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根源论文,支出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08-0024-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增长成就。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导致社会冲突日益增加,不仅对社会公正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对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正就成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的原因较为复杂,不仅与市场化改革(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工资制度改革等)以及“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1][2][3][4][5]因此,有效扭转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毫无疑问,财税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累进的所得税和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支出政策业已证实可以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6][7]但是,以间接税为主的中国税制在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这一局面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8][9]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出力度就成为现阶段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但是,这一战略选择能否取得预期成效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否真正采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出政策,特别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承担着70%以上的全国支出事务。①因此,深入剖析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制度根源,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在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业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大样本的跨省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因而主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尚缺乏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的全面系统研究。②例如,陆铭和陈钊以我国1987-2001年的省份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基本建设和支农支出比重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增加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李永友和沈坤荣考察了省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相对贫困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增加有助于减少城乡相对贫困,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作用并不明显。[10]陶然和刘明兴基于我国1994-2003年间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11]
本文旨在深入揭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制度根源。为此,笔者首先利用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CHNS)测算出辽宁等9省份7年的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比,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义矩估计考察我国省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的制约影响。
二、中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演进趋势
遵循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本文利用基尼系数来测度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需要关于居民收入较为完整的大样本跨地区微观数据,而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此类数据。不过,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目前,CHNS数据库包含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9省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共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每年涉及农村和城镇住户4 000个左右,个体成员13 000多个,提供了较详细的住户家庭收入数据。③因此,本文以CHNS数据为基础测算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具体而言,笔者首先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居民人均家庭收入折算成2006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然后以家庭人口数为权重,借助怀特豪斯(Whitehouse)提出的方法[13]测算得到辽宁等9省份1989年以来的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此外,为了揭示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笔者也测算了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表1给出了上述4个指标的基本统计描述,图1和图2给出了1989-2006年间我国省份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核密度图。
由表1可知,辽宁等9省份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的样本均值为0.42,表明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非常严重。其中,最小值为辽宁省1991年的0.3,最大值为河南省2006年的0.56。进一步,由图1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轮较为明显的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省份趋同态势,体现在较1989年而言,1997年省份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的核密度图明显向左偏移,而且波峰高度有所增加(1989年、1991年和1997年省份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的均值分别为0.40,0.35,0.39,标准差分别为0.04,0.03,0.02)。但进入21世纪以来,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总基尼系数的核密度曲线持续向右大幅偏移(总基尼系数在2000年和2004年的均值分别为0.43和0.46,2006年则高达0.5)。④
较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居民存在更为严重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样本均值分别为0.37和0.43。不过,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出更为突出的省份差异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标准差分别为0.08和0.06)。城乡间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6倍。整个样本期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体现在它们的核密度曲线持续向右偏移(见图2(a)和图2(c))。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则与省份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1989年以来出现一轮较为明显的下降,1997年以后呈现出快速增加的势头(见图2(b))。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较为稳定,但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持续快速恶化的态势,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紧接着的问题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有多大?本文不仅要澄清这些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试图从中观察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根源,进而提出改革建议。
三、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
本节利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Ⅳ-2SLS)以及异方差和自相关一致的两步广义矩估计(HAC-GMM)具体考察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⑤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省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风俗习惯等差异很大,这些难以准确度量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同时,一些共同冲击如工资制度改革以及国家分配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因此,笔者考虑如下形式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对于控制变量,依据理论文献与中国现实,笔者主要考虑如下变量:(1)财政收入比率,即省份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用以捕捉地方财政收入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2)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加以度量;(3)经济开放度,用省份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加以度量;(4)物质资本投资比率,即物质资本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以考察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5)劳动力变量,用省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值加以度量,用以捕捉劳动力市场表现(包括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6)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加以度量,以捕捉城镇化进程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上述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以更好地校正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二)总体影响
表2给出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以省份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模型2a和2b给出IV-2SLS估算结果,其中财政收入比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设为内生变量,并以它们的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⑥此外,鉴于基尼系数是由微观数据估算而来,因而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笔者进一步给出了HAC-GMM估算结果(见模型3a和模型3b)。同时为了便于比对,笔者也在模型1a和模型1b中给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算结果。
对比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在校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带来的估算偏差后,模型估算结果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当笔者进一步校正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后,估算结果同样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而且,相应的汉森(Hansen)检验表明,模型3a和模型3b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模型设定较为可取。由模型3a可知,财政支出比率对省份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为0.243),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增加扩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财政和政治利益的考虑更加强调以效率和经济增长为导向,从而忽略了公平问题。[14]另一方面,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那些高收入阶层往往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些都会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上更加关注高收入阶层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对那些弱势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造成损害,加剧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就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看,由模型3b的估算结果可知,经济性支出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具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表明地方政府经济性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论比较符合笔者的直观预期。事实上,由于经济性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因而效率导向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恶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的经济性支出不仅包括基本建设支出,还包含了农林水支出。由于农林水支出更多的是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因而从理论上讲应该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这一点并未得到本文的实证支持,原因很可能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农业及其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因而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方面并未充分发挥积极作用。[12]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于地方政府在农林水支出方面同样存在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倾向,导致这部分支出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见下文的分析),进而对整个居民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与笔者的理论预期相符,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提高也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显著。社会性支出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我国省份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社会性支出在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11]
对于控制变量,由表2可知,财政收入规模对省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确定,体现在财政收入比率在模型3a和3b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政策并未充分发挥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不利于省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意味着我国目前可能仍处在“库尔涅茨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3]经济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遏制居民收入分配的恶化,物质资本投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表现不利于省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不过,这些影响的统计显著性总体较差。
(三)结构性影响
为了揭示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影响,笔者进一步利用HAC-GMM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4a和4b以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因变量,将财政收入比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设为内生变量,并以它们的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模型5a和5b以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因变量,将经济发展水平设定为内生变量,并以其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模型6a和6b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因变量,将财政收入比率、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本投资比率设定为内生变量,并以它们的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相应的汉森(Hansen)检验表明,各模型设定总体较为可取。
由表3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显著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主要源于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显著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其中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不过,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并未显著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已有研究得到的结论存在一定偏差。[1]原因可能在于本文是以辽宁等9省份的数据为基础,因而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全国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于已有研究并未很好地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行政管理等维持性支出比重增加显著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但并未显著改变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乡收入差距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与其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
四、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收入分配效应的制度根源
前文分析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总体上加剧了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明显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事实上,大量研究将此归结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认为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致使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更加强调以效率为导向,忽略了公平问题。[14]但令人遗憾的是,已有文献尚缺乏就这一问题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完全忽略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不同分权形式的影响差异。因此,本节进一步通过引入财政收支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交互项来考察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的制约影响,揭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加剧居民收入差距的制度根源。表4给出具体的HAC-GMM估算结果。⑦
由表4可以看出,财政收支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总体上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对称性。财政支出分权不仅显著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体现在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比率二者的乘积项在总基尼系数回归方程中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也明显强化了经济性支出比重对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以及社会性支出比重对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收入自主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不过,财政收支分权对维持性支出比重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均不具有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财政收入分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我国地方政府过分强调以效率为导向的扭曲性支出行为及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支出分权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扭曲性支出行为及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影响差异,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财权与事权错位以及不对称性矛盾弱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导致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出现明显分离。[15]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CHNS)测算出辽宁等9省份7年的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比,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义矩估计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的制约影响。
笔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总体较为稳定,但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持续快速恶化的态势,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的势头更为突出。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增加显著加剧了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这主要源于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显著扩大了省份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维持性支出比重增加同样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但并未明显改变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社会性支出比重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较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收入自主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上述结论对于规范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在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适当上移事权、下放财权,形成财权与事权更为匹配的分权格局,从而优化财政激励与约束,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更加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第二,我国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业已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在遏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采取更加有利于城镇和农村弱势和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出政策,有效扭转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
注释:
①2000-2009年,我国省级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的均值为73.14%。
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个居民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阅李(Li)的研究。[13]
③CHNS数据库缺少辽宁省1997年的调查数据以及黑龙江省1989年、1991年和1993年的调查数据。需要指出的是,CHNS在每个省区只选取4个县,因此对全省的代表性可能不够。不过,考虑到样本县的选择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这一问题或许并不严重。同样,考虑到这9个省份涉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省份经济的基本状况。
④本文给出的关于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及其变化趋势,与已有研究利用其他住户调查数据得到结论非常接近。请参阅赵人伟和李(Li)的研究。[4]][12]
⑤除了基尼系数以外,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数据库。
⑥Difference-in-hansen检验表明,笔者不能拒绝上述变量为内生变量的假设。鉴于居民收入分配也可能会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产生影响,笔者也尝试将财政支出比率以及经济性、维持性和社会性支出比重设为内生变量。此外,笔者也考虑将物质资本投资比率、劳动力变量和经济开放度设为内生变量。不过,相应的Difference-in-hansen检验表明,这些设定并不可取。
⑦对于财政收支分权,笔者用省份人均财政收入(支出)/(省份人均财政收入(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收入(支出))加以度量。[15]由于涉及的方程众多,限于篇幅,笔者略去了各种情况的详细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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