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科学思想的学科概念、学术体比较与现代影响
祁志伟1,2
(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2.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2)
摘 要：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自1962年出版以来，带来了科学革命历史性的巨变，如今“革命”的内涵已经远远逾越了其最初设想的范围。研究萌芽于自然科学，成熟于交叉科学，全盛于综合科学。学界对于库恩关于“范式”与“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提法颇为关注，并逐渐被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量引用，虽有质疑声与批判声，但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进展受此积极影响的事实不容置疑。文章基于库恩及其《结构》的主要思想，对库恩科学思想的学科概念、学术体比较以及现代影响三方面进行解读，以期为未来理论学科与实践科学研究做规范化和知识性的积累。
关键词： 学科概念；范式争议；学术体比较；现代影响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自1962年出版以来，作者常提及书中的经典案例，尤以十九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掀起的革命最值得与世“对话”。然而55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正如库恩所言：“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1]这正是历史留给当今科学家和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议题。“《结构》或许更相关于科学史上已过去了的那个时代，而不尽然是今天被实践着的科学”[2]。伊安·哈金在《结构》的导读部分着重审视了“结构”与“革命”的关系，再次将著作中“常规科学”“解密”“范式(后来为范式转换)”“反常”“危机”“革命”进行了序列佐证。这些概念系统地构成了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其核心观点历史性地引起了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评价结果褒贬不一。当然，《结构》中“范式”一词的提出到《对范式的再思考》，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提出者与使用者之间关于科学概念挑战与质疑的博弈持续不绝，然而其成就了学术界对于全域科学范式研究的恒久话题。
《结构》思想开端于科学研究，但库恩本人并不认同“存在着一种完全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自然界的陈述”。[3]“尽管《结构》对于当时的科学史学家共同体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其更为持久的效应，却体现在科学哲学，以及公共文化方面。”[4]从1962年至1987年，《结构》总销量已接近65万本，[5]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引用率居高不下，真正地改变了科学研究的固有模式和视域。库恩及其《结构》思想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存在着，历史性地改变着科学的形象，承载着对现代社会科学卓越的影响力。《结构》思想在国内科学与学术界的地位颇受推崇，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翻译版(第一版)于2003年1月正式发行，最新版本(第四版)已于2012年11月发行。从检索数据来看，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论文研究数量就达到600多篇(1964年-2017年)，2006年以来，国内学者相关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呈陡势增长趋势。综观近55年来的相关研究，学术理论界在科学研究方面已达成基本共识，但《结构》并没有过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自此之后，社会科学的相关性研究开始萌芽，并导致了当今所谓的“科学研究”。[6]学术界对该著作的认同并非是因为它阐明了科学的本性，而是因为其中的主要论点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的领域。[7]对其思想性遗产的现代解读主要体现在学科概念的现代性解释、学术思想同构性比较以及科学评价三方面。
一、学科概念的现代性解释
《结构》一书的主要困境集中于“范式”的概念解释与讨论。类似数学和天文学这样的自然科学领域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坚实的范式，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向我们再次证明，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8]而“范式”与“不可通约性”二词的提出仅仅是科学界和学术界争讨的一个始端，以其为引领的其他学科概念后期逐渐被介入并产生学科影响力，正所谓“概念聚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纷争才刚刚开始。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前两个报道均通过引用第三者的看法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自己的观点，第三个报道注明消息的来源，这就使话语显得更客观，提高了报道的可信度和可接受性，使报道易于被受众所接受。
(一)范式及其变迁
库恩认为“范式”的变迁是一种非积累性的间断点的过程。其本人在早期也提出可以用“类比”和“范例”来替代“范式”，而《结构》导论部分提到的英国学者Masterman在列举了书中“范式”的21种用法后，提出了关于“类比”一词的意涵质疑，表示“范式”的提出和使用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也就是库恩后来有必要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做出的回应。“范式”一词及其理论变迁在诸如公共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即库恩范式理论分析视角下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尼古拉斯·亨利、简·莱恩、查尔斯·J·福克斯、米勒、罗森布罗姆、沃尔多、奥斯特罗姆以及欧文·休斯等提出的范式演变类型，五范式、四范式、三范式、二范式论等。[9]国内学者唐兴霖、陈振明、杨宏山、丁煌等以历史和时间节点作为“范式变迁”的研究分类标准，主要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三范式论为主。后来学者对于库恩“范式”概念的解读与应用几乎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理论意义上衍生出的外在表现形式无不以库恩最初“范式”的概念为基础。一定程度上，正如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差异性”与“齐一性”原则所指，库恩后期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中关于“范式”的回应，也正好说明了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发展的弊端或缺陷。实际上，库恩“范式”提出的背景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他本人也切身体会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关于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问题在于两类学者对于该问题的态度表现不一致，即存在“差异性”，因此，库恩范式正是解决这种差异的弥合剂。
“范式”的流行经历了循环往返的变迁过程。“范式”首次被库恩提出并赋予其“范例”之意蕴，在后期的学术研究共鸣中曾饱受争议，甚至也有学者从整体与局部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也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分别包括符号概括、形而上学范式和价值，但科学界对此概念理解的疑惑仍未解除。他承认，“对这个词已经失控”[10]，他期望能够在尘埃落定后重塑辉煌。对于“范式”的现代性解释，库恩本人也没给出确定性的答案，而上文提到的英国学者所罗列的21种解释也仅仅是外界的解读罢了。其在“范式”与“共同体结构”的比较中仅仅是阐明了这两者的交集所在，并指出两者的共性在逻辑上不存在错误，但不排除二者之间存有差异性。探讨科学的共同体结构，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认真地对待它。库恩关于“范式”的变迁与概念解释历经认识层面的多重考验与实践检验，最终在后记中再次提到“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内容”。[11]提出概念、质疑概念、回应概念到重申原概念，结合认识论视角来看，其的确完成了“范式”概念在认识方面的理论碰撞并得以持续性存在。当今社会科学界对于范式的应用其实质亦“范式”再次回到原点最好的证明，即“范例”。萌生于自然科学的观察，争讨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得益于交叉学科的实践，“范式”的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皮克林认为，“库恩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时间引入范式之中，从而把常规科学看作是某种动态的东西，在时间和历史中变化的东西”[12]。也就是说库恩的“范式”变迁其本质上是颇多理论争议之后的升华和多学科实践检验的结果。
(二)不可通约性解读
(1)皮克林对库恩“范式”与“不可通约性”的批判
比如《变色龙》十一、十二小节都是介绍变色龙捕食的，可否删掉第十一小节呢？学生激烈地讨论，都认为不能删，但是为什么呢？当学生陷入学习困境时，老师点拨：这两小节从不同方面介绍变色龙捕食：眼睛的构造特点与捕食过程。如果删掉十一小节，作者的介绍就显得单调、浅显。通过朋加沙的语言介绍补充了“我们”看不到的变色龙眼睛构造特点。这两小节相辅相成。
首先，不可通约性表现在标准上。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候补范式所应解决问题的清单看法不同。总体来说这些理由已被描述为革命前与革命后的常规科学传统间的不可通约性。[14]以化学界“燃素化学”到“拉瓦锡化学”的发展为例，仿若物理界转变到了牛顿范式一样。库恩认为这不仅损失了问题的机会，也失去了已有的答案。正说明科学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看待常规科学问题的标准也不同。
其次，两种科学之间的语言学要素不同。库恩认为新范式由旧范式产生出来，所以它们通常收编了许多传统范式以前使用过的词汇和仪器，既有概念上的，也有操作上的。新范式很少应用借来的要素，因为新范式中的词汇、概念和实验彼此间有一种新的概念。[15]两种传统科学范式的最大不同表现在语言学的借用与重构方面，当新范式中融入旧范式的语言要素，并非“新瓶装旧酒”的关系，也并非预先设计好的那类通约形式，而是彻底的颠覆与重建过程。因此，两个相互竞争着的学派不可避免地会存有言语误解。库恩以哥白尼为例，分析了不同学派关于哥白尼地球“运动”与“静止”的纷争，以此说明范式中语言要素的不可通约亦会导致学派交流孤立或停歇现象的发生。
最后，范式转换过程中竞争着的对象开展着不同的事业。科学与世界固有的复杂性与包容性让不同工作中的科学家所注意到的事物并不相同，这些事物间彼此关系也不相同，这是一种难以证明的定律，而这正是库恩提出的事物间的不可通约现象。要想彼此间能完全、有效沟通来描述科学世界的发展，就需要范式转换，而恰恰这种转换正如格式塔转换一样，要么彻底变化，要么保持不变。普利斯特、开尔文等例子，尽是表达了科学家“惯常”的这类思维模式。
(三)库恩观点的再思考与外来批判
1.概念“替代性”再思考
“范式”的真实涵义要从概念提出的背景来看：库恩在20世纪中叶在学科共同体研究中发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共同体在关于科学问题的本质与方法方面的具体反映存在巨大的表现差异。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原先的理论假设并不成立，即自然科学家关于科学问题并没有比社会科学家更持久，更有耐心。为了探究这种差异的存在，他本人在后期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并赋予其“两大特征”和“四组承诺”：
特征一：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
特征二：它们必须是开放性的，具有许多的问题，以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16]
库恩在《历史的作用》章节中写到，在第二章《通往科学的革命之路》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学科都来自于科学观察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并且全都与科学观察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大致相容，这些学派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18]库恩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不可通约性”不完全是来自于方法的实效，而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
库恩在《结构》中试图采用“学科关系与界限”来回应外界科学究竟何物的问题，“范式”与“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提出刚好是用来回应这个问题的有效步骤。从科学发展的实践与《结构》思想中可以看出，“科学关系本身也包含三层内容：科学传统内部、科学传统之间以及科学传统外部；维特根斯坦根据语言游戏的关系在使用过程中也产生了三层关系：语言游戏外部、语言游戏之间以及语言游戏内部”[27]。这说明库恩本人在回应科学概念时也是从传统，常规和革命的逻辑视角来进行解读，吻合科学革命发展模式的基本范畴。维特根斯坦从哲学与生活契合的视角分析了语言与语用规则的基本外延和理论意义。二者在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共性的思维模式，即核心概念的解释离不开著作原有思想的基本范畴。再者，《结构》中的话语符号“范式”与“不可通约性”恰好能从《哲学研究》中找到对应的话语符号，即“阶段”与“翻译空缺”，这也算是库恩与维特根斯坦不同语境下话语符号的共性写照。
四组承诺：分别是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论承诺。[17]
综观库恩关于“范式”提出的背景、两大特征和四组承诺以及提出“不可通约性”的背景和内涵，可以认为“范式”与“不可通约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这里的“某种程度上”指的是在新事物完全战胜旧事物之后，或者说是“革命”之后。“范式”强调的也是新事物的出现以及绝对的推动者与维护者思维模式，也可以说已经摒弃了旧有的框架，重建新研究领域的过程；而“不可通约”作为一种词项，也是引起科学革命的关键因素，重新看待新世界和新事物的一种新型话语体系或符号，二者可以互相取代。库恩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中曾以整体和局部方法解释了“范式”观点，结合他本人后期在燃素论中提出的“燃素”“要素”“元素”以及“时间”“空间”“质量”等局部不可通约观点，都是以整体突现的形式出现，差异不止于概念，还在于构成体系的不同，那么也可以说明两者间具有替代性。当然，要是从著作中Masterman关于“范式”的21种用法来看，或者是库恩在文中以“整体”与“局部”的解释来说明“范式”的概念，这些都属于范式优先性的用法变迁。
2.外界对库恩观点的批判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最早的本意为“无共同量度”(no common measure)，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一个数学用语，用以表示边长与对角线之间的不可通约。库恩与保罗·费耶阿本德于20世纪60年代共同提出了“不可通约性”一词，并一度惺惺相惜，互引同道。库恩“不可通约性”观点的提出，其引发的科学共鸣与批判声也从未间断过。《结构》中库恩在“强调相互竞争的学派或范式间的本质性差异时使用‘不可通约性’的”[13]，又以三个维度界定了“不可通约性”的基本观点。
地下水水量修复可以通过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方式得以部分解决。受水区地下水补给水源有雨洪资源、再生水和南水北调来水。受水区沿太行山前平原洪积扇区，是地下水人工补给和调蓄十分有利的空间条件。受水区内由于地下水超采，许多含水层疏干，形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地下水降落漏斗，这也为地下水储存和调蓄提供了空间（地下水库）。建设地下水库，不但可增辟可利用的水资源，调控地下水水位，而且可以腾出地下库容，增大降雨入渗，减少降雨径流流失，减少潜水蒸发，调节地表水、引黄引江水、土壤水和地下水，控制土壤返盐，防止渍涝灾害，改良盐碱地等。
库恩《结构》中“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基于理论意义上的分析视角，认为科学原理或理论发现，同样可以追溯到世界观的转变。这种“类似于克里奥人的‘交易区’，当两种非常不同的语言群体从事交易时，这种‘交易区’就会突现出来”[19]，这种不可通约性或许只能发生在由逻辑经验主义所设置的舞台之上。而皮克林在其《建构夸克》中同样采用了经典案例分析的模式，在关于物质世界中是否存在“自由夸克”论证过程中，物理学家费尔班克和莫柏戈借助具体实验的操作得出了相异的结论，皮克林认为库恩所谓的“不可通约性”观点具有狭义性和局限性，只是停留在认识层面的思想触碰而已，经不起科学实验的挑战和检验。
同样，皮克林对库恩关于范式之间不可通约性的观点也进行了描述性批判。库恩的基本观点认为新旧范式之间也是不可通约的，新范式的出现远不是一个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及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其改变了最基本的理论概括和范式的方法与应用，此过程中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会产生很大的交集，但不完全重叠。[20]皮克林根据粒子物理学的分析认为，新旧物理学之间的转换并非像库恩所说那样，即新物理学的范式就是对旧物理学的脱胎换骨，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这样说法从物质世界实验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提法。而实质上新旧物理学的革命过程中会产生交替边界，新范式与旧范式的博弈取决于新旧范式间力量的竞争和体制框架的瓦解速度。随着新范式的成型，其逐步取代旧范式的地位，此时新旧范式进入共生阶段的竞争发展范式。
(三)卡拉托斯关于库恩“发现心理学”的批判
综观学界对于库恩《结构》的研究，不同的研究主体持有不同的科学评价态度，这种现象套用库恩本人关于“不可通约性”标准的第三维度就可以解释，即不同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前文论述了库恩《结构》中系列思想性遗产中富含的创新性、可读性和开放性，这些特征曾经给学术共同体产生过非同寻常的思考，可谓20世纪60年代科学理论界发生的一次意义非凡的“脑地震”。时至今日，遗憾的是后人无法再看到他的新作，但科学社会界必须也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库恩关于科学革命发展的模式以及著作中极具思辨意义的科学论证，其无疑给现代科学的研究带来了难以量化的思考空间和研究启示。
甘薯黑痣病菌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赵永强，徐 振，杨冬静，孙厚俊，谢逸萍，张成玲（89）
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批判了库恩“发现心理学”替代“发现”的基本逻辑。他认为从《结构》的观点中，库恩没有以明确方式提出关于“发展心理学”的具体标准，仅仅停留在传统学科的代名词之上。西方国家部分心理学家支持拉卡托斯对库恩“发现心理学”的批判和质疑，他们认为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并非心理学史上的认知革命与行为革命，决不能以简单划分和重建形式说明其发展过程。在20世纪初期，心理主义能否在科学范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上构成常规科学，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诚然，以冯特和铁钦纳为代表的心理学史家坚持内省法为研究方法，非同义于布伦塔诺曾经提出的观点，因此，方法应用上的分歧决定了心理主义难以构成常规科学[22]，也不能提供一个推翻旧范式的新范式。
二、学术体思想同构性比较
库恩在《结构》中提出了以“范式”为核心的诸多新观点，同时，也指出了科学革命的发展模式，即传统科学→常规科学→危机→范式变革→科学革命。针对库恩思想出发点的基本逻辑，后期国内外科学家和研究者结合库恩及其《结构》思想分别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体视角出发，进行了思想同构性比较，以期获得对近现代科学发展更好的启示。
(一)概念同构性比较：库恩之“范式”与夏佩尔之“域”
库恩的“范式”作为一个阐明科学革命性质的信息体，通过概念、理论、工具与方法论途径实现对规则的承诺，是把常规科学与解密紧密联系起来的隐性工具。这类承诺与隐性工具构成了“范式”的一个研究基体，内容包括：科学概念和理论的陈述；对科学定律的再思考；正确操作科学仪器的方式；通过观察自然世界阐明科学理论。
夏佩尔认为“域”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体，应该在范围和内容上包括：信息间互相联系的结合体，信息体含有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以及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23]T·尼克尔斯认为夏佩尔“域”的张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阐明了“推理原则”的参考性作用；二是表明了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区别；三是“域”已然作为解释科学性质的概念工具，取代了旧的“观察与理论的界限”问题。[24]关于夏佩尔理论和库恩学说之间的关系。尼克尔斯认为:“由夏佩尔和我勾划的这种研究能有多大的作用,要看对库恩研究成果的吸收而定。库恩对历史的哲学研究完全能对我们关于科学及其方法的思想来一个‘转变’。”[25]
基于库恩“范式”与夏佩尔“域”的概念同构性比较来看，作为一种信息体，在关于解释传统科学如何通过概念工具转向科学革命的基本逻辑方面，二者在理论阐述与学科研究推理方面有思想同构的可借鉴之处。从传统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以“范式”和“域”的基本张力亦能够进行替代性解释和思想同构，虽在具体的界定和内容要素转换方面有差异，但其核心要义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科学思想同构性比较：库恩与梁启超学术思潮对话的共性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非积累性的过程，其发展模式经历了传统科学、常规科学、危机、反常、科学革命的过程；梁启超认为学术思潮是不断变迁的，“其经历了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同时亦为下一新思潮之启蒙期)、全盛期……”[26]。库恩与梁启超对科学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但却处处能表现出同构性的存在。例如，库恩科学革命的发展模式呈现了一种循环前进的“全新模式”，“新范式”不断取代“旧范式”，从低潮向高潮循序发展的过程中，只是其中的要素和体系要适时发生变化，类似于“W”型。反观梁启超关于学术思潮的变迁，从启蒙期到全盛期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循环前进模式，从传统低潮期迈向高潮期的过程，也呈现出“W”型。比较发现，二者科学思想的同构性可以从发展模式、历时阶段以及类型称谓等形式的互相替代中作进一步分析。
上午快八点的时候，宋市长的秘书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看到宋市长的专车还停在原地，也就不很着急，按惯例或开小车或骑摩托车或骑自行车鱼贯而行，不慌不忙前去镇里开会。哪里料到，一进入会场，宋市长已端坐主席台上，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大家匆忙就坐后，主持人就宣布会议开始了。
库恩在谈论“范式”与“不可通约性”概念时提出了“四组承诺”和“四项标准”，均提及自然、社会、文化和心理等要素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影响以及对信念的考量；而梁启超在关于清代文明社会的学科发展中也融入了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加以解释和说明。
比较发现，库恩和梁启超的思想能够在不同的时空内产生共性的对话。虽然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前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研究科学革命的发展模式；后者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研究历史学术思潮的变迁过程。但至少在科学思想的形式层面具有同构的比较性。
(三)话语符号同构性比较：科学发展模式与语言游戏
库恩《结构》中的科学发展模式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语言游戏”，尽管二者在研究对象上存有差异，但从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强调关系层面来看，二者在话语符号的指向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1）了解施工图纸，对施工工序进行优化。基于合同提出的具体要求，对工序进行尽可能的优化，各分部分项工程应考虑自身需要的资源，进行合理的施组设计，同时用横道图等形式进行表示，保证所有分项工程都处于可控状态。
此外，库恩笔下的常规科学即是解谜，谜代表了特殊问题(并非全部)的范畴，虽然内在价值不是一个谜的标准，但确信有一个解的存在却是它的标准。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从内在形式来看，虽不体现价值范畴的标准，亦不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解谜，而采用固有的“语用规则”，形式比较灵活，是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特殊“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内容。
谜——任何科学革命新范式与旧范式中皆有的产物，也是世界观转变的前提。现代社会的谜题也到处存在，科学领域也存在难以攻克的课题。例如癌症的治疗等类似这样的谜，很大程度上依旧无法用事先假定的“规则”来进行预判和处理。反之，也是因为谜的存在，科学研究共同体之间话语体系的解谜争讨才难以休止，这正是库恩思想性遗产的现代性影响力之所在。
三、科学评价及其现代意义
卡尔·波普尔的“假说”科学观，主张科学是依靠“猜想和反驳”前进的观点，且这种假说是可以被证伪的，其本人对库恩“发现心理学”持批判态度。《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科学研究中人们会受到共同体范式的转变与影响，如何更好地适应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则是一个类似于格式塔转变的心理过程。库恩对于革命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在卡尔·波普尔的反驳之后的又一个阶段。库恩本人将这两者的关系描述为“发现的逻辑抑或是研究的心理学”[21]。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科学革命，无论是回顾波普尔的“假说”还是库恩的“革命”，物质世界中生命科学进展带来的科学实践事实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归依于库恩最初的想法。
主成分分析是通过原有变量线性组合出新变量（即主成分）来反映事物发展的主要方向，该分析中4个轴上的特征值分别为0.363、0.169、0.124、0.082（表2），4个成分对样方数据的总累积贡献量为73.8%。前两个轴对物种变量的解释量最大，分别为36.3%和16.9%，可以作为主成分轴。
(一)科学评价：百家争鸣姿态
20世纪60年代至今，科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由“单一化”方向沿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前进，其范式核心也在适时转换。丰富多彩的世界让人们看到了世界存在的现实模样，这仿佛改变了库恩曾经提出的范式革命的图景，而事实上，这恰好是库恩“范式”思想的现实印证，客观世界的形式虽然有变化，但革命就是世界观的改变，也即人们看待自然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1)灾情信息缺失。由于通讯中断，信息无法迅速传递，外界无法及时获得即时的灾区信息。同时地震后常伴随大雨，导致无人机、通讯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无人机、卫星遥感、GIS等高新技术在救灾中应用的反应滞后。
科学界的百家争鸣，也正好回应了科学研究固有的本质，其要容得下一批人，甚至要容得下全部人的思考与质疑。库恩《结构》之观点和思想不乏有外界的质疑声和批判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其本人一向表现积极。从费耶阿本德关于“不可通约性”论题的抽身、到《对范式的再思考》，再到上世纪末期，三十年后，那些长期困扰他的疑难终于得以冰释。不可否认，库恩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与精神是非常值得认可的。皮克林曾经从库恩那里“闻”到了科学兴趣的味道，牛顿也曾这样评价：“库恩认为科学进步不是朝着任何诸如真理之类的事物接近；它仅是演化……说我们的科学‘现在为真，而千年之后为假’都是不对的，我们确实比以往更为接近地趋向真理，尽管库恩这样说，但科学就是在进步。”[28]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用来评价库恩《结构》思想的后期影响力也恰到好处。
(二)现代意义：思想交流与传递的推动者
库恩成名作《结构》开创了现代意义上历史性的学术争鸣之路。该著作出版已有50余年的历史，或许有些案例已经被读者忘记，但诸如因“范式”而引发的革命却仍为现代学者研究并引用，“范式”或许已经在某个时间内形成了其固有的场域。
当温度骤降时，饱水煤体内部水冰相变产生体积膨胀变形，使得煤体内部原生孔隙裂隙扩展、新生裂隙萌生，可以改善裂隙附近煤体的渗透率。加之，液氮温度升高汽化产生膨胀力(1 m3的液氮可以膨胀为696 m3的21 ℃纯气态氮)，进而促进钻孔周围煤体宏观裂隙和微观裂隙的扩展联通，增加煤层透气性，提高抽采效果。
马普学会的科研人员可以个人名义而不得以马普学会名义与第三方企业签订顾问协议，但不得在企业担任全职工作，视同兼职，雇员在外兼职要履行报批和信息公开手续。
科学研究无界限，《结构》思想及其后续的影响力可以充分说明，自然科学在操作台上为人们提供了思考的原型，那么，社会科学就是用来解释这种原型的外在体，二者相辅相成。库恩思想为后人揭开了隐匿在客观谜团中实际科学的另一面，科学史间断模型与科学发展模式的提出勾画出了跨世纪的思想交流与精神传递。对于库恩本人来讲，一种理论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引发争论才是有意义的。著作中“‘范式’也好，后来对之所做的种种正名也好，不是空洞的概念，不是玩弄词藻……这个概念有其实在的对应物。细看科学史，任何人都会感觉到有这么一种东西存在，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能很亲切地体验到个中精深微妙的意义。”[29]《结构》思想的引领从人性的最深处激发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历史性地解读并畅通了交叉学科概念间的沟通与交流。
结 语
20世纪之前的科学观问题研究主要围绕“逻辑经验主义”展开，包括“可证实”与“可证伪”等一系列观点。库恩《结构》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摆脱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困扰，融入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的外在要素，使得核心观点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正如库恩在《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中重申到“个人从效忠于一种理论转向效忠于另一种理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改变信仰”[30]。就此而言，库恩不失为一位“理性主义者”。
where Tais the motor torque to meet the actuator movement.Themaximumpowerrequirementequationoftheactuatoris
尽管库恩范式理论在科学认知研究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更应该看到库恩《结构》中思维模式的变迁和其他理论历史贡献。“库恩的范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观点和整体性方法在哲学上的反映，库恩首创周期性科学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把科学发展的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进化与革命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统一起来,这符合科学发展的某些历史事实,因而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31]。
“成熟的理论范式不是流行概念与术语的拼接， 而应该具有清晰而共同接受的概念、核心的研究主题以及不同层次的命题”[32]。库恩及其《结构》的思想超越时空的限制，由最初对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贡献，进而跨界并引发了现代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共鸣，影响力波及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语言学、政治学等。一方面，库恩范式理论成就了《结构》一书的理论图景，也唤起了科学研究多领域的广泛关注与多重疑问。即便说，“库恩的范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缺少开放式驻足点这样一种涌现的时空维度，也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还处于新康德主义的框架之中”[33]。但另一方面，正如外界所言，库恩开启了“后实证主义”，完全颠覆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然而，他却保留了许多逻辑经验主义的预设，在其人生最后的生命中，可以说他依然致力于对科学语言逻辑句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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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Science ,Comparison of Academic System and Modern Influence on Kuhn -Comment o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QI Zhi-wei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China ;2.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The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ublished in 1962, it has brought about a historic chang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now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volution has gone far beyond its original scope. Research begin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matures i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s flourishing in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academic "structure" in the book "paradigm" and "incommensurability" concept was quite concerned and gradually by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 large number of references. Although there are doubts and criticism,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gress of modern discipline research is undeniable. Based on the main idea of Kuhn and his "Structure", the article interprets Kuhn's scientific concepts, academic comparisons, and modern influences in order to mak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uture more standardized and knowledge-based.
Key words :disciplinary concepts; paradigm disputes; academic comparison; modern influence
收稿日期： 2018- 11- 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及提升途径研究”(15AMZ003)
作者简介： 祁志伟(1987-)，男，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新疆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3-0029-07
(责任编辑：邓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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