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内蕴———九九五年诗的审美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蕴论文,五年论文,九九论文,形态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已经过去一半，90年代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明显分化， 多重辐射、 深层反思、 悄悄拓展和艰辛重构的复杂轨迹。 1995年在时间过程中正值中点，为90年代诗的回顾与展望，提供了最佳视角。
社会和文坛对诗的误解和误读由来已久，比对其它文学样式的误解和误读更为明显和尖锐，更带有广泛的盲目性，也带有美学视野的局限性和欣赏心理的怠惰性。越是远离诗的人，越能一言以蔽之诗不景气，越是不写诗的人，越说当今诗作质量低劣；当然，诗界内部的看法也往往是各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他们各有持据地说明创作态势的生动或荒寂。价值判断的分野源于对诗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歧异，也源于对各种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乃至艺术风格的理解与认同或是误解与排斥。但是，得到广泛认同的看法，是当前缺乏表现时代精神又能震撼灵魂的力作，缺乏境界高远、底蕴浑厚、以哲人般的深邃观照历史预言未来的力作，缺乏感情充沛内涵丰富感人肺腑给人启悟的力作，而又不能无视审美发现的多样性、创作思路的开阔性和艺术手法的灵活性，为形成一种崭新而稳定的创作格局奠定了基础。我以为，是重大的缺憾与萌生的喜象相并存，是生动与散乱相混容，是深刻与虚玄相混淆、是传统与现代相渗透，共同构成了当今诗坛百河分流中既有轻舟摇曳又有死水微澜的不可简单评说的复杂景观。
诗是伴随着历史进入90年代的，人的认知也在时间里提升，对于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实绩与失误，人们都沿着各自的诗学观念进行理性的反思。又由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环境的和文化心理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便结束了当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旗喧鼓响的对峙局面，不乏智者重新以发展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样也不乏智者开始降落急速西行的旌幡，从而分别产生丰富自己和矫正自己的诗学孕育，于是在创作方法上，便初步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相并存相补充相渗透的创作格局，但在美学品位上却出现高雅与通俗的分化，它们各行其道并以各自的方式走向自己的读者群落。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都在对诗的本体的重认中，逐渐摒弃诗对主题的肤浅的解说，都在逐渐冲淡诗对题材的严格界定，而试图在情思流动和意象营造中，表现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历史积淀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格精神的发掘，对文化性格的重铸。
意象营造中的时代特征与人文精神
诗的本质与审美特征决定了它很难像叙事文学那样具体而翔实地描绘时代风貌，诗作为抒情的语言艺术，只能以意象符号表现人的情感形态，在情思的艺术凝聚中，表现诗人的人生见解和审美理想。但是，诗绝对不是游离于历史和时代的神启天籁，也不是纯属于诗人个人的情绪与情操的外化，而应该是以意象营造的方式构成中华民族情绪的历史，并且成为中华民族时代文明的象征。青年诗人巴音博罗的组诗《属于二十一世纪的独白》（《中国作家》2期）， 是他站在跨世纪的门槛上谛听历史的足音，去寻找“时光背后的东西”，他感觉自己站在“黄河入海处的落日上/俯首苍茫 一百年纷纷往事/奔腾成洪钟大吕的音乐和史诗”。岁月峥嵘，英魂惨烈，历史悲壮，他感受到在时光里飞翔的快乐——
黄山或黄河，长江或长城
都在大地上以敦煌古画般厚重斑驳的
背景
做我们攀援的底色
颠簸是不够的 莽莽昆仑靠住成
父亲的臂膀
摇撼是不够的 浩浩盆地休憩成
母亲的土炕
在一首诗的跌宕里我们已经
拥有整整一个世纪铿锵壮美的和声
这是悟解历史真谛的感觉方式，因而真知时代伟力在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地上积蕴和爆发，鼓舞我们像“闪烁着古老的黄色光辉的大河”，以山崩海啸般的力量开拓未来。他的《短歌六首》（《诗潮》3-4 月号）表现出同样的意蕴指向和轩昂悲壮的器宇，他眼中的《七星剑》是“压抑千载的坚忍与沉默”，是“壮怀梅朵的绽放与殒灭”，因为“只有鲜血才配喂养锋刃/只有在厮杀的惨烈中才能贯彻光芒”； 他眼中的《鸡冠花》是盛血的容器，是世上“唯一用头颅做灯的花朵”。他的《1995：英雄启示录》（《诗神》8月号）也是相同的气势与风格。 郑玲的组诗《渴望麒麟》（《诗刊》9月号）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佳作， 她把都市视为时代的象征，在急剧的历史变革中，也恶性膨胀了物欲和贪婪，人的良知受到胁迫与煎熬；“各种流行借口使我们完美/却如同各种武器/从霓虹筑成的街垒上/朝我们射击”。智慧和勤劳的桂冠都被打碎， “机遇”成了都市唯一的图腾，知识的精英们空抱千秋伟业的理想，却为温饱而心力交瘁，然而她却看到“都市是人类前进中的命运”，她呼唤人们拓宽自己的胸膛，承受历史的阵痛，让睿智与祥和统驭贪欲和迷误，从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叶匡政的组诗《城市隐语》（《诗神》1月号）写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立交桥、电视直播、超级市场和商业画廊，这是一些最表象地表现现代文明的物像，但他却强化了主观感觉，造成了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在色彩面前，“谁还在辨认图案透出的暗示/ 清越的声音，在画布上飘摇/是诱惑，又是距离”，感觉进入语言， 更细微更内在地表现了市场和商品给人带来的新鲜而又扑朔迷离的映像。孙映的组诗《钢铁是一种精神》（《绿风》3 期）表现了大西北的开拓者们的英雄气慨和进击精神，其中《工地上空的鹰》创造了一种苍雄气势，拓展了人的视野，提升了人的精神；《枕木无怨》以象征意味赞美了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品格，诗人仿佛是拾取了被烟尘覆盖的黄金，让时间证明它的永恒的价值。张爱华的《克拉玛依诗祭》（《诗神》4月号）、 王西广的《献给尊敬的兄长——孔繁森》、张维芳的《爱的奉献——孔繁森之歌》（《黄河诗报》2期），都是感情真挚的作品， 作为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因其稀少而愈显珍贵，因其直白浅露而颇感遗憾。
一方面我们认识到一种重大的残缺，即缺乏表现社会热潮的作品，缺乏表现人民心声的作品，缺乏那些激荡爱国热忱激励奋发图强的作品，而另一方面，诗的疆域也在悄悄拓展，诗人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自我的广泛而精微的精神联系中，寻觅和探求发现和确立人的价值，这种价值判断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印记。李瑛的组诗《大西北：牦牛的故事》（《人民文学》2 月号）表面看是写自然风情的诗，却像他的许多近作一样，赋予物象和景象以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文化观照的生动具象。牦牛象征“野性的雄魂”，它便是“高原的山和河的形象”，也是“高原的山和河的根的形象”，“是粗犷却不无柔情的/是强悍却不无辛酸的/是威严却不无痛苦的”。他描绘了屠杀牦牛的筵席，活画出麻木者心灵的麻木，又表现了清醒者心灵的痛苦，诗人引导我们思索：“没有花，没有树，没有鸟”同“没有芳香，没有色彩，没有歌声”的内在关系，从而渴望文明之光的沐浴。郑敏的《生命之赐》（《人民文学》3月号），是以其稔熟的14 行体抒写的13首有关生命感悟的诗，她的作品让人思索诗与哲学并非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任何自觉的生命都是诗化的哲学，任何自强的生命都是哲学化的诗。她写道：“昨天的狂风只折断了柳臂/ 仰头观测的是那无动于衷的古松/几千年的沸腾只凝聚了它的苍碧/斑斓的躯体雕塑成俯卧的老龙”，这是怎样的一种坚实与自信，“秋天的死亡是如此迷人/ 像群群飞鸟，四散飘下/落在微吐着浅黄的草上/秋天的死亡是如此深沉/纷纷扬扬的落叶潇潇洒洒/ 留给你的是无边的默想”这又是何等的开阔与圆融，她便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阐发生命与自然的内在规律，诗思从历史暂时性走向哲学的永恒性，是成为大诗人的重要标尺，因此她才能时时有新的发现，时时有新的感悟，时时在哲学天地中用生命谱写五彩缤纷的自然辩证法。作为学者、诗人和翻译家，她在广阔的文化原野与历史疆域中徜徉，仿佛信手采撷哲学之树的英华，从而折映出生命过程的五彩虹霓。牛汉的《自选诗三首》（《作家》3月号）， 是他的得意之作，因而较充分地表现出他愈加稳定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风格，如《空旷在远方》是讴歌惠特曼的英雄气质，他走向岸与海的接合点，“它的高度还没有被鹰和雷电触及/它是古老而永恒的图腾/一个可以进入的不断延伸的幻梦/惠特曼是由海一般的陆地走近这岸的/他是一个遥远的海角和岸的发现者/他曾攀越一座座高山/经受了峰巅上闪电的痉挛/ 他渡过无数湍急的流水/他终于走向这里/岸和海的结合点/ 经受了比从大海登上岩岸千万倍的艰难/荆棘的陆地没有航线/更没有港湾”。这组诗的特点，是在意象中燃烧着人的奋斗意志，并把他所向往的人格精神推向极致。何来的《未证实的弦》（《人民文学》12月号）、卢祖品的《夜话：滚动的雷声》（《星星》5月号）、 张洪波的《灵性的朋友们》（《诗神》5月号）、杨克的《纯正和迷乱》（《作家》6月号）、《西川自选诗》（《作家》4月号）、《陈东东自选诗》（《作家》7月号）、孙建军的《热土》（《中国诗坛》3—4月号）、大解的《诗三首》（《诗歌报》3月号）等篇什， 都是强化主观感觉强化意象的暗示性的作品，它们风格各异，却从不同视角窥探人生的奥秘。曹建平的《自然与其他》（《星星》5月号）， 是从世界的大隐象与宇宙的真表情中触摸人的脉搏；雷思奇的《中国人与中国酒》（《星星》10月号）则是从酒文化中感知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张新泉的《为亲切塑像》（《星星》6 月号）是对生存空间的透视，灵感的两片翅膀，“一片映着人间烟火/ 一片浮入高天的云霓”。这些或可说明，当前诗歌作为世界的回音是薄弱的，作为通向世界和人生的道路却是广阔的。
历史，在血液里燃烧还是在心灵中淡化
优秀的诗篇往往是富有历史感的，这是由于历史是诗人的记忆的参照和在记忆参照中建立的价值体系，而历史感则是诗人对历史的深层的情感反应，其主要对象是在历史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人民，民族和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才可能是民族情感的历史、国家意识的浓缩和人类之爱的闪烁。
1995年是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创作出富有深厚历史感的诗篇提供了契机。但读过这类作品之后，却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我国当代诗人以良知和历史责任感为正义而歌，忧的是数量甚微而质量参差不齐。张志民的长篇抒情诗《昨夜星辰》（《中国作家》4期），是一篇思绪激荡、 感情浑厚而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佳作，他以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的深切体验回忆过去，又是以诗人的情感自觉站在历史的旷野回望昨天，他们没有从一般的认知层面上陈叙人们稔熟的深重的民族灾难，也没有具体描绘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是表现了在提升情感经验的过程中蕴积的理性成熟。因此，他在漫天烽火中看到了“血是战争的色标”，“战争是血的画册”；从而他理解了“战争是沉重的！/胜利/也是沉重的！/ 金质的勋章，/大理石的墓碑，/都不足以显示/它的重量，/历史的双肩/ 你是以怎样的耐力，/承载了/那巨大的负荷”！在这篇情感迭宕的抒情诗中，诗人猛烈地鞭笞邪恶，热烈地讴歌正义，由衷地企盼和平，更为重要地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延伸自己的思索：世界发展了，“战争，不一定/要明来明去，/下达什么‘最后通牒’/法西斯/已改名换姓/‘四人帮’/并不叫‘希特勒’，/现代的美容术/不难给现代的狼外婆/戴上时髦的假发，/高科技的发展/不难给魔鬼/涂上美丽的/面膜”。这首诗以其浓郁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警世意义而深化了诗思。张德强的《血肉长城》（《诗刊》8月号）， 是强化主观感觉而在眼前呈现的两幅历史与现实相迭印相衔接的画面，他从地铁灯火阑珊处，走向“历史的纵深地带”，“硝烟味便依稀传来/明亮的车厢渐渐朦胧”，仿佛进入 50年前的地道战，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是“以生命中最坚韧的部位/ 拉动历史/不容它倒退”的，于是地道才延伸成地铁， 于是“在同一片土地的袒护之下/根须似的潜心探索/继续向未来拓展”。很可贵的是，他把握了事物发展的精髓，看到勇敢的智慧产生的力量，才能战胜顽敌和发展科技。历史会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萎顿而颓唐，也会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奋发而激扬。《红高粱·青纱帐》就更富有诗的情韵，时间的画册又绿变黄了，而红高粱依然红缨飘飘果穗累累——
漫山遍野的高粱举着火炬
烧赤整个天空
铺展成一幅精神构图
深邃了时代跨度
昔日峥嵘已融入当代人的血液，才能从火辣辣的高粱酒中品尝到，“拯救家园的那种艰辛那种豪爽”。我发现诗思触及了民族性格的时候，就寻找到了一种人文精神，使诗有了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张承信的叙事诗《左权将军》（《山西文学》8月号）， 剪辑了这位抗日名将光彩照人的人生片断，以生动的细节描绘，表现了他“倒下去是一道瀑布/ 站起来是一仞高山”的崇高的人格精神和英雄气质。诗人精心选择了对敌厮杀的场面，意在凸现左权将军面对顽敌的凶猛气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宁愿牺牲自己而保全军队实力的英雄本色。这对现实是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讽喻性的，当今有多少贪赃枉法纸醉金迷，有多少蝇营狗苟舞弊营私，有多少贪欲欺骗虚伪做作，竟然招摇过市官运亨通，面对殉难英雄的高尚灵魂，卑琐者当以自察，混沌者当以警醒。张承信为写这首叙事诗，沿着左权将军当年的足迹重访太行山，去重温历史的凉热，去谛听大地的脉搏，这种创作热忱时下已不多见。
跨越50年漫长的岁月，历史艰辛而激越地前进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也该发展。对于那场以良知和正义来捍卫人类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所包蕴的史学内涵、哲学内涵、文化人类学的内涵，都该有新的开掘。张学梦的长篇抒情诗《祈祷和平》（《诗神》8月号）以铺陈和渲染的笔墨， 从世界范围内凝视一种心理趋向——祈望和平，但他所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愿望和心理需求，而是从人类精神完善和人性完善的角度，是从人类进步和人格提升的角度呼唤和平， 其物质条件和精神因素是：“即使广岛的焦土/如今也早已诗歌般啁啾鸣啭郁郁葱葱/即使峥嵘的精神伤口/如今也早被新潮水新概念和词组充塞填平”，却依然存在着悲剧的阴影。他强调人的良知和责任，“让我们都倾心于讨论春天酝酿的事情”，他甚至以诗人的纯真祈望，“让全球和解和共同进步从此成为国际政治的圣经”。与这种童话般的美丽相对照的，是朱增泉的《与叶甫图申科对话》（《诗刊》8月号），他呼唤政治家和平民， 都珍惜关于那埸战争灾难的记忆。将军的情思严峻凝虑千载与诗人的浮想联翩心潮激荡互补，也许更能摇撼心旌。
谁都没有权利要求诗人写什么和怎样写，诗歌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独特性在于，诗人灵感爆发的瞬间，是情感内蕴同语言节奏的浑融，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感觉到智慧的升华，其优劣的关键在于诗人的精神境界、文化素质和艺术禀赋。50年前那埸亘古罕见的法西斯暴行和全世界人民奋起保卫家园捍卫生存权利和人类尊严的伟大斗争，把人类的残缺与美好、卑微与崇高、耻辱与光荣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把人类的智慧和勇气、良知和力量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回顾那段人类现象的时候，难道只能在一般意义上祭悼殉难的亡灵，揭露法西斯罪行和讴歌民族正气与爱国精神吗？假如我们总是在已知层面上重复自己，诗歌乃至全部文学创作还有什么魅力？当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都有了新的拓展之后，关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这些深刻的哲学课题总该有新的开掘和新的理解，对于人文精神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系，文化性格与爱国情愫的内在关系，总该有新的开掘和新的理解，然而，诗歌对于这些重大课题的回答是孱弱的。
人生之海无涯，每一种诗的樯橹都在寻找自己的彼岸
从已发表的诗作数量来看，一方面是贴近社会生活的作品日渐稀少，另一方面是描绘人生风景的作品占有极大数量。诗人们切入人生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思维路向和情感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表现对乡情、友情和爱情的眷恋，有的是在土地中寻找灵魂的家园和文化的根脉，有的是在平凡的岁月中窥探人生的真谛，有的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开掘文化性格，有的是在坎坷与痛苦中展示人格精神。
傅旭华的组诗《茅檐滴下的民谣》（《人民文学》1 月号）是一组对土地、家园和母亲的赞歌，诗风质朴浑厚，蕴含着挚爱的深情，在诗人眼中乡间风情和那些亲切朴素的意象都是灵魂归依的象征；乡村的油灯正是十月的花朵，“绽放在母亲额头/流出冷涩的血/照亮我以后的路”，“月光从不含芬芳/茅檐下我静静倾听祝福的歌唱/我懂得光明的爱/为什么夜色每当垂临院墙/母亲你头上的雪花熠熠生辉/”。 绿原的组诗《庐山九月我们》（《人民文学》1月号）是深邃圆融之作， 在即景生情中却处处有文化的流动，处处谙悟时间与空间、局限与自由、暂时与永恒的辩证关系；白鹿洞的万籁俱寂托起“千仞匡庐苍翠依旧。/ 千古泯然/宛在梦中/不禁相视而笑：/嘿嘿，真是天凉好个秋”， 唯有曾经沧海的人，方能如此明澈与冲淡；在琵琶亭他隐约听见一千年前“经历风片雨丝万里/飘来了你那一声/淡蓝色的幽怨”，弹琴的人早已不见了，听琴的人不见了，而琵琶“你欲语还停的音律在盘旋——/ 只因世上总有人，总有愁/总有为愁所羁的小船”，它在等待知音为之脱缆， 那时琴音或可“随江水奔腾/而一去不返”。面对飞泻的瀑布， 他看到了一条站立的河滩，在狭窄与宽阔、混沌与丰富的变幻中，诗人顿悟：
乃由新鲜而入永恒
一日有如几千年
几千年又有如一日
更在永恒中保持新鲜
你为智慧的李白留下了悬念
那些经历了人生沧桑又深悟诗之真谛的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去其枝蔓而浓缩精华，在苍朴老道中见风骨含风韵，如方敬的《感怀七首》、彭燕郊的《对镜》、罗飞的《和彭燕郊〈对镜〉》、沙鸥的《哑弦》、安谧的《海梦四首》、胡昭的《清明雨》（《诗刊》1月号）、 公刘的《诗三首》（《飞天》12月号）、蔡其矫的《闽北三首》（《星星》8月号）、高深的《爱在其中》（《诗刊》3月号）、沙白的《无弦琴》（《星星》1月号）、高平的《中国情结》（《诗刊》5月号）都有如是特点。而中青年诗人们则分别以各自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手法表现他们对人生的感悟，刘小平的组诗《鄂西民族的倒影》（《星星》11月号），有一首《绣鞋垫》，“最后的一针，绕过/声声嘹亮鸣啼，针尖一颤/挑破黎明/民歌的血滴落在鞋垫上/绽开了一二片芬芳桃花”，“幸福和豪气/自涌泉弥漫全身/远行人脚踩两片祥云/有什么渡不去的江河/有什么越不过的关山”，他以鲜活的意象表现出爱的魅力和由爱生发的勇气。林莽的《诗六首》（《人民文学》12月号）、宫玺的《世俗与诗》（《星星》7月号、《人民文学》11月号）、韩作荣的《火焰》《诗刊》2月号）、章德益的《诗三首》（《飞天》11月号）、《知识分子》（《星星》3月号、《作品》6月号）、叶延滨的《诗四首》（《星星》11月号）、李景冰的《断章》、林染的《瞬间》（《诗林》1期）、 卓松盛的《消化》（《青年文学》5月号）、 黄以明的《说话的汉墓》（《青年文学》10月号）、张春的《与雪共舞》（《解放军文艺》1月号）、 耿立的《书生》、雪松的《民间艺术》（《青年文学》2月号）、 唐耀生的《穹顶》（《十月》4期）、沈杰的《永久的对峙》（《十月》5期） ，孟国平的《苦难记忆：死亡叙事诗》、徐淙泉的《热爱生活》（《诗神》8月号）、《王家新自选诗》、《郁葱自选诗》（《诗潮》9—10月号）、罗莲的《另一种禅悟》、陈勇的《根与翅》（《星星》4月号）、季士君的《八女投江》、张弓的《谁的母亲》（《诗刊》5 月号）等诗作，都从不同方面并以不同方式告诉我们，人生之海是无涯无际的，而无数樯橹都在寻找自己的彼岸，寻觅的过程是美丽的，击溅起的情感的浪花，在文化观照中五彩缤纷。
在当前的诗歌创作中，不可无视的是女性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生命光辉和艺术潜能。这是一条更明丽更幽深的人生回廊，又是一条更曲折更绵长的文化巷道，我们从中能窥探和启悟的，远远超越诗学和美学的范畴。我们能够隐约感觉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化，是拘囿于历史和社会又试图超越于历史和文化的，从而更尖锐地表现出人性魅力。女性诗歌已经失去了80年代山呼林啸般的女性意识的张扬。我们几乎很少看见那种从自我迷失到自我丧失的心灵痛苦的撞击；我很少看见为伸张人格的独立与自我价值而涂染的理想主义的光环；很少看到在女权主义的浸透中所呈现的灵与肉的分离，也很少看到为寻找灵魂家园而胼手胝足的艰险；很少看到性的裸露，也很少看到为自戕自践而自设的祭坛。也许那个过程不可避免，那种过程是东西方文化猛烈碰撞与急剧交汇中所呈现的美丽的残缺的混容！现在呈现出理性成熟的平稳并在平稳中自然展示的女性文化心理和女性独有的情蕴和风韵。那些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的女诗人——舒婷、李小雨、傅天琳、梅绍静、李琦、张烨、唐亚平、翟永明、王小妮以及她们众多的同代人和后继者，仍在笔耕不辍，以她们温润的情思，浸润一片诗化的世界。虽然女性以先知般的敏锐洞察到男人天意般的世俗，并积蕴了深深的愤懑与失望，然而她们仍在挚诚地爱着，在肝肠寸断般的痛苦中，在荒山冷月般的孤独中，在魂萦梦驰般的思念中，在莺绕蝶飞般的甜蜜中，表现出爱的宗教般的圣洁和虔诚。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是要“挖空心思/使自己变得多姿多彩/年轻、貌美、如火如荼/炮制很黑、 很专心的圈套”（翟永明：《黑房间》）清醒与痴迷相伴相随相克相生，她们终生不可抗拒，同时又在苦苦寻觅爱的升华：“你是谁？谁又是你？ /幽暗的光线一遍一遍照亮了你脸上的泪水/交叉的双手， 光明照耀着白衫/你在重复谁的动作？谁的话语/困扰一个古老主题重获生机”（赵玉丽：《致命的玫瑰》），为了寻找真实而永恒之爱，甚至希望“不灭的灵魂/离体之后即投胎转世/还是永囿于天堂地府/那么/肯定有三维以外的通道/ 令你倍想突破人间格局”（空林子：《三十年悬案未了》）（以上均载《淮风》1期）。她们又不总是想象的天使， 同时也是时间的过客，怀恋青春时便让惆怅与珍惜交融，“难诉秋风，难诉秋风/ 黄叶把自己交于轻轻一梦/我已变得不再是我/你能否接受我这般霜容？”然而爱情已铸成记忆的永恒，“我生命的精华/我宝贵的激情/全被劫掠在那道光中”（张烨：《一个女人的怀旧》），同时又在自恋自勉中走向真实与宽容，自信“出门是大家的太阳/闭门是自己的太阳”， “对俗雅一些对雅俗一些/对阴谋诡计笑一笑/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了”（娜夜：《漂亮的女人晴朗的天》，以上均载《飞天》9 月号）这类作品往往以细密的情思表现出女性文化心理，以其炽烈暖人胸怀，以其缠绵抚人心脾，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篇什，显得漂浮做作，或是过分的矫情而令人生厌。优秀的女性诗人，未必时时处处想着自己是女人，并不时时处处强化和突现女人的特殊性，而诗中却自然呈现女性魅力，她们既不自轻自践也不过分自恋自怜，而是同男性平等地站在人生风景线上与世界对话。假如她们能够“借着幽蓝的月光/云帆飞扬着思念远方的灯盏/那缕缕柔丝织成的飘逸/ 抚摸血液深处生长的一枚红豆”（海莲：《绿色的情韵》载《星星》9月号），那么自会感到生命的充实； 假如她们能够象舒婷那样拥抱《西西里太阳》（《作品》5月号）， 就会发现生活“是艘破冰船/蓝色航道在你眼睛重新开放”， 就会产生至纯至美的诗化感觉：
与你并肩沐浴过的风不是风
是音乐
和你附耳漂流过的音乐不是音乐
是语言
向你问好答你再见的语言不是语言
是绵绵雪崩
抹去一切道路
只余两盏薄灯
假如她们能够象李小雨一样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窥探《小小生命》（《星星》9月号），人在哲学思辨中定位，于是“永远是出发又永远是到达”，就连一滴墨痕也有生命，就会感知“这蓝色的汹涌的海洋里”，“有哪一滴/是我的心/心上的爱情”；就会从一枚《石榴石指环》上，看到“一束瞬间的花在指上缠绕/它闪亮你的梦打开你的命运/在生命背景的最深处/它转过小小面颊火红着说/幸福曾很遥远/但现在很近”。
诗的创作经过十几年的蕴积，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创作格局，这便是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乃至创作方法的多样性与审美特征发展的趋向性相并存。其中一种普遍的审美现象是丰富了意象的精神内涵，以其象征和暗示，使诗更能调动读者的情感经验，使之进入二度创作。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许多诗人努力寻求古典情韵与当代意识的交融，表现出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建构华夏诗歌殿堂的有益的尝试。典雅的意境、飘逸的情致、内在的节奏、和谐的音律，奇丽的山川、遒劲的风骨，都试图溶解于汉字之中，又在汉语思维方式中自然显现。而当前诗创作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其一是对外部世界缺乏关注的热忱，大量作品仅仅是表现自我天地中的回廊曲径和滴水波澜，这类作品中的优秀篇什，自有其审美个性和审美意义，但是一个时代的诗倘若都缺乏大视野大容量，未能在个人情感流动中折映时代虹霓，从而表现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当代人的进取精神和喜怒哀乐，只能证明诗人的孱弱。其二，我们尚未很好地解决继承与借鉴的辩证关系与互补关系，由于片面地或皮相地理解继承和借鉴，导致在创作中或是肤浅地描绘生活抒发感情，或是师古不化地搬用古典诗词中的词语，或是照猫画虎地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造成非驴非马不中不洋的句势。许多诗作内容平淡以过分技巧化来支撑面前，致使意象雷同、语汇雷同、形式雷同，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平庸现象。
在时代浪潮的淘洗中，泱泱诗国应该有史诗般的作品，我在《全国诗歌报刊十年作品精选》中曾说：我们已经不乏莺歌燕舞百鸟啼啭，然而缺乏苍雄辽阔，缺乏器宇轩昂，缺乏力透纸背，缺乏气贯长虹，缺乏激荡灵魂的苍茫大雷雨，缺乏点燃热血的火辣辣的太阳！我们很难一蹴而就，因为这并非是我国新诗建设的孤立课题，而是从属于人文精神的宽广范畴，但富有时代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的诗人，富有真正的诗之才情的诗人，是会走向开阔与辽远的。
199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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