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阻卜与鞑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鞑靼论文,再论阻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阻卜”与“鞑靼”，是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它凝聚着几代中外学人持久不衰的学术兴趣，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辽金时代蒙古考》一书，几乎成了讨论“阻卜”与“鞑靼”问题的一部专辑。（注：史卫民编：《辽金时代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刊行，1984年。）遗憾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中，几乎听不到辽金史研究者的声音。我相信，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毕竟还得依赖于辽金石刻材料的发现以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的解读。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进行的一次尝试。
一
最早将阻卜与鞑靼联系到一起的是晚清学者高宝铨。早在20世纪初，高氏首发阻卜之覆，指出《金史》之阻
就是《元朝秘史》之塔塔儿（即狭义之“鞑靼”）。（注：参见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卷1第52节、卷4第132节，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受他这一见解的启发，后来松井等、箭内亘、白鸟库吉等几位日本学者进而怀疑辽金时代的阻卜与唐宋时代广义的鞑靼实际上都是室韦系民族的异称，但同时他们也都对鞑靼为何被称之为“阻卜”感到迷惑不解。（注：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册，1915年；箭内亘，《鞑靼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5册，1918年；白鸟库吉：《室韦考》，连载于《史学杂志》第30编第1、2、4、6、7、8号，1919年，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直到王国维《鞑靼考》一文发表，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王文的论点主要有二：第一，认定《辽史》之阻卜及《金史》之阻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鞑靼，并谓蒙古人讳言鞑靼，故元朝史官将辽金史中的鞑靼一词删改殆尽；第二，关于阻卜一词的来历，王国维提出一个他自称为“极武断、极穿凿”的假说：阻乃鞑靼二字之倒误（后又省作阻卜），且非无心之误，而是元朝史臣的有意误写，也就是说，辽金时代根本就没有阻卜或阻之称。（注：王国维：《鞑靼考》，初稿发表于《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1926年；修订稿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后收入《观堂集林》卷14。）
王国维的这篇文章激发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浓厚兴趣，单就阻卜即鞑靼的命题而言，人们大都表示认同，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徐炳昶在30年代初著文反驳王国维，题目就叫《阻卜非鞑靼辨》。（注：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已收入《辽金时代蒙古考》。）王国维的结论在当时之所以让有些人质疑，原因就在于他的论据全都来自于传世文献，缺乏他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还只是一种推论而已。
在王国维《鞑靼考》问世20多年之后，经他力倡的阻卜即鞑靼说终于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1952年，蔡美彪先生发表其成名作《辽金石刻中的“鞑靼”》，根据他从《辽道宗哀册》中发现的有关鞑靼的文字，与《辽史》道宗一朝阻卜叛乱的史实相比勘，证明《辽史》所称阻卜正是《道宗哀册》所称鞑靼；另外他还发现，金《完颜希尹神道碑》所述平耶律余睹之叛，其中涉及鞑靼的记事，辽金二史的《耶律余睹传》或者加以删略，或者改作“边部”，王国维提出的“避讳”说也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佐证。（注：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国学季刊》第7卷第3号，1952年12月；已收入《辽金时代蒙古考》。此文曾以《辽金石刻中之鞑靼》为题，首先发表于香港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的《学原》第3卷第3、4期合刊，内容略有出入，但大陆学者很少有人见到过这个版本。）至此，阻卜即鞑靼说基本上已成定论。
关于“避讳”说，还可以补充一条新的证据。1980年在北京丰台出土的金《乌古论元忠墓志》，有“（大定）十五年，达靼款□（塞？）贡献，诏公往领之”一段文字。（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附录，《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3年，第70页。）不巧的是，今本《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五年约脱去一页，正月至六月不著一字，故此事不见记载；但《金史》卷120《乌古论元忠传》有曰：“（大定）十五年，北边进献，命元忠往受之。”墓志中的“达靼”字样，到了《金史》里就被改作“北边”，显然也是有意为之。这与《金史·耶律余睹传》改“鞑靼”为“边部”如出一辙，都是元朝史官刻意回避鞑靼的实证。
但元朝史官为何要刻意回避鞑靼一词，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这是因为“蒙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故讳之尤深”。这种解释过去曾被学界视为定论。近年蔡美彪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他发现在元代的汉语文献中（包括皇帝诏旨、官府公文、通用辞书、民间曲文等等），指称蒙古的“达达”一词屡见不鲜，毫无避忌，可见“蒙古人讳言鞑靼”的推测是没有根据的；元朝史官所修辽金史之所以尽量回避“鞑靼”字样，可能是出于避免读史者将鞑靼与蒙古相混淆的考虑。（注：蔡美彪：《元代文献中的达达——读史笔记》，《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国维的第一个论点，经蔡美彪先生半个世纪的求证，最终得出了妥帖的结论。称蔡氏为王观堂之功臣，似不为过。
二
自王国维《鞑靼考》问世以来，尽管多数学者都认同阻卜即鞑靼的见解，然而对于王文的第二个论点，即辽金史中的“阻（阻卜）”字样为“鞑靼”之有意倒误的说法，却从来无人肯于苟同。（注：最早对王文发表评论的伯希和就直言其“倒误”说根据太不充分。见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通报》第26卷，1929年；汉译文收入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931年，王静如先生在《论阻卜与鞑靼》一文中指出，赵秉文《进章宗皇帝实录表》有“孽宋增币以乞盟，阻革心而效顺”之语，（注：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0。据《金史·宣宗纪》，《章宗实录》成书于兴定四年（1220）九月。）可证阻一词金代已自有之，必非元代史臣所改。（注：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年4月。）不过他举出的这条证据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因而遭到唐长孺先生的质疑：“元人既能够删改辽金史旧文，也何曾不能窜改《滏水集》。”（注：唐长孺：《记阻卜之异译》，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29期，1947年5月16日；收入同氏《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此言确实不无道理。《滏水集》虽系赵秉文本人亲自编定，（注：杨云翼作于元光二年（1223）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引》，谓赵秉文“近日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云云，见《滏水集》卷首。又《归潜志》卷9称赵秉文“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但据元人苏天爵说：“赵秉文文集乃国初刻本，亦多回护，民间恐有别本。”（注：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可见此书刊行已在元初。单凭这样一条史料来反驳王国维的“倒误”说，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于是学者又致力于寻找新的证据。在苏轼的一篇奏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北虏近岁多为小国达靼、术保之类所叛，破军杀将非一。近据北人契丹四哥探报，北界为差发兵马及人户家丁往招州以来收杀术保等国……”（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册，第1033页。）唐长孺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术保”就是阻卜的异译。（注：见前揭唐长孺：《记阻卜之异译》。）这一判断应该是可信的。苏轼此文写于元祐八年，即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而北阻卜磨古斯之叛辽，正好就是在这前一年的十月。（注：见《辽史》卷25《道宗纪五》、卷70《属国表》、卷94《耶律何鲁扫古传》。）
与此类似的材料其实早有发现。《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传》曰：“行兵御众，后尝与谋。太祖尝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白鸟库吉认为，此处所谓“臭泊室韦”，当即《辽史》习称之阻卜。（注：见前揭白鸟库吉：《室韦考》，《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第468—469页。）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史料原是出自宋代文献。《资治通鉴》卷269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述律后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常预其谋。阿保机尝度碛击党项，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胡注曰：“黄头，室韦强部也；臭泊，室韦以所居地名其部。”这条史料还见于《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传》，文字也大同小异。由此可以推断，上引《辽史》当是源于《契丹国志》，而《契丹国志》则取自《通鉴》。总而言之，即便“臭泊”一词确系阻卜之异译，也是从宋代文献中辗转移植过来的。
还有一条宋代文献中的材料也曾引起学者的注意。李攸《宋朝事实》卷20“经略幽燕”门，谓契丹之西有“珠尔布固番、游猎国、沃济国、室韦国”等等，周良霄和余大钧先生都认为此处的“珠尔布固”应是清人对“术不姑（阻卜）”一词的改译。（注：周良霄：《鞑靼杂考》，《文史》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今本《宋朝事实》系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中的契丹语词多已改译。问题是，据号称钦定的《辽史语解》卷3来看，“术不姑”理应改译为“珠巴克”才对，而“珠尔布固”一词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又仅此一见，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四库全书中的辽金元人地名之改译实际上是相当随意的，馆臣若将《宋朝事实》里偶一见之的“术不姑”随手改译为“珠尔布固”，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从宋代文献里寻找间接的证据之外，人们当然更希望从《辽史》中获得比较明确的线索，以证明“阻卜（阻）”一词不是出自元人的杜撰。唐长孺先生首先指出，屡见于《辽史》的术不姑就是阻卜的异译，因为他发现《辽史·部族表》和《属国表》有几处涉及术不姑的记载，在帝纪中均作阻卜。（注：见前揭唐长孺：《记阻卜之异译》。）“术不姑”一词，在《辽史》中有直不姑、直不古、述不姑等异译，（注：据《辽史》卷46《百官志二》“北面属国官”条载：“术不姑国大王府。亦曰述不姑。又有直不姑。”周良霄《鞑靼杂考》谓末句之“又有”当为“又曰”之误。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一文认为，若谓“述不姑”为术不姑、直不姑的同名异译，实在让人很难理解，这大概是有人误读术不姑之“术”的结果。又，《辽史·百官志》有“殊保国王府”，孟广耀《术不姑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认为“殊保”也是阻卜的异译，似嫌根据不足。）而这些译名有时与阻卜同时出现。如《辽史·食货志》记诸部族岁贡马匹数，称“直不古等国万疋，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疋”；《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下既有阻卜国大王府、西阻卜国大王府、北阻卜国大王府、西北阻卜国大王府等，又有术不姑国大王府；同卷“北面边防官”条，谓“辽境……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属国表》太宗天显八年七月和十月，均有“阻卜来贡、术不姑来贡”的记载。（注：《辽史·太宗纪》同年七月和十月都只记有“阻卜来贡”，可见《属国表》“术不姑来贡”句确系重出。）亦邻真先生认为这些都是《辽史》拼凑成书时产生的重文，说明元代史臣对阻卜和术不姑的异同已不甚了了。（注：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合刊；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
为求彻底解决“阻卜”的真伪问题，学者长期以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不管是在宋代文献里搜寻到的阻卜一词的各种异译，还是对《辽史》阻卜、术不姑的勘同，都不足以终结王国维的“倒误”说。在从辽金石刻中发现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个问题终究无法定案。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可贵的第一手证据。刻于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仁先墓志》，其中有下述一段文字：
清宁九年七月十九日，皇上以北鄙达打术不姑等部族寇边，命王（即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往讨之。斩首万余级，俘其酋长图没里同瓦等，驰送阙下。（注：陈述编：《全辽文》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8页；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4页。）
《耶律仁先墓志》1983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莲花山。该墓曾在1959年遭当地农民盗掘，时为小学教师的孙月桥进入墓室将墓志抄出，故1982年出版的《全辽文》就已收入此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方墓志的内容出现了本不该有的错行，致使上述引文纪年有误。据《辽史·道宗纪》，耶律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是在咸雍五年正月（《属国表》列在同年三月）；上述引文之前有一大段文字记述仁先平耶律重元之乱的详细经过，检《辽史·道宗纪》，知耶律重元的叛乱发生于清宁九年（1063）七月戊午，据《辽史·历象志》，是月庚子朔，戊午正是十九日，可见墓志“清宁九年七月十九日”句本应在平定重元之乱以前，而上面这段引文之首则脱落了“咸雍五年”的纪年。（注：由于该墓的正式发掘报告至今尚未发表，墓志拓本照片亦无由得见。但据刘凤翥先生告知，他曾于1983年7月在发掘现场对照原石作过录文，与《全辽文》和《辽代石刻文编》的文字并无出入，因此可以肯定该墓志的错行是工匠上石时粗心而造成的。）
墓志叙述的这段史实，在《辽史·道宗纪》里可以找到相应的记载：咸雍五年正月，“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九月戊辰，“仁先遣人奏阻卜捷”；次年四月癸未，“西北路招讨司以所降阻卜酋长至行在”；十月壬申，“西北路招讨司擒阻卜酋长来献”。
《辽史·属国表》咸雍六年十月条言之更详：“西北路招讨司擒阻卜酋长来献，以所降阻卜酋长图木同刮来。”显而易见，这里说的“阻卜酋长图木同刮”，与墓志所称“酋长图没里同瓦”是同一人。
关于耶律仁先所征讨的对象，《辽史·耶律仁先传》提供了更多的细节：“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塔里干复来寇，仁先逆击，追杀八十余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把里斯、秃没等来救，见其屡挫，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此处提到的“秃没”，自然也就是“图没里同瓦”或曰“图木同刮”；而仁先征讨的主要对象则是“阻卜塔里干”。所谓“塔里干”，当即辽朝习称之“达剌干”，亦即突厥语之“达干”（Tarqan），蒙古语之“答剌罕”、“答儿罕”（Darqan）。（注：韩儒林先生《蒙古答剌罕考》及《蒙古答剌罕考增补》（均见《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考“答剌罕”名号之源流甚详，惜未提及辽朝之“达剌干”。）“达剌干”在辽朝是部落军事首长的一种名号，或译“挞剌干”。《辽史·圣宗纪》统和二年十一月，谓“（耶律）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剌干”云云，是误将官号认作人名；《耶律仁先传》称“阻卜塔里干”，似乎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综合《辽史》的记载来看，耶律仁先在咸雍五、六年间受命征讨的乃是阻卜及其别部，而《耶律仁先墓志》则称之为“达打术不姑等部族”。这句话有三种可能的理解：（一）达打、术不姑等部族；（二）达打（术不姑）等部族；（三）达打之术不姑等部族。第一种解读显然不可取，因为耶律仁先所征讨的对象仅限于阻卜及其“别部”（别部也是阻卜族系之内的别部），至于“等”字，则是对应于阻卜“诸部”，所以达打与术不姑不应是一种并列关系；第二种读法也不合情理，很难设想，碑志文会采用如此复杂的表达方式。最后一种是我的理解。（注：钟焓博士对我的这种理解持有异议，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提出，按照一般表述习惯，似应是内涵较狭窄的族称在前，内涵较广泛的族称在后，如蒙兀室韦、黑车子室韦等。）余大钧先生认为，阻卜与鞑靼并不能完全等同，阻卜只是鞑靼的一部分，虽然阻卜（阻）构成了辽金时代鞑靼的主体成分，“但鞑靼是一个在时间、空间以及所包括的种类方面都比阻卜要广泛、复杂得多的部族泛称”。（注：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阻卜相对来说有比较明确的界定，而鞑靼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部族泛称。与《耶律仁先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仁先之子耶律庆嗣的一方墓志，其中也提到此事：“咸雍三载，鞑靼扰边，时尚父于越（即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注：《辽代石刻文编》，第457页。此处“（咸雍）三载”为“五载”之误。）两方墓志同为赵孝严所撰，一称“鞑靼”，一称“达打术不姑”，后者所指更为具体、更为明确。
从《耶律仁先墓志》中可以得出两个关键性的结论：第一，术不姑确是阻卜的异译，《辽史》一书凡两名重出之处都应视为元代史臣的失误；第二，《辽史》中的“阻卜（术不姑）”一词绝非元人凭空杜撰，王国维的“倒误”说应被彻底推翻。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对“术不姑”与“阻卜”同名异译的事实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首先从汉语音韵学的角度来分析。术不姑之“不”，《广韵》甫鸠切，帮母尤韵开口三等平声，可拟为[pǐ
u]；姑，《广韵》古胡切，见母模韵合口一等平声，可拟为[ku]。而阻卜之“卜”，《广韵》博木切，是帮母屋韵合口一等入声字，应构拟为[puk]。（注：拟音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2、105页。）阻卜一词在金代一般译作阻，据金人韩道昭《五音集韵》，“”为博木切，也是帮母屋韵合口一等入声字。（注：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9页。学界一般认为，《五音集韵》基本上仍是因袭《切韵》音系，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活语言。）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得出一个结论：因辽金时代入声韵尾[-k]尚未脱落，故时人特意用“阻卜”或“阻”来译写以舌根音[-g]或[-k]收尾的契丹语词呢？
这就涉及如何认识从中古音向近代音转变过程中入声韵尾的消变问题。音韵学界一般认为，直到南宋时期，南方音中仍基本完整地保留着-p、-t、-k三类入声韵尾；（注：王力：《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而北方语音的衍变则有所不同，北宋时代以汴洛地区为代表的中原音，已明显表现出入声韵尾弱化乃至消失的现象，邵雍《皇极经世书》的音图以阴声、入声相配，北宋汴洛文人诗词用韵以梗曾摄之入声字（收-k尾）与臻摄之入声字（收-t尾）相押，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注：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原载《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收入《问学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另据周祖谟先生研究，早在唐五代的北方方言中，已经开始出现-k、-t韵尾相混同或弱化为喉塞音的情况。（注：《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原载《语言学论丛》第15辑，1988年；收入《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具体说到辽金的入声韵，魏建功先生早在1930年代就已注意到辽庆陵出土汉文哀册中入声的“变读”问题，（注：《辽陵石刻哀册文中之人声韵》，原载《益世报》“读书周刊”第69期，1936年10月8日；收入《魏建功文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所谓的“变读”，也无非是反映了入声韵尾弱化以至脱落的现象。聂鸿音先生近年的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在对《全辽文》和《辽代石刻文编》所收190种辽代诗歌及其他韵文材料进行系统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古的-p、-t、-k三个塞音韵尾在辽代已经脱落，入声字读同阴声字。”（注：聂鸿音：《辽代诗文用韵考》，《满语研究》1999年第2期。）关于金代的入声问题，聂鸿音先生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发现《金史》里有大量入声汉字和阴声汉字互用的译例，如卷76“衮本名蒲甲，亦作蒲家”，“甲”为入声而“家”为阴声；卷106“术虎高琪，或作高乞”，“琪”为阴声而“乞”为入声；卷75“辛讹特剌”，同卷又作“辛斡特剌”，“讹”为阴声而“斡”为入声；卷2耶律麻哲，卷133作耶律麻者，“哲”为入声而“者”为阴声。此类译例说明金代的入声字已不再带有塞音韵尾，而是变成纯粹的元音韵了。（注：聂鸿音：《〈金史〉女真译名的音韵学研究》，《满语研究》1998年第2期。）
鉴于学界的上述认识，大概很难用入声韵尾来解释“术不姑”与“阻卜（阻）”的同名异译问题。我认为，“术不姑”与“阻卜”的不同译法，实际上反映了辽金时代契丹语汉译的一项通例。类似情形的译名屡见不一，在此姑举数例。
耶律阿保机第三弟，《辽史》一般通称为耶律迭剌，而《太祖纪》太祖八年正月作“迭剌哥”，神册三年四月乙巳条作“迭烈哥”。
《耶律羽之墓志》谓其“祖讳曷鲁匣麦，夷离堇”；（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又《耶律元宁墓志》云：“自皇家兴王之始，先帝急贤之初，首拜国官夷离堇——即今北大王之秩，讳曷鲁辖麦哥，公之烈祖也。”（注：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按耶律元宁为耶律羽之从孙，故元宁墓志之“曷鲁辖麦哥”者，即羽之墓志所称“曷鲁匣麦”。据齐晓光和盖之庸先生考证，曷鲁匣麦就是辽懿祖次子帖剌。（注：齐晓光：《耶律羽之墓志对文献记载的勘补》，《文物》1996年第2期；盖之庸：《耶律羽之墓志铭考证》，《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钱大昕指出，帖剌与屡见于《辽史》纪传的六院部夷离堇蒲古只以及《辽史·皇族表》、《耶律曷鲁传》中的简献皇帝兄匣马葛均为同一人。（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由此可知，《耶律元宁墓志》的“辖麦哥”、《辽史》的“匣马葛”，都是《耶律羽之墓志》“匣麦”一名的异译。
由辽入金的耶律余睹，辽、金二史纪传中多作耶律余睹，或作耶律余覩，《完颜希尹神道碑》作耶律余笃；（注：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卷3。）而《辽史》本传云：“耶律余覩，一名余都姑。”《松漠记闻》卷上亦称耶律余都姑。（注：《钦定辽史语解》卷8将余覩改译为“伊都”，释为满洲语班次之意；而《钦定重订契丹国志》所附《译改国语解》则将余都姑改译为“伊勒都喀”，释为满洲语顺便之意。（见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3册，第802页）此乃四库馆臣随意附会，不足为据。）
契丹小字《耶律（韩）迪烈墓志》第15行称其妻父名
，汉文《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铭》译作“胡都”；（注：见刘凤翥等：《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附录，《文史》2004年第2辑。）此名亦见于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第22行，而汉文《耶律宗教墓志》则译为“胡覩古”。（注：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第13卷第2期，1995年12月，第335、339页。）聂鸿音先生曾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契丹常用人名胡笃、胡睹与常用字胡独堇、胡笃堇、胡都堇、胡睹堇之间存在着如下对应关系：后者是在qudug之后粘附一个名词附加成分-in而构成的。（注：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和*-in》，《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证以契丹小字资料，我认为此说可以成立，即前者为，后者为
，有许多证据表明，伏的音值理应为in。
以上译语资料揭示了一项颇能说明问题的译例：辽金时代契丹语人名在译为汉语时，常常省去词尾的舌根音[-g]或[-k]；虽也有保留词尾舌根音的情况，但显然是少数。“阻卜”与“术不姑”正符合这一译例。此词在《辽史》中多作阻卜，《金史》及《滏水集》均作阻，而术不姑的译法除了《耶律仁先墓志》外，见于《辽史》者也不过十数条而已。这项译例提示我们，阻卜与术不姑仅仅是译法的不同，那些试图将它们从概念上区别开来的想法是不足取的。（注：周良霄先生《鞑靼杂考》一文认为，阻卜与术不姑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为统称，后者指专部。他发现，《辽史·太祖纪》太祖六年七月丙午“亲征术不姑”一事，在《兵卫志》中称为“亲征背阴国”，《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门则称“背阴达勒”，由此得出术不姑专指背阴国（背阴达勒）的结论。这种看法似可斟酌。依我之见，《太祖纪》所称术不姑与阻卜并无不同，背阴国（背阴达勒）虽不详，想亦属于阻卜族系；《太祖纪》称术不姑为泛称，《兵卫志》称背阴国为详指。）
金代的阻虽屡见于《金史》纪传，但在金代文献中仅发现《滏水集》一例，且因此书为元代所刊，而不被认为是解决阻真伪问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惟有在金代石刻中发现有关阻的直接记载，才能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
新的考古材料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性证据。1986年，蒙古国立大学蒙古学研究所的学者在蒙古国肯特省境内发现一处女真字摩崖石刻，该石刻位于温都尔汗以南约60公里的巴彦呼塔格苏木（县）一座石山的山腰上。日本千叶大学教授加藤晋平等人得知此事后，遂于1991年10月前往考察。他们在这次考察中意外发现，就在距女真字石刻约20米左右的东边另一石壁上，还有一处汉字石刻。汉字石刻高2米、宽3米，共计9行80余字。次年，加藤晋平教授首次向学界公布了这一发现，同时发表汉字石刻及女真字石刻摹本。（注：加藤晋平：《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へンテ亻县バヤンホトクの碑文たつぃて》，载《平井尚志先生古稀纪念考古学论考》第1集，大阪：邮政考古学会，1992年3月，第128—138页。此文承早稻田大学饭山知保博士帮助提供，特表谢忱。）但由于石壁表面风化相当严重，加藤氏的文章又写得比较匆忙，所以他发表的汉字石刻摹本缺字、讹字较多。参与此次考察活动并在现场负责录文的新潟大学白石典之先生，在2001年重新刊布了一份更为准确的汉字石刻摹本。（注：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第64页。）现据以转载如下：
大金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
任国公□□宗室襄□
帝命帅师讨北术孛背叛由
阿刺胡□乞罕赤韈□斡礼
□□速□真到里马□□
□剌□□至乌□□□叛
□□□□核□□□
玦（班？）师□明昌七年六月日
山名曰□□□□
尽管该石刻颇有残泐，但基本内容是清楚的。它是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六月尚书右丞相完颜襄为斡里札河之役而留下的纪功摩崖石刻，可定名为《完颜襄纪功石刻》。斡里札河之战是蒙古史上一次著名战役，在《元朝秘史》中留有显赫的记载，惟斡里札河译作“浯勒札河”。（注：见《元朝秘史》卷4第132—134节，四部丛刊三编本。）此次战役，是金军在克烈部王罕和蒙古部铁木真的配合下，对塔塔儿部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在元人所修《金史》里，此役似乎被有意淡化了，仅《完颜襄传》有一段首尾不详的记载：
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未几，遣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等趋多泉子。密诏进讨，乃命支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至龙驹河为阻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襄）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国追蹑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石壁。捷闻，上遣使厚赐以劳之。
这段记载连斡里札河之战发生在哪一年都没有交待。更有甚者，《金史·章宗纪》居然对此次战事只字未提，不过从字里行间仍能看出少许蛛丝马迹。《章宗纪》承安元年（即明昌七年，是年十一月改元承安）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诸王、百官贺，赐诸王、宰执酒。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赐民纵饮”；乙酉，“命有司收瘗西北路阵亡骸骨”。这两件事情颇值得玩味。七月庚辰的庆典没有解释原因——需要说明的是，章宗生日天寿节为七月二十七日，而是年七月庚辰为三日，可见此次庆祝活动另有缘由——想必是斡里札河之役的捷报传到了朝廷。七月乙酉条记事则甚为明白，显然是在处理斡里札河之战的善后事宜。《金史》在涉及明昌、承安间边事时，总是闪烁其辞，忌讳颇多，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索隐发覆的工作。（注：参见王国维：《萌古考》，原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已收入《观堂集林》卷15；外山军治：《金章宗时代に於ける北方经略と宋との交战》，《满蒙史论丛》第3辑，“日满文化协会”刊，1940年12月；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期，1985年。）由《章宗纪》对斡里札河之战的处理来看，知其忌讳所及，就连对塔塔儿的战事也不免受到株连。
据《金史·完颜襄传》说，在取得斡里札河大捷之后，“遂勒勋九峰石壁”，这就是巴彦呼塔格发现的《完颜襄纪功石刻》的由来。关于斡里札河之役的年月，前人做过不少考证，外山军治氏根据完颜襄于承安元年九月由右丞相迁左丞相事推断，认为此役应在是年八月以前，（注：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41页。）此说与石刻所标示的时间大致相符。从《完颜襄传》可以知道，金军在斡里札河一战中的敌人是阻，又《夹谷清臣传》在叙及明昌六年阻之叛时，称“北阻由此叛去”，所指尤为明确，而石刻则称“帝命帅师讨北术孛”。很显然，“术孛”就是阻的异译。元代文献中也有一个与此相似的译名。元杂剧《射柳捶丸》第三折，耶律万户部下有所谓阻孛、党项二将，是以二将分别代表两族。（注：见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册，第1020页。）“术孛”或“阻孛”都是辽金史中阻卜、阻的异译。（注：按“孛”本是以[-t]音收尾的入声字，因金元时代入声韵尾已经脱落，故可与收[-k]尾的“”字互用。）
《完颜襄纪功石刻》所见“北术孛”，是“阻”一词在金代石刻材料中的首次发现，它就前人反复讨论的两个问题作出了最终裁决：第一，《金史》中的阻之称绝非鞑靼之倒误，而应当是源自辽代之阻卜；第二，金代所称北术孛或北阻，就是蒙古人所称塔塔儿，高宝铨将《金史》之阻比定为《元朝秘史》之塔塔儿，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三
20世纪初以来的阻卜与鞑靼研究，争议最大、分歧最多的恐怕要算是“阻卜”一词的语源及语义问题。虽然人们大都相信辽金时代阻卜（阻）的真实性，但它究竟出自何种语言？其原名的正确音写及语义是什么？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让学者感到十分困惑。
乾隆间官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曾以满洲语释阻卜和阻，以蒙古语释术不姑，（注：见《辽史语解》卷3、《金史语解》卷2，四库全书本，第296册。）最早涉及阻卜的音义问题。自上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先后就阻卜的语源、语义问题提出了多种假说。沈曾植、屠寄、白鸟库吉均谓阻卜源自蒙古语，但对音和释义却各不相同；方壮猷认为，阻卜一词与鲜卑语、突厥语、蒙古语、满语都有某种渊源关系；岑仲勉将《史集》所记札剌亦儿十部中Tchate和Buri两部的第一音节合成一词，拿它来与阻卜对音；王静如的观点在中国学界一度颇有影响，他认为阻卜一语源自藏语对蒙古人的称呼Sog-po，此说得到唐长孺、陈述、王尧等人的支持。
1980年代初，余大钧先生曾花费很大精力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逐一检讨了上述诸说的不合理性，并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元朝秘史》和《史集》中的“主不儿”（Jubur）当是阻卜一词的本源，此词原意为原野、草原，是10—12世纪蒙古语族牧民的自称，被契丹人用作室韦系蒙古语族草原游牧部落的泛称，后又演变成部族专名。（注：上述诸说均详见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一文。）
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在继续执著地探讨阻卜的语源及语义。1994年出版的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曾将《突厥语大辞典》卷1的Yabaqu一词译为“阻卜姑”，但却未作任何解释。（注：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2002年，刘迎胜先生在一篇新作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他解释说，在《突厥语大辞典》等穆斯林史料中，Yabaqu是介于奚与达旦之间的一个强大部族，该部族名有可能被颚辅音较重的契丹人念作Jabaqu或Zabaqu，这应是术不姑、直不古等译名的来历；而在蒙古人的各种方言中，由于词中的颚辅音-q-消失了，其前后元音合成一个长元音，读作Jaba'u，这应是阻卜、术保等译名的来历。（注：刘迎胜：《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欧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该文对“术不姑”和“阻卜”同名异译的解释颇具匠心，惜无法予以证实。上文已经指出，“术不姑”与“阻卜”仅仅是汉译的不同，而类似“阻卜”这样的译例在辽金时代契丹语汉译材料中是司空见惯的。）
迄今为止有关阻卜语源、语义的种种假说，或是直接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进行简单的对音勘同，或是结合阿尔泰语言的演变规律分析其语词渊源；但所有这些说法都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无法提供任何辽金时代的文献支持，因此他们的结论充其量可为一家之说，而很难成为学界的共识。
我认为，阻卜（阻）一词既不见于辽代之前，也不见于金代之后，以至于王国维认为它是被元人杜撰出来的，这种情况说明它很可能是出自契丹语，而为女真人所因袭。其实前人早有类似看法。冯承钧先生曾推想“阻卜、阻的原名殆出于契丹语，或为漠北诸强大部落之总称”，（注：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1939年6月；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日本学者前田直典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注：参见前田直典：《十世纪的九族达靼》，原载《东洋学报》第32卷第1号，1948年10月；辛德勇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作者在此文的一条小注中说：“我认为阻卜为契丹语，与‘术不姑’为同音异译。”并注明“参见拙稿《阻卜、鞑靼与Tatar》”。因作者在本文发表的次年就英年早逝，这里提到的“拙稿”大概未来得及完成。）但由于他们未曾对这种观点进行详细申说，也未能提出任何语言学或文献学的证据，所以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今天，契丹、女真语文学的进展为探索“阻卜”语源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能够从契丹字和女真字的石刻材料中识别出阻卜一词，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由于目前契丹大字的解读仍处于摸索阶段，将契丹大字石刻资料作为史料来引证还不太现实，所以暂时只能利用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契丹小字的释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于是在契丹小字的石刻资料中就有了新的发现。
首先需要谈谈鞑靼的问题，因为曾有一些学者将契丹小字中的某些词释为“鞑靼”。即实（巴图）先生认为《兴宗哀册》第32行铭辞中的
即为鞑靼，拟音为[t'utr]。（注：即实：《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以下简称《谜林问径》），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0页。）此说纯属揣度之辞。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以哀册、墓志铭文的解读难度为最大，《兴宗哀册》的铭文几乎全都未能破译，而且此词在契丹小字石刻中很少出现，亦无从判断其词义；该词第一个原字的音值虽已被构拟为[t']，（注：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但第二个原字尚无可信的拟音，不知即实先生的音读有何根据？
高路加先生曾将《萧仲恭墓志》第9行的
释为“鞑靼国王之……”他认为
的读音可拟为[tt]或[tata]，
可能是指《辽史·百官志》的惕德国，而惕德国或许是鞑靼国的异译。（注：高路加：《契丹字词拾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第66页。）后来刘凤翥先生也采纳了这种考释意见，遂将《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第8行和第18行出现的径直释为鞑靼。（注：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第13卷第2期，1995年12月，第340、342页。）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此词的拟音问题不大，（注：据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拟定的音值，此词第一个原字音[t]或[t']，第二个原字音[t]，见《契丹小字研究》第153页。在契丹小字石刻中，这两个原字常常互相通用。）但词尾没有尾辅音[r]，单凭这一点即可断定它绝非鞑靼（Tatar）；更成问题的是，高文对《萧仲恭墓志》的断句明显有误：因萧仲恭最后的封号为越国王，故这方契丹小字墓志均以
（国王）称墓主，高文所引的那句话，
（国王之）应属下句句首，所谓“鞑靼”与“国王”不能相属成文。至于刘凤翥先生所释《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中的“鞑靼”，因其上下文均未释出，显见得只是因袭高文的说法而已，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
总之，目前有关契丹小字“鞑靼”一词的释读意见均属牵强附会。要想在契丹大小字中寻找“鞑靼”恐怕难以如愿。达靼（Tatar）本是突厥人对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的泛称，辽代汉语文献虽也沿用此名，但契丹人既然用另外一个专有名称阻卜（术不姑）来指称鞑靼，在契丹语中想必不会有Tatar之称。
契丹小字的“阻卜”一词，是由王弘力先生首先解读成功的。他正确地指出，《许王墓志》第17行大安十年下
一词即是“阻卜（术不姑）”，可拟音为t∫obog～t∫ubug；第20行
则为阻卜之宾格。（注：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第69页。刘凤翥、于宝麟；《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第1期，1977年12月，第97页）误将第20行一词分析为上下两字，又将欠误为
。）即实先生基本同意这一解读结论，不过他的拟音与王文有所不同。他认为，一词应读作[t∫'apukan]或[t∫apuk'an]，因[n]音脱落，故译为术不姑或直不姑。（注：即实：《〈森讷墓志〉释读》，见《谜林问径》，第171页。）
据长田夏树氏考定，《许王墓志》的墓主为耶律斡特剌。（注：长田夏树：《契丹语解读方法论序说》，《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第1辑，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1983年3月。）《辽史》卷97《耶律斡特剌传》载：大安间，“迁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进讨”。又据《道宗纪》，大安十年四月庚戌，“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讨磨古斯”；九月，“斡特剌破磨古斯”。《许王墓志》提到的阻卜，就是指耶律斡特剌大安十年所征讨的北阻卜。
1983年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除志石正面刻汉字37行外，志盖内侧还刻有契丹小字70行，但契丹小字墓志与汉文墓志不是对译的，两者内容各有侧重。值得注意的是，在耶律仁先的契丹小字墓志中，作者至少用了13行的篇幅（第39行至第51行）详细记述墓主在咸雍五、六年间以西北路招讨使率兵征讨阻卜诸部的经过，其中第39、40、46行三次出现一词，第51、56行两次出现一词。（注：参见即实：《〈乣邻墓志〉释读》，见《谜林问径》，第245—252页。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年，第543—567页，所附耶律仁先契丹小字墓志摹本，对一词的词形规范很不一致，第39行和第46行将它误析为上下两字，且第46行又误欠为；第40行虽将这四个原字合为一词，但亦误欠为。）
关于（阻卜、术不姑）一词的拟音，还需要做一点说明。此词系由三个原字构成，其中第一个原字出现频率极高，其音值经过反复验证，《契丹小字研究》将它构拟为[t∫']；（注：见《契丹小字研究》，第152页。）第二个原字的音值，即实先生拟为[pu]，（注：即实：《从
说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56、67页。）按此字为契丹小字
（挞不也）和
（捺钵）的第二音节，可证其拟音问题不大；第三个原字的音值，王弘力先生拟为g～g。（注：《契丹小字墓志研究》，第65页；参见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刊行，2002年，第60—61页。）一般认为，契丹小字中每个用于拼写辅音的原字，除其基本音值外，还往往含有一个元音，但它们所包含的元音音素很难确定，因此王弘力和即实先生对一词的拟音目前还只能作为参考。
在契丹小字中，常有同词异形的现象。见于《宋魏国妃墓志》第11行的人名
，以及《耶律弘用墓志》第16、19、20行的同一人名，据我判断，它们很可能都是（术不姑）一词的不同写法。首先，虽然上述两词的第一个原字通常被视为两个独立的原字，但从大量的实际用例来看，
应该是
的异体；其次，两词的第三个原字
与术不姑一词的最后一个原字欠常常互相通用，可知其音值相同。刘凤翥先生将这个人名音译为“智不困”，（注：刘凤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文史》2003年第4辑。）我认为按辽朝人的惯常译法，宜译作“术不姑”——这一发现启示我们，从契丹人的名字入手，也许是解读“术不姑”词义的一个有效途径。
迄今为止，在《女真译语》及金代女真字文书、石刻资料中，还从未发现过阻或鞑靼之类的语词。上文曾经说过，在发现《完颜襄纪功石刻》的蒙古国肯特省巴彦呼塔格苏木，还有一处女真字摩崖石刻。该石刻最初发现于1986年，（注：据说在此之前蒙古考古学家普尔莱博士已经注意到该摩崖石刻的存在，但他在考察日志里将石刻上的文字误称为契丹字。）与后来发现的汉字石刻仅相距20米左右。女真字石刻约高2米、宽3米，共计9行140字。1992年，加藤晋平教授首先刊布了该女真字石刻的摹本，（注：见加藤晋平：《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ヘンティ县バヤンホトクの碑文たつぃて》，第131页。该摹本由白石典之摹写，白石氏《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第64页也附有内容完全相同的女真字摹本。）现据以转载如下（见下页）。
这一女真字石刻目前尚不为中国学者所了解，更无人做过考释。加藤晋平教授在发表石刻摹本时，依据金启孮《女真文辞典》和葛鲁贝（Wilhelm Grube）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成功解读了第1行及第8行后半部分的纪年。第1行共16字，其中前15字可释为“伟大的中央金国尚书右丞”，与汉文《完颜襄纪功石刻》第1行“大金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比较，基本上是对译的；第8行末5字释为“七年六月 日”，与汉字石刻第8行“（明昌）七年六月 日”相符。如此看来，女真字石刻和汉字石刻应属同一版本的《完颜襄纪功石刻》，且为同时所刻。由于石壁严重风化，文字颇有残阙，加之摹写者对女真字比较外行，字画容有出入，因此要想通释整个女真字石刻比较困难，况且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现在我所关心的，是能否从中识别出“阻”一词。
前面提到的“北术孛”，见于汉字石刻第3行，此行共11字，谓“帝命帅师讨北术孛背叛由”云云。女真字石刻第3行共计17字，根据我的考释结果，其中第11字至第15字就是“北术孛”。
首先讨论“北”字。女真字的“北”有三种写法：（一）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字书》中，三次出现“东西南北”这个词组（1∶4，2∶5，11a∶19），“北”均作
。（注：乌拉熙春：《〈女真文字书〉的复原》，《碑林集刊》第7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7月，第188、189、199页。）是“北”的词根。《女真文字书》是金代前期的抄本，当时可能还没有出现表示方位的后置词。（二）柏林本《女真译语》杂字方隅门，“北”作
，读作“兀里·替”；这种写法也见于《大金得胜陀颂碑》第28行和《永宁寺碑》第3行。（三）《女真进士题名碑》第16行“东北路”和第17行“西北路”，其中的“北”均作
。（注：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07—308页。）是表示方位的后置词，《女真译语》注音为“厄”。《完颜襄纪功石刻》用的是第三种写法，字已完全残去，字仅残存下半部分，故第3行第11、12字作
。
“术孛”一词当由三个女真字组成，这里先考释前两个字的写法。《女真进士题名碑》第14行、第16行及《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第一面第5行，均有女真姓氏孛术鲁。（注：见《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305、307、335页。）据《金史·百官志》，孛术鲁属女真白号之姓。《滋溪文稿》卷8《孛术鲁公神道碑铭》曰：“泰和中，章宗命定氏族为百，孛术鲁氏其一，望著广平。”《女真进士题名碑》所记正大元年（1224）状元孛术鲁长河，亦见《金史·哀宗纪》：正大元年五月甲辰，“赐策论进士孛术论长河以下十余人及第”。“孛术论”即《百官志》、《国语解》“孛术鲁”之异译。金代文献所见此人姓名多有歧异，《哀宗纪》天兴二年正月作孛术鲁长河，《完颜奴申传》作孛术鲁长哥，《崔立传》作孛水鲁长哥，“水”乃“术”之误；又《归潜志》卷11称孛术鲁济之，济之当是其字。尽管译名多歧，但“孛术”二字并无不同。
“孛术鲁”的女真字写法凡三见于金代碑刻，均作
对译汉字“术”，《女真译语》杂字人事门注音为“卓”，（注：柏林本《女真译语》此字写作
，与《女真进士题名碑》及《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之
颇有差异，自当以金代石刻为准。）《完颜襄纪功石刻》第3行第13字
就是它的残字；
对译汉字“孛”，《女真译语》杂字鸟兽门注音为“卜”，诸家均拟为[bu]，《完颜襄纪功石刻》第3行第14字
应即此字，但摹写失真耳。
构成“术孛”一词的第三个女真字是
。此字屡见于《女真译语》，注音均为“古”（如杂字器用门、人事门等）。据金启孮先生说，此字为名词缀尾字，“系名词词干的一部分，添加词缀时不能去掉，凡词末有此字的词，十之八九是名词，其含意略似汉文的‘者
”。（注：金启孮：《女真文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对照一下《颜襄纪功石刻》第3行第15字1.jpg}，应该就是这个40个字。正如辽人多将“术不姑”译作“阻卜”一样，金人将此词译为“术孛”或“阻孮”，同样也是省去了词尾的舌根音，而女真字仍保留了该词的完整音节。
如上所述，可将《完颜襄纪功石刻》第3行第11字至第15字恢复为以下女真字规范字形，译为汉文就是“北术孛”。
本文对契丹小字和女真字“阻卜”一词的考释结果，大致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阻卜（术不姑）一词当源于契丹语，后为女真语所因袭；第二，金代女真语中的术孛（阻孮），其音读非常接近于“术不姑”。
对阻卜语源及语义的探索，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只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由于契丹、女真语言资料的匮乏，加上目前对契丹、女真语言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其文字的解读，因此我们对阻卜一词的词义仍旧一无所知。依我之见，“阻卜”很可能是契丹人对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的他称，而不大可能是这些部族的自称，因为在其他时代、其他民族语言中都找不到这个称谓。胡三省谓臭泊乃“室韦以所居地名其部”云云，未必有什么根据，恐怕只是因为“臭泊”一词看上去像个地名而已。
附识：本文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至十四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成果之一，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博士对本文有重要贡献，又承复旦大学历史系姚大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钟焓博士提供修改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