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克罗论文,思想论文,斯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5-0033-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英国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一片繁荣景象，在此背景下克罗斯兰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理论框架已经不能诠释当代英国社会的特点，他断言英国已经不能再被简单的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了，在此基础上，他对新时期工党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作了新的阐释，并提出了“目标”和“手段”的命题，认为所有制形式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追求无阶级社会的平等应是社会主义者的共同价值目标。这些论断无论是对英国工党的内外政策，还是对整个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局限性 克罗斯兰认为，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根本特征表现在：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大量的私人中小企业，经济决策权高度分散，市场力量强大；资本家阶级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经济权力；私有制占绝对优势，几乎没有国有或公有企业，绝对的私人财产权在舆论上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财富分配极不平等；阶级斗争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普遍相信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1](P2)。在详细考察50年代英国社会之后，克罗斯兰发现，以上传统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已大大改观，甚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总量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实际工资增长幅度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体相当，从100多年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没有出现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证据，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经济更加繁荣，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在现存的经济框架内很难实现消除贫困、财富平等、充分就业等社会主义目标，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1](P3)实际上，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这个信条已经被英国的发展历史所证伪。 其次，曾经垄断在资本家手中的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权力发生了重大转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权力的增大。经过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50年代三任工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部门，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加，50年代中期的时候，英国公共部门直接雇佣了25％的就业人口，支配了50％以上的投资[1](P2)，此外英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立法和金融等控制手段，决定性地影响了消费、投资、出口和社会财富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英国的经济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了。第二，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权力相对于经理阶层大为削弱。随着现代企业日益规模化、复杂化和新技术的不断采用，经济管理决策具有越来越浓、越来越强烈的专业特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进入企业管理岗位，生产资料与所有者日益分离。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经济决定权已经完全转移到直接被国家所雇佣的经理阶层手中，即使在私人企业，企业所有者的决策权也遭到类似的剥夺，股份公司的增长，低比例的利润分红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以上变化使得有关资本家控制经济、剥削工人的说法显得越来越荒谬[1](P16)。第三，劳资之间的权利对比，越来越向劳方倾斜。40、50年代的充分就业所导致的劳动力卖方市场、工会权力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劳资之间的权利平衡，资本家解雇工人越来越困难，在个体层面上工人不再害怕被解雇，因为在经济高涨和充分就业的形势下，他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在公司或工厂层面，劳资双方对罢工和停工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存在严重失业的情况下，资方通常有能力挺过罢工，甚至以自动停工来威胁工人。但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由于产品库存不足，市场有利可图，资方避免罢工的动机和工人赢得罢工的信心同步增强，由此又导致工会对工资谈判能力的增强，资方不得不满足工人不断增加工资的诉求[1](P3)。 因此，克罗斯兰由上述观点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从19、20世纪之交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开始缓慢地质变，1956年的英国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1](P22)；第二，战前社会主义讨论的知识框架和历史背景已经过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再是决定一个社会根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1](P38)。 二、对传统社会主义共识及实现手段的反思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面而产生和发展的，既然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了，那么社会主义现在又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这是战后以来所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在不断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1.对传统社会主义共识的梳理 如何衡量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至今未解的课题，如列宁所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2](P480)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指出：“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P137)因此，就社会主义的概念而言，至今还没有最终定论，但在克罗斯兰看来所有自认为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对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含义认识极不一致，有的从所有制的角度，有的从社会经济合作的角度，有的从计划的角度，有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表述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纵观数百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从来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定义问题上混乱局面的最主要根源在于，人们往往不是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而是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被认为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具体手段和政策[1](P63)。 这个问题如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手段与目标发生了混淆，手段被认为是目标，在所有制问题上这种混乱尤其严重。在马克思提出所有制形式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这一理论命题之后，人们经常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企业国有化、政府计划或财富的再分配，实际上在一个时代是合适的手段，对另一个时代来说可能完全不合时宜。克罗斯兰认为，要想把社会主义这个词从这些混乱中解救出来，正确的做法是从所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那里寻找共识。为此，他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试图“找出某些经常出现的富有影响且为多个思想流派所共同接受的思想内容，并追问这些思想是否适用于今日之因果。”[1](P5)结果他发现确实存在着为所有社会主义流派所共同接受的最低共识，归纳起来这些共识大体包括：第一，反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上的贫穷和肉体上的痛苦；第二，拓展社会福利，尤其是要帮助那些不管由于何种原因而陷入贫困、压迫或不幸的人们；第三，对平等和无阶级社会的信仰；第四，反对竞争和对抗，主张博爱和合作；第五，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低效率的。 通过对社会主义最低共识的总结并结合战后头十年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克罗斯兰断言以上五种理想和共识之中，只有第三个理想目标即社会平等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努力空间，所有其他理想和共识都已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经济收入和权利分配仍然很不公平，特别是获取高额报酬的机会非常不平等，最终结论就是对50年代的英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最新目标应当是争取社会平等。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被重新界定了，那么，“国有化”“计划经济”等长期以来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主要手段，甚至被视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结构性特征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还合时宜吗？ 2.对国有化问题的再认识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只有主要生产资料全部实现公有制才算得上社会主义，传统理论之所以赋予国有化以如此重大的意义，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某些公用事业性质的基础产业部门要么工厂规模非常庞大，要么需要非常大的资本投入，如果在这些行业允许私人资本自由竞争，就难以避免重复建设，这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第二，私人垄断似乎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剥削，因此通过国有化形式与国家垄断来取代私人垄断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第三，与规模经济有关，竞争这个词总是与浪费这个污名连在一起，而公有垄断几乎必然导致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有助于提高效率；第四，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考虑，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更便于国家控制，因此更有利于政府计划的实施。以上四点理由都是经济方面的。传统国有化理论还为国有化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些社会层面的理由：第一，赚钱的动机在伦理上就是错误的，只有国有化才能消除这种罪恶的动机；第二，劳资关系的和谐和工业民主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实现；第三，平等需要取消财产性个人收入，私有制是个人财产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平等就会自动实现。 克罗斯兰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以上观点同现实之间有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在英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的实践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这些优势，而一些出乎预料的缺点却暴露出来。 第一，从计划的角度看，实践证明在人们认为应当实行国家计划的产业部门，公有制条件下并不比私有制条件下更容易实施计划经济。老一辈社会主义者认为，改变所有制是实现国家控制也就是计划经济的起码前提，但实践表明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法律、行政等各种控制手段可以向私有企业施加有力和广泛的影响，现代国家的政府在执行自己的意志方面，不管是针对公有企业还是针对私有企业几乎不存在无法克服的经济障碍。不管在理论逻辑上显得多么有道理，事实的真相是无论是资本家个人还是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也无论是私有制企业或其他任何一种可以想象的产权结果都无力阻止政府实施自己的政治意志。所谓经济决定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所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至少基于计划方面的考虑而主张进一步国有化的观点目前已没有什么市场。”[1](P303) 第二，就垄断的角度而言，公有垄断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公有垄断也存在着限制自由的问题，与此同时，自由竞争的优点现在看来已经被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大大地低估了，这些优点包括防止懒惰，鼓励进取心，使民众自由选择商品及其供应商来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战前马克思主义关于竞争必然导致经济衰退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我们在竞争与垄断之间的选择范围也比曾经所设想的要大许多。”[1](P304) 第三，私有制下的自由竞争总是被认为不利于达到规模经济，而垄断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天然手段。克罗斯兰认为，因垄断所导致的规模经济往往会带来其他方面的不经济，实际上效率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普遍现象。大型企业无论是公有或私有，都面临着基本相似的问题，也大体上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管理。现代大企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管理者的能力。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所有者很难真正控制管理者。企业的效率也取决于企业能否顺应技术进步的趋势，进行适当的结构调整。在这个问题上，公有制企业往往比私有制企业更糟糕。 第四，就劳资关系而言，国有化并不是解决劳资关系的灵丹妙药。由于所有权同经营权的普遍分离，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管理层而非资本家手里，劳资关系的和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质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有化有助于消除劳资双方的某些特定的不满，但是没有理由说国有部门的士气比私有企业更好。实践证明，国有化的某些特征给劳资关系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总之，没有理由指望国有化可以自动带来良好的劳资关系，因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在国有化企业和私有企业中没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从收入平等的角度看，各国的实践表明，国有化对收入分配没有直接影响。在国民收入的分配领域，财产所有权的影响还不及就业水平、价格、政府控制(如对租金和股息的控制)，更不及税收政策的影响。为了实现公平分配，财税政策比国有化更简单更有效，瑞典、挪威这些分配更加平均的北欧国家的经验证明，大规模国有化并不是扩大平等的必要条件，相反，政府对高收入者直接征税，政府通过立法鼓励工人阶级储蓄，政府对企业分红方案进行直接干预或者直接提高养老金和其他慈善基金等都可以创造更加平等的财富分配。当然，克罗斯兰并不认为国有化没有任何合理性，也不认为国有化对于收入分配没有任何积极影响，他的主张的重点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是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私有制与高度平等是相容的，而国有制也有可能用来维护特权和高度的不平等，苏联的经验就是这方面的反面教材。克罗斯兰通过考察有关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在财富分配方面比英国更不平等。 总之，对于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来说，所有制因素越来越不重要，无论从社会的、伦理的还是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国有化会使我们更加接近社会主义，即使是在需要国有化的领域，正确的选择也不是向艾德礼政府所做的那样对整个行业实行全盘国有化，而是接管个别企业，同时允许其他企业仍然控制在私人手里，或者建设新的政府控制的企业，同现存的私人企业进行竞争。“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一个完全混合所有制的社会——一个具有多样的、分散的、多元的、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一个政府、国有企业、合作社、公会、国家金融机构、养老基金、基金会，以及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参与其中的社会。……在现有制度安排中，通过混合经济可以像通过完全国有经济一样治愈私人财富分配不公的这个毛病，而且前者在社会满意度与权力分散方面带来更好的结果。”[1](P13) 3.对计划问题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各派社会主义者基于不同的理由都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甚至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经济的长期萧条，特别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同一时期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普遍幻想运用计划方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克服经济危机。但是经过战后头十年英国工党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类似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解太简单了，过分理想化，现实中的计划经济需要考虑的变量及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政府的控制能力。另外，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甚至包括德国纳粹政府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都不排斥用中央计划的手段调控经济。总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后初期，西方政治光谱中的左、中、右政治力量对国家干预也就是计划的实际态度趋于一致，右翼不再把国家计划视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左翼也不再把国家计划视为矫正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灵丹妙药。“总的来说，计划问题现在已不再是左和右之间的根本区别，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为什么而计划，以及计划多少的问题。”[1](P14)为什么而计划，克罗斯兰的回答是：确保将适量的资源配置到各主要经济部门，确保投入的资源量既满足充分就业，但又不至于导致通货膨胀。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稳步提高的投资水平以及相应充足的储蓄和风险资本；不影响出口的国内需求量；不会引起工资物价螺旋形上升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以及提高社会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等[1](P14)。 至于计划多少也就是政府干预的边界问题，克罗斯兰认为，计划的上述功能和目标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他们需要各种政策的巧妙配合，还需要其他一些辅助控制手段，政府干预的主要领域应该是主要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即使政府没有能力准确控制国民生产在下一年度用于出口、投资、消费等方面的具体比例，但是明智的计划可以大体上影响这些比例。至于在各部门内部进行非常具体的干预，就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了。首先是在政府愿意承担而私人企业不愿意承担扩张风险的场合，比如某些基础工业部门是其他经济部门的前提，但是他们的固定资本投入巨大，很难快速扩大生产，而且长期扩张的风险可能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通过补贴、担保、大量采购等手段承担起部分乃至全部的风险，这种有选择地促进某些基础产业部门扩张的政策，是具体的经济计划中最有用的部分。 具体干预的第二个领域是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发生分离的时候，也就是说社会在一个具体行为中所承担的成本或所获得的收益并没有反应在单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私人资本不能体现公共利益即某种投资所带来的预期利润对单个企业来说微乎其微甚至会亏本，但是如果把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放在一起通盘考虑，这种投资的正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干预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会妨碍计划的成功呢？有人认为根本缺陷在于计划所必需的统计信息不足，也有人认为根本的妨碍在于计划的制订者在经济上不够专业，在政治上缺乏远见，但是在克罗斯兰看来，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在于推行计划的部长们的意志和决心，因为他们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压力集团、选民意见以及后座议员的背叛，也就是说计划问题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个政治问题，这也反映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实施计划经济的难度[1](P328)。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这个根本目标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手段，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以及公有制的具体形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在社会主义者看来都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3](P373)这段话很好地说明并概括了私有制和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与目标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 三、对社会主义新目标和实现途径的探索 既然克罗斯兰把社会平等定义为战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目标，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克罗斯兰认为，平等和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福利无关，而是深深地依赖于某些非经济的价值或伦理主张，这种主张就是更高的平等意味着一个更好的社会。一方面，更高程度的社会平等，会增加社会满足感，减少社会怨恨；另一方面，现存的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公平，当时英国社会在学校教育、财富分配和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很多并不是基于能力的差异，而是机会不平等所带来的。这种机会不平等还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差，很难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进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1](P143)。 克罗斯兰通过对当时的美国与英国进行比较，发现美国这个所谓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工党曾经长期执政过的英国更加平等，影响英国社会平等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教育、消费、财富分配以及企业内部的权利分配四个领域，也就是说在这四个方面，当时的美国比英国更平等，因而具有更浓的社会主义色彩。 英国当时的教育体制极不公平，也是最浪费的，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文法中学尤其是私立中学比其他类型的中学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职业前景。工人阶级无力承担文法中学和私立中学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因此就被剥夺了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所以他建议英国政府建立一套能够提供平等机会的公正的教育体制，即不管出身或财富，只看学生的能力，使最优秀的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这种新的教育体制并不是要废除私立学校，也不是要消除学校之间的竞争，而是要避免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机会不公和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悬殊差异。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需要政府财政援助，需要政府“比过去更看重教育，并将其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看得比肉类加工工业甚至化工工业的国有化更为重要。”[1](P198)只要所有学校都能提供通往大学的大致相等的机会，那么英国也许就会逐渐不再是世界上阶级感最强烈的国家了。 影响英国社会平等的第二个因素是生活方式或者说消费方式。商品消费上的平等对社会心态和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平等有明显的影响，一般来说，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看得见的消费方式越平等，人们对平等的主观感受也就越强烈，因此，普及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减轻英国社会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感觉上的不平等。为此克罗斯兰认为，物质水平的持续提高有利于社会平等。因为它不仅会提高个人的满足感，更主要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拓宽个人的选择范围，从而增进个人自由。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应当允许长久以来享受不到奢侈品的普通大众进入奢侈品消费群体。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必须认识到，在公众眼里工党及其社会主义主张往往同节制消费、定量配给以及严格控制等联系在一起，这种流行的看法对工党是极其有害的，这也是工党在大选中败给保守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和艾德礼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已经基本消灭了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工党的节制消费、定量分配消费品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措施对大部分英国公众来说已经变得完全不合时宜，限制了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自由，“我们现在确实应该自豪地宣布这一事实，即我们希望看到每个人都能快乐、富足、享受到过去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朝无阶级社会迈出一大步。”[1](P213) 影响社会平等的第三个因素是财富分配。如果财富不平等是由遗产继承而非劳动所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就必然被视为赤裸裸的不公平。当然英国劳动者之间收入也不平等，这种收入的不平等在克罗斯兰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反映的并非是简单的能力和贡献的差别，在许多情况下也反映了机会的不同。另外英国的税收制度也不平等，以收入为纳税主要依据的英国税制显然偏袒了财产所有者而非工资劳动者，因为与工资劳动者相比，财产所有者的纳税能力被严重低估了。要对现成财产分配进行再分配，最简单最有效地办法就是加大遗产税、赠予税的力度，还可以通过直接征收财产税或资本收益税的形式来实现社会财富的更公平的再分配。克罗斯兰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极端富裕而不是将所有财富都降到最低的一般水平，为了防止误解，我必须强调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财富平等而设定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想打击小额储蓄、事业心和积极性，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真正的机会平等。”[1](P235) 影响社会平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企业内的权力和地位的分配。尽管在战后头十年工党的政策已经大大削弱了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权力，但是在企业内部尤其是大企业内部地位、特权和权力上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大规模生产的普及使决策权和管理权趋向于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里，非金钱性质的身份特权在英国企业非常普遍。要实现企业内部权力和地位的合理分配起码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对非金钱特权实行更平等的分配，缩小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地位差距；第二，实行协商制度，工人应该有权力和机会在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上参与决策；第三，在全国性行业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行业工会的影响，做到只有同工人代表协商才能做出长期决策。因此企业内部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如果工会能够成功地推进非工资特权的平等化、有效协商的普及以及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上的高水平的民主，那么他们是可以在企业中创造出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氛围的[1](P269)。 四、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克罗斯兰的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中国的国情和英国极其不同，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有某些质的差异，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今日的中国在生产力水平上虽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在社会公正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众多、分配严重不公、福利制度落后。如果说只有把蛋糕先做大然后才能平分蛋糕，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平分蛋糕的最起码的物质基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中国社会的创业欲望、致富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由此带来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形成各种影响和阻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不和谐、不协调的因素，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社会公平的偏失和疏离，其他众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都是由此引起的[4](P139)。虽然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既为市场经济就有其共性，因此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与早期英国社会同样的病态现象。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绕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却不可逾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创造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在这种物质前提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能否实现社会财富的比较公平的分配就是一个摆在所有社会主义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把平等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在具备了这种物质基础之后实现分配正义而非发展生产力就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党政策的重中之重。英国工党对社会平等的重视，对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度强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次，公有制属于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之一，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大理论课题，但相对于平等、自由、互助等更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来说，所有制只是手段，这是克罗斯兰的思想给我们的又一启迪。公有制不是万能的，公有制也有许多种实现形式。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公有制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也不是越深越好，在此问题上，克罗斯兰无疑走在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的前列。中国人曾经过分崇拜公有制，吃够了“一大二公”的苦头，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或者说多种所有制并存才能最有效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最有效地推进社会公平，而克罗斯兰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现在重温克罗斯兰的所有制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所有制问题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所有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5](P23)。 最后，英国工党和克罗斯兰所推崇的平等、公正、合作、互助的价值观与我们党和政府现在所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差别仅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是在不同的国情下从事价值观建设，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两个党不同的政策选择。社会主义的价值只有一个，对它的具体表述可以多样化，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具体手段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提出一个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本质概念，搞清楚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目标，对于统一认识，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十分重要的[6](P183)。所以，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国情的不同不断调整赖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手段，与时俱进，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克罗斯兰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目标与手段、价值与政策问题上的清醒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收稿日期：2015-03-11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