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政治立场问题——对《对〈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的政治评价》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一书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以下简称《八年》，引文只注明页码）出版以来，国内外有关人士作了各种各样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然而对我来说，迫使我重新全面检讨我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还是首篇对《八年》作政治批评的长文《对〈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的政治评价——与张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
对于主要是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打入冷宫近半个世纪的沦陷区文学及相关研究来说，在研究的起始阶段不对与民族立场、政治倾向有关的种种问题作辨析，是难以使这项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的。《商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沦陷区文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政治立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文确实值得重视。但《商榷》证明《八年》在一系列问题上淡化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文学的领导作用，政治观点既矛盾又不正确时，主要运用的是我书中的材料，而且引证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所引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将具有特定内涵的不同专有名词混为一谈；在作结论时，往往不是以史实而是以推想句式为依据；特别是，模糊了时空界限，没有注意到不同时期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用当代对大陆地区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要求，来臧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文学现象。这些，都应进行实事求是地探讨。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对《商榷》所列主要问题作一回应。
一
《商榷》第一部分带有概括意味的开场白汇集了《八年》不同章节中的有关论述，不但在具体表述上与原文有出入，而且，由于脱离了上下文，更与原意相悖。（参见第13—14页；43页；50页；35—36页）
首先，《八年》从未说过“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东亚文学的性质、纲领”是“含混抽象的”。其次，日本军国主义在进行灭绝人性的军事入侵的同时，如何炮制和实施文化侵略，是《八年》的重要内容，在许多章节中都有所涉及，并且用了第二章整章的篇幅，集中描述日伪对中国文艺的政治介入。而《商榷》一文只是随意引用很少几个例子，来批评《八年》中并不存在的观点。
造成这种谬误的原因何在？原来，《商榷》将其所批评的《八年》中的观点作了转换，即《八年》的观点是：日本“对于中国沦陷区的文学和文学政策很难有明确具体的要求”（第13页）；大东亚文学“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文学纲领和创作主张，更没有产生出相应的文学作品”（第43页）；这个口号的“性质、纲领一直是含混抽象的，更没有具体的创作成果”（第50页）。可是在《商榷》那里，沦陷区文学，特别是大东亚文学本身的性质、纲领，却变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东亚文学的性质、纲领”。于是，把《八年》对某一特定文学的评价，误当做“这个组织的纲领”加以批评。
实际上，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八年》一开始就明确把日本文学报国会炮制大东亚文学之举，界定为日本文化侵略的一项重要内容（第42页），并且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文化侵略——其中也包括炮制大东亚文学——的性质、纲领，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清算，没有一丝的“含混抽象”。事关民族大义、政治立场，也不允许“含混抽象”。
而“大东亚文学”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八年》毕竟是一部文学专史，除了社会政治背景层面上的评述之外，还必须从文艺学的角度对1937—1945年的华北这个时空中的文学现象——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不足挂齿，自然也就不为人所详知的大东亚文学和汉奸文学，加以评判。
具体到“大东亚文学”。从“东亚”两字来看，它似乎是一种地域文学，即日本及日本在亚洲占领地区的文学。但当时它并未能囊括整个东亚。仅以中国为例，虽然有大片国土先后沦陷，但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大东亚”三字而言，它正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东亚文学的用心，又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参见第44页）。然而，这又有两方面的问题。从日本方面看，大东亚文学炮制者是日本文学报国会。该会是日本有关当局解散了全国的一百多个文艺团体后，于1942年成立的高度统一的组织，几乎网罗了日本文艺界的所有人物，其中，有不少人具有反战思想，或对大东亚战争持怀疑态度，或为不能选择“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目的而苦闷（第42—43页；132页），文艺界举国上下一个倾向、一个流派、一个组织，是政治军事高压的产物，不具有文学上的流派意义。从东亚沦陷区来看，以华北为例，在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有瓜葛的人物中，大多数人的作品和言论与“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东亚文学的性质、纲领”（《商榷》）无关，也就是，没有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由于包括全体，由于人员、地区过于庞杂，作为政治文学流派的主要特征的政治立场，在有关人员中不能保持一致。这样，就消解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文学流派的基础。
最为关键的还是，作为一种文学，大东亚文学并没有一套相应的文学理论，没有能够体现出其创作方法、信条和风格的一定数量的作品。这是任何一种特定文学都不能缺少的，反动文学也不例外。如德国二战时期的“官方文学”即法西斯文学，就有界限清晰的作家群体，有理论，有题材固定的大量作品。（参见第25～26页）
《商榷》也意识到，没有文学作品，特定文学及其具体的文学纲领也就无从谈起。于是，便发出了这样的诘问：“难道参加大会代表的作品和评选得奖的作品里就没有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作品？就没有属于‘大东亚文学’范围的作品？”很明显，这里的潜台词是“有”。而我的回答是，限于学力，我无从判断日本等国的全部有关作品；参加过大会的中国代表的作品还没有读完，不便妄下结论；但华北地区的得奖作品中，“没有”。
《八年》已对大多数得奖作品做了评析。而且，近年来它们也已陆续再版，或被选入各种作品集，如袁犀、梅娘、林榕、庄损衣的作品。一般来说，打出某种旗号的获奖作品，应当是集中体现那种文学主要特点的代表作。如果从代表作中都找不出“大东亚文学”炮制者所期望的性质、纲领以及主题、题材、风格，那么，对这种文学从文学上作界定的时候，就很难说是“明确具体”的了。退一步说，如果在大东亚文学赏得奖作品中发现具有“大东亚文学味”的，也只不过表明，日本人炮制的“大东亚文学”，是一个可以包容相异作品的大杂烩。这不正说明了它的“含混”？文学操作者的主观愿望，与文学发展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作品的价值取向，并不总是同一的。因此，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界说特定的文学现象，《八年》提出：
“大东亚文学”口号虽然叫嚣了几年，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三次大会，但它的性质、纲领一直是含混抽象的，更没有具体的创作成果。它只不过体现了日本法西斯文人力图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国策”的一种强烈愿望，对沦陷区文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它确实给沦陷区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在文学舞台上进行表演的场所，其中，有认贼作父的钻营者，有丧失民族气节的愚氓，也有一些头脑清晰、创作态度认真的作家，他们则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这个泥潭。“大东亚文学”是日伪对中国民众进行政治控制的奴化宣传主张，理所当然的应当加以批判和揭露。但是对于参与者或卷入者，则不宜一概而论。例如，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华东代表关露，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获得者袁犀，曾积极参与地下抗日活动，一直想离开北京而不能，并且借故拒绝出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些都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50页）我想，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不存在政治立场上的失误。
《商榷》的批评之所以与批评对象相游离，是因为误解、误置实在太多。该文接着把周作人的汉奸言行（第156页），把预示《朔风》杂志开始转向的一张印有宣传口号的窄幅插页（1939.8.16。第65页），把该刊前任主编（1938.11～1939.5）方纪生在1942年的几句答记者问，把《八年》对汉奸文学和定量定性分析的专节中提到的许多作品（均发表于1939.6～1942.12）、征文启事（1942.10）、报刊栏目的名称（第98页），统统或说成是大东亚文学“创作的具体成果”，或“应该说是属于大东亚文学范围之内的。”而我的答复依然是相反的。
在《八年》中，“大东亚文学”和“汉奸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人们通常所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方别有用心地将其称作“大东亚战争”，目的是把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紧紧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为进一步侵略亚洲扫清障碍。正是与这新一轮的战争升级相呼应，日方以日本文学报国会为中心，抛出“大东亚文学复兴”口号。所谓“大东亚文学”，系特指在此之后，主要通过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开展的文学活动。它始于1942年11月东京第一次大会，终于1944年11月南京第三次大会，历时两年多。“大东亚文学”显然以日本为主，涉及日本侵占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至于“汉奸文学”，它必须是中国人创作的亲日卖国作品，在时间上可以贯穿整个沦陷时期。
看来，《商榷》无的放矢的症结在于把大东亚文学和汉奸文学、汉奸言行等量齐观了。结果，《八年》旨在揭示汉奸言行、汉奸文学的例子，在《商榷》那里统统成了证明大东亚文学的性质、纲领“哪里有含混和抽象的影子呢”的证据，而毫不顾忌它们大多出现在“大东亚文学”出笼以前这个基本事实。
就华北地区而言，“大东亚文学”和“汉奸文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异。即，与前者有牵连的作品，大多在当时就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至今还在被人们重读，有的甚至已经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后者本来在文坛上就无足轻重，现在更是不值一提。《商榷》不愿意看到这种差异，是因为某种思维定势在起作用。正是从这种定势出发，《商榷》以相似的列论方式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八年》中的众多材料和观点。
例一。《商榷》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施要纲》中指出，“于武力推行运动之中”同时“加以文化充分辅助”。这句话“是他们提出‘大东亚文学’明确的纲领和目标。”
从史料的角度看，此说有两点需要澄情。一，《要纲》的发布者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是“翼赞政府，指导民众”〔1〕的傀儡组织新民会中央总会，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辖地。二，日本文学报国会打出“大东亚文学”旗号的日期，略晚于《要纲》。立论方式也值得斟酌：舍弃核心材料，如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宣官〔2〕，《大东亚文学》杂志的发刊词，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会发言、提案、访谈、相关作品等等，转而用过于边缘的材料，如中国一个地方伪政权下属政治团体某一次治安运动的文件，来说明以日本为中心的带有国际色彩的文学活动。这样，很难让人认可结论的合理性。
例二。《商榷》说：“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文化控制是否强有力，这是可以讨论的。但说‘连最起码的沟通、联络、协调都没有’，这恐怕就不符合事实了。”
上述推断，出自《八年》所引志智嘉个人对“大东亚文学赏”的看法（第34—35页）。志智嘉时任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官。兴亚院系“日本政府的一个专门负责侵略中国事务的机构”。它设在北平等地的联络部“便是各该地区的实际统治者。〔3〕可是，这样重要的一位人物，居然不知道大东亚文学赏是什么，而且在日本公布获奖作品后，立即发表中文文章，公开“讥笑”日本文学报国会把该奖项授予袁犀是“轻率”的。但是这种“讥笑”并不起任何作用。文学报国会第二年依然把该奖项授予此前也曾被志智嘉批评过的梅娘。《八年》的评语是针对这个事件的，与事实完全相符。《商榷》随后所介绍的日本进行文化侵略的材料，估计是三十年代初东北的情况，由于太单薄，远没有揭示出其残酷性。倒是《八年》中的有关材料更为充分。但残酷并不等于有力和有效。抗战时期曾有5年呆在中国的著名作家武田泰淳就说过，日本政府和民间作家没能为中国制定出文学纲领，中国交战地区也没有人注意日本人的毫无意义的荒谬主张。（第30——31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日伪文化控制的混乱和软弱无力。
二
在第二部分中，《商榷》意在展示《八年》中并不存在的“前后自相矛盾”。该文所谓的“自相矛盾”，均是强调《八年》中的某一点而忽略其他众多相关方面的产物。
在援引《八年》绪论对官办杂志的概括描述之后，《商榷》说：“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但作者在具体分析时又与此不同。”实际上，《商榷》肯定的只是其中的政治评价部分，而有意把原文里不可分割的另一部分——文学评价部分——置之度外了：“不过，这些刊物的文学版面较为独特和复杂。对此，将在有关汉奸文学的一节中加以说明。”（第16页）结果，本来是政治内容评价和文学内容评价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商榷》那里，被转换成抽象分析和具体分析的问题。这个转换才是“非同小可”。因为，对官办刊物作内容分析时，两个方面的内容当然是不一致的：政治内容，基本上是反劝的；文学内容，有进步也有反动。而在对同一事物作抽象分析和具体分析时，如果出现本质上的整体不一致，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自相矛盾”的症结原来在这里。
例一。《商榷》认为，对于《中国公论》这样的杂志，《八年》却说“尽管如此”，“一般知识层，却愿意读它的理论文章”，甚至说“如果把‘反共’之类的词语略去，有志青年完全可以据此了解并走向革命的圣地”等等。《八年》的“这一假设难以服人。”
上述引文，忽略了《八年》对该刊种种欺人之谈所作的具体分析和批判（第76—77）；同时，没有将《八年》引用的观点，与《八年》提出的观点区别开来：《商榷》所引“尽管如此”后面的那句话，《八年》已注明是时人的看法，目的在于提请读者注意，该刊的理论文章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于下一句话，我是针对《中共的教育机构》这一篇文章的。《商榷》略去特定对象而加以重新选择组合的结果，给人造成《八年》褒扬反动刊物的错觉。实际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成立和组织机构、教学安排、学生状况，就连招生条件、招生地点的细节都逐一列出。我的“假设”是基于，“反读”敌方报刊，是获取为我所用的信息的途径之一。此外，该文署名“张三”，著作方式采用“编译”。后来该刊编者在编者的话中曾说：有读者来信表示喜欢这类文章，打算以后根据外国材料进一步介绍内地教育机构。可不久又说，因故这类稿子不能刊出，请读者见谅。〔4〕并且，已有研究者初步查到中共曾在该刊开展过地下活动的线索。〔5〕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该刊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
当然，说到底，刊物的内容才是第一位的。任何严肃、认真的分析，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可是，《商榷》没能注意到，《八年》论及的许多具有反日倾向的言论和最优秀的作品，就发表在《中国公论》上：马骊的中篇小说《生死路》、《太平愿》，字字血泪，读起来让人回肠荡气。他在《噙着眼泪的生产》（5卷5期）一文中公开说，他写作的指导思想是列宁和鲁迅的教导（第213一216页）。高深的中篇小说《兼差》中的一些段落，可以与《四世同堂》相比美（第207页）。诸如此类的“具体分析”，又怎能与对官办刊物的总体政治估价相同？这的确“矛盾”。不过，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是沦陷区（广而言之，不仅仅是沦陷区）的现实，存在于同一类刊物之中，存在于同一种刊物之中，存在于同一期刊物之中，不是“自相”所能成就的。
例二。由于《艺文杂志》与周作人、《文学集刊》与沈启无有瓜葛，《商榷》认为，《八年》有关它们的政治内容相对少一些的介绍，是不对的。
其实不然。首先，《八年》在对华北沦陷区期刊进行分类时，明确把上述两种归入“形形色色的官办刊物”之列，并特别介绍了它们的证订广告。这就表明，《八年》对于官办刊物政治内容、政治倾向的总体评价，也完全适用于它们。这是不该有疑问的。
其次，《八年》有关部分是在作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侧重点，是揭示同一类事物中某一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殊点。与其它官办刊物相比，它们的独特之处，是没有“社论”、“专载”、“战争日志抄”，等固定栏目。这样，配合现实政治的内容要少得多，《文学集刊》上甚至连一篇都没有。对其它官办刊物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6〕因此，《八年》才有刊物“内容”的政治气味不明显之说。看来，这只是个证实的问题，没有论证的余地。
例三。关于新民印书馆，《商榷》认为，“日伪人讲的宗旨是奴化宣传，（《八年》）作者讲的动机是赢利，显然是不对的。”
与《八年》有关原文相比较不难发现，在介绍和批判该馆的经营宗旨和奴化出版物时，《商榷》从材料到观点都与《八年》别无二致。问题又出在史实和论证逻辑方面。
在《商榷》看来，因为当局已投入巨资，所以该馆的“主要目的和意图不是赢利”。这种简单化的推测说明不了当时的历史过程。新民印书馆成立于1939年。如果说，沦陷初期还可以不顾及赢利与否的话，那么，到了沦陷中后期，由于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大多数官办出版机构也开始以自负盈亏的方式经营。这时如不赢利，就意味着倒闭停刊（参见第15页），奴化宗旨的实施也就无从谈起了。至于“出版者的动机是赢利”之说，《八年》所依据的史料是：该馆从1943年开始“以出版商的立场来做文艺出版事业。〔7〕这样，“赢利”说便有两个方面的限制：时间，1942年以后；出版品种，文艺作品。可是，《商榷》却把它与1938年确立的“宗旨”放在同一起点上，并且用前者取代后者。这“显然是不对的”。
两者的关系似应这样看：“宗旨”从理论上说是贯穿始终的，但到了1943年，如不“赢利”，“宗旨”就不复存在。这样，赢利目的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中国老百姓不会买体现“宗旨”的宣传读物的账。于是，出版大众肯掏腰包的文艺作品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并且在1943年形成高潮。这些作品中的许多成为畅销书，的确达到了赢利的目的。但值得深思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恰恰在于，它们或者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比较健康，有的甚至还直露地表达出反日倾向，不但与“宗旨”无关，而且还是反“宗旨”的。这类畅销作品从接受者的角度反映出沦陷区广大读者的价值取向。它们在当代的接受状况，也是对其进行评判的一个参照。以散文为例，据初步统计，在该馆出版的散文集中，有6篇作品被选入总结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辉煌实绩的新文学大系之中。
三
在第三部分里，《商榷》专谈《八年》在文学与时代和政治关系上的“问题”。实际上，该文前两节所谈的，全是这方面的问题。试酌选几例略加辨析。
例一。在《商榷》看来，《八年》的又一个错误是，经常褒扬“某某刊物，不谈政治时事如何如何”。其原因在于，《八年》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声明不谈时事政治的人并不一定说明他没有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在民族危亡关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能真的没有政治态度吗！”
在日伪严密统治的地区，特别是沦陷区的中心城市，任何公开反抗——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非暴力言论——的空间变得异常狭小。几万万沦陷区民众中，公开抗日的是少数，死心踏地投敌的也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忍辱负重。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得不作违心的事，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就沦陷区人民的主体而言，他们一直以人的良知行事，在灵与肉的磨难中，在自责与忧愤的煎熬中，苦苦等待着抗日胜利的一天。他们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八年》所论及的百余位文化人和几百部（篇）作品，已从文化界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到《朔风》。该刊前期刻意追求有趣味的小品，以及空灵的抒情文章，也发表学术考据及小说、诗歌、译文，不刊登有关时局政治的文字，无可厚非。从作品的水准及严肃程度来看，大大超出当时的民办通俗刊物；就是与我们今天的一些流行杂志相比，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装帧上，都要高雅得多。它们与所谓的“拿着软刀子杀人”毫无关系。《商榷》没有注意到，《八年》第34、135、307和349页上的材料表明，1942年，日伪当局为扫除颓靡、鼓舞土气，曾严令取缔所谓的“色情文学”。可见，“软刀子”并不总是当局的杀人武器，而且，《朔风》前期的文章从任何意义上看也难以归入“软性文学”之列。
其次，约定俗成的模式是，当人们把谈不谈政治作为一项评判指标来使用时，往往旨在说明被评判者是拥护还是反对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建国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谈政治、不突出政治，成了政治落后、甚至反动的同义语，总之，还是离不开政治。同理，《朔风》在沦陷初期标榜的不谈政治，所回避的也正是统治者的或统治者所要求的意识形态。如果非要把这种冷落当局的做法上升到“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的高度，不正说明了它的反叛性？而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坚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不谈政治”，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后来造成该刊人事变动的主要原因。至于去职后的主编后来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与此无关。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是发展变化的。有的向进步的方向转变，有的向相反的方向转变，有的还会出现反复。只要略加留意就可以看出，尽可能动态地反映出研究对象在沦陷时期的全貌，是《八年》全书的刻意追求之一。
例二。《商榷》认为，《八年》提出不要对“和平文学”作夸大的批评，是“未作批评”，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八年》把“和平文学”立为一节，就是为了作定性判断：它是汪精卫旨在“投降卖国”的“和平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伪政权的重要文化纲领和宣传口号之一”。与此同时，《八年》还指出它在当时沦陷区文坛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伪的许多文学口号一样，‘和平文学’并没能形成影响全局的文学运动。”其事实依据是：该旗号在南方打出两年后，“并没有形成‘和平文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就连当时的官办刊物也承认，在上海，“抗战文化依然存在，和平文化尚未具体发展。”日本人则指责曾经鼓吹和平文化运动的“战将”很快都成了伪政权的“官僚”，从而使它在萌芽阶段就夭折了。在北方沦陷区，更是没有什么声响。
一般来说，人们进行专题研究的时候，由于长时间专注于特定的对象，或多或少会将其放大。比如《八年》，就多少放大了北京，忽略了其它地区。这种偏差只有在总体研究中才能纠正。但偏差如果到了背离基本事实的程度，就没有历史真实可言了。以“和平文学”为例。对于历时短暂，没有具体的文学纲领，没有界限相对明确的作家群，更没有一批文学作品的所谓“和平文学”，描述出它的来龙去脉，为它从政治上定性，就足够了。原因是，它不具备基本的文学构成要素。硬要从文学的角度凭想当然将其构筑成影响巨大的“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既与事实不符，也太高估当时就为广大作家不甚了然、不以为然的宣传口号的威力了。
正是由于未经实证便将其无限放大，《商榷》对《八年》简述北京地区的有关“论断”严加质疑。可基本事实的错误使得这种质疑失去了任何意义：《明朗天》和《太平地》为北京《新民报》的两个文艺栏目标题，它们早在“和平文学”口号出笼之前就已寿终正寝。
而且，宣扬“和平”的作品，并不等同于“和平文学”。前者在数量上不大，主要指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或蒙蔽，流露出厌战情绪的作品。由于它们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八年》才有“有意无意”之说。对此《商榷》也颇有微词，并在结尾提出，应当以作品的内容而不是作者的意图为判断的依据。可令人遗憾的是，《商榷》未能发现，我在分析具体作品时，所遵循的正是这种方法：电影剧本《同命鸳鸯》《乱世鸳鸯》“通过描写1938年的战乱，以及战乱中的青年男女的生恋死别，着力象征‘新的建设的产生’，鼓吹‘揭起和平的旗子’……寄托‘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努力’的寓意”（第51页）。这可能属“有意”，所以归入了“汉奸文学”一节。高深的短篇小说《老彭》，其主人公“不切实际地寄托了渴望和平的美好理想”（第204页）。黄军的短篇《火线》，其“泛泛的反战主题使得作品的思想性含混模糊”（第239页）。这可能属“无意”，所以把它们同两位作者的其它优秀作品放在一起，在“有名气的新进作家”专章里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倒是《商榷》既“不是看作家的主观意图如何”，也不“主要看其作品内容”。贯穿全文的，基本上是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主观预设。
注释：
〔1〕参见《日伪北京新民会》，北京市档案馆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
〔2〕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80页。
〔3〕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
〔4〕这条材料仅凭记忆，未经重新核实。
〔5〕据党史研究室陈静的通报，1996年8月。
〔6〕梁山丁致笔者的信函，1991年6月25日。
〔7〕楚天阔《三二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0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