西亚的收入流动性表明，经过一个时间序列后，原来处在低收入阶层中的大多数仍然留在低收入阶层，而高收入阶层中却相反，收入向下的流动性大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的流动性。同时，中间的收入阶层收入流动性都大于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换句话说，中间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是最快的。需要说明的是，中间收入阶层的流动既可能出现向上流动，也可能出现向下流动。他们的研究发现，在马来西亚，与劳动就业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因素、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是决定收入流动性的方向的关键因素。一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越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当其处在中间收入阶层中时，就越是容易出现向上的收入流动。
7.印度的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
印度经济增长进程中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根据Coondo和Dutta的分析，发现印度的收入流动性对缓解长期的不平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7)。他们分别对1968／69；1969／70和1970／71三个时期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18)，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由于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分配的“均等”作用，三年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要高于一年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换句话说，三年中，由于发生了收入流动性，使得收入不平等状况在较长时期变得比较平等；第二，较穷的家庭收入发生了向上的收入流动，因此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都有所增加；第三，他们根据Shorocks的指数，发现整个印度的收入流动率大约在25％左右，因此，这个时期收入流动性还是比较快的。
8.哥斯达黎加的收入流动性
Grootaert和Kanbur对哥斯达黎加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19)。他们运用哥斯达黎加家计标准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贫困与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由于收入流动性的积极作用，哥斯达黎加长期（如两年间）的贫困状况比短期贫困（一年内）的状况要改善很多；他们把人口按照收入分成极端贫困、中等贫困和不贫困三个阶层，然后运用矩阵图表示收入流动性，他们发现从总体来看，哥斯达黎加在1985-1988年间经历经济增长衰退的时期内，大约30％的家庭收入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向上的流动。Grootaert和Kanbur又对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20)，他们指出，在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家庭初始的收入状况、人力资本、收入来源情况、家庭人口规模等都是影响收入流动性大小的重要因素。
三、几点启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对于收入流动和收入差距的理论及其国际经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结论和启示：
1.收入流动性对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收入流动性从效率和资源配置角度说明了充分的收入流动性也是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特别是收入流动性背后发生的生产要素流动更具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意义。因此，充分的收入流动性也意味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统一和协调运行。通过引入收入流动性分析，传统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替代论可以进一步拓展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收入流动－收入平等”的现代分析，从而真正实现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2.收入流动性有助于长期内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短期内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并非一定是坏事，相反，这可能会引起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产生内在的竞争机制，有利于竞争和发展；但是，如果长期内出现收入差距并且持续扩大，这会对不同阶层之间带来社会心理压力，即使是各个收入阶层收入都在相对增加的同时，差距的扩大也会产生相对贫困的心里感觉，因此从长期来看，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存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即允许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发生流动，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收入阶层所处的收入位置、社会经济地位等发生变化，这会在长期内改善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3.收入流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社会参与和机会均等的重要标志
人们对收入分配和不平等的分析总是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即分配什么？如何分配？什么不平等或者什么平等？特别是当研究和观察不平等问题时，对于什么平等或者什么不平等尤为关心。国际经验分析表明，人们实际上更注重社会参与的机会平等。由于每个个体在其所处的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获得等因素差距，市场竞争等导致在社会参与过程中出现能力差异，这必然引起作为结果意义上的收入的差距。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更加关心导致结果不均等的原因和因素是否合理，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从上面的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考察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越是具有充分的收入流动性，就说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为每个人（包括不同的收入阶层）都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参与机会，确保这个社会的任何收入阶层的成员都能够平等参与到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改变和增加自己的收入，使自己所处的收入阶层尽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而不是外在因素等发生向上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流动性是社会参与和机会均等的重要标志。
4.制度安排、教育和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因素是影响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
既然收入流动性与平等的竞争机会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而具有天生平等特点的市场经济则是实现平等竞争的最大的保障，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促进收入流动性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美国收入流动性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市场经济的高度完善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公平的竞争机会。此外，经济增长通过促进就业增长等也是影响和实现收入流动的重要变量；政府提供基本的公民教育和健康服务等公共政策体系也对提高公民基本的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从而为每个公民实现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5.上述分析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就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善而言，重要的不是急于缩小收入差距，而是要促进收入流动
为此应当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一切影响和阻碍收入流动的制度障碍、特权因素以及不公平的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点的政策待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打通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流动的通道，促进收入流动，缓解收入差距的社会压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应当通过完善公共政策，提供统一的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政策体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真正的民主法制。这是分析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最大启示和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也指出，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为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导向已经从原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新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注重的是机会均等和公民基本的教育、医疗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毫无疑问，这样的分配制度和政策理念一方面体现了收入流动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一定会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统一，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的统一以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统一。
收稿日期：2007-12-04
注释：
① 分配与增长的“替代论”实际上从古典主义分析开始，就一直存在并日益成为主流观点。其实质在于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定位于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框架来认识，并认为分配与增长二者之间只是唯一的替代和冲突关系。
② ［英］A.B.阿特金森等：《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姜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2页。
③ Atkinson,A.B.,A.K.Maynard,C.G.Trinder,Parents and Children :Incomes in Two Generation,London,Heinemeann,1983.
④ Gary S.Fields,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A look at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MIT Press,2003,pp.10- 95.
⑤ 参见 Income Mobility and the U.S.Economy:“Open Society or Caste System?”Joint Economic Committee,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02nd Cong.,2nd Sess.,January 1999。
⑥⑦ 参见McMurrer and Sawhill,“How Much Do Americans Move Up and Down the Economic Ladder?”,http://www.urban.org/url.cfm? ID=306775。
⑧ 参见 Moshe Buchinsky,Jennifer Hunt,Wag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5455。
⑨ 关于美国家庭居民收入流动性问题，最近也有研究表明其收入流动性因为受到收入不平等上升而正在放慢。实际上，尽管收入流动性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压力，但是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有可能反过来降低收入流动性。Michael Hout通过分析美国1973年到2000年职位流动性的机会发现，近几年美国的收入流动性正在开始下降。
⑩ Kangoh Lee,“Factor Mobility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a Federa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51,2002,pp.77-100.
(11) Andrzej Grodner,“Factor Influencing Earnings Mobility in USA and Germany (1985-87)”.2000,Working Papers,Research Associate,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Syracuse University.
(12) Shorrocks（1978）早期研究也表明，一国尽管有高度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会被更高的流动性水平所抵消，从而实际上表现出较低的长期不平等。
(13) Irma Adelman,“Estimating Income Mobility From Census Data”,Working Pap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4.
(14) Gary S,Fields,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A look at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MIT Press,2001,pp.10-95.
(15) Scott,and Julie Litchfield,“Inequality,Mobitily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Income Among Rural Poor in Chile,1968-1986”,LSE,London,Discussion Paper,No.53,1994.
(16) Randolph,Susan M.and Eileen Trzcinski,“Relative Earnings Mobility in a Third WoAd Country”,World Development,Vol.17,No.4,1989,pp.513- 524.
(17) Coondo Dipankar and Bhaskar Dutta,“Mesa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A Application to India”,In Bhaskar Dutta et al.(eds),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Essays In Honor of Dipak Banerj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8) 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流动性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板数据资料的完整性。Coondo和Dutta这里使用的是印度国民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收集到的这三个时期的面板数据。此外，Dreze（1992）等人运用他们对Palanpur的一个村庄调研获得的面板数据对这个村庄在1958-1983年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个面板数据样本选择面太小，所以很难全面反映印度家庭或者个人的收入流动性情况。
(19)(20) Grootaert,C.Y Kanbur,R.,“The lucky few amidst economic decline:distribution change in Costa Rica as seen through panel datasets”,1986- 88,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1(4),1995,pp.60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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