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是对毛泽东毕生致力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作贡献的回顾和肯定。但显然，对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的探讨和评价。众所周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形成的，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却肇始于毛泽东。可见，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前者为后者作了开拓、探索和奠基的工作；后者是对前者的坚持、继承和发展。因此，对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作一历史的回顾，对于我们正确、深刻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学习和贯彻这一理论的自觉性，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毛泽东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思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大概不会象苏联那样快的发生，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更长更困难的路要走。在新民主主革命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尔后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中提出：全党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向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利用并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依靠民主联合政府和人民民主专政，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实际上已埋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普遍僵化的苏联模式。期间所走过的路，正如事后毛泽东所指出的：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那末，新的路又在何方？毛泽东要独立思考了。他既以深邃的洞察力发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弊端，就决心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从此他审时度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伟大而艰难的探索。
1955年底到1956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按语，初步反映了他对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新的道路的思考。1956年上半年，他在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后，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作了“一穷二白”的形象概括。在对国情认识的前提下，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的主旨就是“以苏为戒”，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外各种关系的重要原则，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迈出了艰难而可贵的一步。接着，党的八大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这次会议分析了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发生的变化，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同时，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创见的观点和方针政策，内容不仅限于经济，而且涉及党建、法制、科学文化等等，从而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里程碑。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和八大报告正确的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国际共运的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虽已进入晚年，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全身心地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通过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用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和迅速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结果，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了探索过程中的第一次大挫折和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对此，他并没有沮丧和退却，而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纠正。他提议并主持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一再号召各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等著作，以“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③。在这次读书活动中，他身体力行，还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两个月的时间认真学习讨论政治经济学，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特别是针对当时不少人要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倾向，力主坚持商品生产，进行经济核算。他清醒地认识到脱离实际瞎指挥的危害，重新强调要端正思想路线，大搞调查研究，并建议将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接着他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其它各业也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后，分别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当时各项工作的开展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1962年4月，毛泽东在首都七千人大会上又强调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问题，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使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由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同时，面对当时的天灾人祸和帝、修、反的包围封锁，面对国弱民穷的严酷现实，毛泽东开始认识到，要使中国繁荣昌盛，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世界一流的先进科学技术。1964年2月，他在接见钱学森等科学家时指出，要下力气搞弹道导弹；10月，他又主张搞原子弹、氢弹。这对于以后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我国占有较高的国际地位、有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④1966年，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蓝图，主张要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学校，各项各业也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试图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这虽然明显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他一生追求社会主义，祈求为人民谋取幸福。为此，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非凡气魄，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伟大而艰辛的探索，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毛泽东的探索过程也是喜剧与悲剧相伴，成功与失败相联，特别是从“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尽管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反修防修，使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但却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是事与愿违，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为他光辉的一生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对此，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即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评价，而不能以新时代的眼光苛求于前人，那末，就会得出：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苦苦追求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既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事物本身复杂性的原因，他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二）
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一方面来自当下直接的实践，另方面则来自间接的实践，即前人在自己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思想理论。就这后一方面说，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自然应追溯到毛泽东，远可追溯到他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近可追溯到“三大改革”完成以后他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和设想。主要有：关于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关于要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关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途径，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关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关于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调动两个积极性，关于必须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关于要学习一切国家的好经验、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科技成果、大胆开创我国科技发展道路，关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关于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制，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繁荣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尽管尚不够完善，但从总体上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强烈愿望，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主要的经验总结。同时，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长河考察，毛泽东这些思想闪跃着真理的光辉，孕育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是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导。
在此，还应指出，有人似乎认为毛泽东只重革命不重建设，因而只看到他对哲学、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中的问题或生产关系（所有制）中的问题的探索，而对他的经济思想和改革开放思想却往往容易被忽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也是十分丰富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同样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试举几例：
(1)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清这一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存在的前提。1958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接着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⑤“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何其相似，甚至只一字之差，可见后是对前者的继承和深化。
(2)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明了一个鲜明的观点：“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接着，他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认识上的失误，他的这些思想在实践上虽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他的确力图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真正转移，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显然可以从这里找到印迹。
(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毛泽东是第一个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提出质疑的人。他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⑥，而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分配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管理权限。他甚至还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⑦。显而易见，今天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方面的立论，都在这里有因可循。
(4)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是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而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与商品交换相联系，在我国，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对干部要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违反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这些看法，，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之处，其中有些论断几乎与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如出一辙。至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对毛泽东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5)关于对外开放。毛泽东提出，我们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种责任，因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⑧为此，他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⑨“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⑩“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1)这里，他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目的性、原则性等，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几乎仍可直接用以指导今天的实践，从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看，依然是回味无穷，可见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仅举以上几例已足以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基本思路和基本内容，都无不源自毛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正是他在探索中产生的闪光思想，鸣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思想路线、方针的前奏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从此之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开始翻开那崭新的一页。从十一届三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终于由形成、充实、丰富到基本成熟，其标志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作的九个方面的理论概括。
（三）
毛泽东不仅缔造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立国之路，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率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1)他是思想上的开拓者。思想上的开拓解放，是实践中自觉探索的根本前提。毛泽东以其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开始了寻找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艰辛求索，鞠躬尽粹，死而后已。1956年8月，他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成，各国应有所不同”，“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家，应该‘标新立异’”，即社会主义的内容、中华民族的形式。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性。”可以说，他这里所强调的“标新立异”，“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等等，实际上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最初表述。这一概念形成于邓小平，渊源于毛泽东。(2)他是实践上的先驱者。历史永远是承上启下的。毛泽东在率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领导党和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国际条件。诚然，他在探索过程中，即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失败的价值在于它是成功之母。如果没有以毛泽东在实践中的失误为借鉴，也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借鉴这些失误、教训的基础上，才使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又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正像鲁迅指出的，第一个吃螃蟹、蜘蛛的人，都是英雄。今天，当我们吃着可口的饭菜，特别是美味佳肴的时候，自然不应忘记为此而自我牺牲的英雄们。(3)他是理论上的奠基者。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以苏为戒”，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之路；提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根本任务是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大自然开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提出要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改变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直至主张同台湾当局进行和谈，建立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总之，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方位思考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凝结着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从而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奠定了坚固的基石。时代在前进，理论在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我们党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境界，从而使毛泽东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成为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瑰宝。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我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面前，象多米诺骨牌那样连续崩溃，唯有中国安定团结，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以苏为戒”、坚持走自己的路、勇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是一个内容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为我们当前和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于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其中，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它是贯穿于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为这个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它把党的十四大概括的这个理论的九个方面内容，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使之互相融合，首尾一贯。如果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不会有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即使有了这一理论，也可能会走到邪路上去。
注释：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②1956年9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讲话。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
④转引自《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18页。
⑤转引自《青年工作论坛》1993年第4期，第3页。
⑥转引自《毛泽东思想论坛》第1994年第1期，第22页。
⑦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44页。
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285、401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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