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衰与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乡镇企业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乡镇企业发展概况与社会资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改革，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得到 了惊人的发展，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4675.3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5%， 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对推动 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加农村居民就业与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等各个方面都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 展速度，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其开始 暴露出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发展遇到了瓶颈，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了，甚至一些企业陷入 负增长的困境。经过阵痛后，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开始改制和调整，目前乡企改制仍 在进行，而且初见成效，重新焕发出活力。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渡过萧条期必将迎来 复苏，复苏之后便是繁荣。
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很多，专家、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它进行了不同的 界定。本文采用的是法国学者布迪厄的概念。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 的总和”，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长久关系网有关，而且这些关 系是或多或少被体制化了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了的关系网”的占有而 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是与某个团体成员的身 份相联系的，获得这种会员身份就为个人赢得“声望”，并进而为获得物质的或象征的 利益提供了保证。[1](p29)
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有两种特别重要：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是一种多线的 具有持久性特征的社会关系，处于其中的人们相互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及相互间的信 任不是通过法律或正式的规章制度建立，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2]( p85)地缘关系的形成源于村庄的封闭性及其流动人口的有限性，村庄中的人与人之间结 成了一种广泛而封闭的社会网络。[2](p96)现有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的正功能有三个： 一是社会控制的来源；二是家庭支持的来源；三是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 同时社会资本也有其消极功能：1、排斥圈外人；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3、限制个 人自由；4、用规范消除差异。那么我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 发挥其正负功能的?
二、乡镇企业的兴起与传统的社会资本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中 ，我国的重工业化战略使社会经济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而拥有绝大多数人口的乡 村却一直在承担着一个农业国家在短期内发展现代化大工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 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是没有多少社会经济资源可利用的。但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 国企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在乡镇企业兴起之时，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 初，农村传统的社会资本，即关系型资本在乡镇企业同外界的市场交换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仔细观察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组织结构、管理不难发现，在乡企中家族成员或同乡 、朋友等社会关系是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它对乡企尤其是私人所有的乡 企成长的意义十分突出。据研究，中国的私企约71.2—78.68%建立于亲缘和准亲缘关系 的基础上，企业管理人员50%以上和企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90%以上的工人通 过亲缘或准亲缘网络进入企业之中，私企至少有1/6的资金来源于社会网络(不包括银行 借款，实际上大量的银行借款也是通过社会关系才得以运作)，至少30%的原材料和进货 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且处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中的乡镇政府也大力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 题，为企业疏通各种渠道，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优先配置资源。[2](p96)
这种社会资本同时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渠道。在完全市场交换中，交易双方只存在 工具性关系，买卖双方只认价格不认人情，社会关系介入市场交换后，形成网络交换， 交换发生前，双方都要问“他和我什么关系?”所以说，在网络交换中，双方不仅是一 种物的关系，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由于利益约束机 制很不健全，人们还难以建立普遍的信用关系，不具备发生完全市场交换的环境，人们 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不信任感较强，达成某种交换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因此交易成 本较高。而以血缘、亲情、熟人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尽管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但它可 以缩短人们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节省交易成本，能够使企业在机制不健全的条件 下得到所需要的资源。而村庄是一个由亲缘和地缘等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网络，处 于其中的个人愿意为其做出贡献，所以村干部和农村精英在起步阶段为乡镇集体企业无 私奉献而不计较报酬的事例屡见不鲜。
西方产权理论认为，我国的乡镇企业在本质上其产权是模糊的，这使管理及领导阶层 没有动力为乡企的发展作努力，即其激励机制不健全。但事实证明却相反。原因之一就 是西方产权理论忽视了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2](p163)根据博弈论我们知道，因为 乡镇企业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交织成的网络中，这些社会资本将导致合作解的出现， 它们能使个人自愿为乡企这个乡村中局部的公共物品的供应做出贡献。产权理论仅把激 励局限于经济方面，但对个人的激励可源于经济方面，也可源于社会或文化方面。我国 乡企的产权不明晰，但其权力的行使往往遵循某种习俗，其权力的明晰是在文化上的， 权力双方无正式契约，但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都知道它的界限。对他们而言，惩罚和奖励 不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民众的支持和服从，即社会资本具有和产权相同的功能， 也能将单位和个人行动的外部效应内部化。这也是乡镇企业最初兴起的基础之一。
三、乡镇企业的衰落与传统的社会资本
乡镇企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之后，速度开始缓慢甚至有些企业开始负增长， 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乡企发展至今，面对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人们对商品的质量和档次有了更高的要求，技术落后 、设备简陋的乡企的发展因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次，原先缺乏自主权的国企经过这 些年的改革也增强了竞争力，重新开始占领市场，它们是乡企现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再次，地方乡镇政府曾经利用自身的一些有利条件将资源优先配置给乡企，随着社会政 治经济的发展，这一做法难以为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前对乡企有利的 一些因素渐渐变成它继续发展的桎梏，社会资本也不例外。传统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节省短期的交易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 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实现现代社会化生产与市场关系所需要的经济体制。路 该怎么走下去?乡镇企业在实践中开始了自己的摸索。
乡镇企业大规模的改制主要集中在1997年以后，到2000年底，全国乡村集体企业改制 面达到90%，采取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赁、承包、 出售、联合嫁接等形式。从全国范围看，其质量和效率千差万别。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 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在发展初期是由乡镇政府代理 产权的，乡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决策，这在短缺经济年代是有效率的。但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成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决策难度大大增加了。“温州模式”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的企业形式。对于温州企业来说，在其初创阶段选择的是与 传统的家庭制度相联系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也就是个人企业制和合伙制。进入 90年代后，温州企业的发展速度都出现了相对滞缓的情况，温州企业开始了产权制度的 变革。1998年4月，据温州市工商部门统计，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转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的有12400家。整个90年代，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首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中国加入WTO，市场竞争的规范化程度提高，民营企业发展 的基本矛盾不再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而是全球化市场中本土力量与国际力量的较量。 有关学者对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弊端进行了总结：由于重视关系，它既不能做 到人尽其才，也无法创造良性的竞争环境来激励创新与上进；企业的规模往往因此较小 ，并且走不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较低的人员流动性与企业组织结构较低的专业化 、规范化程度导致的效率问题，等等。[3](p87)传统社会资本带给企业和社会的负面影 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的非原则性。传统社会资本在根本上是与制度、法律 对立的，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传统社会资本不仅使企业无 法成为公共性的人的集合，不能真正与现代社会融为一体，而且还支持了整个社会的非 公共化，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私有企业的规模问题、继承问题、用人问 题及效率问题，显然是无法协调企业家的私利与企业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冲突。其次是 它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各种资源无法真正地流动起来，而现代市场体制一个基本的 立足点是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
四、建构现代社会资本
传统的社会资本多是以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其深层结构是人 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 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 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中国目前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社会资本的 封闭性太强，太分散，规模太小，向更大范围的转化太缓慢。因此，应构建现代社会资 本。现代社会资本应该成为法治的弥补，要以社会的制度化为基础。政府和民间组织都 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如在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中，政府主动削减规模 ，限制权力可以帮助社会共识的建立和积累，同时政府应大力精简机构，减少对企业的 行政干预，把积累社会资本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自身行 为的约束和规范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要提高社区农民的素质，对社区农民加 强“合作”、“互助”、法制与民主等观念的教育和形成，改善农村社区非正式制度环 境，培养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与精神，使他们不再拘泥于家族、宗族的小圈子，增强对 公共事物的参与意识。同时，要规范农村地区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制它对农村 社会人际关系的渗透，发挥它的正当作用，对政府干部、农村社区领导进行必要的训导 ，培养他们乐于奉献、虔诚敬业的精神和廉洁奉公的思想，这将比严厉的监督措施更有 效。对于民间组织而言，政府应该引导它们的方向，通过对话来沟通彼此间的问题，逐 渐发展成一个有效的社会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