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亚国家整体发展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发展进程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3)05-0058-11
一位日本驻中亚国家的大使在离任时曾向记者说起自己对中亚的感受。他说，当他来到中亚第一个月后，他觉得他可以写一篇关于中亚的文章。一年以后，他觉得他可以写一本关于中亚的书。而当三年过去后，他觉得关于中亚他一个字也不敢写了。可能研究中亚的学者也有类似的体会。中亚研究的“处女地”很多，让不少初来乍到者很快产生一种开垦的冲动与激情，但时间久了以后，便逐渐意识到中亚问题的复杂性，想要说清楚一个具体的问题并不容易。
中亚国家独立已有21年，在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的表象下，是否隐藏着一些常态性、趋势性的东西呢？或者说，中亚国家的发展进程有没有区域特征，即共性？它们各自的发展进程又有怎样的独特性？中亚独立已有21年，发展现状如何？本文将尝试从中亚国家发展的总体特征—矛盾性与脆弱性以及地区整体态势—多样化与碎片化入手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矛盾性
矛盾性指的是，主体与客体互动时主体的主观意向与客体的需求或客观条件无法匹配，主体在两难的困境下做出选择，主体的心态和选择的结果都是矛盾的。从时间维度看，中亚地区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斗争史。中亚居民作为主体在被伊斯兰化、被突厥化、被俄罗斯化、被独立、被博弈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主宰自己命运的努力。正是由于这种不懈的努力，中亚的主体性才从模糊变得清晰，由弱趋强。有学者称“从中亚自身来说，历史与地缘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①。从空间维度看，矛盾性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各个方面。
(一)政治层面
在政治方面，矛盾性体现在中亚国家的不同阶层对于政治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议的背后是维护政权稳定与开展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化)两个方向的角力，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博弈。对于执政者来说，维护政权的稳定是任何改革的前提。这里的稳定与西方所坚持的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稳定是不同概念。中亚国家的执政者支持政治改革，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他们担心改革可能导致动荡，因此不得不小心谨慎。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支持能够赋予他们更多权力和利益的民主化。下层民众对于财富分配机制的不满最多，他们是最希望变革但又对“假变革”心存恐惧的阶层。因为如果上层打着变革的幌子把利益和资源更多地向上层聚拢，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反对派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上喊得最响，但它们实力很弱且不团结。他们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是真希望推进政治民主化，有的是借着民主化旗帜搞政治投机，还有的想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西方国家在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给予中亚国家领导人很大的压力，对他们提出各种要求，如搞总统选举、释放政治犯、建立民主和人权机构等。他们还支持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影响社会政治发展。“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不能说是西方国家一手搞起来的，但是西方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催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对于“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如此紧张，第一时间采取了诸如清除西方设在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关闭西方的一些网站等防范措施。因此，即便是西方国家真正想推动政治民主化，那么也存在方式方法和度的问题，如果方式不当，可能起到相反效果，不仅使中亚国家的内部问题复杂化，而且危害到它们的主权。另一方面，实践表明，西方国家并没有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的民主化。民主经常被用来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甚至被弃之一旁成为牺牲品。中亚国家对此认识得很清楚，虽然它们都是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蓝本开始社会政治转型的，但它们都坚定地认为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民主，反对外来干涉。在中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中政治民主化问题如同骨鲠在喉。
有关政治发展道路争论的背后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尽管中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建立民主国家的目标，但什么样的民主国家才符合本国国情，以何种方式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所谓的传统派与现代派存在很大的分歧。中亚国家的执政者都认为本国已经是民主国家，反对外国人指手画脚。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部落、血缘、地域等传统要素在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称中亚国家正在经历着“再传统化”。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中亚国家基本上经历了建立总统制(以制定首部宪法为标志)—巩固和扩大总统权力(从制定首部宪法到“9·11事件”发生前)—进行保守的政治改革(“9·11事件”发生后至今)的政治发展路径。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从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外，其他中亚国家仍保持总统制，强人政治的特征依旧非常明显。
从历史的维度看，经过21年的发展，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民主政治制度从法律层面已经确立，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多党政治不断发展，政权的合法性逐渐被大多数选民认同，政府和议会更加透明，媒体自由度逐渐放宽，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当然，它们的政治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不同，原因是改革的基础条件和外部条件都不一样。它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独立、稳定和发展，这一点决定了它们的政治改革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2011-2012年中亚国家在政治改革方面继续发展。2011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议会上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7年缩短到5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竞争法》，对《议会下院选举法》、《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农业合作社法》、《投资活动法》、《税法》等多项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促进选举公平和协调经济与金融市场领域的竞争关系。2012年1月哈萨克斯坦举行议会选举，三党进入议会下院②。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12年12月出台的《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表示要加强议会的权力，放权给地方。土库曼斯坦2012年2月举行总统选举，首次允许外国观察员监督总统选举过程，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高票(97.14%)当选。2012年8月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首次建立第二个政党——工业家和企业家党。
(二)经济层面
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是同步开始的，二者的启动都源于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改革的初期，各国都不同程度上遇到了权力相互掣肘的问题，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局面，而后各国总统都选择了削弱苏维埃的权力、加强总统权力的道路。不过，各国的情况不同，斗争的结果也不一样。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总统实现了权力集中的目标后都明确了“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原则，相对来说经济改革迈的步子比政治改革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塔吉克斯坦国内的政治斗争激化并导致内战。内战结束后反对派的势力逐渐被排挤出政坛，反对派在局部地区势力犹存，偶尔袭击政府军，对政权构成一定压力。吉尔吉斯斯坦虽然没有发生内战，但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理顺，争斗始终不止，导致两次发生政权非正常更迭，政局不稳。在这种情况下，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经济改革被政治斗争拖累，虽然与国际组织积极配合，步子迈得很大，但经济都明显出现大幅震荡，暴露出政府管理低效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矛盾性既体现在追求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与经济结构畸形化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开放市场、推进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与维护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
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是由苏联中央政府统一按照经济地理进行布局分工的，经济结构都比较单一。苏联解体后，旧的经济链条断裂，中亚国家不得不自力更生，寻求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多元化。然而，经济多元化并非易事，它们遇到了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方方面面的困难。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它们不得不继续倚重资源和原材料生产，而外国投资也往往集中到这些产业，客观上加剧了经济结构畸形的状况。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它们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等方面有了一些突破，但总体上仍未摆脱资源和原料型经济的怪圈。高科技领域、加工工业仍是它们的弱项。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对于外部援助和侨汇收入的依赖以及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低承受力成为中亚国家经济中各自的短板。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矿产品出口仍占出口总额的3/4，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仪器、仪表的进口额仍居各类进口商品额之首③。天然气、棉花仍然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重要的出口商品，铝、棉花仍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出口商品，黄金、有色金属开采仍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支柱。中亚各国独立后都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目前除了哈萨克斯坦实现粮食出口，其他中亚国家均需要进口粮食。侨汇收入分别占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7%和29%④。
在开放市场、推进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方面，中亚国家普遍对本国的经济安全忧虑较重，因此在“开门”的同时仍然保持较高强度的政府监管，在推进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出现反复。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的政府监管最强。两国都选择了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道路，对于重要的战略性行业始终保持国家控制。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棉花的种植和收购由国家统一安排，出口伙伴和交易价格由国家确定。外国公司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证以及人员入境签证均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亲自批准。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更大一些。两国在独立初期就制定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改革的方式上选择了休克疗法，很早就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私有化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法律文件。哈萨克斯坦除了铁路，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放松管制，一些能源企业处于国有与私有混合的情况。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小企业被认为是中亚国家中发展最快的，也是最自由的，占到80%。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外资企业也较多。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最初的10年自由化进程虽然不快，但始终在推进。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开始加强对经济领域的行政控制和管理，以至于2003-2004年乌兹别克斯坦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激化。最近几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国内都出现修改与外商签订的合同、将资源重新收归国有、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呼声。在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相对较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经济困难，两国在接受国际金融组织援助的同时不得已要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率先加入世贸组织。2012年塔吉克斯坦加入世贸组织。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加快入世进程。
总体来说，中亚国家都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方向，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机构，在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各国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2010年私有化资产占比的情况是：哈萨克斯坦85%，吉尔吉斯斯坦70%，乌兹别克斯坦61%，塔吉克斯坦44%，土库曼斯坦36%。中亚国家的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经济总量已超过独立前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接近独立前水平。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过，它们的市场基础设施仍有待完善，经济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加强执法、打击腐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等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三)外交层面
中亚国家的外交犹如一部俄国名著的名称—《怎么办》，或者一部电影的名字——“向左走，向右走”。中亚国家都宣称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但在外交实践中它们不得不面对大国做出“站队”的选择。即便是在某一阶段确定了某个优先方向后，中亚国家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也面临各种两难。
以2012年的中亚形势为例，俄罗斯、美国在中亚的博弈更趋复杂。俄罗斯显示出继续推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坚定决心，牢牢拽住哈萨克斯坦的同时拉拢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美国继续兜售新丝绸之路战略，在方式上凸显细腻、柔和的一面，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关系进一步密切。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统一经济空间正式运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访哈萨克斯坦⑤。2012年10月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两国继续保持距离。卡里莫夫总统公开表态反对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构想。2012年6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递交照会，再次表示暂停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的活动。同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把俄罗斯移动通讯公司MTC驱逐出该国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站队”并非绝对，哈萨克斯坦在与俄罗斯发展经济一体化方面不遗余力，但出于主权独立的考虑排斥与俄罗斯搞政治一体化。近两年哈萨克斯坦国内反对与俄罗斯搞一体化的呼声趋高。乌兹别克斯坦不想搞僵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反对俄罗斯“帝国思想”的同时不排斥与俄罗斯发展经济关系。2012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双方讨论了《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自由贸易区条约的相互理解和继续采取联合措施备忘录》以及《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两份文件。
俄罗斯以退为进巩固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与俄罗斯讨价还价争取最大利益。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水电站、军事基地、能源、银行、农业、关税同盟等问题上的合作有了新的进展⑥。双方达成协议，把俄罗斯驻吉尔吉斯斯坦军事基地的期限延长到2032年。2012年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塔吉克斯坦，双方达成协议，俄罗斯将租用201军事基地的期限延长到2042年。塔吉克斯坦得到的好处是塔吉克斯坦在俄罗斯境内移民处境获得改善⑦。双方还签署了备忘录，规定俄罗斯每年向塔吉克斯坦提供100万吨免税石油产品。
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关系继续升温。2012年8月美国负责中亚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克访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军事合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提供边境安检设备、人员培训和交流、提供武器装备。土库曼斯坦继续寻求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天然气出口通道和出口市场。除了中国，土库曼斯坦还努力寻求与伊朗、欧盟、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⑧。
二、脆弱性
中亚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脆弱性与矛盾性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这与它们处于内陆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它们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有关。脆弱性贯穿它们发展进程的始终，尤以政治和安全领域最为突出。
(一)政治领域
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常被称作“脆弱的稳定”。主要原因是政治稳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一些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有待巩固。尽管这些国家的强人政治已经走过21年，但可以看到政治领域很多潜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地区势力、部族势力对于中央政权的挑战，地区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伊斯兰政治化的趋势等等。
中亚国家政权阶层基本按照“家族-同族-同乡-其他”这样的序列组成，当然除了家族要素的优先地位相对稳定外，其他要素的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与总统亲疏远近的核心要素是对政权的忠诚度。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延续了苏联时期按地域划分的情况，分为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等派别。撒马尔罕派是卡里莫夫总统坚定的支持者。
塔吉克斯坦经历了内战后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部族，突出的是以地域为标志的当权的库利亚布部族和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帕米尔部族，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还存在从事犯罪活动的部族和政党—官僚部族。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大玉兹，小玉兹集中在西部，中玉兹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家族垄断的情况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总统家族势力超越了部族和地区势力。独立初期，北部俄族居民曾要求自治或并入俄罗斯，大量俄族居民外迁。目前，西部和南部政治势力增长较快，国内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与此有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总统都尽量弱化部族的概念，避免出现地区主义和分离主义，通过频繁的人事调动平衡各派势力。例如，近期哈萨克斯坦进行了重要人事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2年9月总理马西莫夫改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原总统办公室主任阿斯兰·穆辛改任预算账目委员会主席。原政府第一副总理阿赫梅托夫为第八届政府总理。2013年1月哈萨克斯坦组建地区发展部，任命萨金塔耶夫为第一副总理并兼任地区发展部长。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哈萨克斯坦未来政治发展意味深长。
吉尔吉斯斯坦虽然也存在地域问题，即南北问题，但该问题的基础是部族，部族因素的影响超过地域因素。苏联时期当地政府按照部族建立集体农庄，独立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司法部根据部族名称来登记政党，因此吉尔吉斯斯坦部族对于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异议。不过，学者们对于议会制是否符合吉尔吉斯斯坦部族文化传统仍存在争议。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执政联盟第四次解体⑨，从四党联盟变成了三党联盟⑩，联盟的基础比之前还要弱，加上民族矛盾和经济问题，预计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上层不时发生小幅度的振荡将成为常态。
中亚地区的民族矛盾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俄族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苏联解体后俄族地位下降、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地位上升引起的；第二种是中亚国家土著民族(非俄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类型的民族矛盾有时发生在一国内部，有时超越了国界。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乌兹别克族与吉尔吉斯族之间多次发生冲突，两族之间矛盾至今难以弥合；第三种是同一民族内部的矛盾，尤以主体民族最为突出。例如，哈萨克斯坦境内俄语哈族与哈语哈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理念，土著哈族与迁入哈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2012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决定暂时停止给予回归哈族移民配额及有关优惠政策。
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所谓地区部族的伊斯兰政治化；另一种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所谓政权反对派的伊斯兰政治化。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政治化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独立以后没有完全被整合进政权体系的地区部族。2012年中亚地区发生的最大安全事件——霍罗格事件(11)再次证明，1997年达成的和平协定(12)没能彻底解决内战暴露出来的问题，塔吉克斯坦民族和解进程远未结束。有资料称，此次交战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很大。最后实现停火的原因之一是反对派听从了阿迦汗基金会的号召。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就很难同意拉赫蒙政府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的判断了。未来，塔吉克斯坦国内的武装反对派还有可能挑战拉赫蒙政权。乌伊运的主要目标是推翻乌兹别克斯坦的世俗政权，在中亚地区建立“哈里发”国家。伊斯兰的口号是它们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吸纳了不同民族的宗教极端分子，选择了政治斗争的极端方式—恐怖主义。伊斯兰化并不一定导致伊斯兰政治化，但伊斯兰化在中亚的发展趋势令执政者担忧和紧张，近几年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弱化伊斯兰化的趋势。
(二)安全领域
中亚安全领域的脆弱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谈到中亚地区的安全时，有人说中亚地区似乎到处都埋藏着湿火药，很难预测哪一处的火药何时变干并且被引爆。也就是说，中亚地区的安全具有欺骗性，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涌动。例如，各方对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政权交接问题是否顺利存在担忧。2012年3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通过新的选举法，把本应在2014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到2015年。此举说明他在交班的问题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于接班问题讳莫如深，各种迹象显示2016年前哈萨克斯坦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的出现具有突发性和外溢性。一个地区“着火”，很可能迅速蔓延到邻近地区或者给邻近地区带来麻烦。也有人说，中亚国家如同装在一个竹筐里面的瓷瓶，竹筐如同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运动的状态中瓷瓶之间因为缺少足够的缓冲物质难免磕磕碰碰发生损坏，但因为竹筐的存在不大可能一次性全部碎掉。中亚国家的安全防卫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要依赖外部力量提供安全保障，而中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所能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
中亚地区的安全涉及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是综合性问题。回顾过去发生的安全事件，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由反对派挑起的冲击政权引起的动荡，例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权非正常更迭。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频繁举行游行示威(13)。霍罗格事件实际上是塔吉克斯坦反对派非法武装再次向拉赫蒙政权进行挑战的尝试。
第二种是社会层面的动荡，包括民众不满情绪上升以至于走上街头与强力部门发生冲突，也包括宗教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民族矛盾、恐怖主义和犯罪等。例如2011年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多起恐怖暴力事件以及扎瑙津事件，对政坛震动很大。2012年哈萨克斯坦刑事犯罪案件和恐怖犯罪案件仍然不断(14)。
第三种是国际关系层面，包括国家之间发生边界冲突、资源纠纷、海关纠纷等。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在水资源、边界、海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争议，边界地区偶尔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不时引起双边关系紧张。
尽管中亚国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存在脆弱性，但稳定还是大势，短期内该地区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比较低。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动荡的风险仍在不断增加，小规模局部的不稳定事件越来越频繁。
三、多样化
在谈论中亚问题时，学者们感到越来越困难，因为中亚五国的差异性似乎越来越明显，共性似乎越来越弱。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越来越被中亚国家的多样性所吸引。除了历史地理、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文条件、外部环境不同，中亚五国在政治发展道路、经济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上都各具特色。
(一)政治领域
在政治方面，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主体民族过去基本上属于游牧民族，苏联时期才转入定居生活，因此保留了很多游牧文化传统。哈萨克斯坦称自己属于草原文化。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在进入河中地区后从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属于农耕文明。塔吉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分为平原塔吉克斯坦和高山塔吉克斯坦两种，称自己为山地文化。土库曼斯坦的先民因为所处地域条件不同或从事农耕或从事半游牧经济。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部落、季节、毡房、牲畜具有重要意义，所有财产都是便于携带的东西。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不认可经商。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房子、土地等不动产是最贵重的，从事贸易是聪明人获得财富的正当途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境内的南北文化差异就与此有关。除了塔吉克斯坦的国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外，中亚其他四国的国语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亚国家的多数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于逊尼派，历史上受苏菲主义影响较多。只有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有少数穆斯林属于什叶派的伊斯玛仪分支。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伊斯兰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唯一允许伊斯兰政党存在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民众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不如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那么传统和严格。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有差异。吉尔吉斯斯坦目前为议会制，其他四国仍坚持总统制。不过，哈萨克斯坦称有意从总统制逐步向总统——议会制过渡。
(二)经济领域
在经济改革方面，中亚五国的基础条件、改革方式和成效各不相同。在资源禀赋方面，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能源和资源相对丰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的油气资源贫乏，水电资源丰富但开发有困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选择循序渐进道路。从经济总量来看，中亚地区实际上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与中亚”(15)的说法，因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总量遥遥领先(16)。从经济改革的目标，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展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走得快一些，其他国家走得慢一些。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成效大一些，其他国家各有各的问题。2012年中亚国家的经济仍然处于危机后恢复的阶段，增速放缓。据统计，哈萨克斯坦GDP增长5%，乌兹别克斯坦GDP增长8.2%，塔吉克斯坦GDP增长7.5%，吉尔吉斯斯坦GDP下降0.9%，土库曼斯坦GDP增长11.1%。
(三)外交领域
在外交方面，中亚国家各有特色。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可以称之为地区大国的活跃外交，或者总统外交、倡议外交、会议外交和全球外交。它的外交着眼于全球，而不是局限于中亚。它把自己定位为欧亚国家，是连接欧亚两洲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注定要在伊斯兰世界和突厥语国家中担任有分量的角色。它制定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和《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显示出它的雄心壮志，提出要进入世界发达国家30强。它发起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涵盖了24个国家和30多亿人口。它每年举办阿斯塔纳国际经济论坛，并提出了“G-global”倡议。该倡议的实质就是联合各方努力，建立公正安全的国际秩序。它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经常举办一些大型国际会议，是独联体国家中率先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的国家。它还担任了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轮值主席国。2017年哈萨克斯坦将举办世博会。哈萨克斯坦成功地游走在大国之间，是中亚国家中外交政策最为平稳，与俄罗斯关系最好的中亚国家。近年来它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很快。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不错。《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指出，“哈萨克斯坦优先方向没有发生改变：发展与邻国—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以及美国、欧盟、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加强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近期目标是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平衡是指，哈萨克斯坦将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和可预测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和能引起哈萨克斯坦实际兴趣的国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为哈萨克斯坦的成功外交做出卓越贡献。他理智地看待苏联历史和中亚地缘政治现实，尽可能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为本国谋取利益。他非常注意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他曾经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哈萨克斯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背叛过俄罗斯”，称两国是“兄弟国家”，他与普京打交道的时期是“黄金时期”。他善于在俄罗斯和美国中间寻求平衡。比如“9·11事件”后他表示同意向美国和北约开放领空，他做出这一表示的时间点和承诺的内容都显示出他成熟稳健的外交风格和卓越的外交才能。他重视对华关系，曾亲自担任火炬手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活动。
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可以称之为摇摆外交，或者叫特立独行的外交。“9·11事件”后它在中亚国家中率先同意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安集延事件”后它坚决要求美军撤出。它曾经坚决要求俄罗斯保持卢布在本国境内流通，也曾与俄罗斯建立联盟关系，但总统卡里莫夫也毫不避讳地批评俄罗斯拥有帝国野心。乌兹别克斯坦偏好双边合作，对于多边合作不是很积极。它曾两次暂停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的活动，对于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经常提出保留意见。它把自己定位为中亚大国，追求中亚地区领袖的地位，与哈萨克斯坦形成竞争关系。近年来它与邻国土库曼斯坦的关系有很大改善，但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仍比较复杂。2012年9月卡里莫夫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表达合作意愿，显示出乌兹别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政策微调的迹象。2012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推出外交政策构想，表示拒绝参加任何军事政治联盟，不允许在本国设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和设施。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不同，卡里莫夫总统对于本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看法相对悲观，他时刻警惕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经常选择主动变局。
塔吉克斯坦的外交可以称之为水电站外交。塔吉克斯坦是贫穷的山地国家，对外和内部交通都十分不便。塔吉克斯坦处于中亚两河——锡尔河和阿姆河的上游，水资源丰富，同时与下游国家在水资源分配上存在分歧。塔吉克斯坦把吸引投资建设罗贡水电站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但因为缺少资金以及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分歧而不得不搁置。吸引投资建设水电站、在水资源问题上获得国际支持是塔吉克斯坦外交的主要任务。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唯一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国家，两国互称兄弟国家。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有1300多公里的边界。阿富汗境内的塔族人数据称超过塔吉克斯坦国内的塔族数量，两国之间跨境人文联系密切。与阿富汗有关的毒品、宗教极端主义、跨境犯罪等问题对该国影响很大。
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可以称之为基地外交或者拍卖外交。除了积极吸引投资外，令外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在马纳斯军事基地的问题上与俄罗斯和美国两家讨价还价，出尔反尔。出租军事基地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不得已的生存手段，一方面需要从大国获得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可观的租金。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中亚国家中唯一允许俄罗斯和美国两家同时在本国拥有军事基地的国家。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看起来如其政治改革一样显得有些生猛。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表示2014年马纳斯转运中心的功能将转为民用。俄罗斯和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军事基地问题上的较量是长期的，马纳斯基地的未来存在悬念。
土库曼斯坦的外交可以称之为天然气外交或者积极的中立外交。1995年土库曼斯坦向联合国申请中立国地位并获得通过，成为中亚国家中唯一的中立国家。然而，土库曼斯坦的外交并不保守，总统别尔德穆梅多夫在国际舞台上也很活跃，经常在本国举办各种国际会议。该国把天然气出口多元化看作是外交的重要目标，希望能够通过增加出口通道摆脱对单一出口通道和某个国家的依赖，在能源贸易和外交上获得更多的主动以及更丰厚的利润。
四、碎片化
如果说独立初期中亚国家对地区一体化曾抱有很大期望，并做出过一些尝试，那么经过21年的发展，中亚国家对于地区一体化已经基本不抱什么希望，碎片化的趋势似乎难以扭转。
中亚国家之间尽管存在很多共性和联系，但它们的情况与一体化的范例——欧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亚国家的居民对于中亚缺乏主观认同感和归属意识，他们不认可“中亚人”的概念。关于他们的身份，他们更多认可自己的国家属性、民族属性或者其他，比如宗教、家乡、历史、文化等等。
其次，中亚国家的居民彼此之间也不是很认同。哈萨克斯坦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遥遥领先，但哈萨克斯坦居民显然不愿意成为中亚一体化的发动机，替邻国的麻烦事“买单”。乌兹别克斯坦不认可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和影响，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倡议嗤之以鼻，认为自己才是中亚地区的领袖，在地区事务上不愿意输给哈萨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之间的合作不能取得突破，那么就很难谈得上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土库曼斯坦作为中立国，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基本置身于地区一体化进程之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自身经济比较困难，很难为一体化“输血”。这种不认同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比如各国主体民族的历史长短不同，贡献不一；也有现实原因，比如各国在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有客观原因，比如各国主体民族的文化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也有主观原因，比如各国采取的政策。中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过现代国家。独立后，中亚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重塑历史来强调自己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在经历短暂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混沌化的阶段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中亚各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各国政府都注重宣扬主体民族的历史、提升主体民族意识并在各方面给予主体民族以优势地位，相应地对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有所忽略或者解读偏颇，并在现实中有所排挤。这导致不同国家居民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嫌隙被放大。
第三，它们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的意愿不强烈，顾虑很多。它们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平等非常敏感，不愿意让渡主权，缺乏相互妥协的精神。另外，有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关系始终不睦，也影响到国家间关系。
第四，实现一体化的客观条件还不够成熟。它们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总量和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它们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各不相同，这些都给一体化设置了障碍。
第五，它们在领土、边界、水资源、能源、海关、交通等很多方面存在尖锐的矛盾。多年来，这些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继续深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边境长约971公里的边界中有471公里没有划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20%的边界没有划定。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两块飞地——索赫和沙希马尔丹，居住着4至5万居民。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飞地——巴拉克村，居民约600人。塔吉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飞地——瓦鲁赫，居民超过2万人，基本上是塔族。这些飞地的居民经常因为水和土地与别国居民发生冲突。吉尔吉斯斯坦官方称，2012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边境发生5起冲突，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发生4起冲突。2012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防军发生交火。2013年1月，索赫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籍居民袭击了吉尔吉斯斯坦边防军人。另外，有的国家之间长期关闭边界或者在边界布雷，彼此设置贸易壁垒和海关限制，限制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
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矛盾依旧。而且，由于俄罗斯表示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水电站，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矛盾更加紧张。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寻求另外两个上游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支持，并积极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的经济联系(17)。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关系继续紧张。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塔吉克斯坦修建罗贡水电站，对于塔吉克斯坦提出的请第三方专家评估的解决办法不予理睬，还通过禁运等方式向塔吉克斯坦施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还警告塔吉克斯坦如若一意孤行可能引发战争。2012年11月，三名塔吉克斯坦妇女被乌兹别克斯坦法院以间谍罪判处15年监禁。
最后，中亚地区运行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效率不高。它们对于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或者不愿意触及，或者无力解决，或者利用矛盾，导致局面没有改善。
尽管中亚国家在一体化方面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它无疑将给中亚国家带来互利共赢，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是周边邻国与大国的利益所在。
①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常识性认知》，http://www.guancha.cn/zan-tao/list_1.shtml。
②2012年1月15日，哈举行第五届议会下院选举。“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获得了80.74%的选票，“光明之路”民主党和共产主义人民党的得票率分别是7.46%和7.2%，三党顺利进入议会，改变了2007年以来“祖国之光”党包揽议会下院所有席位的局面，扩大了议会的代表性。
③哈统计署数据称，2012年1-10月矿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76.1%，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仪器、仪表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39.6%。
④“世界侨汇收入最多国家排行榜”，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21123/7339738.shtml.2013年4月8日。
⑤第一次是2012年6月初普京总统正式访哈。双方签署协议，规定在俄境内停留30天内的哈移民无需登记。双方还讨论了能源、宇航领域合作以及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等问题。第二次是9月19日普京总统对哈进行工作访问，双方就能源等领域合作签署13个文件。其中，能源合作涉及经过俄境出口油气，联合开发里海北部能源，联合在哈开发铀等。
⑥2012年9月19-20日俄总统普京访吉。双方达成一致，俄将尽快履行协议，帮助吉建设和经营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以及纳伦河上游水电站。卡姆巴拉金水电站投资超过20亿，一半资金俄由出，一半由俄给吉提供贷款。俄做出让步，原来俄要求75%的股份，现在双方达成一致各占50%。俄同意免除吉债务，近期将免除1.89亿美元，从2016年起10年内免除3亿美元债务。俄吉两国将共同在吉境内开展联合地质调查，建立有俄天然气股份公司参与的油气综合体，双方将在采矿、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银行领域开展合作。双方还达成协议，从2017年起俄可以在15年内在吉拥有联合军事基地。此前5年解决与联合军事基地相关的法律问题。俄表示支持吉加入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此外，俄支持吉计划2014年将马纳斯转运中心变成民用设施，不用于军事目的。双方还就人文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
⑦根据双方在移民领域继续合作意向的备忘录，塔公民在俄境内无需登记的停留期限从7天延长到15天，塔公民在俄境内工作许可期限从1年半延长到3年。
⑧2012年5月，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天然气供应协议。
⑨吉自2010年11月宪法改革后，已经出现了四次执政联盟。宪法规定，议会有120个席位，任何政党的席位都不能超过65个，议会中某个派别或派别联盟形成多数。因此，吉从法律上就规定了议会不可能有一党独大的情况出现，议会的政党构成是多元和零碎的。2010年10月10日，吉举行了通过新宪法后的首次议会选举，故乡党、社会民主党、尊严党、共和国党和祖国党进入议会。第一次执政联盟建立是在2010年12月2日。社会民主党、共和国党和祖国党宣布成立执政联盟，但该联盟因未能按原计划选出议长而被迫解散。第二次执政联盟建立是在2010年12月16日。社会民主党、共和国党和故乡党组成执政联盟。2011年12月2日社会民主党宣布退出该执政联盟，联盟瓦解。第三次执政联盟建立是在2011年12月8日，总统阿坦巴耶夫授权社会民主党组建新执政联盟。社会民主党与共和国党、祖国党和尊严党当天签署组建新执政联盟的协议。新成立的四党执政联盟占据整个议会120个席位中的92个，反对派故乡党占据其余28个席位。
⑩2012年8月22日，因吉四党执政联盟之中的尊严党和祖国党同时致函总统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吉执政联盟正式解散。总统阿坦巴耶夫于24日签署命令，宣告现任政府自动辞职。9月3日，社会民主党、祖国党和尊严党签署协议，正式组成执政联盟。执政联盟协议规定，三党共同推举现任总统办公厅主任萨特巴尔季耶夫为唯一总理候选人，保留三党在原四党执政联盟时期所分配的政府副总理和部长职位，剥夺原共和国党在政府中分配的职位并交由新总理自主安排。9月5日，原总统办公厅主任萨特巴尔季耶夫当选政府总理。此外，执政联盟还商定，议长将继续由热恩别科夫担任，执政联盟主席由尊严党主席库洛夫担任。此次组成执政联盟的三党共有67个议员，在议会120个议席中仅占56%，因而不利于政令获得议会顺利通过和维持政权稳定。为弥补上述不足，执政联盟已与8名祖国党议员和5名故乡党议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商定共同议政和统一立场，从而使支持执政联盟的议员总数达到了2/3。
(11)2012年7月21日，塔国家安全委员会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管理局局长纳扎罗夫在距离霍罗格市两公里的地方被杀害。24日，当局宣布开始清剿涉嫌杀害纳扎罗夫将军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特别行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位于塔东部，长期以来一直是武装反对派活跃的地区。霍罗格是该州的首府。塔执法机关称，纳扎罗夫遇袭身亡事件是由艾耶姆别科夫所领导的非法武装所为，他们多年从事毒品、烟草及宝石的走私活动，并且组织参与了多起犯罪事件。据塔内务部新闻中心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共关系中心报道，该国强力部门人员在特别行动中剿灭了30个非法武装犯罪团伙成员，抓获了40名武装分子，收缴100支各式枪械。行动中12名强力部门工作人员遇难，23人受伤。塔军事检察长萨伊托夫在军事行动中受伤。军方否认有平民伤亡，但一些独立媒体称有数百人丧命。25日当局与武装分子举行谈判。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已彻底粉碎杀害纳扎罗夫的反政府组织，艾耶姆别科夫已流亡国外。
(12)1997年6月27日，在联合国及俄罗斯、伊朗等国斡旋下，拉赫蒙总统和联合反对派首领努里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塔实现和平和民族和解总协定》。
(13)2012年10月3日，吉议会反对党组织近千人在首都中央广场示威，先是要求将库姆托尔金矿收归国有，后向吉总统和议会所在地“白宫”发起冲击，并宣布将夺取政权。示威人员最后被警察驱散，冲突中造成12人受伤。示威组织者和部分议员被捕。4日，吉南方城市贾拉拉巴德市发生数百人的示威活动，要求释放被捕议员。
(14)3月哈当局破获阿拉木图恐怖袭击阴谋；5月31日中哈边境发生哨所枪击案，犯罪嫌疑人切拉赫供认自己杀害了14名战友和1名护林员，并放火烧了哨所；8月阿拉木图州一处山谷发现11具尸体；9月阿特劳州发生民宅爆炸事件，警方击毙5名恐怖犯罪嫌疑人。
(15)俄文为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
(16)2011年哈国内生产总值为1861亿美元，人均1.12万美元。乌国内生产总值为453亿美元，人均1511美元。塔国内生产总值为65亿美元，人均844美元。吉国内生产总值为59亿美元。
(17)2011年乌哈双边贸易额达27.71亿美元，同比增长47.1%。2012年12月“哈萨克天然气运输”公司和“乌兹别克石油天然气”公司达成协议，将通过“布哈拉—塔什干—比什凯克—阿拉木图”和“加兹里(乌兹别克)—齐姆肯特(哈萨克)”管道向哈南部地区供应30亿立方米天然气，通过“土库曼斯坦—中国”管道向哈南部地区供应5亿立方米天然气。这样基本可以满足哈南部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此外，两家公司还达成共识，将通过“土库曼斯坦—中国”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2012年9月6-7日乌总统卡里莫夫访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卡里莫夫称双方应该多见面。乌哈两国元首表示要加强在打击跨境威胁方面扩大合作。2012年10月1-2日乌总统卡里莫夫访土，讨论联合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以及在水资源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2011年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69%，达到近5亿美元。另外，双方还就交通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发表联合声明。乌关心的是利用纳沃伊—土库曼巴什—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土耳其)铁路。两国签署2013-2017年经济合作条约、外交部门之间合作计划(2013-2014年)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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