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礼炬[1]2003年在《《文心雕龙》之深层思维研究》文中指出现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少课题，阐发《文心雕龙》的微言大义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思维方面的着手，还没有见到有影响力的着作。对于一部系统性很强的着作，如其作者所言的(见《序志》篇)，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批评理论上的不足；他的系统性如红线贯穿在各个单篇中，如能抓住这些红线，则可能揭示其纲张而目举的作用。我所要进行的思维方面的探索是指我要从儒释道叁家谁者为指导思想的纷争中摆脱出来，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出发，在对文本的重新审视中，试图对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的统观全局的思维作一次探讨。刘勰追溯往古时代的君王、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情况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为什么如今在我们看来并无多大价值的一些歌谣会被刘勰屡屡称赏呢?这就要联系到远古中国的文明发生发展的理论。本文论证如下：(一)本文从《文心雕龙》遗留的人类学文本阅读中，梳理出上古叁代时清晰的叁个环节的思维雏形；然后上升为哲学上的“理一分殊”的特殊形态“一分为叁”的传统思想，并且论述了此思想向百家学说、文学等各方面的渗透，这样比较明确的完成了传统的思维路数其来有自的论证。(二)“一分为叁”的思维在文学层面的建构和运用。《文心雕龙》表现了从巫觋世界观向“德”为中心观念的人文世界观再到文学层面的过渡。向前追求文体源起的“一”的思维，统摄了文学史上大部分的文学现象，使之入彀，较好的评价了当时的大部分作家和作品。对文学现象的批评在总的操作方法上，呈现向下的层级观，对应的平行操作方法等，这是一种宏隐喻的方法路数。(叁)具体表现在《体性》篇中。“一分为叁”方法在中、西方文学的、哲学的比较中，见出刘勰的睿智和远识。“一分为叁”的思维的意义是深远的和影响广泛的，这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对它的潜在价值是一次尝试性的挖掘。
杨倩[2]2012年在《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文中指出明代的《文心雕龙》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影响深远。明人在《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勘、考证、评点上取得的斐然成绩已经得到当今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今天的研究者却重视不足。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依据,对明代的《文心雕龙》研究状况进行分析、阐释,并结合明代各时期的文学风尚、哲学思潮、地域文化、藏书印刷以及接受主体自身的经历、交游等多方面因素,归纳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的总体特征以及不同时段的具体接受特点,兼具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等方面。明代诗文创作“虽然已经历了高潮,不可能再达到唐宋时代那样的水平,但诗文的理论批评却没有衰退,而有了更大的进展,其意义不仅仅在评论当代的诗文,而是在对整个中国古代诗文创作进行整体的评论,研究其历史经验。”①《文心雕龙》以其通观论的视野满足了明代学者的需求。本文对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的论述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为明线,主要论述明人对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知音论的接受；纵向为隐线,主要论述明前期和明代中后期两个阶段的接受情况。两条线索置于宏观和微观两大背景之中。宏观背景主要包括明代不同时期的文坛风向、文学思潮、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微观背景主要是指不同时期接受者的个人交游、学术背景、学养结构以及个人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等。在此结构下结合具体史料和文献资料论述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文心雕龙》自问世起就得到文坛大家的嘉许,它在齐梁至宋元的传播不仅形成明人的“期待视野”,而且对这一着作在当时和后世的流传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可大致分为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两种。人际传播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商业传播扩大了接受的范围。序跋和评点是明代《文心雕龙》接受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它们几乎涵盖了明代《文心雕龙》研究中涉及到的所有问题。明前期的接受以枢纽论部分为主,这是明初文化政教政策的必然结果,至中后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官方文化、思想政策的调整,接受重点向创作论部分转移。创作与理论的自觉结合,是明代《文心雕龙》接受最显着的特点,也是明代龙学研究超越前人之处。明代的文学理论始终以具体的创作为基础和导向,这在明人对《文心雕龙》“术”的接受中可见一斑。“术”是指涵盖了文学创作的“恒理”法则,也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明人认识到《文心雕龙》对公文写作的指导价值,并加以运用。《文心雕龙》对明代创作的作用不仅在为文技法上,还体现在深层思维上。由于明代与魏晋对“文体”的理解存在差异,明人对文体论部分接受较为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明代的几部古代文体学扛鼎之作都对《文心雕龙》给予了充分重视。刘勰对文学中“俗”元素的阐述也引起了明人的关注。明人多从指导写作的角度看待知音论,而不是仅仅视其为鉴赏手段。人们对《文心雕龙》知音论内容继承的同时还对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并自觉地将其应用于诗学理论、小说评点之中。除此之外,明人还对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涉佛、涉梦、与科举的关系等问题标明了自己的看法。《文心雕龙》并没有在明代引起振聋发聩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但在明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中,无论纷争还是整合,都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的身影,或隐或显。以今人视角来看,明人的研究或许不够深入,但不可否认,明人《文心雕龙》研究不仅整理和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更具有承前启后和突破转折的意义；不仅为清代龙学“应时需而大观其光华”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后世《文心雕龙》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意义深远。绪论：目前学界对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关注以版本、校注、评点等为主,对明代《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成果少有提及,这是本篇论文立题初衷。本论文通过论述明人对《文心雕龙》各部分的接受,勾勒出《文心雕龙》在明代不同时期的被接受状况、对明代不同时期诗学发展的影响,发掘其理论价值,分析其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显学”的清晰脉络和深层原因。校勘和注释等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接受美学自传入中国,经历了翻译介绍、传播、探讨研究和对话交流四个阶段,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化的理论体系。以尧斯、伊瑟尔为代表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和国内学者植根于传统思维的接受美学研究新成果是本论文的基本理论依据。接受研究不仅包括文本的接受,还包括效果史和影响史。前者以读者为中心,根据读者的原始视域,解读作品在不同时期意义和价值。后者多从文本的价值出发,探讨其对后人研究产生的作用,体现的是一种单向性的施与关系。本论文将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分为直接接受和间接接受。直接接受是指接受主体在其着作、文论等作品中或是直接采摘、品评、征引《文心雕龙》的原文,或是明确对《文心雕龙》或刘勰评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直接征引《文心雕龙》原着中的文字,二是对《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或其中章节字句的直接或间接性评论,叁是明代《文心雕龙》各版本的序跋文,四是散见于当时文人文集及其着作中对《文心雕龙》的论述。间接接受是指接受者出于诸多原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受《文心雕龙》或刘勰的影响,但与《文心》或某一文论契合,或是频繁地使用《文心雕龙》中某些较有代表性的词汇,这些理论和词汇虽不是刘勰首创,但刘勰却对其有重要的构建性意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遵循文艺学研究的两大属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科学性是指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即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明人的观点做出描述,旨在展示明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态度。价值性则是兼顾接受者主体性、个体性和独特性,在阐释的过程中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推测等非“科学化”方法,进行体现自己观点的价值性判断。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西方的接受美学和近年来中国接受理论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对《文心雕龙》在明前及其明代的传播和接受进行系统深入探讨,是对之前框架式研究的补充；第二,突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中所提出的原创性问题,并结合当时社会环境、文化思想、学术思潮等现状分析这些问题被提出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研究的意义；第叁,分析《文心雕龙》对明代“纯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发掘《文心雕龙》在广义之的“文”的视域下的意义,分析它对明代科举应试、公文写作的指导性作用,将《文心雕龙》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第四,注重接受者的考察,对明代《文心雕龙》的诸多接受者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结合接受者的身份、交游和作品分析他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以及对明代诗学的影响。第一章：明前《文心雕龙》接受本章第一节以“史”为脉,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文心》的接受概况,勾勒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的“期待视野”。齐梁时期南方接受主体以萧氏皇族及其周边文人为主,北方接受主体以颜之推为代表。至唐代,《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得以扩大。由于初唐重视史书编纂之,《文心雕龙》也进入了史学家的视线。《文心雕龙》与中晚唐时期的几大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宋元时期《文心雕龙》被空前数量的文献典籍或抄录、或征引、或袭用,甚至走进了地理、书画等领域,异彩纷呈。第二节主要说明明前的《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状况对明代接受的影响和意义。明前研究不仅构成明人接受的“期待视野”,而且对于《文心雕龙》在当时和后世的流传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一些在文坛、政坛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接受者的揄扬和重视,《文心雕龙》才得以在明代发扬光大。第二章：明代《文心雕龙》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及特点。本论文将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分为两种：一是以私人交游为主的收藏、借阅与传抄；二是以私刻和坊刻为主的商业性质传播。人际传播多在范围较小的文人间展开,参与者不仅多具有藏书家的身份,其中一部分同时还是《文心雕龙》的重要研究者。商业传播扩大了《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商业本身逐利性也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带来些许负面影响。序跋和评点是明代最主要的接受方式,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思潮和学术关注点,几乎触及到了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所有问题。诚如黄霖所言“对于文评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是在这类论着中发表得最为充分。”序跋多从宏观角度看待着作,涉及到后世龙学研究诸多重要问题,如对全书性质的界定、结构的分析、“赞”的关注等,序跋中蕴涵的宣传意识和广告意识对《文心雕龙》的传播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评点多从微观角度全面细致地分析《文心雕龙》中的具体问题,其重点在创作论部分,具有摘发字句、重直觉、表达口语化、感性化的特点。第叁章：明代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接受。枢纽论部分的核心思想是“宗经”。刘勰汲取前人宗经观念,建构了一个由文体宗经、文术宗经、文评宗经组成的有机整体。他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经,将文学置于政教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的位置,使文学活动获得了与政教圣学一体性的崇高人文地位,这正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后世文人以《文心雕龙》为圭臬的原因。刘勰宗经且不废文的主张,契合了明代复古思潮,也满足了明人的具体要求。明人对宗经观的接受在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前期受官方重视文学道统、轻视审美艺术的影响,接受者多从本体论的角度将“经”设定位亘古不变的终极真理,赋予了“文以载道”不可逾越的价值,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以对其儒家的政教中心论接受为主。中后期的宗经接受则更多的强调六经在文学层面上的经典示范作用,强调宗经与创作的结合。第四章：明代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接受。创作在明代文学中占有核心的位置,明代的文学理论始终都以具体的创作为基础和导向。“术”是指涵盖了文学创作的“恒理”法则,也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本文从意象形成、创作中的“情”、意象表达,叁个层面来分析明人对创作论的具体接受。此外,明人认识到了《文心雕龙》对公文写作的价值,并加以运用。本章最后以李维桢为代表分析明人对创作论的接受,反映出《文心雕龙》对明代创作的价值不仅只在为文技法上,也表现在深层思维上。第五章：明代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接受。由于明代与魏晋时期对“文体”含义理解的差异,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接受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同时,明代文坛对文体的态度存在二律背反式。一方面,明代“文盛而体不及格者往往有之”,另一方面,“辨体”之风至明代而集其大成,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演变的探讨构成了当时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明代文体论者注重前人之说,对前代诸多文体的格式、特点、体貌做出了系统总结,涌现出了几部古代文体学的扛鼎之作,而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将视线转向《文心雕龙》。此外,明人对《文心雕龙》中有关俗文学的构成元素给予关注,并将其应用于小说、戏剧的评点之中。第六章：明代对《文心雕龙》知音论的接受。明人多从指导写作的角度来看待《文心雕龙》知音论内容,而不是仅仅视其为鉴赏论。由于明代批评家多兼具创作家的身份,他们的大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或为创作、或为纠偏、或为复古,其批评理论几乎都是为创作服务。明代知音论的接受目的归根到底是指导创作。由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通俗文学的批评也随之兴盛。小说戏曲理论中的一些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多由诗文批评移植而来,《文心雕龙》中的知音论内容就成为其借鉴对象之一。第七章：明代《文心雕龙》接受中的其他问题。明人在对《文心雕龙》个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本章主要论述叁点。一是,《文心雕龙》宗经崇儒的思想总纲和丰富完善的创作论,为八股文写作提供了全面有效的技法指导,而八股文评的兴起与繁荣也促进了《文心雕龙》点评的发展。二是,《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在明前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明人从佛教和佛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刘勰的僧侣经历、佛教思想及其佛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叁是,明人在对《文心雕龙》涉梦问题的研究中肯定了刘勰梦境的真实性,并突出强调此梦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同时认为此梦构成《文心雕龙》创作的主要动力。余论：这一部分主要概括《文心雕龙》在明代接受繁荣的原因、在明代诗学演变中的价值以及对清代龙学研究的影响。《文心雕龙》之所以在明代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外,也与明代的文化政策、文学思潮、诗学状况密不可分。文化的专制、复古思潮的盛行以及明代中后期六朝派的兴起,均促进了明代《文心雕龙》的接受。明代诗学在复古与反复古、宗唐与宗宋、师古与师心的更迭与争斗中探寻着最佳的出路,《文心雕龙》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不仅对具体的创作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还以其“唯务折衷、不执一端”的思维特点整合了明代诗学发展中的纷争和矛盾。明代的接受在思维特点、关注重点上对清代龙学研究影响深远,清人在汲取前代尤其是明人的研究成果的经验之上,将《文心雕龙》研究进一步推进。
谢露婷[3]2017年在《《文心雕龙》写作主体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心雕龙》50篇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写作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研究其写作理论的构成、价值及其对现AI写作作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意义。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少论着,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研究的时间不长,研究的人员有限,目前学界对《文心雕龙》写作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其中关于主体论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写作主体在写作行为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是进入写作行为和写作思维中的人,既是构思行文活动的叙述者,又是客观外物的感知者。而刘勰从写作主体出发论文,把人作为论文的聚焦点,是其《文心雕龙》中至为精彩的一笔。其《文心雕龙》写作主体观内容包括“文德说”、“缘情说”、“养气说”、“性灵说”、“神思说”、“才性说”以及“文术说”等七个方面。《文心雕龙》写作主体观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AI写作作主体理论具有很大的启示:写作主体观应成为现AI写作作理论的基石;应以《文心雕龙》写作主体观为基础建构现AI写作作主体论,具体包括写作主体的思想道德素养论、学识才能素养论、思维品质素养论、写作规律技巧论、写作审美素养论和生态文化素养论六个方面。同时《文心雕龙》写作主体观对于当下的写作教学亦具有启示意义:教学要重视写作主体,补构主体素质;教学要重视思维训练,提高思维品质;教学要重视表达艺术,提升审美趣味;教学要重视体制训练,培养语体意识。希望我们抓住写作主体这一点,对它进行全方位深入剖析,从而能够找到在写作当中提高写作主体写作能力的方法,丰富相关的理论,使得课题研究能够更好指导实践,从而推动写作学科和其他各项学科共同协作发展,扩大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
路舒程[4]2010年在《《文心雕龙》隐喻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于《文心雕龙》的结构,学界研究的焦点一直集中于层次划分或篇章次第等浅表层面之上,而未能发掘出深藏于书中的各种结构隐线,如《文心雕龙》的隐喻结构。新时期的隐喻研究认为,隐喻不仅仅作为修辞格在语言形式层面发挥作用,它还与作品语境以及创作者的思维过程有着巨大关联,甚至决定着文本的结构框架。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文心雕龙》中隐喻系统的分析,来对这部体大虑周的经典巨制在结构层面进行一次全新探索。本文分别从叁个方面来论述《文心雕龙》的隐喻结构,即①“天—人—文合一”的“宏隐喻”结构：道—圣—文；②“原始要终”的史学隐喻结构：太极—经—骚；③“文”与“人”的隐喻结构：从对应到融合。在廓清隐喻概念的基础上,第一章立足于哲学层面,通过对“天—人—文合一”的“宏隐喻”系统的研究,确立贯穿“文之枢纽”部分“道—圣—文”的结构脉络。第二章从历史维度切入,考察在“原始要终”隐喻思维观照下,“道—经—骚”的结构脉络。第叁章则先立足于“身体隐喻”的角度,分析“文”与“身体”的对应结构；再在“天—人—文合一”的“宏隐喻”思维观照下考察“文”与“人”的高度合一。最后通过全书隐喻结构的考察,总结出《文心雕龙》深层结构的局限性：一是在道统模式下文学独立性意义的消解；二是“道—圣—文”理想模式的虚置。
李静[5]2016年在《新时期以来《文心雕龙》创作论阐释之研究》文中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巨着,它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经过历代学人们的不断阐释,“龙学”研究在当代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文心雕龙》创作论,亦即刘勰所谓“割情析采”部分,是其理论之精华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龙学”研究的繁盛,创作论的研究也趋于系统化。阐释者们以自己独特的“视域”,对创作论从各个角度进行阐释,这一过程即阐释学中的重要概念——阐释循环。有关《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然而,以新时期以来创作论的阐释历程为对象,研究《文心雕龙》阐释特色和阐释循环,进而深入把握其理论价值,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时代风尚的影响,学术思想的解放,文学创作的繁荣,是《文心雕龙》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创作论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客体;艺术构思的特点、规律和价值;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内容与形式关系;语言修辞等艺术技巧。新时期《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阐释历程和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叁方面,一是校注和译注中的创作论研究;二是文学理论专着中的创作论研究;叁是单篇论文中的创作论研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视角、目的和结论虽各不相同,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纵观整个阐释历程,阐释者的阐释共性在于,都要经历感受到理解再上升到评价的一般过程。具体阐释过程中,都会采取各种方法以保证阐释的客观性。然而,由于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影响,阐释者会有意或无意地放大和遮蔽某些理论,即阐释的局限性。由以上各点可以得出结论,新时期创作论的阐释历程即阐释循环过程。其中包括创作论的部分与整体的循环,阐释者与创作论的循环,现在的阐释与过去的阐释之间的循环。创作论阐释循环的积极意义在于产生新的意义和理解,并拓宽创作论的研究领域。将《文心雕龙》创作论阐释循环与西方阐释循环相比较,将西方优秀的阐释循环理论为我所用。二者的共性在于,阐释者的历史性都是不可抹煞的存在,且阐释循环的走向都是本真意义的无限接近和新意义的产生。但由于中西方地域、历史、文化等巨大差异,中西方阐释循环也具有本质差异,即各自相异的本土特色和阐释者在阐释循环中的地位差异。通过分析二者异同,可以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提供启示,首先,阐释古代文论应注重创新性内涵的阐发;第二,对于西方优秀文艺理论的运用,应该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注重本民族传统思维和言说方式的阐发。
傅炜莉[6]2013年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文中提出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文心雕龙》术语研究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言韵语兼有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双层功用,颇具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其次,中国文艺理论因蹈袭西方而罹患的“失语症”并不是真正“失语”,而是削足适履丧失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文论话语体系。要重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古代文论本体出发、从古代文论着作本身去找寻,故而《文心雕龙》术语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论文的目的,是希望结合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义学、认知语言学中概念隐喻、框架语义学、意象图式等全新理论方法,对《文心雕龙》文论术语做出系统性梳理和科学解释,对认知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本的解读的结合做一番创新性的尝试。论文难点有叁：一是《文心雕龙》本身“体大虑周”而“枝派多”、“譬象杂”：二是术语界定各家不一,术语本身又因一词多义、为刘勰自造新词等原因而解说纷纭；叁是认知语言学虽在欧美语言学界如火如荼,尤其是认知隐喻在上世纪70年代已形成一股“隐喻”狂热,但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词汇学的认知研究却相对滞后,难以借鉴。论文创新点亦有叁：一是源流考求和内部求证相结合；二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刘勰文学思想、哲学体系中运用认知隐喻和语义场理论来分析,深入术语词义象征层面,还原术语的文化语境；叁是多学科综合,对象是《文心雕龙》文哲术语,研究方法则注重传统“语文学”、新式认知语言学理论方法的运用,是多学科跨越的综合分析。论文在综合运用词汇学、认知语义学、认知隐喻等相关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从《文心雕龙》文本出发,通过对《文心雕龙》全书宏观结构的梳理,对其术语进行了有组织、有条理的分类,然后结合对具体术语出现文句的统计和分析,力图更加真实、客观地分析《文心雕龙》文哲术语。文章共七章,各章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是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当前研究状况、写作目的、要点、创新点等做出了陈述,并将本文所涉及的主要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做简要说明。第二章研究《文心雕龙》最核心认知对象,也即《文心雕龙》全书的论述主体——文。第一节论述《文心雕龙》全书的宏观隐喻——即其在“文原论”部分体现出的哲学认知构架。在这个构架中存在叁个基本要素即“道”、“圣”、“文”。第二节在梳理了“文”字传统用法和意义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归纳整理出《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文”字的意义层次。“文”字从最初的“雕刻花纹”义到后来引申出诸多义项,《文心雕龙》中有500多处“文”字,涵盖最上位的“世间万物的形容声貌”义到最单纯意义的“花纹”义,但其认知特征,或者说发生隐喻的认知相似性自始至终保持。其核心义素是“[+交错]、[+刻画]和[+花纹]”,[+花纹]是“文”从表示文字到文章所共同具有的核心认知特征,所以《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美论”巨着,因为“文”本身的性质就具有美的规定性。而“文”意味着交织文字、文辞而成章,其目的便是刻画“物色”和“物色”摇荡之性情。“道”是哲学认知的起点,也是文之所生的本源,正因如此,《文心雕龙》中的“文”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体道”这一基本点。第叁节则结合认知范畴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即“家族相似性”理论和“原型”理论分析刘勰“征圣”、“宗经”思想。“圣”、“经”分别作为创作主体和作品这两个范畴的“原型”,集合了人们对这两个范畴最为理想化的特性的认知。本节便在对《文心雕龙》全书对于“圣”和“经”的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它们作为“原型”的特性；而“文”和“笔”主要是结合认知范畴的属性来谈。第叁章分析文章创作的叁个核心要素,分别是主观“情”范畴、客观“物”范畴以及艺术想象“神思”。在这叁个大范畴划分下,分叁节讨论各范畴内的次位范畴。“情志为神明”,“情志”发于创作主体而体现于文章,故“情志”首先可分作者之情志和作品之情志,但二者又密不可分,从作者之情志到作品之情志的转化,便是《文心雕龙》全书所要关注的焦点。而与主体的“情志”变化相关者,最重要是“志”,还有主体之“体性”,作者之“才”与“学”。“性”对“情”具有先决性。第二节针对客观“物”范畴分析刘勰所论“物色”。认知语言学关注主观认知活动,更注重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这与中国古代哲学观不谋而合。人感于外物而情动,“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外界事物无时无处不影响人的主观感知。第叁节论“神思”,主要探讨创作的构思过程及与主客观“情”、“物”关系。第四章分析《文心雕龙》中“风骨”、“体势”及“赋、比、兴”等几个传统文论术语。“风”最初指自然形态的天地之气,其后隐喻为“风教、风化”,作为文哲术语则指“文意”、“文气”的“风骨”之“风”。在其术语化的过程中,“风”最初的两个认知焦点即“博汜”和“无形而致”是贯穿始终的。“风”的“无形而致”而“动物”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物理性质的吹动,一是政教所施虽无形而化动人心,所以“风”始终以符合儒家礼乐政教为前提,然后才是其“摇荡性情”、“催发情志”的作用。“气”有清浊之体,“风”亦有清浊,即有化感之功,能使文章包含真情实意的“风力”(即文章情意所含感动人心的力度)。“骨”即“文辞”,可总结为点、线、面叁方面：“点”指文章之主旨、中心点立意高远；“线”指文章之主干条理明晰；“面”则指文辞质朴、端直而不浮夸,即清癯。叁者综合,形成文章之“骨”。而“体势”则着重分析“体”、“势”含义及关系,“体”由“躯体、肢体”义隐喻“体制、形体”,进而在《文心雕龙》中指“体”,此时的“体”实际包括“体统”、“形制”、“风格”叁个方面(甚至“写作方法”也包含在内)。而这个“势”也同“体”一样,也包含“形势”、“姿态”、“趋向”等多个含义。“势”由“体”决定,其关键即刘勰所说的“因情以立体,即体成势”,“体”能够“并总群势”。“立体”包括确定主旨,还包括选用何种体裁、形制来表明情理。确定这些以后,才有写作中“即体成势”这个动态的过程,而最终结果便是表现出来的风格。第叁节论“赋”、“比”、“兴”,结合传统文论分析《文心雕龙》中“赋”“比”、“兴”的意义,并对认知语言学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即认知隐喻、转喻和“比”、“兴”进行了对比。其中着重分析了“兴”的认知隐喻机制和刘勰对传统“兴”义的继承和突破。包括提出“风通而赋同”；明确“兴”最本质功能在于“起情”；点出“兴”的工作机制为“称名取类”、“拟容取心”；以“胡越肝胆”点出隐喻合适与否的标准；点出“比显而兴隐”的分别等几个方面。第五章是对创作论部分的隐喻系统分析,最重要的是刘勰《附会》篇提出的人体隐喻系统。刘勰提出文章写作要注重“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本文分别对“情志”、“神明”、“事义”、“骨髓”、“辞采”、“肌肤”等范畴进行分析,然后指出各组比喻之所以发生认知隐喻的原因。第二节则讨论了其它几个通过实体隐喻形成的创作论术语,如“镕裁”、“檃栝”、“司契”。文章的文辞通过文字的具体形态呈现,然而文章的文意、内容却是抽象的,如何把这些抽象的事物表达出来,刘勰通过这些实体隐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创作的过程。第六章讨论风格论部分的相关术语,包括“奇正”、“华实”、“隐秀”、“圆通’等。这些术语除“圆通”外都是呈相对意义出现,却不是绝对对立。相反,《文心雕龙》中谈的正是如何在这些相对的风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调和,实现“执正驭奇”、“舒华布实”、“旨味深远”的同时又“秀挺于篇”。第二节是在第一节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术语的特点,不但古代文学创作追求一种不可言说的抽象之美,古代文论术语同样如此。最后第七章为本文结语,总结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果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列出本文诸多不足之处和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厉运伟[7]2013年在《象思维的诗学转换》文中认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所具有的动态整体直观的思维特征和原发创生的文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和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灵魂，及其外在的精神风貌与特征。从横向上看，象思维具有融通浑一性、整体直观性、充盈流溢性叁个本质特征；从纵向上看，象思维在历史上存在着巫术的、哲学的、诗学的叁种基本历史形态，并先后经历了由巫术形态向哲学形态、由哲学形态向诗学形态的两次历史转换。其中，《周易》作为象思维形态转换的“中转站”，在两次转换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象思维的诗学转换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实现的。具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相会和玄学思潮的盛行构成了象思维诗学转换的第一重语境——思想文化语境；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无之辩、认识论意义上的言意之辩、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形神之辩，以其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作用，构成了象思维诗学转换的第二重语境——哲学思辨语境；魏晋时期重性情和南朝时期重声色的文学创作追求与实践，构成了象思维诗学转换的第叁重语境——文学创作语境。这叁重语境，由外而内、由远而近、由宏观而具体地影响着象思维的发展衍化,构成了象思维的诗学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历史环节与历史动因。象思维的诗学转换的实现，以《文心雕龙》的出现为标志，在理论上呈现为《文心雕龙》思维方式对《周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挥。其中，在思维中介上，表现为彰显“天地之心”的诗道之象对“弥纶天地之道”的易道之象的转换；在感知模式上，表现为“联类不穷”的诗学感知模式对“感通天下”的易学感知模式的转换；在运思方式上，表现为“神用象通”的诗学运思方式对“观物取象”的易学运思方式的转换；在原象体验上，则表现为“风清骨峻”的诗学原象体验对“刚健笃实”的易学原象体验的转换。同时，《文心雕龙》的象思维方式，并不是对《周易》象思维的直接挪用；作为一种新的形态，象思维的诗学形态也具有不同于其哲学形态的新特征。象思维的诗学转换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从其理论意义上来讲，它标志着中国诗学本体论的初步建立。它推动了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独立，创生出一大批具有深度理论内涵的诗学范畴，它继承了《诗》的诗学精神和《骚》的诗学精神，弥合了“言志”说与“缘情”说的界限，从而把诗人的情志提升到一种新的高度。从其现实意义上来讲，象思维的诗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尤其是唐代文学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特别是"神用象通”、“风清骨峻”等诗学主张，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
徐军义[8]2016年在《“象”与中国文论范畴生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象”概念为中国文论元范畴,“易象”和汉字是中国“尚象”文化特有的生命符号,在“天人合一”文化语境下,它内蕴了物之理与人之性,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交融的重要领域。“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不同时期的文学实践,生成了诸多与“象”相关的概念、范畴、原理和命题,它们具有原生性和本土性,是“象”对不同时代艺术问题的回应,也是构建和体现中国文学品格的重要内容。“易象”奠定了中国“尚象”文化传统,是中国象思维成熟的标志。《周易》“观物取象”的创造原则,形成了“以象示象”“立象尽意”的表达方式,启发了人们对“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的生命探索。汉字以“象”为本,它面向生命、凝固生命、启发生命、表现生命,它以强烈的感性特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汉字的普遍性、广泛性和连续性使用,落实和强化了中国“尚象”文化精神。“易象”和汉字对中国文论的知识构型与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艺象”如“易象”是中国文学理论根深蒂固的观念。“易象”推动了“艺象”的形象创造,“艺象”体现了“易象”的文化原理。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汉文学创造的工具,也是“艺象”的生成与落实,不同时期的“艺象”实践创造了以“象”为词根的诸多概念、范畴,它们既是这一时期艺术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象”范畴的历史延展与时代创造。这些概念具有前后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是中国文学生命品格的体现。绪论以中国文论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发展中“失语”现象及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为平台,审视和反思“象”范畴的研究得失,提出“象”与中国文论知识创造的研究问题。第一章提出“象”不仅是中国文论发生的基元,也是中国文论构成的主要线索。以文字诠释,文献旁证,意义阐发的方式探索“象”的生命意蕴。“易象”、汉字和汉语文学是“象”文化原理的具体落实,它们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象”及子范畴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是创新中国文论知识生产、构建民族文论体系的重要方法。第二章以“象”的知识构型为中心,结合“易象”和汉字文化原理,围绕“意象”“兴象”和“意境”叁个具有标志性的子范畴进行研究,发现“象”范畴在中国文学实践中所具有的摹仿创造、审美表现和人生体验作用。第叁章以“象”的知识创造为中心,提出“观物取象”、“感”物生象和“味”物化象是“象”范畴知识创造的基本路径。它以观、感、味为核心,构建了仰俯体察、感而遂通、体用一元的知识创造方式,形成了“以象示象”“立象尽意”的表达模式,生成了“象外之象”“象外之境”的审美空间,体现了中国文论知识创造的主体性、理论构建的辩证性和概念创造的互文性特征。第四章以中国象思维为中心,提出中国象思维是原始思维的历史延展。“易象”是中国象思维成熟的标志,汉字是中国象思维的落实与发展。以“易象”和汉字为基础,中国象思维显示出符号性、象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特征。中国象思维与民族文化的知识创造与形态构型具有密切关系,它与形象思维、概念思维有联系也有区别。结语以“象”与中国文论知识生产创新为中心,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裂变构成了“象”范畴发生的新语境,而20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经验为当代文论创新提供了新启示。另外,中国“原道”的知识生产场也在当代有了新延续,“象”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符号,是传统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是中国未来文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王晓军[9]2012年在《《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文中研究表明在de Beaugrande&Dressler（1981）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并尽量保持《文心雕龙》文本的原有思路，本文构拟了综合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包括篇章的组合性成分：合语境性（第叁章）、意向性和可接受性（第四章）、认知性（包括隐喻性）（第五章）以及互文性（第六章）；以及这些成分与篇章的调节性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按照程序法，每章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各章既专注于讨论《文心雕龙》篇章语用学思想某一具体方面，又十分关注它与篇章语用学框架中其他要素的关系，力图以研究合力凸显该着作“体大思精”的“体系性”。《文心雕龙》的语境思想涵盖语境组合观和语境综观。前者除了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还应该包括言内语境。言内语境，属于语言语境，在以往研究中备受忽视，体现为语层论，其中，“直接语境”和“间接语境”的概念较之弗斯和王初明等国内外研究者更为明晰、全面。语境综观不限于语境本身，展现出非纯粹语境的一面，亦不局限于静态语境，重视言语活动中的动态语境。非纯粹语境论可归因于刘勰的征圣、宗经思想，而动态语境既指语境是语用过程中的动态变量，又指语境构成因素的情境变异及其语用效果；既指语用主体对言语交际诸因素综合体的认知状态又指言语交际中主客体的交融过程。《文心雕龙》的“义生文外”思想以“隐秀”观为核心。“隐秀”具有一体两面的理论特质，是刘勰鲜明的篇章语用观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以篇章的可接受性为准绳的。de Beaugrande&Dressler（1981）在调节性原则中提出适切性（appropriateness）标准，其着眼点是当前情境与篇章的关联性，并据此判断参与者的加工难易度和深度，但这条标准比较笼统。刘勰提出作为适切性具体手段的隐秀观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有力补充。依据篇章的意向性、可接受性等标准，“义生文外”、“言外之意”和“会话含义（implicature）”等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不可无条件地等同使用。随着篇章语言学的认知转向，篇章语用学研究离不开认知视角。《文心雕龙》的语言认知思想体现在“组句”和“成篇”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春秋笔法”的认知机制（也包括刘勰的某些隐喻思想），后者则集中体现于他的比兴观。“春秋笔法”的文化心理顺序象似性是对PTS理论的有力反拨和有效补充，而语义框架思想所负载的浓郁文化观是刘勰篇章文化语用观的有力见证。《文心雕龙》的隐喻类型突破了学界当前对隐喻的分类，其工作机制既凸显了隐喻的认知、情感双重功能，也揭示了隐喻创造新意义、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的认知作用。《文心雕龙》的互文性思想体现在《事类》篇对显着互文性的阐述和《体性》篇、《定势》篇对组构互文性的分析，其隐喻互文性、互文性隐喻、篇章隐喻以及篇章衔接等概念密不可分，共同指向篇章性。同刘勰的语境观一脉相承，他的文化互文性思想体现在篇章对社会主体的社会定位上，并依据语篇和历史的关系，将其划分为微观历史互文性和宏观历史互文性。《文心雕龙》的互文性范畴具有高度的向心性，与可接受性、认知隐喻性、连贯性、情境性和意向性以及适切性等篇章性标准密切相关。透过研究框架，可以发现刘勰的篇章语用学思想内涵丰富，它既研究语言又凸显文化语境及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既研究动态的言语活动过程，又研究篇章内在的语言认知机制；既涉及西方篇章语用学的主要范畴，如语境、意向性和可接受性、互文性等，又将它们与隐喻性及其它认知要素、语言的意义要素等的关联性纳入讨论的范围。正是这些概念之间彼此关联并形成循环，才构成了《文心雕龙》独特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体系。
戴文静[10]2018年在《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文论的译介与研究成为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针对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龙学研究进行跨学科的再研究。本文以《文心雕龙》在《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中的落选,这一学界热点问题为研究起点,紧扣“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这一“主体”;以“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概况”、“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译介中的误读与悟读”、“北美龙学的研究”及“反思与展望”为“五面”。宏观勾勒与微观论证相统一,纵向历时梳理与横向个案研究相结合,围绕以上“一体五面”展开分析和研究。通过梳理《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及研究谱系;钩沉出翻译行为背后译者的身份归属;探寻中国文论英译策略;察析译介中的误读与悟读之处;考镜北美学界相关学术源流;阐释中西文论间的共核思想;寻绎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合理路径。本文首先对《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及研究谱系进行了历时梳理,发现北美《文心雕龙》的传译已从早期的“译介为主、研究为辅”走向了“研究为主、译介为辅”的阶段。此外,通过对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的相关数据收集及统计,本文发现《文心雕龙》传译进程中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即随着中西文论间交流的不断深入,其阅读人群和传播范围已开始摆脱精英小众化路线,从传统大学、研究机构逐步深入到北美各国的主流社会中去,并在大众群体中传播开来。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文论外译的译者身份及翻译策略。提出译介过程中应充分观照“人”的主体性,提倡“译者学者化”的研究思路,并指出中国文论译介的译者身份应为学术型和评论型译者,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翻译策略是中国文论外译的应有之义。译者在译介的过程中应挖掘、生发、开拓,遵循文化传播规律,撷取具有中西普适性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并对其进行编译、重写、阐释、对比和推介,这要比浅显的翻译方式更易于被异质文化区域的读者接受。译介过程中存在着不合理的误读与富有洞见的悟读,本文运用文学阐释学理论,以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为推手,系统梳理《文心雕龙》的书名、核心术语及隐喻的英文表达,通过探析外裔译者和华裔译者的误读与悟读,探赜他者误读与悟读张力背后深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诗学的入思之路。研究发现外裔译者的社会性更强,他们更愿选择归化的翻译方式,更看重语言的修辞作用;而华裔译者在语言和结构的把握上相对更为精准,更看重译语的艺术表达。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是消解误读走向悟读的正确途径。北美的龙学研究和北美的《文心雕龙》译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文在北美龙学的研究部分,选取北美学界讨论最集中的叁个维度,即文学的起源—文道说、神思—风骨论、情采—比兴说,从文学起源的本质论论述到文学创作及修辞论,结合原典系统阐析北美龙学研究的精要,并从研究路经、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范围叁个视角分析了北美龙学的研究特点:其一,北美学界的研究从文本内部的理论阐释开始到如今的专题论述,视域逐步开阔到中西文论的宏观比对分析。其二,北美龙学研究主力为华裔汉学家,当今龙学在北美的传播与发展与他们密不可分。其叁,北美学者主要关注形而上文学思想及形而下创作修辞论。较少关注文类和文学鉴赏方面的理论,且研究以单线散点的表现形式居多,宏观阐发方面有待突破。与此同时,本文指出北美龙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即“察异—质疑—汇通”和“趋同—肯定—汇通”,本文对后者进行了肯定。并提出在展现中国传统文论特色的同时,应借镜于西方研究,用客观辩证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有效的现代性转换,努力尝试将文论中的“不同”化为“互补”,开阔中西比较诗学的视野,为跨语际、跨文化诗学研究提供典范。通过反思与展望,本文回归到为中国文论“走出去”探路的旨归。解构译介与研究这两大主题间的相互关联性;发掘其内在义理体系;并对中国文论异质文化区域的经典重构、“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基本路径以及国别文论与世界文论等重要问题,自下而上地进行学理性探索。本文提出“译”、“释”、“介”、“研”四位并举、协同发展的路径:“译”、“释”是从语际层面而言,合理构建“学术型”和“评论型”的译者身份,采取“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中国文论译介策略;“介”、“研”是从跨文化传播路径层面而言,立足本土特色文论主体,结合时代语境阐扬传统文论,在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和深入对话中,建构具有中西文论间性的现代文论。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是极具现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中国文论世界化要把握“守正创新”的原则。“守其传统”,在传统文论的基础上不断地生发和丰富原有的理论根基,深刻认识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展开中西文论间的理性对话。与此同时,“开拓创新”,将译介与研究有机结合,通过他者镜像与译者阐释,不断丰富“创新”内涵,使其与现代文论相融合。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论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助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文心雕龙》之深层思维研究[D]. 郑礼炬.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D]. 杨倩. 山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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