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中国发展难题之最优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最优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0)03-0036-05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博采了国外发展理论之长，总结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事关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作出了科学而睿智的回答，堪称中国发展难题之最优解。
一、发展前景之解：既不做发展的悲观论者，也不做发展的盲目乐观论者，而是做有着忧患意识的科学发展论者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同时又面临技术异化、生态危机、资源枯竭、贫富悬殊等普遍性问题。国外不少理论流派对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对人的理性能力产生了困惑，人类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对发展的争论当中，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大论战。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粮食的生产、投资的增加、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都具有一种指数增长的性质。而地球资源有限、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也有限。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期达到极限。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限制增长，乃至“零增长”。以卡恩(K.Kahn)、西蒙(J.L.Sinon)等人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只是工业化初期必然出现的过渡性问题，在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将因为技术进步而得到逐步解决。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关于“增长极限论”所展开的长时间的讨论和争鸣，唤醒了人类沉睡的危机意识，它促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全球性的发展问题。
对这些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社会主义中国也感同身受。中国的发展绕不开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也不能无视这些针对发展进行的反思与批判。历史告诉我们，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靠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主要靠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第一要义是发展。可以说，离开了发展，科学发展观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说到底，中国的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但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获得了阶段性成功，还处在攻坚阶段，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科学发展观从认识论的高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和科学看法，这是对各种关于发展的非理性倾向或悲观论调的有力回应。科学发展观昭示，我们既不做发展的悲观论者，也不做发展的盲目乐观论者，而是做有着忧患意识的科学发展论者。我们不怀疑发展的正当性，但我们更注重发展的科学性。我们既要直面发展中的困境与难题，又要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发展前景保持高度的自信。
二、发展目的之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扬弃了西方的人本主义，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什么发展？即发展的目的问题始终伴随着发展进程、牵扯着发展主体。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古今中外各种积极的思想元素，提出了造福人民的发展目的论。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7)未来理想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2](P649)。唯物史观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这样就能把握一切社会生活的本质，就能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这些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周公就提出了“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的思想。先秦时期，《尚书》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更是强调“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老子提出“爱民治国”的政治主张。墨子要求君主“先万民之身，后为己身”。西汉贾谊系统阐述了“民为政本”的思想。然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是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手段而提出来的“驭民”、“治民”之术，而且统治者在重民、亲民的同时又有畏民、愚民倾向，甚至把人民群众看做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君王驱使的“牛羊”，这与现代民主精神完全相背。正如毛泽东所说，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3](P57-58)相形之下，以人为本论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人，始终认定执政者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阶段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群众看成自己夺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工具。这赋予了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扬弃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西方人本主义是早期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并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思潮，强调人的独立、自由和价值，在历史上具有很强的进步性与合理性，而且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病态现象的批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人本主义用“人权”对抗“神权”，推崇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所以又被称作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但人本主义眼中的“人”，只是相对于动物或神而言，或者强调脱离具体时代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者强调感性的、个别的及不可重复的“主体”，都因缺乏社会实践性而无法操作，因此具有抽象性、超历史性、虚幻性和非理性的倾向。对于种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病”，只有所谓人道主义的同情，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精神体验式的反叛，却无法实施对社会的有力改造。西方人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突出个体和个性，相对于自然来说是以人类为中心，强调万物只是为了人而存在；相对于他人来说是以西方为中心、以个人为中心，自我是目的，他人是手段，他人都是为实现自我而服务的。这种思想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很容易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引起冲突，引发了生态危机而危及人类的生存，甚至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战争和灾难。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教训。相比之下，以人为本关注的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强调集体主义原则，既注重个体又注重群体，既注重人的自然属性更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人类社会向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因此具有历史性、具体性、实践性和普适性。可以说，以人为本是对人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这些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历史和现实表明，实践党的宗旨决非易事。因为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种愚弄人、伤害人甚至摧残人的现象。在近来一段的实践中，不少地方和部门还存在“以物为本”、“以权为本”、“以资为本”、“以GDP为本”的观念和做法。尽管这些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党的宗旨，但影响党的形象，损害党的事业。这些表明，只有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本质、本体和核心，才不至于重复错误，才能始终践行党的宗旨。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发展目的的科学回答。
三、发展道路之解：直面中国发展难题，借鉴国外发展理论，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纷纷对这一难题作出解答，提出各种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发展道路作出了科学系统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借鉴了国外发展理论。对待发展问题，大体说来，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和要求，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发展观和发展道路。第一种发展观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以及政治动荡。第二种发展观是社会综合发展观。由于在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第三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与会者的共识与承认。第四种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进一步把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更为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演变。科学发展观借鉴上述发展观的合理因素，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比其他发展观更具价值性和系统性，对新的发展实践更有科学指导性。
科学发展观源于我国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粗放和革命的发展观。第二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前，为超常规和非均衡的发展观。第三阶段是十六大以后，为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诞生之前，受国情约束和时代局限，我国发展理论和实践也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片面、非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不同的是，我国虽然起步晚，但觉醒早，后发优势明显，尤其是总结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集发展理论之大成的科学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道路既有横向要求，又有纵向要求；既有规模要求，又有结构要求；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要求；既有同代要求，又有代际要求。主张把发展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发展既不能简单地与增长画等号，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向自然的索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对以人为主体的单向性关系的见解，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爱护自然，自觉地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认为发展不仅包括单个人的发展，也包括人类的发展；不仅少数人或者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要发展，世界所有各国的人民，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得到公平的发展；不仅是硬实力的发展，还包括软实力的发展；不仅是当代人的发展，还包括后代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四、发展方法之解：强调统筹兼顾，防止“政府失灵”，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作用
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宝贵经验。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把统筹兼顾作为党的政治策略，提出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新中国成立后，又把统筹兼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强调“两个大局”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强调，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标志着中共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用的新觉醒。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纠正“两个失灵”的根本方法，更是解决中国发展难题的根本方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是紧密相连、相互补充的两种力量。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的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一方面，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局限性，比如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部性效应，无力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容易诱发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必须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和弥补。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4](P78)但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用著名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5](P91)。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和过度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失当，出现错位、缺位或越位，不能够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因此，理想的做法就是在确保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达到两者相得益彰的效果，这就是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凸性组合”主要靠党的领导，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当前我国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因此，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道德的力量，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
统筹兼顾必须做到“八个统筹”。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既要保护发达地区的利益，又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照顾比较落后地区的利益；既要保护优势产业的利益和积极性，又要关心和支持比较困难的产业使其获得生机；既要保护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利益，又要关心普通群众特别是农民、低收入人群和困难群众的利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中共十七大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方面的统筹，拓展了统筹兼顾方针的内涵、对象和范围，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五、发展影响之解：提出和谐世界的构想，反击“中国威胁论”，“霸权稳定论”以及“文明冲突论”，中国永远是人类和平的力量和世界繁荣的因素
在当今世界，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和发展，冷战思维、冲突观念和敌视态度潜滋暗长，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分裂势力危害上升，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环境污染、水土破坏、地球变暖、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重大的自然灾害等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当中，有不少问题属于发展的负外部性问题。这些迫切要求人类改变旧的生存和发展观念，要求各个主权国家重新思考和回答发展的影响问题，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各种严峻挑战，把发展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把发展的正外部性提到最高，以自身的发展来造福世界。
基于这样的背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从人类发展和繁荣的高度，推出了和谐世界这一充满东方智慧的独特语汇，道出了世界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决心。和谐世界的构想是科学发展观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具体体现，是澄清和反击“中国威胁论”、“霸权稳定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有力武器。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每当有新的强国或霸主出现，必定靠战争开路、靠强权导航；凡是大国崛起，必然奉行“丛林规则”，必定充满残暴和血腥。也就是说，一国的发展特别是大国的发展，对他国而言，往往是以邻为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侮贫的结果。“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所谓“铁律”的变种。和谐世界的构想就是要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突破西方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既成定律，超越了西方“霸权稳定论”的独断和“文明冲突论”的偏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既要对西方大国不争霸，也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称霸，更不损害中小国家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竞争比较中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与提高，以自身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提高。
和谐世界的构想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为解决一系列国际社会的难题提供了思路。中华民族素有亲仁善邻、崇信修睦的优良传统，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向来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主张，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生动体现。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更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谐世界的构想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和平和谐；中国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永远成为和平的力量和繁荣的因素，永远发挥积极作用，永远产生积极影响，努力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大有作为。
收稿日期：201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