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城市及其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特征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是一种古老而复杂的文明现象，是人类根据自身的生存需要而建构起来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空间整体。当人类开始思考生存的意义，并致力于寻求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时候，最早的城市也就萌芽了。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城市产生的时间在各个地域并不一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村落已发展为城镇，其后800年左右，尼罗河地域也出现了城镇； 印度河流域的城镇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80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大约与此同时出现或更早；欧洲的城市源于地中海岛屿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初露端倪；而西非的城市可能还只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参见〔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第十五章，王民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世界早期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分布在埃及、印度、中国、中美和秘鲁这五个中心地域。
马克思曾指出：城市的出现，“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 页）马克思这一论断，指出了城市产生的一般原理。应该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城市的萌芽情景在各个地域中是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如最早的城市往往是从作为原始宗教中心的“圣地”或部落首领的居所演变而成；又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语中发现的意为城市的字和意为耕地的字，与伊特拉斯坎语中的宇宙秩序符号和中文的“井”字相当类似，可见各地早期城市都与土地分配和宇宙秩序有着很深的联系，城市本身体现着人类在地上建造天堂的形象并藉此决定其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努力（参见〔南斯拉夫〕易婉娜·普里察《中西古代城市比较研究》，载《东南文化》1990年1、2期）。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地区城市出现的时间有先后，发展的速度有快慢，所形成的城市文化也各有特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城市的论述，乃是以西方社会尤其是古希腊城邦为背景的。他把城市看作是受分工制约的历史范畴，随着手工业、商业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之后，就产生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我们依照这一观点去考察西方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便可以看出，劳动分工和商品贸易乃是对西方城市的发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因素，由此而形成古代西方城市不同于中国古代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差异主要通过城市的人口构成、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城乡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方面而体现出来。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城市的起源也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据《轩辕本纪》记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据此，则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中国就出现了城市。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传说的可信性。如仅在河南一省境内就先后发现了城子崖、王城岗、平粮台等五处城垣遗址，经过科学分析和测定，它们基本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约相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根据这些考古发掘资料，再结合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我们便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城市在起源及发展方面有别于西方城市的不同特征，即城市的产生不是源自劳动分工和商品贸易，而主要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第一，军事防御为先。
据《礼记·礼运》记载：“城者，所以自守者也”；“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这与考古发掘的古城址大多为都城这一点正相吻合，它表明中国古代城市最先乃是作为部落首领或国王居住的一个军事防御性的城堡而出现的，而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与古希腊城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而存在的特征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堡中，其经济功能便显得微乎其微，仅仅局限在维持国王及士兵所必须的生存条件这一点上。这从古文献中的“城”与“市”这两个概念最初而且大多是分开使用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城”往往是与“都”、“郭”、“邑”、“池”、“濠”、“隍”、“阙”等字连用，大多体现城的军事防御功能；而“市”则多指定时定点进行的产品交易或交易的场所，它最先仅指国王的谷仓所在地，即宫廷内的“市”，多置于宫廷的后面（北面），后来才扩展为城市的交易场所，这种交易场所在从周代直至西汉的长时期里又大多被限定在城门之外，后来才从城门外转到城内的某些固定场所。
第二，政治统帅为主。
据考古发掘的古城遗址看，其形制大多为正方形；城内布局以宫室为主体，据《尚书·大传》“九里之城，三里之宫”的说法，则宫区占城区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此外，还辅以宗庙、官署和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以及城垣、濠沟等防御设施。这一切都表明这种新的城镇聚落的出现并非原始村落自然成长的结果，而是有意识规划的产物，是作为宇宙的模拟品，作为权力的象征，作为统治工具而出现的。在这里国王是中心，军事防御、宗庙建筑、生活资料以及官署设制等，都服从于国王的统治需要。不仅最早的城堡属于国王的专利品，而且在以后的阶级社会中，历代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等，都以有城垣保护的都邑城池为中心。可以说在大部分时间和空间里，城市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保护地而非下层民众的乐园。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笼罩下，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城市的发生主要来自社会分化而非劳动分工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后来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奴隶制社会时代，即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没有太大改变。近现代以来有关城市历史及城市文化的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既与欧洲古典时代的城市如古希腊罗马城市形成鲜明对比，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商业化城市。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就城市人口构成来看，夏商奴隶制时代的城堡或都邑居民主要是统治阶级即王室、贵族、军队以及为之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其他生产奴隶，独立经营生产的工商业居民阶层根本未能产生；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王室贵族和官僚阶级仍然占据城市人口的相当数量，工商业者的比例虽逐渐有所增大，但作为具有独立政治经济地位的市民阶级出现得很晚甚至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城市文化往往体现为宫廷文化的辐射和延伸，而市民文化特征则不够鲜明。
（二）就城市社会组织来看，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形成与乡村的分离环境，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共同体，尤其是没有出现崭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作为城市社会组织正式结构的固定化、系统化、形式化的职位关系和部门关系也十分微弱。总之，城市本身缺少独立自治能力，而是与乡村共处于封建“王制”的统治之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无不浸透着封建农业经济的社会关系，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在城市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城市文化也就未能形成与乡村相区别的独特个性。
（三）就城乡关系及其所体现的生活方式而言，中国古代城市也未能像欧洲城市那样形成与乡村的鲜明对立关系和崭新的生活方式。欧洲城市的产生主要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因此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意味着和土地、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与乡村不同的社会功能与生活方式。如早在奴隶制时代，古希腊罗马城市就形成了与乡村生活的严重对立与巨大差异，工商业者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阶层，城市居民主要是通过贸易交换方式获得农业产物和生活资料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如剧院、竞技场、图书馆等）和生活设施（如公共浴室等）也相对完备和普及，因此其城市文化也就体现出区别乡村文化的城邦市民文化特征。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的城乡关系则较为密切，正如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与乡村的不分的统一，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宫的营垒，看作经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80页）城与乡还没有明显区别开来， 因此也就未能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方式。城邑里的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物的需求主要是通过国家规定的贡、赋形式获得的；城邑里的奴隶和平民都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这实际上是使乡村关系渗透到城里来，或者说是在城垣里过着乡村式的生活；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未能完全摆脱农业的束缚，形成不了独立的城市经济结构；城市里的公共文化设施和生活设施也较为欠缺，它主要局限在宫廷里而为王室贵族阶级所享有，体现出城市生活方式的宫廷化特征。因此城市与乡村具有文化共享性，所不同的是城市更多地沾染了宫廷文化的色彩。
以上所述，乃是基于现当代城市理论并以西方城市作为参照系统而获得的对我国古代城市的一个一般性认识与概括，它实际上否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文化形态的存在。笔者认为，这种比较考察与总体概括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全面和深刻的。
第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并非一成无变，它在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上也展现出不同的城市风貌和文化特征。如春秋战国时代由奴隶制城市向封建制城市的转变，又如唐五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萌芽，又如宋、明城市市民阶层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城市正以缓慢而沉重的步履在向前迈进，其对各时期城市文化的发展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第二，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中心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如唐宋时代，除了国都之类的政治型城市和边镇寨堡之类的军事型城堡外，也产生了一些政治、经济与文化相融合的综合型城市，以及一些新型或雏形的经济城市或镇市。即使是政治型都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活动也开始突出出来。
第三，就城市人口构成来看，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城市型态中也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说奴隶制时代的都邑主要为奴隶主贵族阶级所盘踞，那么到了封建社会，城市居民的结构则变得更为复杂了，王室贵族及官僚阶级主要集中在都城和主要的政治型城市中，在一些综合型及经济型城镇中，除了“衣冠户”之外，工商业户及各色杂户的成份明显增大。
第四，就宫、城关系和城、乡关系而言，相互联系是其一般属性，但区别和对立也是不可完全否定的。
宫廷固然占领着城市，但宫区和城区毕竟是有所隔离的，城市可以包含宫廷，但宫廷却不能完全代表城市。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虽不严密，但城市人口成份毕竟比乡村复杂，城市生活方式也绝不能与乡村生活完全等同起来。因此，认为城市与宫廷及乡村完全共享一种文化的观点，不免失之笼统。
依照当代城市理论来认识，所谓“城市文化”，本质上可称之为城市居民文化，这是因为城市乃是作为人的意识表现的一种结果。从城市发展的这种本质特征出发，城市文化应是与乡村文化相区别、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式，包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建筑形式、文化景观、文化设施、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是由这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可以说城市文化学乃是一门内涵极其广泛复杂的科学。有人依据我国市民阶级或市民社会形成较晚而且不很成熟的特点，从而忽视甚至否认我国古代城市文化的存在，这是不够合理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市民社会未形成前，城市文化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和阶级的生活方式及与其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城市市民阶级出现后，城市文化则逐渐转向以市民阶级为主体的文化型态了。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和乡村同处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但城市毕竟是一个与乡村有别的特殊社会空间；我们固然承认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文化内涵上存在一些差别，但却不能否认城市文化的客观存在；无论在市民阶层出现前还是出现后，士大夫文人阶级都是作为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城市文化的创造的，因此城市也正是我们考察文人创作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文化空间。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特征，除了以上在比较考察中所见出的有关它的政治化、宫廷化、乡村化等一般性体认之外，我们还可以对其区别于宫廷与乡村的具有相对特殊性的文化特征，做一个初步概括与描述。
（一）综合性。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一个成果，以其新型的自然物和人工物的组合，在一定地域和空间建构起一种新的人造环境，这种环境的集约效应与民族、社会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与农村有别的文化场。在这里，人作为城市的主体与各种信息、能源等因素构成一个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高集聚的有效空间，从而有利于对文化的凝聚、选择、创造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城市显示了它比宫廷和乡村都更优越的条件和更有效的功能。中国古代之都城往往都是作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比如唐代长安城即被誉为世界性文化中心的大都市。这是因为在这里，城市工商业相对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颇为频繁，商贾云集，人文荟萃，流动人口增加，社会交往扩大，既有宫廷文化之辐射，又有乡村文化之渗透，这一切因素的有机交融也就使它变成了一个高集聚、强效应的文化磁场，成为盛唐文化的代表，甚至是世界文化之中心。除都城之外，其它城市也大多是其所在地域的文化中心。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种文化的每一种优点和特点，都会以某种方式反映在城市之中”（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第十五章）。城市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或时代之文化的有效窗口。
（二）享乐性和世俗性。农村生活受自然经济的制约较为严重，因而显得较为贫困、朴素和单调。相对而言，城市生活则比较富庶、奢华和丰富了。这是因为：第一，城市中的王室贵族和官僚阶级的生活主要靠劳动人民的血汗来供给和维持，自然养成了他们的奢侈享乐本性；第二，城市中也聚集了不少富商豪贾以及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财富的积累自然也相应地滋长了这一社会阶层追求享乐生活的风气；第三，适应着城市居民不同阶级或阶层不断增涨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城市娱乐消费设施、场所和形式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如酒店、茶肆、歌楼、妓馆、勾栏瓦肆、通俗文艺等等，使得城市生活变得比乡村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古代之游乐风气之所以多在城市而非乡村滋长和盛行，正因为城市有着比乡村更适宜的土壤和条件。享乐性固然也是宫廷生活的一大特征，但城市生活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显得更为广泛和丰富。一方面包括王室贵族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都把城市作为他们追欢逐乐的生活乐园，另一方面，不断成长的城市中下层居民或市民阶层也导引着城市生活向着世俗化的进程迈进。这一切必将使城市文化烙上享乐化和世俗化的印记。
（三）传播性和流行性。乡村社会受自然环境的阻隔较为严重，乡民居住分散，种族成份单一，村落内部凝聚力较强，但村落之间的社会交往则比较稀疏，乡民们大多只是在重大节庆日或传统风俗活动中才聚集在一起，因此文化在乡村的传播一般比较缓慢，文化的保持性和稳定性较强。比较而言，城市则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空间，居民成份较为复杂，内部凝聚力不强，但社会交往相对频繁，信息量大，有利于文化的“集散”、传播和流行。这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如饮食、服饰、建筑等，而且还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如音乐、歌舞、戏剧、文学等，其在城市远比在乡村的传播速度快，流行面广，更新频率快。宫廷文化和乡村文化也往往借助于城市这个有效空间来传播和发展，同时城市文化的传播和流行对宫廷和乡村也具有较强的渗透作用。当代文化地理学家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把更为都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称之为“流行文化”，并以之与非工业社会的“民间文化”即乡村文化相区别。我们不能称中国古代城市文化就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文化”，但其流行性特征则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