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接受瑞士记者专访阐述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士论文,西藏论文,中央政府论文,专访论文,记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报伯尔尼9月18日电 记者刘进荣报道：正在瑞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今天下午在伯尔尼接受了瑞士《每日导报》国际部主任福格尔、副主任吴伯乐的专访，就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中国对外关系等重大问题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当记者问李瑞环如何评价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时，他说，中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公认最有潜力的广阔市场，中国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情况如何，对亚洲和世界都有重大影响。这些年许多国家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持续上升，一大批外商在中国兴办企业，不正是得益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吗？相反，如果中国搞得不好，比如说陷于贫困和混乱，那么不仅现有的经贸合作将难以维持，许多国家还将遭受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这样说，中国不稳定，世界就难以稳定。中国搞好了，保持稳定和发展，就是对世界的很大贡献。
当记者问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如何时，李瑞环说：由于中国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扩大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也由于我们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因此，近几年来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高层互访增多，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当然，由于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我们同有的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我们相信，在当今这个多样化的世界上，只要大家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谅解，这些分歧不会也不应该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年来，中美关系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更好地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的道德准则、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需要的。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搞别扭、闹磨擦。我们历来认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在国际事务中应当一律平等。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强大，都无权领导别国、指挥别国、欺压别国。一百多年来，中国屡遭外来势力的侵略，饱尝受压迫和奴役之苦。当今的中国绝不会去欺侮别人，也绝不会屈从别人的欺侮。现在，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涉及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美方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其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严肃承诺，中美关系就会得到改善和发展。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相互往来增加，经贸及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有所扩大。我们希望美国珍惜这种好的势头，与中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使中美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
记者问，在西方，人们很关注西藏，并批评中国在那里实行压迫政策和试图消灭西藏宗教和传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中国是以何种方式促进西藏发展的？李瑞环说：所谓中国在西藏实行压迫政策和试图消灭西藏的宗教和传统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根据宪法规定，中国政府对藏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如同对其他民族一样实行尊重、继承和保护的政策。
在宗教方面，西藏人民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10多年来，中央政府拨款几亿元，成功地维修了布达拉宫以及大昭寺、桑耶寺、白居寺、哲蚌寺等一批著名古建筑和寺庙。至今西藏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达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我们严格遵照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新继任的十一世班禅得到西藏宗教界与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和崇敬。在民族语文方面，西藏实行藏汉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的原则。所有的法规、决议、正式文件以及报纸、广播、电视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藏语文都属于主课。
藏语文同时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在重要活动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少数民族语文。在民族文化方面，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抢救和整理工作，全国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的藏学研究机构就有20多个，出版了诸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藏文《中华大藏经》等一批卷册浩繁的重要著作。藏医藏药也得到继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先后整理出版了20多种、上百万册藏医古籍，藏医医术已经扩展到全国许多大城市。关于藏族的艺术，近几年已有多批西藏艺术团到欧洲表演、展出，我想许多人都曾看到。当然，如果说西藏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对。比如，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而现在有了公路、航空、能源、通信、加工工业以及现代医院、文化、体育、公众传播设施。又比如，旧西藏除了寺院教育和个别专为僧官与贵族子弟举办的学校外，没有一所近代意义的学校。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和西藏各级政府40多年来累计投资数十亿元，基本建立起由大学、中学、小学、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等组成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在校学生达27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藏族学生。再比如，西藏藏族的人口，据1953年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为100万，而到1990年增至219.6万，其增长速度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西藏人均寿命也从36岁增长到现在的65岁。这些不都是变了吗？可是这些改变有什么不应该吗？
必须指出的是，西藏最大的变化，还是改变了旧西藏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仅占人口5％的农奴主，占有西藏100％耕地、牧场、森林和山川，完全控制了占人口95％的广大农奴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在这一制度下，农奴主对农奴拥有不可想象的权力，农奴同生产资料一样被农奴主占有，随时可以被转让、抵押、赠送或买卖，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在这一制度下，法律明文规定农奴主可以对农奴施加包括挖眼、削足、砍手、推崖、溺水直至处死等各种刑罚，甚至有的农奴主把人皮剥下来做器具。这一制度的黑暗和残酷比欧洲中世纪的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制度理所当然遭到西藏人民的痛恨和反抗，中国中央政府理所当然要对这一违背历史潮流、违背人权基本准则的制度进行改革。西藏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以这一改革为前提的。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而反对这一改革，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其目的就是抗拒中央政府所主张的改革。如果把这样一种改革视为消灭西藏的宗教和传统而加以反对，那么无异于要西藏永远停留于那种最为落后的社会，要广大藏族人民永远做少数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奴隶。难道这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吗？难道这符合当今时代的人权准则吗？
现在国际上有些人对西藏问题散布了种种错误说法，其中有些人是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而有些人则是故意制造谎言，攻击和诬蔑中国政府，希冀有朝一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些人第一没有道理，第二也没有这个力量，注定是要失败的。
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不对中国的民族状况、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有所了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第一是人数多，各民族加起来近1亿；第二是居住地域广， 仅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加起来就占国土总面积64％；第三是各民族混居程度高，一个民族常常散布于许多地方，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比如藏族共有460万人，其中219万居住于西藏自治区，250万分布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是以各民族的团结为基础的。中国的兴旺，离不开各民族的发展；中国的稳定，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在中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没有各民族的团结，中国就会陷于动乱和分裂，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正是由于民族问题对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对此始终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尽管这几年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十分突出，而中国始终保持了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稳定。这说明我们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做得是好的。
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以何种方式促进西藏发展的问题，由于涉及大量材料和数字，我在这里只能做一个简要的回答。
西藏自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后，中央政府一直把加快西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使西藏在经济和社会面貌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85％，农牧民人均收入增长372％。由于西藏的经济底子薄弱，高原气候和地理环境等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对西藏的经济建设一直给予特殊照顾。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
1.中央支持。40多年来，中央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定额补助、各项建设投资和各种专项补助款，累计达35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补贴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87％以上。为满足西藏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国家在运输距离长、运输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调集大批物资进藏。1959年至1991年，从内地共调进粮食、石油成品油和各类工业品达1000多万吨。
2.各地援助。从西藏和平解放开始，全国其他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即积极从各方面支援西藏建设。仅1984年就集中帮助西藏建设起43个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1994年中央政府专门开会研究全国援藏问题，决定为西藏安排62个项目，总投资达23.8亿元，由于各省市不断追加投资，现已达到30多亿元。
现在有一种说法，即西藏去了很多汉人，那里的藏人正在变成少数民族。第一，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根据西藏经济建设的需要，数十年来，一直有一些内地人员在西藏工作。他们大多是各类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服务期满后，大多返回原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些邻近省份的商贩到西藏做生意，他们数量很有限，极少有人会在西藏定居。直到现在，在西藏的219.6万总人口中，藏族人仍占94.46％，而汉族人为8.1万，只占3.7％，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第二，这种说法也没有道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了多少汉人，而在于怎样才有利于西藏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地人到那里帮助建设是分内的事，根本不应成为什么问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内地人去多还是去少，归根结底还是由西藏建设的需要而定。
3.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国家对西藏在财政、税收、外贸以及农牧业经营等领域所实行的政策比内地都要宽得多、优惠得多。比如，明确规定税收从简从免，2000年前乡镇企业免征所得税等等。在接受国际援助方面，国家也给西藏以尽可能多的照顾和方便。
当然，西藏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西藏要赶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欢迎大家去西藏，亲眼看看那里的变化，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建议和批评。
记者补充问道，对于达赖提出的谈判要求，中国政府持什么态度？李瑞环回答，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已被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决定。对于达赖本人，我们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了仁至义尽。中央多次重申，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但是中央政府的种种努力，没有得到达赖方面的响应。他们至今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立场，仍然不断地为双方的接触谈判设置障碍。大量事实表明达赖方面并没有与中央联系的诚意。
李瑞环还就中瑞关系、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政府组织形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全文完）